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试论路遥的底层写作近年来，“底层叙事”作为影响很大的一种写作模式，是批评界谈论最多、最热闹的话题之一。
这体现了人们对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关注，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以个人的人生体验为内容的直接写作路遥的底层写作与当下的许多底层写作最大的不同，在于路遥的作品是血管里流出的血，而当下的一些写作者的作品则是水管里流出的水，换句话说，路遥的写作是一种充满热情的、以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为内容的直接的写作，而我们的一些作家的写作则是根据想象来进行的间接的写作。
直接的写作包含着作家自己的情感，间接的写作则是一种冷冰冰的态度。
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直接的体验不仅是作家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前提条件，他们的情感的真挚程度，也决定于这一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沈从文就批评过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诙谐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皆有一种近于故事中人物讽刺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响，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结果留下了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
”这其实也是当下许多写“底层”的“年轻作者”的问题：他们常常把“底层生活”写得匪夷所思，给人一种极其滑稽、可笑的感觉。
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底层生活的感同身受的体验，才会有这种隔膜之感，才会冷冰冰地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写得简单而可笑。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的经验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培养自己与底层人的感情，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充满热情和激情的、令人觉得亲切、可信的写作。
2 作品揭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与那些粗俗地渲染底层生活的落后、阴暗的一面不同，路遥的底层写作却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人物的塑造上。
路遥关注的固然有人物的弱点，包括他们的自私、怯懦、逃避，但是，他从来不屑于对人物的“动物主义”的描写，从来不屑于写一行与性有关的肮脏的文字。
“底层写作”现象及其文学取向作者：张雁泉来源：《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底层写作”是近几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从2002年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至今，在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由微至显的过程：2002年，“底层写作”零星出现，如刘庆邦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等。
2004年，“底层叙事”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叙述大量涌现，至曹征路的《那儿》在《当代》(2004年第5期)发表，底层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同年，在人文界颇负盛名的《天涯》刊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辑，此后并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上海文学》与之遥相呼应。
2005年，“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底层”和底层关怀变成一个主流的叙述，并以积极的民生意识显示了它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底层写作”成为文学界的主题。
但随着“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潮流、随着相关文学作品的增多，其主流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凸显，由此带来了人们对这一文学现象更深层的讨论，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对底层文学主题意义的探讨，对这一写作现象的审视由最初几乎一致的提倡转向了赞赏与质疑并存。
面对众多今昔相悖的论断，我们有必要从这一文学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重新审视其文学意义与发展方向。
“底层写作”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底层写作”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响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引起了关于民生问题的广泛思考。
1996年，《读书》刊发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
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动。
此后，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出版)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洪治纲一、“底层写作”的源起与变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
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
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
[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
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
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
[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
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
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
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
底层文学的真实性中国21世纪初至今，文学批评界有一个较为关注的话题，即关于“打工文学”、“网络文学”等这样的“底层写作”的论争。
