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零度写作中隐藏的真实情感作者：陈慧旋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8期摘要：罗兰·巴特所提倡的零度写作中性客观，语言独立，文章中没有评论、情感和精神导向，写作者从容冷静地叙述故事，但它事实上与萨特的文学创作理论并不真正矛盾，跟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零度写作中隐匿的作者立场，情感缺位，是有目的地让读者来完成这一补位，而通过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中的“新写实”对日常化的零度抒写以及“先锋”的语言陌生化，感情不介入的实践中，在零度写作的虚拟的真实中，有着可以触碰的感情温度。
关键词：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真实；语言北纬32度18分到北纬34度05分，东经104度15分到120度21分，是中国的秦岭—淮河一线，也是自然地理上中国的，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南方和北方的天然分界线，这是中国地理中的一个重要地理概念，它是1月0℃等温线，也就是零度冰点，自它往北，便是北国风光，冰雪封疆，自此往南，便是暖阳普照，四季如春。
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民俗习惯，在这零度的界限两旁，在各自的温度里呈现的是不一样的风情概貌，橘生淮南，枳生淮北，皆因于此。
温度影响着自然地理，又作用于人文地理，自然的温度中包蕴的万事万物中少不了一份人情的热度，山河锦绣，百川朝海，自然的磅礴大气里点缀的丝丝尘世温情，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
文学中便就真的这样存在有零度范围，零度写作的概念，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作为一次向传统形式观的巨大挑战和反拨，具有中性、自足、饱和、客观的独立品质，它不仅与语言作为工具的交际功能相抵触，还与充斥着人性与创作主体内涵的“风格”相抵触，在罗兰巴特看来，“字词是一种一般形式，它是一个类”，包涵所有个性，又否定所有個性，所有的字词都是不及物的，没有意指，也没有方向，在这个世界里，作者被“宣布死亡”，而这，便是罗兰-巴特所想要的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时期，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了像“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这样新的文学浪潮，在这应时势变迁而生的浪潮里，零度的情感与零度的叙述被运用于创作实践，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现实一种》等，都以一种来源于作者的特殊方式，向读者呈现出一个文学的“真实”。
王富仁访谈录一姜广平：王教授您好！你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应该是你作为鲁迅研究学者的重要标志。
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发表时，我们还在大学里读书，当时，学术界对您的这部主要著作反响极大。
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止一次通读您的这部大著。
邮购或者复印了当时两期《文学评论》，您在文章中明确区分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考察，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客观上说，您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
现在，您对鲁迅如何看？对鲁迅研究的现状又如何看呢？王富仁：至少在我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正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屈原、司马迁这样一些人物，在现当代的中国，鲁迅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传统，而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流变和发展中，则是一类人的生成、存在和发展。
在中国现当代的社会中，鲁迅的传统不是唯一的传统，它是在与其它不同传统的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共存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
但要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传统，正像在中国要消灭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的文化传统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把鲁迅的文化传统当作中国现当代唯一的文化传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想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根本抹去鲁迅的影响，斫断鲁迅传统的文化命脉，也是痴人说梦。
自然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是存在和发展着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又不是唯一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鲁迅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蜿蜒起伏的，鲁迅研究者总希望鲁迅一直热着，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龙头老大，只要坐上鲁迅研究这班车，就会青云直上，成为永远的先锋派，这是不可能的。
它也会有低潮，并且低潮的时候多，高潮的时候少——极少。
但也正是在低潮的时候，鲁迅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才呈现得特别清晰和强烈，并为更多一些的人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多维文化视域中的鲁迅——“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王初薇由厦门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主办的“中日视野下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24日至26日在厦门大学举行。
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前身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日本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日本山形大学、日本福山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与我国海峡两岸各高校、研究机构的近60名专家学者一起，在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厦门大学，围绕“中日视野下的鲁迅”、“鲁迅与日本”、“鲁迅与外国文学”、“鲁迅与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视野下的鲁迅”等学术议题，通过主题发言的方式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日本驻广州总领馆总领事田尻和宏先生、鲁迅先生的孙子周令飞先生、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孙子藤野幸弥先生作为嘉宾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期间，还举办了鲁迅先生与藤野先生家族第三代人的对话、日本东北大学的“鲁迅在仙台”图片展、日本话剧《远火——仙台的鲁迅》选段播映赏析等活动。
