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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021（Serial No.193）贵州省党校学报Journal of Guizho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2021年第3期（总第193期）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吴岸英，林艺芳（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
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
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
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关键词：监察法；监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监督制约机制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3 - 0066 - 10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事关全局的政治改革，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的办理工作。
对于职务犯罪而言，如果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就涉及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在此过程中，产生于监察程序中的监察证据也将随之转化为刑事证据，并受到刑事诉讼中各种证据规则的约束。
在当前工作中，由于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的缺漏，监察证据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成为现实难题之一。
监察证据如何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应符合何种证据合法性标准、应如何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等，这些问题在现实办案中仍然让人疑惑重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
（一）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牛津法律词典》有个关于“非法获得证据”的词目，其释义为“通过某些非法手段而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词典》列有“非法证据”的词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二是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
（二）国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代国家均禁止非法取证。
对非法取证的主体的处理一般都通过实体法和内部的职业道德、纪律予以制裁。
对于言词证据，英、美、德、日、意等国均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一律不能进入诉讼程序，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但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处理则大相径庭，即便是同法系的国家，做法也各不相同。
下面介绍几个主要国家的做法。
1、美国，采取严格排除法。
即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获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一律不予采纳，又根据“毒树之果”理论，用最初非法获得的证据为线索而获得的证据也同样在排除之列，但近些年来，面对日益增多的犯罪活动，美国开始放弃极端做法，增加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之后又有了“独立来源”“公共安全”等例外。
2、英国，采取衡量采证法。
以公正原则为出发，授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维护了公正进行取舍。
法官的职责，一方面，“对于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不应就警察或起诉方获得证据的方式问题，对他们施加惩罚权力。
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可以按民法实行民事补偿；如果证据是合法取得的，但违反了警察行为准则，这是由警察当局去处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女王诉桑”这一判例，确立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初审法官认为证据不利作用超过了它提供证明的价值，那么，法官有不采纳这种证据的自由裁量权。
3、德国，采取部分排除法。
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与“法治国家”的理念为基点，德国总的来说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适用时，法官对侵犯人的尊严和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只有对重大犯罪时才能有所让步。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理解和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证明、运用等方面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
其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是证据规定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将就该问题进行理解和完善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和基本规定非法证据指的是在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损害诉讼各方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获得的、法律不承认的证据。
非法证据不仅会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决结果，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影响司法权威和公正性。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必须是合法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是真实、合法的。
法庭审理案件，应当就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论。
法庭不应当采信非法证据或者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
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首先要考虑的是证据的合法性，合法的证据才能应用于案件的审理中。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情形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法定程序是指在法定的程序规定下行使权利、执行行政行为、进行审判等程序。
若在程序方面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证据就被认为是非法的。
具体情形包括，非法窃听、拍摄、录音等方式获取证据；未经许可进入他人住所搜查，或强制搜查等非法手段获得证据。
这些情况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行政诉讼的主要争议是政府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因此，政府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证据是重要的证明材料。
但是，如果证据是通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获取的，如欺骗、逼迫、胁迫或者诈骗等，就该视为非法证据，需要排除。
（三）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也属于非法证据。
例如，刑事诉讼中，酒精测试可能产生误差，需要符合规定的要求才能采用测试结果；行政诉讼中，调查取证受法律限制，如不能非法搜查、拘禁、刑讯逼供等。
如果证据的取得违反了这些限制，就属于非法证据，需要排除。
三、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完善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困难及解决建议[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过修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这一规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存在着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和该规则确立给侦办案件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的问题和困难。
文章在对上述困难进行总结分析的同时，提出了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三个方面建议，即录音录像制度的完善、律师讯问在场制度的建立以及看守机关和侦查机关管理主体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适用困难；解决建议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难（一）程序性裁判中的刑讯逼供证明责任分配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在针对主诉讼被告人的程序中属于程序性裁判中的事实认定。
在这一诉讼中，公权力机关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诉讼是否有效和合法是这个诉讼需要解决的重点。
“谁主张、谁举证” 是普通诉讼中的一般举证原则，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大致适用的。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性裁判中，在诉讼中权利遭到侵害或有可能遭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提起程序性裁判，在诉讼体制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并往往处于被逮捕被羁押状态，如果要求他们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无异于法律苛求。
况且由于知识缺乏和侦查的隐密性，哪些是程序违法行为他们也很难知道，如果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举证责任，则事实上颠覆了程序性裁判机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这就是将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赋予了控诉一方。
