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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抉择更能影响人的前程，没有什么比认识更能影响人的一生。
认识更重要，因为它是抉择的前提，是创造前程真正的出发点。
王选一生中有许多次重要选择，其中有四次选择在他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王选1937年2月生于上海。
他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1956年夏天。
在北京大学二年级选择专业的时候，班上大部分同学选择了纯数学，因为“纯数学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一切科技领域”。
另一项选择是计算数学，这只是一个分支学科，北大也刚刚开设，连教材都缺乏，可谓冷清而荒凉。
王选就选了这个“冷门”。
他后来回忆，其实他注意到，中国1956年1月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周恩来总理也说，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重点技术。
1958年，研究计算机的热潮在中国掀起，留校后曾先后在数学系和无线电系任教的王选，成为国内最早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奠基者之一。
这项选择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
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必蕴藏着人生的远大前途。
至于“冷清和荒凉”，那才是更容易出彩的地方。
但时至1961年，王选因饥饿加上劳累，患重病久治不愈，生命危在旦夕，第二年被护送回上海老家。
在母亲坚持为他请医治疗和精心照料下，生命才出现了转机。
他得以继续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1975年王选三十八岁了，仍病休在家。
还能做什么?就在这年，他做出了又一个重大抉择——决定投身于改变铅字印刷术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究。
这个抉择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于1946年发明了第一台手动式照排机；50年代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1965年德国推出“阴极射线管”三代机；1975年英国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
王选的选择是直接向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挺进。
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妄想一步登天”，还被戏称为“数学游戏”。
但正是这个“数学游戏”，踏上了数字化技术的台阶。
其实他早在1975年便开始向数字化时代挺进。
当时中国连“一代机”都没有研制出来，他的这项选择在今天看来，还可称之为选择了“跨越式研究和发展”。
美国的赫里丝女士，为了给人们找回丢失的自信，发起了一个蓝色缎带运动，她希望能在2000年的时候，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拿到一条漂亮的蓝色缎带，并可以在上面写下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价值的话语。
赫里丝女士到处散发这样的缎带，并进行演讲，强调每个人的价值。
她鼓励大家把缎带送给家人和朋友，谢谢这些在我们四周的人。
因为这些缎带的传送，引发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有一次，一位女士把这样的三条缎带送给了一个朋友，希望他能送给别人。
于是这位朋友送了一条给他事事挑剔、不苟言笑的上司，因为他觉得由于上司的严厉使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后他对这个上司说：“这儿还有一条，希望您可以把它拿去送给另外一个影响您生命的人。
”他的上司非常惊讶，因为所有的员工都对他敬而远之。
在公司里，他的人缘差极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人感念他严苛的态度，把这当成正面影响，来向他致谢，这使他的心顿时柔软起来。
这个上司坐在办公室里，一个下午都若有所思。
一下班，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家，把那条缎带给了他的儿子。
他们父子关系一向不好，他总是忙着公务，很少顾家，对儿子除了责备，好像就没别的了。
那天，他怀着一颗歉疚的心把缎带送给儿子，同时为以往的态度向儿子道歉。
然后他告诉儿子，其实他的存在带给他这个父亲和这个家庭无限的喜悦与骄傲，尽管他从未称赞他，也少有时间与他相处，但他十分爱他。
听完了这些话，儿子号啕大哭起来，扑向了父亲的怀抱。
他说，他一直以为这个父亲从来都不爱他，也不在乎他，所以他觉得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也不喜欢自己，他正准备以自杀来结束痛苦的人生，没想到原来父亲这么爱自己。
这位父亲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差点就失去独生儿子。
