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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对南诏国宗教的认同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来源：不详作者：侯冲784 人关注打印转发投稿大理国对南诏国宗教的认同——石钟山石窟与《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绘《梵像卷》的比较研究侯冲剑川石钟山石窟被誉为“是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精心雕刻的佛教艺术的杰作，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艺术瑰宝，是刻在石头上的一部有待解读的大书”，张胜温绘《梵像卷》被认为比《南诏德化碑》更重要，“是南诏大理国第一件重要史料宝藏””，而且它们与《南诏图传》一样都被誉为“南天瑰宝”③。
在将石钟山石窟与《南诏图传》、张胜温绘《梵像卷》作比较研究后我们看到，大理国时期成画的《梵像卷》与石钟山大理国时期刻凿的数窟石刻造像，不论是题材还是造像艺术，都有明显受南诏时期成画的《南诏图传》影响的痕迹。
现存《南诏图传》虽然是大理国初期的摹本，却与大理国时期成画的《梵像卷》和大理国时期刻凿的石钟山石窟造像一样有南诏时期的图像甚至是南诏王者造像。
如果仅只是依照历史发展顺序，从南诏国与大理国宗教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解释，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看法。
在对大理国时期石刻像和绘画中的大量南诏时期造像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大理国对南诏国有着强烈的认同倾向。
云南历史上蒙、段并称，宗教认同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大理国摹本《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中的《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包括《图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
《文字卷》所录中兴二年敕文说：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弈代相传，敬仰无异。
因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
然而朕以童幼，未博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
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
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奏。
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
敕文说得很明白，中兴皇帝因年幼无知，不知是哪个僧人最先把佛教传人南诏，而他又“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便布告天下，让“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速宜进奏”。
孙太初南诏、大理国号考唐、宋时期，蒙、段二姓，建国称王，先后垂五百六十余年。
称蒙氏之国为“南诏”，段氏之国为“大理”，已成习惯之词，而其确切的国号叫什么，还未见有人专门加以讨论。
史书对于南诏、大理国号，记载也多歧异，往往将地名、封号与国号三者混淆不清。
本文根据文物和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以供治蒙、段史的同志参考。
蒙氏建国号于何时，正史、野史和方志的记载不一致，当以正史所记较为可靠。
野史的记载，多半源于民间传说，或抄袭正史之说而加以附会臆改，不尽可信。
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其影响之广泛，远非正史所及，所以不可不辨。
野史于蒙氏之建立国号，都说始于细奴逻时，但名称各异。
李京《云南志略》云：“蒙氏名细奴逻，城蒙舍之陇于图而都之，国号大蒙，自称奇王。
云南建国称王始此，唐贞观三年也。
”张道宗《记古滇说集》云：“王孙名奇嘉者，以蒙号国也.”王格本《南诏野史·大封民国》云：“奇王蒙氏，始唐高宗永徽三年乃建都蒙舍，筑城龙图山。
贞观初灭南诏，号大蒙国。
称王僭号自此始。
“以建国号为“蒙”，始于细奴逻时，这是一种说法。
杨慎《滇载记》则说：“蒙氏始兴，曰细奴逻，九隆五族牟苴笃之三十六世孙也。
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
孳牧繁息，部众日盛，代张氏立国，号曰封民蒙氏，伪称南诏。
实唐贞观三年也。
”此说也是以建国号始于细奴逻时，惟“号曰封民蒙氏”，又称“南诏”，二名并举，殊为含混。
王崧本《南诏野史·建宁国》云：“张氏传三十三世，至张乐进求，一见蒙奇王有异相，遂妻以女，让位与奇王。
王姓蒙，名细奴逻。
遂灭张氏，号大封民国。
”此说与《滇载记》略同，而和同书《大封民国》条“号大蒙国”又自相矛盾。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蒙化府建置沿革云：“初，蒙氏细奴逻自哀牢徒居今府治之西北巃于图山，筑城立国，号蒙舍诏，即六诏之一也。
以其在诸部之南、又称南诏。
”正德《云南志》亦云：“号蒙舍诏，改称南诏。
”此以细奴逻建国号为“蒙舍诏”，亦称“南诏”，又是一种说法。
【剑川石窟】南诏和大理的历史见证金庸赞石窟为南天瑰宝位于北方丝绸之路的敦煌莫高窟享誉国内外，而大理剑川的石宝山石窟，在沉睡千年后，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正被更多的人认识到，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著名作家冯骥才等人，参观石宝山石窟后都给予了高度称赞，金庸先生更称其为“南天瑰宝”。
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石宝山，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大理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中有建于元代的悬空宝相寺、建于明代的金顶寺和建于清代的海云居，历史悠久，各具特色，最负盛名的是山中的石窟群和摩崖造像。
在数平方公里左右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村三个地区的岩壁上，分布着17个石窟、139尊石雕造像。