鲁迅的仙台时期“仙台时期”被公认为是鲁迅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阶段，也历来受到学界重视。
早在1937年，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对鲁迅在仙台活动的调查和资料收集。
多年来陆续发现的鲁迅的学业履历书、入学志愿书、日俄战争的幻灯底片、成绩表等珍贵资料，都在本次的“鲁迅在仙台”图片展中集中展出。
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来自日本仙台市的两个鲁迅研究专门机构——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带来了厚重丰硕的研究成果。
阿部兼也（日本东北大学）代表仙台鲁迅研究事务局首先对仙台的鲁迅研究史作了系统回顾。
大村泉（日本东北大学）则代表日本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介绍了课题组目前的研究动态。
课题组成员坂井建雄（日本顺天堂大学）和窪俊一（日本东北大学）负责的是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研究：坂井建雄从解剖学研究者的角度细致地考察了鲁迅多维文化视域中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发现鲁迅的部分笔记未提交藤野先生修改，鲁迅明显在幻灯片事件之前就已经失去对医学的热情，并据此推测寒假期间鲁迅在东京的经历可能是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动机；窪俊一指出，将东北大学医学部图书馆保存的当年鲁迅在校时的图书、藤野先生的藏书，及鲁迅同在仙台医专的同班同学的课堂笔记等资料，与鲁迅的笔记作比较，可以弄清当时鲁迅所接受的医学教育，了解当时鲁迅的学习状况。
王富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
王富仁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他的作品不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还富有情感，让读者仿佛亲临现场一般。
他的文章结构合理，段落明晰，使用适当的标题，增强了阅读流畅性。
王富仁热爱文学，对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的文章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文学发展的脉络，还深入剖析文学作品的内涵和艺术价值。
他不依赖于网络地址，避免了文章在这方面的插入。
他也不使用数学公式或计算公式，保持了文章的纯文学性。
王富仁的文章内容独特，避免重复出现，确保了其独一性。
他使用丰富多样的词汇来表达，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他的句式流畅，刻画明确，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情感，仿佛是真人在叙述。
他避免使用依赖图像的语句，如“如图所示”，使文章更加自然流畅。
王富仁的文章严谨认真，内容准确无误。
他避免了歧义或误导的信息，确保了文章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他不必在文章中过多自我介绍，使文章更加专注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题。
王富仁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文章以人类的视角进行写作，富有情感，让读者仿佛亲临现场。
他的文章自然流畅，不像机器生成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他的作品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瑰宝，值得广大读者深入阅读和研究。
文学史：王瑶先生在1980年学会即包头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上，提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
具体是指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对象)、接受主体(阅读和批评)三个层面上，实践和表现着对人的不断的发现。
属性：文学性和历史性，而历史属性是文学史区别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质的规定性。
基本内容：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社会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文学领域里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社团、流派、批评等为主要构成内容。
历史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历程。
一、中国新文学史的开端？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还是从十九世纪末已经开始？80年代中期就有关于“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的论争”，当时钱理群等人正在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在讨论中，多数学者，也主张突破五四的“起点论”。
王瑶先生力排众议，亲自写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的长文，明确表示：“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以‘五四’为起点的。
”唐弢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
1、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是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力才扩大和深入的，才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文学方面：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2、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认为是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开始的。