从此，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调整了生活重心，重建了人际关系。
就这样，他的生活、他的家庭，都因为一条小小的缎带而彻底改观。
因为有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因为这个提醒使我们接受自己、关爱自己。
我们是可以创造奇迹和不同的人的，不论是谁都有这样的能力。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实验室里仔细地观察锁在笼子里的南美洲毒蛇。
当他抓住蛇头把它拿出来，准备给它抽血化验时，突然毒蛇咬伤了他，殷红的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
他抓起身旁的电话机，却打不通，身边又没有别人。
这时他的头脑十分清醒，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
于是，他找到一些绷带，把伤口包好，拿出实验记录本，把体温表夹在腋下，看着手表，记录下每一阶段的感觉。
“体温很快升到了三十九点五摄氏度……胃剧痛……”汗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淌着，脸上的肌肉不断地抽动。
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燥热，想喝水……突然，他什么也听不见了，耳朵里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出噪音，但他还是顽强地记录着：“睁开眼时，眼皮疼……快四个小时了……”老人的伤口、鼻和嘴开始淌出血来。
“我已经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十分严重……血从鼻子和嘴里淌出来，疼痛消失了，软弱无力，我想脑开始充血了……”
在被蛇咬伤五个小时以后，这位老人完成了自己悲壮的人生。
这篇用生命写成的日记，为后人鉴别诊断蛇毒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一曲为科学而献身的壮丽史诗。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的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博士。
当吉姆·朗恩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研讨会结束后，有人过来对他自我介绍，并说，“朗恩先生，你打动了我。
我决定完全改变我的人生。
”朗恩说：“太棒了。
”来人说：“将来你会听到我的改变。
”朗恩说：“我并不怀疑。
”几个月后，朗恩又回到底特律演讲，同样的人又走到他面前，说：“朗恩先生，你记得我吗?”朗恩说：“我记得。
你就是那个说要改变人生的人。
”“就是我!”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上次研讨会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如何开始改变我的人生，我决定从家庭做起。
我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每个人都希望有的好小孩儿。
她们从来不给我惹麻烦。
可是，我总是让她们受罪——特别是她们的少女时期。
她们很喜欢到摇滚音乐会看她们最喜爱的歌星。
我总是刁难她们。
她们问我可不可以去，而我总说：‘不，音乐那么嘈杂，你们会变成聋子，不可以和那群乱七八糟的人鬼混。
’”“然后，她们会一再要求：‘爸，我们很想去，不会给你惹麻烦。
我们是好女孩儿，让我们去吧!’”“在她们苦苦哀求之后，我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给她们，说：‘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到那种鬼地方。
’我决定从那儿改变我的生活。
”他又说：“我这样做了。
不久前我听到广告说她们最喜欢的歌星要到我们城里来。
你猜我做了什么?我到音乐厅买了票。
之后，当我看到女儿时，我就把信封给了她们，说：‘女儿们，你们可能不相信——但这信封里有你们听摇滚乐的票。
’她们难以置信。
我又告诉她们一件事。
我说：‘你们不必再哀求我了。
’我的女儿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要她们答应在去演唱会之前不要打开那个信封，她们同意了。
演唱会那天，当女儿们到了那儿，打开信封，把票拿给服务员，服务员说：‘跟我来。
’当他把她们带到前头时，女儿们说：‘等等，是不是错了?’服务员说：‘没错，跟着我。
’最后，她们到了第十排中间的位子。
女儿们非常惊讶。
那晚，我决定晚点才睡，到了午夜，她们果然嬉闹地通过前间。
一个过来坐在我膝上，一个用手绕着我的脖子，她们两个人都说：‘爸，你一定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爸爸之一!’”如果你决定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应该从改变态度开始。
孩子初中毕业便辍学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父亲料理修车店，他的工作是接待和收费。
有位顾客对父亲说：“老板，你后继有人了!”父亲答：“不，我不能让孩子跟我学修汽车。
”
孩子后来问父亲：“为什么不让我跟着你学修汽车呢？”父亲说：“汽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
人要比汽车重要多了，而且也丰富生动多了。
”这是一位汽车零件制造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