争论的中心是该如何准确定义“底层写作”这个新的文学概念。
声音大致有二。
其一：“底层写作”就是：创作者本身就属于社会阶层最底端的人士，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文学写作。
其二：“底层写作”就是：以社会底端阶层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写作模式。
第一个定义的可归纳为：“底层写”，突出写作过程中“人的因素”。
创作者一般应该是当今社会低阶层的代表，生活、工作都是在社会第一线。
认可这种说法的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深圳的“打工文学”和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打工诗选》。
“底层写作”在这里就是：以都市“打工一族”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种表达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
诚如较早关注“底层写作”的评论家蔡翔先生所说：“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就是底层。
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
“底层”不仅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变化，也是随着创作者的身份变化而变化。
即令当初的“底层写作者”，经过知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锻炼，理论水平的提高，也能有一番成就。
对于这些成名后的“底层写作者”，他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生活工作便脱离当初的“底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层次。
第二个定义归纳为“写底层”，为突出文学写作过程中“物的因素”。
行文选材，内容都紧贴社会现实，反映“底层”生存状态。
认可这个定义的先从“底层”的社会学着手：“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下层底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话语权，又不具备完整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
由此推断：知识分子、作家是这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底层人士”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不管作者身份，只要作品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就是“底层写作”。
记叙文的写作模式四种写作文的模板
第一种：层层深入式（最常见的模式）
结构：“入——递（若干段）——合”
首段，开门见山入题；
二段，概括事件；
三段，时间开始；
四段，事件发展；
五段，事件高潮；
……
尾段，照应开头。
第二种：内容并列式（也可称“橱窗展览式”）
结构：“入——并（若干段）——合”
首段，概括性开头，直接入题。
二段，并列内容段A
三段，并列内容段B
四段，并列内容段C
五段，并列内容段D
……
尾段，抒情、议论，照应开头。
第三种：引人深思式（也可称“领悟式”）
结构：“入——事（三两段）——理（一段）——合”
首段，以议论或引用名言开头
二段，叙述事件发生、发展
三段，详写核心部分
四段，……
第五，阐述事理，抒发感想。
尾段，照应开头或引申
第四种：扇屏展开式（也可称“扇屏式”，最后一段是扇轴）结构：“并——并——并……合”
首段，表现中心并列段A
二段，表现中心并列段B
三段，表现中心并列段C
四段，表现中心并列段D
五段，……
尾段，总结中心、揭示哲理等。
第1章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底层写作”显然，认为底层写作是底层者写底层事的观点会把“底层写作”的概念缩小化或范围窄化，从当前的文学现状来看，可以找出这样的“底层写作”的作品数量会很少，“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就很难起到相应的社会效应和得到一定的文学地位。
另一方面，作为底层本身的沉默，需要代言人，很多时候，他们更需要被表述。
我们想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格在1988年对底层民众发出的忧愤的洁问—“属下能说话吗”，依据斯皮瓦格的分析，底层最大的悲哀是他的“失语”，在主流话语霸权之下，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最底端的底层很难具备表达自身的能力，需要代言人，这个使命必然落在掌握话语权利的知识分子手中。
为底层代言，底层写作成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知识分子写底层生活，必然滑向为底层代言的路径上去。
在“学术资源争夺战”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吴亮和南帆都以晦涩的语言大声疾呼:“不能再自缚于我们编织的底层话语之网中，必须让底层自身出场”。
①在当今社会，这可以做到吗?当底层可以自己出场时，他具有了话语权，他就不再是“属下能说话吗?”中的沉默者了，在身份上他还是不是属于底层就必须打个问号。
所以，“底层写作”知识分子的在场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底层写作他者化不可避免。
“底层写作”的显在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更好地去表现底层，关注底层，如何在精神层面上融入底层。
在精神上和被代言者达到共享，在视角上是平视，而不是俯视，并进而发现底层生活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这是一个需要作家深思，评论家深讨的论题。
所以，笔者认为从客体对象考虑，认为只要是写底层的任何人和事、把笔触伸向底层的，就可以被认定为“底层写作”的观念应该是合理而中肯的。
“底层写作”，关乎写作主体的不只是写作者的介入姿态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底层怎样的生活状态，“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它不仅仅只是依靠表现多灾多难、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去吸引读者，写作者应该在表现底层苦难的基础上，挖掘底层者的苦难根源和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在文学层面上，用文学固有的审美去表现底层，并通过文学本身的艺术魅力去吸引读者。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
“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
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
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
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
“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
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