但是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当事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
”这就是说，除了审判人员认为存在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并由控诉方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外，被告方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主体在提起该项程序时，还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而这种限制就是上文提到的“法律苛求”。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篇一一、引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是确保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这一基石的体现，其作用在于确保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变迁，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旨在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该制度要求，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存在的问题1. 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等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和排除存在困难。
2. 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影响了司法公正。
3. 监督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检察机关的监督和辩护人的申请排除，但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导致部分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和纠正。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1. 完善法律规定：应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进行完善，明确非法取证行为的定义、认定标准及排除程序，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2.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各级法院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统一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确保同一类型的非法取证行为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认定结果一致。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的几个焦点性问题摘要：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诉讼活动运行的基础。
证据问题一直是诉讼的关键性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理论和实务界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相对滞后，刑事证据问题的规定过于粗疏和简陋，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缺失必然会造成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诸多问题。
本文也试图去厘清几个焦点性问题，以期达到理愈辩愈明的效果。
把自己一些不太成熟和完善的观点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焦点性问题《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5月30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文简称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的出台给我们解决相关问题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也正是基于此，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给予其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认为它是”改革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成就”1，是”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2，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3，是”吹响了新一轮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号角”4等等，可谓溢美赞扬之词不绝于耳。
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举步维艰的当下，对于这两个规定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同时，在高度评价该规定的同时，也应清醒的认识到：在该规定中也有几个未尽如人意的地方，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和讨论。
一、该规定的效力等级之问题《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五机关共同发布。
从立法主体看，两高是司法机关，有权发布司法解释；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是行政机关，属于国务院下属部门，仅有权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行政规章。
这就使得本规定带有了”混合性质”5（发布主体混合，规定内容混合）。
只能在大体上视之为”司法解释”。
而这种奇怪的混合性质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却并不鲜见，刑事法律规范中比比皆是。
这也可以视为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形式。
究其原因，就在于法的贯彻与执行。
执法不严，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通病。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化解作者：孔磊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11期[摘要]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法院对此规则程序的启动面临着种种的困扰，其实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其本应防范刑讯、保护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的立法作用，既有其立法模糊，自身规则还未具体、明确的缘由，也有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的干扰司法独立审判的种种阻力的缘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是保障刑事程序正义的柱石。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其在司法适用中的实效性，是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这一方面要求在立法上对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的明确细化，通过技术性规则细化证据规则，规范引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另一方面要求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适用程序，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审查程序，减轻被告方提起启动此证据规则的阻力，但又防范其对启动此证据规则权利的滥用，从程序上面减少启动、适用此证据规则所遇到的阻力。
当然，在大的司法环境下，要确保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减少外在力量对司法审判的干扰。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非法证据规则实效性[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1-0060-05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此规则施行后，有学者通过实践调研，考察此规则在中、基层人民法院的具体适用情况，观察其适用的实效性。
学者孙长永、王彪对西部某省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进行了考察。
根据调研情况[1]72-74，发现了以下问题：（一）部分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知存在不足。
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范围、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条件等问题不清楚。
比如有的对“非法证据”持广义的理解，不能对刑讯的内涵和外延有适当的把握[1]21-23。
对“非法证据”“刑讯逼供”概念理解不透彻、不清晰不仅是法官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实证调研后发现检察官、警察乃至律师也有这些困扰。
（二）存在对法进行利己解释的现象。
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司法机关在对法律的模糊地带进行解释的时候，总是会偏向于自己的一方。
关于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进行录音录像的规定，有时侦查机关就灵活运用，只有当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时才进行录音录像。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侦查机关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寻求自身办理案件的最大便利性。
（三）部分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有些法官自身能力不足，就对“非法证据”等概念的精确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2.法官缺少对复杂事物的分析应对能力。
比如对重复供诉的排除问题的认识，重复供诉问题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法官面对法律空白，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没有充足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应对”的能力。
