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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浅析“秋菊打官司”“秋菊打官司”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著名案例，反映了国家制定法同秋菊讨的那个“说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法律统一性与地方性的博弈问题等。
同时，这个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困惑。
强调依法治国，就必须解释并回答这一问题。
标签：秋菊打官司；法律社会学；国家制定法；说法“秋菊打官司”是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特别喜欢探讨的一个案例。
究其为何如此热衷于讨论这个看似简单的案例，主要是因为隐藏在这个案例背后的矛盾与冲突反映了我国法治的现状：秋菊讨的那个“说法”和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梗概大体是这样的。
秋菊的丈夫和村长吵架，骂了一句“断子绝孙”（村长只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
村长大怒，踢了秋菊丈夫“要命的地方”。
秋菊要村长认错，村长不肯，她就一级一级告状，讨她的“说法”。
后来秋菊难产，村长领了人冒着大风雪，走几十里山路把她抬到县医院，救了秋菊母子的命。
没想到，正当秋菊感恩不尽，等着村长来家吃给儿子做满月的酒席的时候，上级查出了秋菊丈夫被村长打的伤处（但不在下身），派了一辆警车把村长带走了，并对村长处以了十五天行政拘留（依据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1项）。
面对这一结果，秋菊显得异常难堪：她讨的只是自认为符合逻辑的一个“说法”，并不要求政府抓人。
那么我们在此就要提出几个问题：秋菊讨的“说法”到底是什么？秋菊讨的“说法”为什么会与国家的制定法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根源是什么？一、“说法”释疑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不得不谈谈法律意识。
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批评说，秋菊讨的“说法”是愚昧、落后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就能用“愚昧”、“落后”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吗？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那么很明显，秋菊讨的“说法”也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法律意识。
因而，这个“说法”也就取决于社会存在。
第1篇一、案例背景某市一家知名企业A，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研发与生产。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也不断增加，至2022年，企业员工已超过3000人。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劳动争议问题，尤其是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
2022年6月，企业A的一名员工小李（化名）因与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此案涉及企业A的劳动管理制度、劳动合同签订、员工权益保护等多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案例经过1. 事件起因小李于2018年7月入职企业A，担任技术研发岗位。
在入职时，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小李的月工资为8000元，每月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然而，在2022年5月，公司因经营需要，决定调整小李的岗位，将其从技术研发岗位调至生产一线。
小李认为，新的岗位与其专业技能不符，且工资待遇有所下降，遂拒绝接受调整。
2. 争议焦点小李认为，公司单方面调整其工作岗位，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同时，小李还认为，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
因此，小李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撤销调整岗位的决定，恢复其原岗位，并支付拖欠的工资。
公司方面则认为，调整小李工作岗位是出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公司也承认在工资支付上存在一定延迟，但已与小李协商一致，同意补发工资。
3. 仲裁过程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小李的仲裁申请，并依法组成仲裁庭。
在仲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提交了证据材料，包括劳动合同、工资条、工作交接记录等。
仲裁庭依法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辩论。
庭审过程中，小李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合同约定小李的岗位和工资待遇。
（2）工资条，证明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
（3）工作交接记录，证明小李已向公司提交了工作交接报告。
第1篇一、背景介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重要场所。
然而，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以一起典型的网络隐私侵权案件为例，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二、案例概述2019年，某知名网络平台用户甲在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关于自己与前女友乙的感情纠葛的文章，文中详细描述了乙的个人信息、家庭背景等敏感内容。
文章发布后，迅速引发网友关注，乙的隐私权受到严重侵犯。
乙通过法律途径，将甲和网络平台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三、法律社会学分析（一）法律规范分析1. 隐私权法律规范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这为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