他说那时候是多么希望自己能跟着父亲学修汽车。
但父亲偏偏收了一个外村的徒弟，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为此，父亲和母亲吵得不可开交。
他那时候也恨父亲把技术传给别人，就等于自砸饭碗，何况自己的儿子对汽车有着浓厚的兴趣。
记者问他现在还恨么？他笑着说：“我父亲说的对，我不能跟着他学修汽车。
”
他历数了影响并支持自己创业的四个人，他们全是自己当年的客户。
第一个人是位制造商，当年曾多收了他的钱，第二次来时把多余的钱还给了他，后来就经常来修车。
再后来他成了一家电缆厂的老总。
第二个是位妇女，她的车的夹缝里有一沓钱，是他发现并交还了她，他后来知道她的丈夫就是城里一家银行的行长。
第三位和第四位是山东籍的跑长途运输的兄弟，他们的车坏了，但没有足够的钱维修，而车上的从福建运来的柑橘却不允许耽搁太久。
他自作主张地只收了维修成本费。
这四个人后来就成了他创业的“发轫”。
山东籍的两兄弟给了他信息，电缆厂的老板低价提供给他宽敞的闲置厂房，而那个妇女的丈夫贷给他宝贵的一百万元的创业资金。
对于一个修车者来说，他认为接待和收费要比修车重要，这在常规之外，又在常规之中。
那么想想我们的工作吧，到底什么最重要？。
在1993年10月的一个清晨，朗达·吉尔看到四岁的女儿戴瑟莉怀中放着九个月前去世的父亲的照片。
“爸爸，”她轻声说道，“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丈夫肯的去世已经让她痛不欲生，但女儿的极度悲伤更是令她难以忍受，朗达想，要是我能让她快乐起来就好了。
戴瑟莉不仅没有渐渐地适应父亲的去世，反而拒绝接受事实。
“爸爸马上就会回家的，”她经常对妈妈说，“他现在正上班呢。
”她会拿起自己的玩具电话，假装与父亲聊天儿。
“我想你，爸爸，”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肯死后朗达就从尤巴市搬到了利物奥克附近的母亲家。
葬礼过去近两个月，戴瑟莉仍很伤心，最后外祖母特里施带戴瑟莉去了肯的墓地，希望能使她接受父亲的死亡，孩子却将头靠在墓碑上说：“也许我使劲听，就能听到爸爸对我说话。
”后来有一天晚上，朗达哄戴瑟莉睡觉时，戴瑟莉说：“我想死，妈妈，那样我就能和爸爸在一起了。
”“上帝呀!帮帮我吧，”朗达祈祷着，“告诉我该怎么办。
”1933年11月8日本该是肯的二十九岁生日。
“我们怎么给我爸爸寄贺卡呀?”戴瑟莉问外祖母特里施。
“我们把信捆在气球上，寄到天堂去怎么样?”特里施说。
戴瑟莉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她选了一个画着美人鱼的气球，图案的上方写着“生日快乐”。
以前戴瑟莉经常和爸爸一起看美人鱼的录像。
在墓前摆放鲜花时，戴瑟莉口述了一封给爸爸的信。
“生日快乐，我爱你，想念你，”她说着，“但愿你在天堂能收到这个气球，在我一月份过生日时给我写回信，好吗?”特里施将那段话和她们的地址记在了一张小纸片上，裹上一层塑料，最后戴瑟莉放飞了那只气球。
将近一个小时，她们就看着那个闪亮的光点慢慢地越飘越远、越变越小，戴瑟莉却兴奋地喊道：“看啊，爸爸收到我的气球了!”才不过几分钟，那气球就不见了。
“现在爸爸要给我写回信了。
”戴瑟莉说着向汽车走去。
在一个寒冷有雨的11月的早晨，在加拿大东面的爱德华王子岛上，三十二岁的维德·麦金农准备出去打猎。
他是一位森林管理员，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美人鱼镇上。
方志敏，原名远镇，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
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南昌市郊创办农民协会。
1927年夏，方志敏回到家乡弋阳县，以“两条半枪”起家，发动数万农民在1928年初举行暴动，又在1929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
在方志敏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
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拍手笑道：“哈，是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说着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结果，他们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枝钢笔。
方志敏冷冷地说：“你们是从我身上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不相信，一个兵用刺刀把他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挑开，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另一个兵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方志敏冷笑着说：“我一个铜板也没有。
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发财的!”国民党士兵又把方志敏的鞋和袜子翻了一遍，并在周围草丛里寻找了一番，仍然一无所获。
这时，他们才相信，在这个“大官”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方志敏从事革命斗争10余年来，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却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