3.法院自身的中立性有待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某些情况下会使得法官受到来自检察机关的压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所起的作用是判断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证据数量的减少会加大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难度。
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有待完善，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刑讯逼供存在查证难与认证难的问题。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之原因综合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过程中实证性不强的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糊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三个规制对象：非法言词、非法实物证据、瑕疵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诉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可见，法律严格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而收集的言辞证据强制予以排除，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规定还是过于抽象，有其模糊之处。
比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这些都是很抽象的词。
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对“刑讯逼供”所做的概念解释也是一种抽象的司法解释。
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就只能通过自己的常识来对这些抽象的词汇进行认定，这也就容易导致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法官对侦查机关侦查方法与手段的合法性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法官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方法的合法与否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这种立法用词模糊性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受到很多的阻力：（1）我国法官群体自身的法律理论素养还有待提高，很多法官没有应对模糊抽象词语的独立思考能力，大陆法系下的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造就的是法官对具体法律条文的依赖。
法官不能形成自己对法条的独立理解而且我国的法律体制也不允许法官形成自己对法条的独立理解从而僭越原本的立法原意。
因此，在碰到那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时，比如不让犯罪嫌疑人睡觉的讯问方法算不算刑讯逼供，比如打犯人耳光，打几个耳光才算刑讯逼供。
这些对法官来说都是难题，法官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并不倾向于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去解决，而通常上报上级法院来寻求解决的答案。
（2）法官在使用模糊词汇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时会受到侦查机关极大的压力。
侦查机关一些侦查方法与侦查技巧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在侦查人员中流传下来的，而且传下来的侦查方法与技巧也被实践证明是有一定作用的。
比如，在逮到犯罪嫌疑人之后的48小时之内讯问犯罪嫌疑人，让他们交代犯罪手法以此来解救受害人或是减少损害结果或是追捕其他的犯罪嫌疑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为了及时获取这些宝贵信息，就需要采用一些非常规方法，比如欺骗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犯罪情况，犯罪嫌疑人你要老实交代，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比如说打犯罪嫌疑人耳光，不让他吃饭睡觉迫使他尽快交代，等等。
侦查机关往往可能就是运用这些方法获取了及时有用的信息，运用这种“毒树之果”的信息解救了被害人，极大地减少了犯罪的损害结果。
那么，法官面对这些侦查方法该怎么办呢，如果法官严格依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欺骗”“刑讯逼供”等的认定，否决了这些侦查方法、取证方式，那么法官面对的将是整个侦查群体的压力，司法实践中，法官哪有这么大的勇气为了自己所认定的公平与正义去否决一个群体所认定的侦查方法，而且这个群体也是为了公众的公平与正义，为了及早地惩治犯罪而采用自己觉得正确的方法。
这对法官来说太难了，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能会让法官认为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一块烫手的山芋而不是一种自在居中的权力。
（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法院的积极性不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与适用主要存在于审判程序之中。
但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我国法院中立性不够，在学者孙长永、王彪所做的实证考察中，刑事案件17 213件，提起证据排除有124件，最终证据排除的有14件。
可见，人民法院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比例还是很低。
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的积极性不高，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法院的积极性不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沿革来看，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对这个规定是消极回应的。
在贯彻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两高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检察院、法院的积极回应。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则。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其实践适用还是少，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司法解释升格为法律条文并不就能解决其适用难问题。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所导致的在实践运行过程中的认定难、查证难问题，加大了法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难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需要申请方提供一定的线索材料。
随着侦查机关侦查方法的改进，出现了“软刑诉”的情况，加大了被告方提供线索材料的难度。
我国的审判实践，犯罪嫌疑人往往通过自己身体上的伤害来向法官证明自己受到了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比如被手铐背手长时间铐住以此导致手腕上伤痕累累，被殴打以此导致自己身上瘀青片片，等等。
这些通常是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受到侦查机关暴力对待，但是随着侦查机关刑讯方法的改进，不留下明显暴力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外在证据，被告人说服法官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即使法官启动了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也会遇到以下的阻挠：刑讯逼供在隐秘地方进行，目击者都是侦查人员，侦查人员抱团应对法庭的调查；侦查周期一般很长，刑事逼供的时间与法庭调查的时间间隔很长，会加大调取证据的困难；法庭进行调查时，面对的是有丰富经验的侦查人员，调查难度会加大；法庭进行调查时会受到多方的阻力与干扰。
还有就是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的，非法证据规则本身不够具体、明确加大了法庭适用此规则的难度。
（三）我国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还没有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到完美兼容我国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弄清楚案件事实，最大限度的还原案件真相，对犯罪者绳之以法，这也就造就了我国的法庭审判重实体而轻程序。
法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最大的公平正义就是要让真相出现，给受害者一个合理的交代。
而当事人主义下的审判模式，法官居中，严格作为法律程序的居中裁判者，而事实的认定与否交给陪审团，所以法官们不用在程序与实体之间进行两难的权衡取舍。
实体与程序之间有时会出现冲突，如果我们制定严格的程序，那么无疑会增加事实认定的难度。
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现实要求，是确立刑诉公平正义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的繁密与否代表着不同的价值选择。
如果我们想要最大限度地查明案件真相、严惩犯罪，那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不要制定的太过于严格；但站在保护人权的角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越完善越细化越好。
立法者需要在打击犯罪与人权保护之间进行价值权衡。
我国也不例外，对非法证据进行区别对待。
但是，我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我国在从严格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转变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分寸与尺度让法官们十分难以拿捏。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的模糊性也使得法官们在适用此规定时左右彷徨，法官们需要更加具体的法律条文依据以及来自两高案例指导所传输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衡量标准的引导。
我国现在对法官的绩效考核，注重法官审理案件的上诉、发回、上访等情况。
如果法官审理的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是发回重审或是导致当事人的上访，这些都是会影响法官的绩效考核，影响法官的升迁、奖金、工资等切实利益。
还有就是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官案件的审理是能够提出意见与进行监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