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驳“封建论”——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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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案:雍正朝的黑色幽默剧作者:罗杰来源:《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10年第10期发生在清雍正时期的“吕留良案”,是一起比较著名的文字狱。
但奇怪的是,案子搞到最后,令人啼笑皆非,堪称一部黑色幽默剧。
剧中的主角并不是吕留良,而是一名叫曾静的二百五书生。
但事情却是由吕留良开始的。
吕留良是浙江崇德(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从小聪慧过人,8岁就能赋诗作文。
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知名学者,在明朝灭亡后,吕留良多次参加反清斗争,但都没有成功。
胳膊拧不过大腿,吕留良造反不成,就在家收学生教书。
有人举荐他做官,他很傲气地拒绝了。
教书也不清净,那时的吕留良情绪很低落。
情绪低落的人,要么自杀,要么出家。
吕留良选择的是后者,他到寺院里当和尚去了。
在寺院里,吕留良著书立说,他的书里,有不少反对清朝的内容,但他的“反动”读物,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因此,直到吕留良死,也没人注意。
吕留良在庙里写的书,也就是一个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的愤怒文人自费编了些自言自语。
可谁也没想到,有人在无意中读到后,竟成了吕留良的粉丝。
这个粉丝就是曾静。
曾静当时身居湖北,是个落第书生,他偶然拾得吕留良的大作,读后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曾静决定收集偶像的全部作品,欣赏、收藏,甚至模仿。
但他自个儿不去,而是指派他的学生张熙去寻找吕留良的全部书稿。
张熙是个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就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寻找书稿。
这一去,还真就找到了书两本:一本叫《知几录》,一本叫《知新录》。
张熙如获至宝,大老远来一趟,总算没辜负曾老师的期望。
不仅如此,他还有非常意外地收获。
此时,吕留良早就死了,但在找书的过程中,张熙偶遇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双方聊得非常投机。
张熙当即决定,把吕氏的俩学生带回湖南,给曾老师一个特大惊喜。
曾静果然很惊喜,鼻涕泡都差点儿乐出来。
他和张熙以及吕氏的俩学生,一起谈理想,侃人生,大肆评论清朝政治,越聊越来劲,越聊越愤慨,越聊越想谋反。
可几个读书人,手里既没刀又没枪,且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谋反?得拉拢有兵权的人才行啊。
《大义觉迷录》一场皇帝与平民囚犯的大辩论《大义觉迷录》一场皇帝与平民囚犯的大辩论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
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
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
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
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
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
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
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
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
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
”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
”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
简要内容: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
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
雍正驾崩之后,乾隆帝登基,发觉皇考刊行之书诸多不妥,有甚多宫廷鲜为人知的内幕怎可公诸于世,遂严令收回,企图挽回皇家尊严及皇考名声。
但是,错误已经铸成,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对那段手足互相残杀,父子互相猜忌的历史熟稔的缘故。
乾隆登基之后,继承了乃父宽严兼济的行政作风,一方面缓和皇家气氛,拉拢皇家成员,大肆释放乃皇考囚禁的诸位皇叔;另一方面对于敌对的汉人从不手软,制造的文字狱几乎可以问鼎中国历史之最(当然只是前无古人而已)。
而且,其为君王好大喜功,阿谀之词不绝于耳仍不厌烦,虽其文治武功在中华文化五千年史中尚属很高的地位,但是其自夸的浮风足以见证他不是一个务实之人,也不是一个真正为了江山永固而不惜自己的声名的人。
其统治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也是后来中国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甚至其驾崩二百余年之后还有人敢步他的后尘,影响力不可谓不深远!可能这也是皇族的通病吧。
但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乾隆的统治问题,我要说的是,雍正帝作为一个为政者,比他儿子乾隆帝要坦荡的多了。
作为一个一国之君敢于把自己家的丑事拿出来公诸于世,并且跟庶民百姓辩论事件发生的始末,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都觉得雍正的所作所为都超出了一个专制君主的范围,他是中国开辟现代民主制的第一人!可能给大家的印象都是雍正帝通过卑鄙的手段残害兄弟,假仁假义的谋得父皇康熙的认同,用不正当的手段抢得皇位,便觉得他是个万恶的刽子手,是个欺瞒父亲残害兄弟毫无感情的万恶的小人。
《大义觉迷录》都讲了什么?为啥我说这本书很劲爆很搞笑?清朝时,曾出过这么一起奇葩事。