此外，《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2. 网络空间隐私权保护规范《网络安全法》第4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这为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社会规范分析1. 社会伦理规范在我国，尊重他人隐私是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
在传统观念中，隐私被视为个人尊严的象征，他人无权侵犯。
在网络空间，这一伦理规范同样适用。
2. 网络道德规范网络道德规范要求网络用户在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隐私，不得恶意泄露、传播他人隐私信息。
（三）法律实施与效果分析1. 法律实施本案中，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隐私权，最终法院判决甲赔偿乙精神损失费。
这表明我国法律在保护隐私权方面具有实际效果。
2. 法律效果本案的判决结果有利于提高公众对隐私权保护的意识，促使网络平台加强自律，规范自身行为。
同时，也为网络空间中的隐私权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社会学角度分析：
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罪犯洪峤被执行死刑
社会学角度来看，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罪犯洪峤被执行死刑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
作为一名故意杀人罪犯，洪峤的行为被视为极其残忍和令人发指的。
他不仅导致了南京女大学生的死亡，还对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造成了长期的痛苦和悲痛。
然而，对于洪峤的判决和执行死刑，也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和评估。
首先，法律是一个严肃和权威的体系，其对罪犯的判决和执行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
在这个案件中，洪峤被判处死刑，这是根据法律规定和程序作出的决定。
其次，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在这个案件中，洪峤的行为被认为是极其严重和令人发指的，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对于罪犯的态度和反应。
在一些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对于罪犯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仇恨，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对于犯罪行为的处理方式和手段。
最后，需要注意到的是，人们对于洪峤的处理方式和手段也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虽然他是一名罪犯，但他的行为也需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进行评估和处理。
我们需要尊重法律和道德，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复杂因素，以及对于犯罪行为的处理方式和手段。
总之，南京女大学生被害案罪犯洪峤被执行死刑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和评估，以确保对于罪犯的处理方式和手段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同时也需要尊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复杂因素。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案例选取一起发生在某中学的校园欺凌事件，通过分析事件中涉及的个体心理和行为，探讨法律社会心理学在校园欺凌问题中的应用。
（一）事件概述某中学初二年级学生李某，因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学习成绩一般。
某日，李某在放学途中，被同年级的王某、张某等五人围攻。
王某等人以李某家境贫寒为由，对其进行辱骂、殴打，并抢走了李某身上的钱财。
此次欺凌事件持续了约20分钟，直至路人路过并报警，李某才得以脱身。
（二）事件后果1. 李某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出现了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
2. 李某学习成绩下滑，逐渐失去自信，对学校生活失去兴趣。
3. 王某等五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拘留，并受到学校处分。
二、案例分析（一）个体心理分析1. 李某：李某性格内向，家境贫寒，导致其在校园中缺乏安全感，容易成为欺凌对象。
在遭受欺凌时，李某的求助行为不足，未能及时得到帮助，导致身心受到伤害。
2. 王某等人：王某等五人可能存在以下心理问题：（1）攻击性：王某等人可能存在攻击性人格，容易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攻击行为。
（2）从众心理：王某等人在欺凌李某时，可能受到同伴的影响，认为欺凌行为是“正常”的。
（3）自我保护：王某等人可能认为欺凌行为可以保护自己在校园中的地位。
（二）社会心理分析1. 校园环境：校园环境中的不良风气，如攀比、欺凌等，可能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2.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如过度溺爱或忽视，可能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进而引发校园欺凌。
3. 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度不足，导致校园欺凌事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三、法律社会心理学应用（一）法律层面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打击力度，明确法律责任。
2. 严格执法：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严厉打击，让违法者付出代价。
3. 加强司法救助：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二）社会层面1. 提高社会认知：加强社会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案件频发。