”在国内，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
”“底层”问题在国内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
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
学者刘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
另类的“底层写作”--鲁敏都市小说的一种解读
鲁敏是中国当代都市小说中一个备受瞩目的作家，他的小说尤以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社会关注性。
尽管鲁敏的小说常受到文学评论家的批评，但是他的小说通过深入地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展现出这个社会底层的内在世界，具有一种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力量。
鲁敏创作的小说多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如贫民窟、小作坊、工地等地居住和生活的人群。
这些人们生活贫困、家境拮据、生计艰难，但他们依然努力着、奋斗着，用自己的方式过着生活，这种底层生活状态在鲁敏的小说中被深刻地描绘出来。
鲁敏的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多数为普通打工者、小商贩、妇女、青年等，他们的命运多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生活常常被深厚的阶级积淀所束缚。
鲁敏所描写的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是由疲惫的体力劳动、艰难的生活、残酷的竞争和尖锐的矛盾所构成的。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生活苦涩但不失尊严，他们勇敢面对困难和压力，不断地挑战自我和命运，生命的闪光往往在黑暗中更加耀眼。
鲁敏的小说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方式，表达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内在世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
这种“底层写作”方式，既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又彰显出作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关怀，因此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同时，鲁敏的小说也为底层人民的声音提供了一个表达汇聚的平台，成为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一部分，对于揭示当今社会的多重角度，扩大人们的思考空间有着重要的意义。
底层写作的两种方式《丙生的夏天》围绕着半农半商的丙生，讲述乡村生活中关于欠账、人性、婚姻、土地流转等问题，透露着作者对于现代社会中关于乡村的思考。
《白日焰火》中阿诺和丽莎的情感纠葛，在甜蜜和苦涩的青春岁月中，作者展现了城市中青年工人的成长的代价。
两部作品虽然分别表现了乡村和城市不同人物的故事，但是其深层次的内涵确是映射着现代社会中不同生活轨迹的底层人物的人生。
两部作品所展示的正是底层写作的两种方式：乡村的底层和城市的底层。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关注群体性底层人物的生存体验和情感体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一作为曾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阶段的古老国家，即使到了今日，以群居和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的乡村依然是中国社会存在的重要的形式。
作为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体的乡村，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都以乡村为背景。
陈晓明曾借鉴阿多诺和赛义德“晚期风格”的说法，提出富有中国意味的概念——“晚郁时期”。
他认为：“汉语文学历经100年的现代白话文学的变革与动荡，终于趋向于停息，转向回到语言、体验和事相本身的写作。
”①而乡土作为中国作家最熟悉的生活场景一直都是他们叙述的对象，由此也带来乡土文学的发展。
《丙生的夏天》讲述的就是乡村的故事。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写道：“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
”淳朴和讲究人情几乎是贴在在农村百姓身上的标签，这也是小说中关于丙生的第一个故事。
故事很简单，但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却反映了丙生在物欲社会中所坚守的人情味和淳朴。
丙生的身上没有生意人该有的锱铢必较的精明，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乡土农民的憨厚。
乡村作为以淳朴和人情味维系着的群体，需要丙生这般老实人的存在。
对于现代的社会来讲更需要这种朴实和人情味，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适当的吃些亏，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和谐。
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是丙生的第二个故事。
故事一如既往的简单紧凑，丙生莫名其妙地当上了队委，孰料是狡猾的刘会计的阴谋，村子修路需要丙生这个老好人出钱出力，丙生的从政生涯也不过就是为了修路而产生的昙花一现。
修路是现代社会乡村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过去的泥泞到如今的平整，村子如庄稼一般结出了果实，村民们获得了收获的喜悦。
丙生的善良和为了集体的人性光辉在简短的故事中展现，而这也是现实中对人性中自私自利的暴露。
鲁迅在《故乡》中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②当下，寄希望于他人来达到目的的事时常发生，这是需要警惕和改变的。
在现实中，要走一条充满希望的路，虽然前方会有荆棘和坎坷，但是经历的都会在人生中得到回报。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要走正确的路，虽然方向不同，但交织起来的路网，确是社会得以有序前进的框架。
丙生依然坚守着“翻筐底”的传统和为子女无怨无悔的付出，但在进城进菜的日子中沾染了不好的习气并且出轨了，这是丙生第三个故事。
“翻筐底”象征着丙生对职业操守的坚持，不忘本。
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始有终。
丙生家的生计伴随着子女教育支出而转变，虽然作品中只有寥寥几句，但却形象地反映了无数家庭中为子女而辛苦的父母的付出，这也是值得所有正在求学的儿女们所需要感恩和回报的。
然而“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丙生也同样落入了一夜暴富不知满足的境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己的糟糠之妻。
对于贫穷的厌恶和财富的渴望，是每个人都不能免俗的，人性的贪婪也是同样存在于欠发达的乡村，这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情况，作者也同样毫无保留地揭露了这一社会现实。