一个民间私塾先生,写了一本书,书里将自己听来的一些谣言整理成册,送给了岳飞第21世嫡孙岳钟琪将军,想要劝岳钟琪造反。
岳钟琪看到书的内容,吓得要死,赶忙将书呈给了雍正皇帝。
雍正看到这本书,气得要死,命人将那个私塾先生曾静押到京城,针对曾静书中对自己的所有谣言,亲自下场逐条辩论,把曾静论的心服口服。
然后雍正将这场辩论整理成书,取名《大义觉迷录》,派曾静公费下乡,全国到处宣传这本书,一下子,把本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皇家秘闻给宣传了出去。
可以说,这真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奇书了,首先这本书是由皇帝亲自撰写的;其次,在书中,皇帝还亲自说了很多本来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了解的皇家秘闻;再次,在这本书里,雍正皇帝展现出了他丰富的学识和辩论能力,可是最后起到的效果却是越描越黑,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去消灭那些谣言。
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本书的推广,使得那些谣言传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
因此,乾隆在登基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召回曾静,将其凌迟处死;第二件事就是收缴全天下所有的《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将其列为禁书。
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呢?首先,第一章是雍正的上谕,在这则谕旨里,雍正说了写这本书并且宣传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尤其是针对曾静所说的“华夷之辩”进行了一番还击。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
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
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
这里主要是说了一堆废话,因为古代写文章,写圣旨,开会,总会在开篇上写一堆没用的废话,夸夸我大清朝是多么的顺承天命,百姓是多么的安居乐业。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皇帝与秀才之辩,一本奇书的诞生与毁灭《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一书根据大量史料中的记载,通过客观的叙述还原了曾静谋反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义觉迷录》的成书过程。
同时,该书结合逻辑展开大胆的推断和想象,展现出当事人的内心状态,对其中的关键因素作了详细分析,并提供了解读清朝文化政策的新视角。
一、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及被劝返的经过1. 曾静图谋策动岳钟琪反清湖南读书人曾静受激进思想家吕留良影响,写书信一封;并派学生张熙前往陕西,送交川陕总督岳钟琪。
曾静在信中罗列雍正皇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等所谓十大罪状,怀疑他继位的合法性;并认为清朝统治者是蛮夷,希望岳钟琪带头造反,把清朝推翻,恢复汉人昔日的荣耀。
2. 岳钟琪上报、曾静落网因有人看见岳钟琪收了张熙的信,加之其为岳飞后人,且因受雍正皇帝重用而遭人嫉妒;故岳钟琪请人旁听自己对张熙的审问,并将情况上报雍正皇帝,希望将张熙送往北京,由雍正皇帝派遣善于审讯的亲信来审问张熙。
生性多疑、害怕有人造反的雍正皇帝决定顺藤摸瓜,搞清事情原委。
他对岳钟琪展开指导,令岳钟琪成功诱使张熙供出曾静。
不久,曾静落网。
3. 严惩吕留良及劝返曾静雍正皇帝认为曾静谋反的根源在于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而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发自内心深处,加之吕留良又对整个满族进行攻击;故雍正皇帝严惩吕留良及其家人和学生,将其或处斩、或流放。
同时,他又决定劝返曾静,以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雍正皇帝向曾静展示有关奏折,显示自己与岳钟琪之间的亲密关系,以使曾静明白岳钟琪不可能反清。
进而,又令曾静阅读和摘录自己批示过的文件,彰显勤政爱民的作风。
最后,雍正皇帝又以问答等方式就吕留良的身份、“夷夏之防”等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欲从思想层面令曾静折服。
他认为吕留良曾考取清朝秀才,实际已无明朝遗民身份;而“夷”、“夏”之分也是相对的,只要能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任何民族都可顺理成章地统治天下。
通过上述措施,雍正皇帝最终成功劝返曾静。
雍正“夺位”乎?“篡位”乎?关于清朝雍正帝继位是否正统问题,历来有争议。
主要争议点集中于雍正是“夺位”还是“篡位”两点上。
如果是夺位,那还好说一点,因为康熙帝没有指定继承人,兄弟几人你争我夺,最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倒也没话可说。
如果是篡位,那就事关得位正与不正之说了。
之所以后世对雍正帝有如此多的置疑之声,是因为根据雍正帝和他几个兄弟的争斗的情况来看,雍正帝的这个皇位应该是别人的,至少是他的同胞兄弟十四阿哥允禵的。
但是到头来却给雍正坐了皇位,因此就许多兄弟老不服气,鼓动朝野势力妄图把雍正从皇位上拉下来,结果是以弱斗强,雍正帝想夺位的兄弟们的失败自然难免。
那么,雍正帝到底是夺位还是篡位?抑或是他的继位是否具有合法性,我们不妨在史料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先说夺位,夺位也得有条件,那就是夺位者的身份必须是皇子或者是皇孙,如明朝永乐帝用武力夺了他的亲侄子建文帝朱允文的皇位,不也被史家堂堂正正地承认吗?据《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册》等史书记载,康熙帝共有35个儿子,成年且受封的只有20人。
在这20个儿子中,到康熙去世时年龄较大、且有争位意图的皇子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褆、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四阿哥允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鋨、十二阿哥允祹、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禵。