雕像内容，一类是佛教题材，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罗汉等，另一类是世俗题材，有南诏王、清平官、南亚僧等人物。
这些雕像造型精美，其中一尊观音像，更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费孝通先生曾多次考察剑川石窟后感叹说：“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
”而在1988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考察石宝山石窟后，不仅挥毫题写了“南天瑰宝”四个大字，还遗憾地说他要是早日有幸参观石窟，《天龙八部》涉及的山川地理将会更加切合实际，部分情节也会因此而做出相应调整。
著名作家冯骥才，考察剑川石窟后也挥毫题写“神佛首选地，人间天堂山”，倍加赞赏。
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南诏研究会会员董增旭认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这些石窟雕刻艺术，是白族人民艺术的缩影，是研究南诏、大理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白族和国内各民族，以及我国和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南北文化交汇孕育了石窟剑川位于“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要冲，它既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出口地，也是外来文化的进口地，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剑川成为了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了南北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汇地，石宝山石窟，因此而得以孕育在剑川。
妙香佛国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摘要：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
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关键词：佛教密宗；阿吒力；大理；白族；宗教史佛教密宗一般认为成熟于公元7世纪，独特的修行和传承方式、鲜明的民俗信仰色彩是其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的主要特征。
公元8世纪初之后，密宗由印度向外传播，广泛流传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
“一时间，密教在世界佛教中也成了压倒一切的教派”。
[1] 俗称阿吒力的大理佛教密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有学者认为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取得国教的地位。
[2]早在20世纪40年代对大理佛教密宗的研究就已开始。
随着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一大批随迁的学者对云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向达先生因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大理地区留存一批记载古代特殊佛教信仰的墓碑，便委托石钟健先生深入喜洲和邓川两地，对碑文进行了收集和初步研究。
与此同时，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等也对昆明、大理留存的一批佛教文物如经幢、墓碑等进行了考察，结合古代文献，完成了多篇直到今天都仍有很高价值的佛学史研究论文。
50年代之后，白族被正式划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关当地信仰的研究迅速增多，随着多批考古材料如大理千寻塔塔刹文物、北汤天写经等的发现，有关讨论更加深入。
张旭、汪宁生、李昆生、张锡禄、李东红、候冲以及本土学者杨延福、田怀清、周祜等利用历史、宗教、艺术、考古、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将现有的画卷、石窟、碑刻、文献以及民族志资料提供的信息进行了有效整合，对阿吒力信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大理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认识并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佛教密宗进入大理的途径，以往的研究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多样，有中土说、印度说、西藏说。
大理州博物馆佛教艺术展厅与本主展厅之比较作者：刘萍来源：《艺术科技》2014年第03期摘要：大理州博物馆佛教艺术展厅与本主展厅体现了大理州的地区特色，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首先，对两个展厅进行了简单的陈述。
其次，对两个展厅进行了比较分析。
最后，提出了建议进行改进。
关键词：基本陈列；阿吒力；本主文化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交接地带。
在此地，彝族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了两个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
南诏晚期及整个大理国时期，佛教极为盛行，南诏第11代王蒙世隆将佛教奉为“大封民国圣教”。
至大理国时期更是举国崇僧敬佛，各级官员都从“通释习儒”的“释儒”阶层中选拔。
相传大理22代帝王中就有9位禅位为僧。
而同时大理地区还有另外盛行的宗教信仰—本主崇拜。
大理州博物馆的佛教艺术展厅和本主展厅就充分体现了大理地区的特色。
佛教艺术展厅包括了三个展厅，里面陈列了石窟造像、摩崖石刻以及佛教绘画三个方面。
而本主展厅则主要陈列了本主的造像，由于现在本主在大理地区仍然流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实物资料进行观看。
在佛教展厅的石窟造像中由于受到了本主崇拜的影响，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带有本主崇拜的石窟造像，例如异牟寻造像以及比较特殊的阿央白造像。
而在本主展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天王的形象。