本文将以一起环境污染案件为例，运用法律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环境污染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和法律问题。
（一）案件概述2019年，某市某县某工业园区内一家化工厂因排放废水超标，导致周边环境严重污染。
附近居民反映，工厂排放的废水使河水变黑、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
经检测，该化工厂排放的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含量严重超标。
在居民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下，当地政府介入调查，并依法对化工厂进行处罚。
（二）案件处理1. 行政处罚：当地环保部门对化工厂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50万元，并责令其立即整改，确保废水排放达标。
2. 刑事追究：公安机关对化工厂负责人进行了刑事调查，并依法对其进行了刑事拘留。
3. 民事赔偿：当地法院判决化工厂赔偿周边居民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二、法律社会学分析（一）社会结构因素1. 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大，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本案中，化工厂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2. 政府监管不力：地方政府在环保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职。
本案中，化工厂长期超标排放废水，但当地环保部门未及时发现和查处，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持续恶化。
3. 社会公众环保意识淡薄：部分企业、个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屡禁不止。
本案中，化工厂周边居民对环境污染问题反映迟缓，未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二）法律因素1. 环保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部分法律法规存在漏洞，导致环境污染案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理。
本案中，化工厂排放废水超标，但相关法律法规对废水排放标准的规定不够严格。
2. 法律执行不力：本案中，当地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行为，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
第1篇一、案例背景某社区居民小区，居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居民，其中以年轻人和老年人居多。
小区内有一栋高层住宅楼，楼内居住着张先生和李女士两位邻居。
张先生和李女士因装修噪音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矛盾日益激化。
社区调解员在了解情况后，决定介入调解，运用法律社会工作方法处理这一邻里纠纷。
二、案例分析1. 问题识别根据案例背景，我们可以识别出以下问题：（1）张先生和李女士因装修噪音问题产生纠纷，导致邻里关系紧张。
（2）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矛盾不断升级。
（3）社区调解员需要运用法律社会工作方法，化解邻里纠纷。
2. 法律社会工作方法（1）建立信任关系社区调解员首先与张先生和李女士进行沟通，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和诉求。
通过倾听、同理心等技巧，建立信任关系，使双方愿意接受调解。
（2）评估问题社区调解员对张先生和李女士的装修噪音问题进行评估，了解噪音来源、影响范围以及双方对噪音问题的容忍度。
（3）制定调解方案社区调解员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以下调解方案：①要求李女士在装修过程中采取降噪措施，如使用隔音材料、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等。
②要求张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噪音产生，如不在室内大声喧哗、不在深夜使用音响设备等。
③双方共同遵守小区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小区环境。
（4）实施调解社区调解员与张先生和李女士进行面对面调解，根据调解方案，引导双方达成共识。
在调解过程中，社区调解员运用法律知识，解释相关法律法规，使双方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5）调解结果经过多次调解，张先生和李女士最终达成以下共识：①李女士在装修过程中采取降噪措施，尽量减少噪音产生。
②张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噪音，共同维护小区环境。
③双方共同遵守小区管理规定，共同维护邻里关系。
3. 案例总结通过运用法律社会工作方法，社区调解员成功化解了张先生和李女士的邻里纠纷。
以下是案例总结：（1）建立信任关系，为调解工作奠定基础。
（2）评估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法律援助工作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中心面临着诸多困境，尤其在社区层面，问题更为突出。
本案例以某市社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例，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案例描述某市社区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8年，主要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宣传等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量逐年增加。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中心面临着以下困境：1. 人员短缺：中心现有工作人员5名，其中法律专业背景的仅有2名，且年龄偏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2. 经费不足：中心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少量社会捐赠，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此外，经费使用缺乏透明度，导致社会捐赠意愿降低。