需要说明的是,大阿哥允褆,由于在太子废立问题上搞小动作,触怒了康熙皇帝,已被圈禁多年,在此时根本没有夺位的机会;二阿哥允礽作为两次被废的太子,此时正在圈禁之中,自然失去了夺位的资格,而且由于他的两次被废,也使其他的阿哥们看出了康熙帝已然没有了那个皇子继承皇位的定见,所以大家以为,这个皇位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继承,从四阿哥允禛到十四阿哥允禵都是人选之一,就看谁的本事大,能最后坐上皇位。
雍正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行事风格比较低调,虽然他对皇位也是觊觎已久,但他为夺取皇位所做的努力始终没有被康熙皇帝发现,康熙帝眼光只盯着皇八子集团,如通过把皇长子允褆夺爵、圈禁来打击皇八子集团,在皇八子集团中还依附了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鋨、十四阿哥允禵等人。
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民族思想作者:周玲, ZHOU-Ling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刊名: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WENSH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6,19(1)1.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四月) 19852.黄裳笔祸史谈丛 20043.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 19854.雍正大义觉迷录 19835.世宗实录.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谕旨6.诗经·小雅·北山.诗经译注 20027.韩非子·扬权 19628.墨子·尚同上 19939.孟子·梁惠王上 200310.荀子·王制 198311.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春秋公羊传注疏 19901.吴洪琳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大义觉迷录》新解读[期刊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6)2.韩晓洁清代满人入仕及迁转途径考[期刊论文]-满族研究2009(4)3.王记录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期刊论文]-甘肃社会科学2007(4)4.牛海桢.Niu Haizhen简论清王朝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期刊论文]-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2)5.常书红.Chang Shuhong清代满族的根本地位与角色[期刊论文]-满族研究2002(4)6.袁思成.Yuan Sicheng评析满族骑射之变迁[期刊论文]-满族研究2006(2)7.宋舜志雍正的吏治整顿[期刊论文]-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23(1)8.赵维和.邢宝峰满族谱牒研究中相关问题的剖析[期刊论文]-满族研究2008(1)9.李扬颖.LI Yang-ying论清代养廉银制度的嬗变[期刊论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5(5)10.刘彦臣.Liu yanchen美国高校中的满族史教学和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例[期刊论文]-满族研究2007(1)本文链接:/Periodical_wssfgdzkxxxb200601011.aspx。
雍正与思想舆论话语权的另类掌控—以《大义觉迷录》为例张利锁掄要:雍正时期,受帝位合法性危机以及“华夷之分”思想的影响,引发了“曾静投书谋反 案”。
这一事件成为雍正帝加强思想控制,掌控舆论话语权的一个契机。
通过对曾静、吕留良案的 处理,以及《大义觉迷录》的宣讲,雍正帝将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需要相结合,制造新的理论学说,收拾人心,引导思想舆论的指向,以争取汉族士民对清朝政权的文化观念认 同,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雍正;思想舆论;话语权;曾静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有关日本的史籍研究”(11CZS002);河北 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B R2—256)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 )07-0102-06清军人关后,一部分汉族士人宣扬传统“华夷 之分”的思想,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
清初统治者 有鉴于此,为王朝统治长久计,一方面逐渐摒弃苛 政,停止圈地,废除逃人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以 “文教治天下”的传统,隆重师儒、崇儒重道,开 科举、行教育,以笼络汉族士民。
康熙时期,开博 学鸿儒、举山林隐逸,设书局修《明史》,开一时 文教之盛况。
同时,开疆拓土,平定三藩、准噶尔 之乱、收复台湾,文治武功罕有人及,使满汉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然而,历史发展到雍正时 期,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康熙晚年激烈储位竞争中继位的雍正帝,深 受帝位合法性危机的困扰,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以 摆脱困境:一方面清除严重威胁专制皇权的政治利 益集团,如允撰、允搪集团以及年羹尧、隆科多及 其亲信。
另一方面又制造理论、寻找借口,利用以 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在汉民族的深刻影响,掌握话语 权,引导思想舆论,以巩固帝位、强化政权。
其 中,尤以对“曾静投书谋反案”和“吕留良案”的处理,以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最具典型 性。