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启示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实用资料，如教育随笔、日记赏析、句子摘抄、古诗大全、经典美文、话题作文、工作总结、词语解析、文案摘录、其他资料等等，想了解不同资料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 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 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al materials, such as educational essays, diary appreciation, sentence excerpts, ancient poems, classic articles, topic composition, work summary, word parsing, copy excerpts, other materials and so on, want to know different data formats and writing methods, please pay attention!引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其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困境，对于中学生的文学修养和社会觉悟具有重要意义。
颓废、压抑与毁灭——论《废都》的性爱叙事作者：宋桂友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3期○ 宋桂友(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院，江苏苏州215104；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13)［摘要］《废都》饱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当时突破常态的性爱叙事。
其中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压抑颓废与毁灭恰是知识分子用性的放纵对抗社会与国家的结果。
同时，叙述者在庄之蝶与多个女人的性爱叙事中亦明确地把叙事指向瞄向了文化、社会的堕落、颓废而给人的精神所带来的巨大损害的批判。
社会批判主题深刻而震撼。
小说中对于女性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追求主体性的弔诡叙事，也可认为是《废都》女性思考与书写对于此前的性爱叙事文本的超越。
［关键词］性爱叙事；文化、社会批判；颓废；压抑；毁灭［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3-0001-03《废都》堪称是一部名字里就“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的“东方式的《荒原》”［1］21，作者贾平凹采用了能代表中国古代市井和市井之徒特点的古典小说的语体［2］18，既不典雅又不流畅地讲述了一个虽是城市却是农业时代的市井标本的颓废寓言。
《废都》诞生在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理想破灭之后的1993年。
小说表现了叙述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启蒙乌托邦相对于现实愈行愈远的心有不甘，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摈弃理想的庸俗化进程心存不满，对改变现实无能为力的只能进行自我作践的消极对抗。
知识分子对抗社会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颓废，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颓废之至就是性的放纵了。
于是性起而“都”废。
一、性爱与颓废《废都》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一个背景交代，时间上就是思想文化不断变化的1980年代，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说其特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潮流不断地涌进来，以摧枯拉朽之势对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毁灭性的冲击，其结果就是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个体的人开始从群体之中走出来，独立自身，实现自我，甚或对抗群体。
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王富仁）莫泊桑的著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我曾经读过多次。
每一次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悲哀。
我想，假若让我对中学生讲解这篇短篇小说，我将怎样讲呢？我无法讲。
“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吧!”──我会说。
我认为，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说：“让他们对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心灵进行一次审判吧!”不是吗？小说选取的不是我们成人的视点，而是一个与我们的学生年龄相仿的少年人的视点。
一个少年在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世界，观察和感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成年人看待世界、看待人，是与少年人有所不同的。
小说中的“我”是怎样看待于勒的呢？假若我们读过了全文，《我的叔叔于勒》这个题目就会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感觉。
小说中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已经知道了关于于勒的一切，但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目中，于勒还是“我的叔叔”，而不是“我的不走正道的叔叔于勒”，也不是“骗子、流氓于勒”。
在这个题目中，我们感到的是亲切、亲近，一点也没有疏远的感觉。
在这里，于勒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而被称谓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值得尊重还是不值得尊重的人而被称谓的。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
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
”这是一个“人”，一个以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呈现在“我”面前的“人”。
他过去是不是“花花公子”，是不是“无赖”“流氓”，他是怎样落到这么一个悲惨的境地的，对于“我”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当下这个“人”，这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且这个“人”是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三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句，强调了这种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的确实性。
我们成年人经常提出一个人“值得”还是“不值得”同情的问题，但是，这只是我们成年人世界里的语言，而不是小说中“我”的语言，不是童稚心灵世界里的语言。
文学真实论王富仁[摘要]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真实论都是从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但这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观，并非一般文学的真实观。