对于和丙生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枣花而言，哪怕就像是左手握右手的如此亲密的关系，丙生也没有经得起看起来年轻的小娥的诱惑，将其妻子抛之于外了。
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乡村中留守在家照顾老小的妻子们的境遇，也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二。
诸如“露水夫妻”“出轨”等婚姻问题，始终是社会不可避免的热点，作者对处于弱势一方的枣花命运的感叹和对社会中背叛婚姻的批判是值得深思的。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乡村的土地买卖是当下普遍存在的，不同农民之间的斡旋，夹杂着不同人物的命运，这是《丙生的夏天》最后的故事。
丙生的小姨子榴花，代表着为了多获得拆迁补偿绞尽脑汁的一类人，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坚守土地的丙生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但对于辛苦建立起的乡村的小楼的未来命运，却透露了不舍，正如大多数依恋老家房屋的农民一样。
老卓的女儿小卓，是从乡村“出去”的，背离了她没有眷恋的乡村，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后庄的一个大学生的母亲，没有像之前在农村一样滋润地生活着，患有老年痴呆症并且走失在大城市里，也许就是不习惯纷繁的都市的乡村老人的真实写照。
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们的工作和婚姻问题依然困扰着丙生，老卓女儿的笑话丙生不想承担，这也是乡村中農民思想落后和年轻人对于自身定位错误的映射。
袁朝、大年、老胡之间关于被抛弃土地分割利益的争端，丙生使出了浑身解数并没有解决，新老观念的冲突，新旧人物的矛盾，是复杂的。
面子和票子，注定了事情的复杂。
最后，丙生抽身而出，意识到了枣花的守候是珍贵的，而小娥注定是如浮萍般的过客。
正如大多数人，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和错误，才找到内心真正的安详。
二沈从文在《情书》中写道：“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③这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是青年憧憬的爱情。
短篇小说《白日焰火》写的是阿诺和丽莎的爱情故事，但结局正如大多数青年所经历的那样，甜蜜夹杂着苦涩。
初次相遇，阿诺救下了投海自杀的丽莎，他奋不顾身的英勇之举让两人的人生有了叠合部分。
对丽莎投身大海的描述暗示着她对生命没有了眷恋，但阿诺投身进入丽莎的心海泛起的波澜，却对两人的命运产生了绵延的影响。
阿诺是老实本分工作的普通工人，过着平淡的生活，丽莎则是叛逆少女的代表，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变数和意外。
阿诺帮助丽莎处理各种问题，希望丽莎走上正途，但丽莎似乎毫不在意。
活泼的丽莎爱上了阿诺，但木讷的阿诺似乎没有察觉。
实习结束的丽莎消失在阿诺的视线中，阿诺以为自己逃出生天了，但梦境中阿诺却诚实地出卖了自己。
初次相遇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爱情，这个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作品中对于青年男女的情感描述，正如城市中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女人憧憬着英雄走进生活，拯救自己，而男人则希望生活中有心动的女人给予刺激。
春天来了，再次相遇的阿诺和丽莎，爱情也来了。
阿诺终于诚实地遵从了自己的内心，接受了对于丽莎的爱情。
阿诺的人生变得愈加矛盾，上班依然兢兢业业，下班后和丽莎却做了很多离经叛道之事。
爱情是盲目的，作品中许许多多的事例，在现实中也比比皆是。
阿诺想用爱情让丽莎稳定和成熟，但纵容的爱情，在现实当中给了他当头一棒。
丽莎的肆无忌惮终于使阿诺意识到，他在这段感情中获得的快乐是他渴望的，但绝对不是他所能长久承受的。
“梦境里，白日的焰火依然如影随形，”就像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阿诺构建的“幻想”终究是虚无的，而奋不顾身的爱情如焰火般炽烈，在绚烂的生活里，灼伤了本该冷静的自己。
作者在作品中讲述的关于感情的“白日焰火”，正是对于现实中年轻人的思考：每个人都在追求感情中刺激的体验，但是绝不能飞蛾扑火般失去自己的理智，在现实中，不能如做梦一般肆无忌惮。
阿诺像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青春狂想，意识到了自己的年少无知，终究回归到了现实，远离了丽莎这朵带刺的玫瑰。
醒悟之后的阿诺，回归到了平淡的生活。
命运仿佛跟他开了个玩笑，几年之后，他和丽莎又一次相遇。
丽莎生下了属于她和阿诺的孩子，也了解了关于父母真实的故事，在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之后，浴火重生。
作者在作品的最后，展现了一对年轻男女成長的过程：上学、就业、结婚……层层叠叠，一切都为了活下去，就像阿诺一样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回到了正轨，过起了按部就班的生活。
叛逆的丽莎也成为了母亲，理解了作为父母的真正的意义，终究与社会妥协，变得独立而又成熟。
阿诺和丽莎的第三次相遇，也许这种机会，终将逐渐消散。
在现实社会中，许多普通的青年男女都或多或少有过阿诺和丽莎式的经历，在平凡的生活里挣扎，渴望着随心所欲的自由，这是本我的表现。
在付出了“爱的代价”之后，年轻男女的成长，其实就是一个回归自我和找到自我的过程。
这种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如何，人都将经历挫折和坎坷。
作者在作品里反映了社会中底层青年男女的蜕变，这也是成长给人思考之所在。
三《丙生的夏天》讲述了乡村底层农民的故事，有对乡村底层人物优秀品质的赞扬，也有对人性丑陋的批判。
在这个机械文明的时代，传承自农耕文明的乡村值得用更多的笔墨去讲述其中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应和着大时代的潮流，乡村底层书写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
《白日焰火》讲述了城市中底层青年的成长，用青年爱情的故事，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青年男女成长中关于“我”的寻觅。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如何抉择“我”的身份，如何选择“我”的人生，都是值得去思索的。
乡村需要现代文明的灌溉，才能维持更多对于乡土的坚守。
城市青年需要乡村中淳朴的文化浸润，才能避免迷失自我。
在这个乡村和城市的界限愈加模糊的时代，无论是丙生还是阿诺和丽莎，关于平凡的底层人物的讲述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这也是底层书写对于现代社会意义之所在。
现实是真实而残酷的，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和人生，关于乡村和城市，两部作品给予了我们去思考的空间。
注释：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75页。
②鲁迅：《故乡》，选自《呐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③沈从文：《由达园致张兆和》（一九三一年六月），选自《从文家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