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投书谋反 案”,及随后的“吕留良案”,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
雍正帝驳“封建论”——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作者:孙雪
来源:《速读·中旬》2016年第02期
摘要:《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的一部文献,是雍正帝为表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对传统“华夷之辨”重新加以解读的产物。
以往研究曾静、吕留良案时,往往集中于华夷观的探讨,而对封建论的论述不多。
本文旨在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浅谈传奇帝王雍正帝对“封建制”的看法。
关键词:《大义觉迷录》;“封建论”;驳“封建论”
1 曾静、吕留良反清案
尽管清朝入主中原八十余年,不遗余力的调节满汉冲突,但汉人“华夷畛域”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始终无法消弭。
终于在雍正六年(1728年)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曾静反清案,并由此牵涉出吕留良案。
1.1曾静、吕留良反清案发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倬(张熙)孤身拦下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即将回府的轿子,仅将书函奉上便触动了这位总督的敏感神经。
书信封面题签称其为天吏元帅,开头注明“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显然这封信件极不寻常。
岳钟琪细读信函,发现信中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并例数其十大罪状;雍正帝继位不合法;力劝岳钟琪“趁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曾静反清案由此发生。
清廷经过周密细致的层层调查,俘获曾静、张熙等一批涉案人员,最终发现曾静反清思想绝大部分是受已故浙江大儒吕留良的影响。
1.2《大义觉迷录》颁行问世
雍正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帝王,他的继位和离世问题一直迷雾重重,充满神秘色彩。
而其在位期间另一件离奇的事莫过于他对曾静、吕留良案件的处理上,将已故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族人和吕留良门人均受到严惩,而曾静却无罪释放甚至从此跻身官僚阶层。
最终雍正帝下令将两年内有关此案的上谕、审讯词以及曾静《归仁说》合成书,取曾静《归仁说》“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之义,命名为《大义觉迷录》。
全书共四卷。
这部御制国书收录了雍正帝本人10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口供47篇、张熙等口供2篇,后附曾静《归仁说》1篇。
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大义觉迷录》最终问世,随后被颁行全
国,近始自天子皇城,远一直可达穷乡僻壤。
它囊括了雍正帝大一统观的大部分内容,但此书亦不乏其对“封建”的看法。
2 “封建论”与驳“封建论”
曾静等继承吕留良衣钵,认为欲治天下,必行井田封建,“然后方可望得治平”。
他自解《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心向井田制,进而将百姓贫穷的原因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和郡县制。
那么曾静、吕留良等人“封建论”具体内容是什么,雍正帝又是如何驳“封建论”呢?
2.1曾静、吕留良“封建论”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曾静等人推崇“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主张废除郡县制,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乘运起来恢复三代井田封建。
指出在今日郡县制下土地尽数被豪门大户所收,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贫穷。
把自己同富户豪族相分别,加之吕留良对《孟子》一章的评解,认为井田制可行,治理天下必须采用井田制和分封制,只有井田封建复了才能造就太平盛世,如若不复井田,在贫富不均的世界里,妄谈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
即已言明必须复三代之井田封建,天下才能安定,反之,在贫富不均之时谈如何治理,根本不是办法。
因此,在曾静、吕留良等人看来在当世贫富严重不均,井田封建未复的世界里,出任官员追逐利禄,简直是对他们自身人格的一种践踏。
吕留良认为“封建者,圣人公天下之制度也;至秦而私有天下,始自郡县,乃傲然君临四海,于是尊君卑臣之后,由此而起,而上下之意思,遂刊然为一大鸿沟;臣僚徒贪禄位,不知去就之义,是皆郡县之余毒也”。
他高度颂扬并极尽向往秦以前的封建制,对此后的郡县制和君臣关系心怀不满,更将官员贪污腐化等官场恶性归咎于郡县制之行。
又吕留良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洞庭湖边因水灾不能安业之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皆亡’之愿”。
实质上是将尊君卑臣、官场黑暗的消极方面、百姓困苦不堪等根源归结为封建郡县制。
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陆生楠不谋而合。
陆生楠曾任江南吴县知县,其在军中借托古人之事盛赞秦统一以前的封建分权之制。
《通鉴论》十七篇有“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
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
皆郡县之故等语”,完全否定了郡县制。
曾静和吕留良否定清朝合法性,力主回复到三代的井田封建制。
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手段,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详之物?盖有所用也”。