妻子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做演出服，马上被方志敏批评了一顿，并要求立即送回。
他被囚期间，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他马上转送给狱中生病、饥饿的难友。
国民党送来让他交代的纸笔，被他用来写出许多宝贵的文稿，并秘密托人通过鲁迅等关系转送给了党组织。
方志敏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也正是他高尚品格的写照。
1920年，有一个年仅11岁的美国男孩儿在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
邻居向他索赔12美元。
在当时，12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它足足可以买一百二十多只能生蛋的母鸡。
小男孩儿闯了大祸，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赔偿邻居，于是小男孩儿向父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父亲很平静地对他说：“孩子，这是你的错，因为是你把人家的玻璃打碎的，你得对自己的过失负责。
”
男孩儿很为难地说：“爸爸，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去赔人家，我怎么负责?那可是12美元啊!”“这不要紧，”父亲递给了小男孩儿12美元说，“这些钱我可以借给你，但一年后你得还我。
”
从此，为了这12美元，小男孩儿开始了艰苦的打工生活。
他去帮人家搬箱子，他满街去叫卖……他干的每一件事都很认真。
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挣够了12美元。
当父亲从他的手上接过那12美元时，摸着他的头笑了……
这个男孩儿就是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使之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实际是在对自己负责，对社会的负责，这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呢?。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广东琼山(现属海南省)人，字汝贤，号刚峰。
他一生刚直不阿，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
海瑞出生于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殷实。
他仅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
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
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
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
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
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
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
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淞江淤塞所致。
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淞江及其支流。
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
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
徐阶曾对海瑞有恩，已经告老还乡，但他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
徐阶怕一点儿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
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
许多京官纷纷为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依法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
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组织人员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不久，海瑞竟被罢了官。
但他自己却依然生活得很俭朴清苦。
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不住豪华的住宅，不许大摆宴席。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
他的遗物只有一只破箱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
连前去查抄他的仇人都被感动了。
他出殡时，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