3. 服务范围狭窄：中心主要针对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但服务范围局限于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缺乏对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4. 法律援助效果不明显：由于人员、经费等因素的限制，中心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成功率较低，且部分案件办理过程繁琐，导致当事人满意度不高。
三、案例分析（一）困境原因分析1. 政策支持不足：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2.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和社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相对滞后。
3. 法律援助队伍素质不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且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4. 社会认知度不高：社区居民对法律援助的认识不足，导致法律援助需求不高。
（二）对策建议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力度，出台相关政策，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2. 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积极争取政府拨款，同时拓宽社会捐赠渠道，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3. 加强队伍建设：招聘法律专业人才，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加强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案例以一起典型的网络暴力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其法律与社会影响。
（一）事件概述2020年6月，某知名网络平台上一名网友（以下简称“网友A”）发表了一篇针对某明星（以下简称“明星B”）的恶意评论。
随后，网友A的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大量网友跟风攻击明星B。
在短短几天内，网友A的恶意评论累计点赞数超过10万，评论数超过1万条。
事件持续发酵，导致明星B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生活陷入困境。
（二）事件经过1. 网友A发表恶意评论：6月1日，网友A在知名网络平台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明星B的恶意评论，指责其品行不端、演技差等。
2. 网络暴力发酵：网友A的恶意评论迅速引起网友关注，部分网友开始跟风攻击明星B，发表侮辱性言论。
3. 明星B遭受网络暴力：在事件发酵过程中，明星B的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账号遭到网友恶意攻击，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 事件引起社会关注：6月5日，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和媒体呼吁停止网络暴力。
5. 网友A道歉：6月6日，网友A发表道歉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6. 网络平台采取措施：知名网络平台对网友A的恶意评论进行删除，并对相关违规用户进行处理。
二、法律分析（一）网友A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权行为包括：侵犯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
网友A在知名网络平台上发表恶意评论，侮辱明星B，侵犯了明星B的名誉权。
因此，网友A的行为构成侵权。
（二）网友A应承担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友A在事件中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网络平台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网络信息的审核和管理，防止网络暴力等违法行为。
本案例中，知名网络平台在事件发生后采取措施删除违规评论，对相关违规用户进行处理，履行了相应的责任。
摘要：在当今网络和媒体发达的时代，对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作社会学分析，对中国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轰动一时的肖志军、李丽云事件，苏力教授曾作过详细分析，但从法律社会学层面上看，并不成功，在其论证的经验起点、论证过程和论证结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法学人去批评、思考和检讨。
一、起点：事件的回顾与再梳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自身逻辑、社会情怀和社会共识
韦伯指出：“社会科学产生于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而且还受到人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愿望的刺激。
” [3]同理，肖志军、李丽云事件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对法律问题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分析和探讨的一个生活标本，我们于其中观察社会各群体的生活状态、抽出社会关注焦点、寻找法律在适应层面上的漏洞、整合社会大众对法律规范的各种主张，这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同时，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必须克服那种拟定片面事实、局限于单一范畴和方法、预定价值倾向、偏重单方利益的做法。
这又如韦伯所说：“某个具体的‘结果’的原因必须从总体条件中去寻找，因为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共同起的作用’(act jointy）才形成某种结果的。