本文认为，文学的真实观与科学的真实观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真实观，科学的真实观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真实观，关注的是外在于心灵感受的客观的真实性，而文学的真实观是建立在心灵感受基础上的真实观，关注的是内在于心灵感受的一个直感直觉印象整体的真实性。
[关键词]文学真实性语言感受理性真诚自由[作者]王富仁（１９４１—），男，山东高唐人，文学博士，汕头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文化。
一、真实性作为一个文学的核心命题的出现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真实性的问题是伴随着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而成为我们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在２０世纪初年，而在那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刚刚发生不久，在其内部还是流派众多、旗帜林立的，不论在其实际的文学创作成就上，还是在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中，它还不是一个足以与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相媲美的统一而又强大的文学潮流，而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则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为西方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乃至整个社会所注目的巨大文学成就。
中国新文学作家，是以输入西方文学以革新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为己任的，所以不论他们自身的思想倾向和文学倾向是什么样子的，但在理论上，绕来绕去都无法绕开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命题。
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也就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
只要我们将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纳入到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范畴中来考察，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常常谈论的“真实性”的问题，实际并不是“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而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真实性”，并不包含在“文学”的本质属性的内部，而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的质素，是决定其是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
它包含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定语“现实主义”中，而不包含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语“文学”中。
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意味着什么呢？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题材的特征以及作者处理文学题材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常常称之为“创作方法”。
严格说来，现实主义文学是以描绘社会现状及其历史变动为基本文学题材的文学，它既是作家对现实社会人生及其历史变动的感受和体验，满足的也是读者感受和体验现实社会人生及其历史变动的趣味和要求。
这就决定了现实主义文学文本的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的文本是以现实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变动为基本素材的，是以真实地呈现现实社会生活的状貌及其变化为特征的。
它通过艺术的想象不是将读者引领到离现实社会人生更远的主观想象的世界之中去，而是通过艺术的想象将读者更深地引领到现实社会人生之中去，使他们亲身感受和体验自己在其个体的狭隘的日常生活中所无法亲身感受和体验到的更广大或更内在、更复杂的现实社会人生。
正是在这里，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对“真实性”的要求。
这个真实性既是在文本的艺术描写与现实社会人生的状貌与特征的对应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也是在读者的感受和体验中呈现出来的，是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与现实社会人生感受的对应关系中呈现出来的。
不难看到，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要求中，“真实性”才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进入到我们的文学观念之中，并且成了一个具有无限衍生能力的文学元命题，使文学的理论也具有了严格的科学的性质，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性质。
现实主义文学对“真实性”的这种特殊要求，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只要我们回到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去，它的内涵便立即像孔雀展屏一样向我们热情地展露开来。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兴盛和发展的时期，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像一只无形的魔棒将西方资产阶级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时候。
它不但广泛而深入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思想（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包含人的直感、直觉、情感、情绪、思想、意志、愿望和理想等多种因素在内的人的整个主观世界），而且也广泛而又深入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
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生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
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１〕……资产阶级用自己“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改变了欧洲的社会，从而也使欧洲社会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面前陌生化了，成为人们希望感受和体验的对象，亦即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可以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只有这个历史时期，“社会”才是作为一个有着超越于任何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又有着上帝一般的绝对权利和意志的朦胧整体而出现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人、人的性格、人的经历和人的命运，但所有这些偶然性又似乎最终完成了一个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社会历史的必然性。