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佘艳。
她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八年，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话是“我来过，我很乖”。
她自愿放弃治疗，把全世界华人捐给她的五十四万元救命钱分成了七份，把生命当成希望的蛋糕分给了七个正徘徊在生死线上的小朋友。
我自愿放弃治疗她一出生就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她只有收养她的“爸爸”。
1996年11月30日，正是当年农历10月20日，“爸爸”佘仕友在永兴镇沈家冲一座小桥旁的草丛中发现被冻得奄奄一息的这个新生婴儿时，发现她的胸口处插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10月20日晚上12点。
住在四川省双流县三星镇云崖村二组的佘仕友当时三十岁，因为家里穷一直找不到对象，如果要收养这个孩子，恐怕就更没人愿意嫁进门了。
看着怀中小猫一样嘤嘤哭泣的婴儿，佘仕友几次放下又抱起，转身走又回头，这个小生命已经浑身冰冷哭声微弱，再没人管只怕就没命了!咬咬牙，他再次抱起婴儿，叹了一口气：“我吃什么，你就跟我吃什么吧。
”佘仕友给孩子取名叫佘艳，单身汉当起了爸爸，没有母乳，也买不起奶粉，就只好喂米汤，所以佘艳从小体弱多病。
春去春又回，如同苦藤上的一朵小花，佘艳一天天长大了，她出奇地聪明乖巧，乡邻都说捡来的娃娃智商高，都喜欢她。
尽管从小就多病，但在爸爸的担惊受怕和精心呵护中，佘艳还是慢慢地长大了。
命苦的孩子的确不一般。
从五岁起，她就懂得帮爸爸分担家务，洗衣、煮饭、割草，她样样做得好；她知道自己跟别家的孩子不一样，别家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自己的家里只有她和爸爸，这个家得靠她和爸爸一起来支撑，她要很乖很乖，不让爸爸多一点点忧，生一点点气。
上小学了，佘艳知道自己要好学上进，要考第一名，不识字的爸爸在村里也会脸上有光，她从没让爸爸失望过。
她给爸爸唱歌，把学校里发生的趣事一样一样讲给爸爸听，把获得的每一朵小红花仔仔细细贴在墙上，偶尔还会调皮地出道题目考倒爸爸……每当看到爸爸脸上的笑容，她会暗自满足：“虽然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也有妈妈，但是能跟爸爸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也很幸福了。
他从来不相信算命、预测之类的玩意儿，但他还是来到这个号称“明镜长老”的僧人面前。
这个老僧虽然瘸着一条腿，却是家乡县城颇有名气的人物。
他沉重地叹息着，诉说自己的不幸：几乎打懂事时起，就没人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
长大后高考落榜、竞聘下岗、妻子离异……世界对他来说冷得像个冰窖。
他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看破了红尘。
老僧静静地听着，微眯着的老眼满含玄机。
他讲完了，眼巴巴地等待着老僧为他指点迷津。
老僧慢悠悠地捋着胡须问道：“这世上真的没谁在意你、关爱你吗?”
“没有。
”他坚定地摇着头。
老僧似乎失望了，眼中凝滞着一层悲哀。
良久，才举起指头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问：“打从儿时上学到十八岁高中毕业，这期间真的没人照顾你、负担你的生活费和学杂费吗?”
他一怔，想到自己蹬三轮车的父亲。
上小学六年，不论风霜雨雪，都是父亲呵护接送。
母亲早早去世，父亲又当爹来又当娘，为他洗衣做饭，把他拉扯大。
父亲十年没添新衣，寒冬腊月里，双脚冻得红肿流血还在蹬车为他挣学费。
父亲说：“再苦也不能误了孩子读书……”
第二问：“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病有灾。
你生病的时候，难道也没人坐在你的床边?”
他脸红了，仍然想到自己的父亲。
那年上高二，他得了急性肾炎，在医院躺了一个月，父亲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
为了凑齐住院费，老人家还偷偷地去卖了血，当医生怀疑他是肾衰竭时，父亲哀求医生说：“只要能治好我儿子，我愿意捐肾……”
第三问：“当你落榜、下岗、婚姻变异遭受挫折磨难时，真的没人与你共渡难关?”
他低头无语，还是想到自己的父亲。
落榜时，他在家躺了三天，父亲硬在他的身旁坐了三天，好言好语宽慰他，好茶好饭送到他手边。
下岗那年，父亲掏出自己积攒的两千元钱，帮他租了一间书报亭……
他抬起头迟疑地对老僧人说：“可是……他、他是我的父亲呀!”
老僧问：“父亲的恩惠就可以不算恩惠吗?”
这一问，像重锤敲击他的心灵。
是呀，他真的从没把父爱当一回事儿，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对儿子的恩惠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他想起自己读初一时同父亲拌嘴负气出走的事。
那天，他在街上游逛了一天，饿得眼冒金星，他向卖馍的街坊大伯讨了一个馍，居然感激涕零地说：“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恩情……”父亲的养育之恩难道还不如一个馍?
老僧人说：“孩子，学会感恩吧!一个连父恩都不记得的人，怎会记得苍天给你的雨露、大地给你的五谷?怎会记得朋友移到你头顶的伞、路人给你的笑容?还有小鸟对你的歌唱、微风给你的爱抚……”
他面红耳赤，惭愧地向老僧作一长揖，告辞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