” [4]因此，对肖、李事件来说，它撩起人们内心激情的起始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法律关注、批评和修法建议的各种社会声音、社会背景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这是我们立论的基础和“总体条件”。
（一）成为公共事件的起因：一尸两命—又一个秋菊式的困惑
肖、李事件中的“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就是本事件中由于医方缺少“临门一脚”，坚守“非签字不手术”的规则，导致李丽云及其婴儿非自然的、非
不可抗力的死亡，这无疑是整个事件的起因[5]，是生命的逝去让人伧然落泪而奋笔疾书。
[6]法律人不能有半点轻视这种普通人情感的倾向。
这种情感的基础聚合力是强大的。
首先，这里的权利关注是具体的，李丽云母婴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存在，而非杜撰的“理想的生命体”，所以不存在苏文指出的什么抽象的自由主义和权利口号；其次，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水平使我们在面对任何个体生命时，能回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样一种彻底的人文境界，李丽云母婴的生命是“值钱的”，所以有理由认为规矩应让位于
生命而不是相反[7]。
可以说，即便李之死是“一件事”意义上的（下文将说明肖、李事件在中国不是孤立的），它也未必没有让人反思的价值。
更有社会性意义的是，李丽云母婴之死这个事件不但有足够的论题聚合力而且还有足够的论题散发力。
首先，尽管有个人的特殊因素，但肖、李二人相对贫困的状况与民工身份，难免不让人联想到如“同命不同价”案中农村户口方的吃亏、孙志刚案中孙本人的卑微地位造成的惨剧等。
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不断暴露自身的法律公正问题，这也造就了当事人的弱势地位与媒体关注程度成正比关系的奇特社会现象，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也许正是通过这种
途径得到塑造。
再则，中国古来就有的濡弱谦下的“民情之常性”，在当今社会这也应该是我们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关怀。
其次，肖、李事件还直接或间接反应出当今社会不平衡的医患关系和强弱关系[8]，既即使假定本事件中医生有足够多的如苏文所说的善行如免医疗费、多次规劝肖本人，也实施了许多救治行为等，但人们还是不得不问：肖志军拒签时的无知和心理变态难道只是肖个人的性格使然吗？肖志军对医院的不信任是偶然的吗？管理部门简单一句“非签字不手
术”中就没有权利与权利的异化内容吗？[9]可以说是本事件中的特殊原因与一些社会
普遍原因共同造成了李式死亡惨剧。
也可以说社会底层长期存在的医患紧张关系在肖、李事件中得到一次放大并有点变形的重现。
（二）关注焦点：制度修正—起因后的激情理性
尽管面对的是真实的一尸两命，也尽管有很多弱者的情怀和社会不平的愤慨。
但大多数
人也看到了现有制度框架内医方的合法性和无奈性[11]。
甚至人们很同情医方在规则与社会舆论之间两头受气的尴尬。
人们真正想讨伐的是用生命换守法的笨拙的法律制度。
所以，
人们在哀叹和挽惜之余并没有太多停留在对医方的责难之上[13]，而是更多地思考与追问
制度性问题，也就是“合法制度杀人”问题[14]。
进而想到的是制度修改和完善问题
[15]。
社会大众的“人死而思变”的心态表面上看是由一种低层而粗俗的人情关爱和内心情感所驱动而形成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没有法律素养的感情用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我们去仔细搜集和整理，很多批判和愤者的话语之下隐含的是诸多理性，是激情表达着理性而不是相反，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
”
其实，社会的理性反思之网是完整的。
意欲修正制度的激情之维又涉及到能给法律人带来诸多有价值、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性思考，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与法律方面的系列问题，并不是苏文所轻描的“看似深刻”那样简单。
如：救人的最高宗旨与条条框框的规则限制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特殊领域内医患关系只是一个简单的合同关系吗（社会关系对法律关系的诠释）？肖志军的性格是怎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否让医生既遵守法律又能救人之命（法律的普遍性与事实的特殊性之
间的调和）？悲剧之中是否有医患互不信任的社会根源（法律事件的社会实质）？[16]总之，悲情的刺激、激情的呼吁、理性的思考与合理的建议大致构成了人们对此事件的社会反映之链。
社会公众对本事件的判断、认识和态度在某些法学家看来也许是“山寨版”的，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距，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造成的”。
要真正从问题自身出发，让制度回应社会生活，
那也就有了一个“回归原始”的过程，即要紧贴社会的常理、常情和常识。
而在这方面，一般社会大众的发言水平也许并不比专职法律人差，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
（三）法律人的接棒
总之，上述材料的梳理表明：从李丽云母婴死亡的社会悲情开始，到最后修改现有条规的方案的提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问题自身逻辑”，不但其社会情感的基础是牢固的，社会因素的考虑是充分的；而且法规的修订和反思的思路及具体内容也是符合正常法理逻辑的：它是在不根本动摇现有的“签字手术”制度前提下，以有限的自由法学思想渗入到我国现在在总体上尚属概念法学范畴的制度中去，以部分实质推理方法补充整体意义上的形式推理方法。
所以，社会多元性话语中隐藏着的是一致性和连贯性极强的“总体条件”。
结语
笔者在论文写作结束之前还有二件事要交代，这可让大家来进一步思考本文提出的问题。
一是惊闻已经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就有：“抢救危急患者可不经家属签字”的相关内容。
据有关报道相关专家提出该条款的动机就来源于“孕妇拒签事件”等社会实例和相应的大众呼声[36]。
看来，社会的努力迟早会见实效的；二是最新的调查表明：医方在李丽云就诊过程中并不是“尽了最大努力”和实施了“无可挑剔”的救护行为，相反他们对李丽云之死负有很大责任。
同时，肖志军之所以会拒签，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经常要远远超出学者所能想到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律的文化解释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6王铭铭等：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