他主张用暴力驱逐夷狄,观点挟有鲜明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综上可见,笔者认为,曾、吕“封建论”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和各民族的互相融合。
在清朝大一统格局中主张井田封建是一种历史倒退。
2.2雍正帝驳“封建论”
关于封建、郡县制利弊得失争论由来已久。
其中颇具典型的是柳宗元论《封建论》。
该文中,他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阐明分封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被郡县制取代同样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他将封建制与郡县制存废的关键归结为是否“得人”。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开篇提到郡县制实行2000余年,“合古今上下皆安之”,是“势之所趋”。
在大一统格局的构建中,郡县制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雍正帝并非是郡县制道路上的开拓者,但是他对郡县制必然之论的分析同样精辟入里。
雍正帝反对曾静、吕留良、陆生楠等标榜“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主张,逐条进行辩论。
论及“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首先雍正帝承认三代以前封建制的出现是历史必然。
但这种封建制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是势所必然。
原因是上古三代时期疆域有限,各个国家交往受阻,不通声教,只能在各自有限范围内发展;分封制的出现是“有圣人首出庶物,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
在此情况下,圣人只不过是因其地顺其势而行封建。
其次,他肯定秦以后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制亦是历史发展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之权转移到诸侯、大夫,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涌现出战国七雄。
有鉴于此,封建让位于郡县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此外,他在理论上驳斥了在当世复行封建的可行性,同时阐述了复行封建的后果。
他举了鲜明例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以郡县制治理天下,虽然仅经二世而亡,但郡县制自汉朝以来,历2000余年经久不衰。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又怎么有在距离三代2000多年的今天复行封建的道理?在当世强复封建只能分裂、混乱天下。
因为三代以来的王侯后裔已无处寻觅,那么“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划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最后,他阐述清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超越千古,是“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他举例说明,从前蒙古分为各部落且互相战伐,到元太祖时归于一统,在有明一朝却成为北部边患,而大清太祖皇帝英明神武,吸纳了蒙古部落诚心归于一统。
隐喻清大一统是顺应天时人和,日久逐渐形成的。
妄言复行封建,只能造成分裂割据和历史倒退。
“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封土建邦之制是无法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入侵的。
雍正帝以蒙古为例,明朝年间,蒙古诸部构成明世代边患,明倾尽全国之力防备依然惨遭蹂躏,何况封邦建国后,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又如何能抵御蒙古大军南下入侵呢?他指斥曾静妄图“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陆生楠“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的做法,认为西北、中州诸处如果已经“离析残破,无已自存”,那么身处东南之隅的曾静“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
曾静、陆生楠等人于大一统安宁盛世,“皆以复封建为言”,“实天下所不容也”。
旨在阐明废封建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此外,曾静等人将贫困根源归咎于郡县制,雍正帝的论述更为通达。
对吕留良“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雍正帝将明清进行对比: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烽烟四起,朝廷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而大清一统天下,救民于水火,与民休息,明朝百姓都有“更生之庆”。
他认为贫富不齐是物之情也。
百姓只要能勤俭持家,节俭度日,积蓄定会日积月累,
积少成多;反之,如若游手好闲,奢侈浪费,即是曾有家财万贯,也终可能会一贫如洗。
富户兼并土地,是由于贫民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这与郡县制制度本身毫无关系。
况且从土地兼并的存在时间上而言,自古就有,并非清朝首创,即便是在汉、唐、宋、明的繁荣时代,实现贫富均齐同样是一种幻想。
将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贫富不均归咎于清王朝的统治,显然毫无道理可言。
综上所述,对比曾静、吕留良等封建论与雍正帝驳“封建论”,笔者认为,雍正帝对封建论的批判闪烁着与时俱进的光芒,他详细阐明了郡县制取代封建的必然性,对曾、吕复行井田封建思想一一进行反驳,强调在大一统王朝格局中,推崇地方郡县制完全听命于中央,最终统一于皇帝的大一统主张,能有效抑制地方分裂割据的危险,显然更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历史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