在现实主义文学之前，文学家们是以包围着他们的自然环境或社会历史上那些贵族英雄为其表现对象的，而到了现实主义时代，“社会”、“社会的历史”才成为文学家们自觉表现的对象。
“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划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２〕巴尔扎克的这篇《〈人间喜剧〉前言》几乎可以说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它所说的实际只有一句话：现实主义作家要成为记录人类历史的书记员，这部历史不是由少数贵族英雄人物创造的政治史，而是人类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参与其中的风俗史。
在这时，文学的题材便开始了有意识的变化，而与这种文学题材的变化相对应的文学体裁的变化则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逐渐取代诗歌而成为在欧洲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
在浪漫主义时代，文学的题材是被作家的主观愿望、主观感情所驾驭的，是为表达作家的主观愿望、主观感情而存在的，读者通过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所要感受和了解的主要是作家这个人，这个人的主观世界，这个人的主观愿望和主观感情，一首浪漫主义的爱情诗只要能够感动读者就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它并不需要读者像了解薛宝钗和林黛玉那样了解作者所爱慕的对象。
但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作家个人的愿望、个人的情感变得并不那么重要了，不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感受、体验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认识和了解身外的“社会”，这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人的命运构成的“社会”，成了第一位的。
“读者”直接关心的不再是“作者”，不再是作者的理想，作者的思想感情，而更是“作者”看到了什么，是“作者”眼中的“社会”以及由这个“社会”所铸造的人与人的命运。
在这时，“社会”被“客观化”了，这个“社会”上的人也被“客观化”了。
这个“社会”是独立自足的，是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发展趋向的，这个“社会”上的人也各自有各自的处境和条件，各自有各自的欲望和要求，因而也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和前途。
不难看出，正是在这里，“真实性”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主要特征。
文学描写应该是“真实的”，应该“像”读者所实际看到的那种“样子”，不能是作家的杜撰，不能是作家的凭空想象，而应当与外部的世界、外部的社会，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是其定语“现实主义”的质素而不是其中心语“文学”的质素，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真实性”（实质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就具有了科学的性质，特别是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性质。
它的科学性质，同时表现在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两个方面：从作家创作的角度，作家是以类似于科学家、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
巴尔扎克在谈到自己的《人间喜剧》的时候，首先谈到的是当时那些杰出的科学著作对自己的启发。
他在列举了一大串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的名字之后说：“布封想写一部书讲述全体动物，他完成了一部卓越的著作，我们不是也该替社会写一部这类的作品么？但自然给动物的千殊万类安设了一些界限，社会却毋需囿于这些界限之内。
当布封描写狮子的时候，他用三言两语把母狮讲完了；可是在社会里，女子不一定总是男性认为适合的妻子。
一对夫妻里面，可能有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
商人的妻子有时堪作国王的配偶，而国王的配偶往往比不上艺术家的妻子。
社会环境有着一些自然界所不允许的偶变，因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
单拿两性来说，社会类别的描写应当比动物类别的描写多一倍。
总之，动物彼此之间，惨剧很少，混乱也不常发生；它们只是互相角逐，没有别的。
人们也互相角逐；可是他们或多或少的智慧把战斗弄得特别复杂。
虽然有些科学家还不愿意承认兽行借一道浩瀚的生命之流涌进人性里面，不过杂货商人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而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
再说，布封觉得动物的生活非常简单。
动物用具少，既无艺术，也无科学；同时人却根据一种尚待探讨的法则，习于把他们的风俗、思想和生活都在一切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设的东西里面表现出来。
吕文奥厄克、斯万迈尔谭、斯巴兰查尼、莱奥缪尔、穆勒尔、哈莱尔，以及其他勤勤恳恳的动物志家虽然证明了动物的风习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不过，每只动物的习惯，至少在我们看来，在任何时代都经常是相同的；可是，国王、银行家、艺术家、资产者、教士和穷人的习惯、服装、语言、住宅，是完全不相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变化。
”〔３〕也就是说，在巴尔扎克看来，人、人类社会，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是一望而知的，而是比自然界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研究的客观对象。
科学的真理是研究的结果，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样的人所看到和听到的随便一点什么样的散碎的生活现象，而是现实主义作家从分散的、零碎的、日常的世俗生活现象中发现出来的更具普遍意义的生活场景及其演变和发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说，读者通过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读到的，不是在自己狭小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早已感到厌倦了的那些陈旧的没有任何新意的耳熟能详的生活琐事，而是透过这些日常琐事所获得的新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是那些开拓了他的生活视野并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的社会人生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