下面主要针对佛教艺术展厅与本主展厅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为什么在相同的博物馆中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当然，佛教艺术中的绘画展厅与本主展厅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
（1）两个展厅的主题非常明确。
佛教艺术展厅主要体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化，利用了石窟造像、摩崖石刻以及绘画艺术来加以体现。
而本主展厅也通过一系列的本主造像充分体现了各个村社的本主崇拜。
（2）两个展厅的展示都属于基本型的长期陈列，都代表了大理地区的特色。
都在室内进行展示，两者都属于观赏性展览，但同时又都具有教育意义。
实际上他们又具有历史传承的意味，历史性自然地存在于它们的本性当中。
南诏国与大理国南诏国与大理国---大理的历史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族和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
一般认为，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
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
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
武则天时，其子逻盛亲自入朝。
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西北），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扶持下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
779年又迁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738年,唐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封云南王。
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
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之统一六诏,本由唐朝促成。
统一后,南诏向外扩张。
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
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
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
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背唐而附吐蕃。
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
时杨国忠为唐相,调全国各地兵十万征讨，但为南诏所败。
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与吐蕃并力攻袭剑南西川。
吐蕃以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
南诏大理国与大理的历史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2795 更新时间：2007-10-31 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古城里。
穿过明清的代的街道，从千百年一贯制的马具店，小吃店、裁缝店，纸烛店、棺材店门口经过。
在油黑发亮的板壁门口，骇然一堵老墙立在眼前，整个地挡住天光。
转到有门的地方，门是个深黑的大洞。
仰视上去，墙有墙垛，垛上是楼檐，檐下高悬黑漆大匾一块，上书“魁雄六诏”，所指的历史一下追溯到唐代。
城楼叫拱辰楼，是明洪武年间建的，已在这儿屹立了600年。
从窄而阴冷的梯巷里爬楼时，产生砖梯尽头会埋伏着一个古装弓弩手的错觉。
待爬上古楼，却是杳无人迹，只有最后一抹夕辉映在“万里瞻天”的大匾上。
想象王者当年怎样在此“万里瞻天”，叱咤风云。
巍山县其实是个狭小的小盆地，东西走向不过40公里，南北更是山望山。
烟霭漫起，纵是配上望远镜，也雄视不了几里的。
然而南诏王确实就从这样的小地方起家，统一六诏，强盛时辖区曾东至贵州和广西西部，南抵越南北部，西达缅甸边境，北迄四川大渡河。
《新唐书?地理志》表述更细，称其疆界“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
”以“乌蛮”和“白蛮”为主体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用种种文的和武的方式，广纳川黔汉文化、西藏吐蕃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精华，将本土的民族文化丰富、发展到了极至，使得大唐不敢小觑“蛮王”，大宋亦对大渡河以外的“亦地”划玉斧为界，不再多有干预。
蒙在夕烟中的一片田陌和村落，是南诏王最早的都城。
在民间传说中，南诏王皮逻阁一把火点燃了精心建造的松明楼，应邀祭祖赴宴的越析诏(今宾川)、施浪诏(今洱源和邓川之间)、浪穹诏(今洱源)、邓赕诏(今邓川)、蒙嵩诏(今巍山北部和漾濞)五诏诏主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传说中他们和南诏王同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蒙舍诏(其疆在诸诏之南，故又称南诏)得以“雄魁六诏”。
当然，史书对737年南诏尽收五诏版图，完成统一洱海区域霸业的记述，使用的是另一套经过处理的语言。
佛教密宗阿吒力是云南佛教的四大系列之一，它主要分布在大理及昆明地区，为白族及部分彝族、汉族所信仰。
密宗在传入大理地区的过程中与白族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也称为白密。
大理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是云南佛教史上的重要派别，其在云南传播的历史最悠久、形态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特点最显著、影响最深远，从各个维度对其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着重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政治的互动。
一、佛教密宗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凝聚力量唐代贞观末年，享有丰厚自然资源的洱海地区已形成十多个诏，通过相互的兼并，留下六个，史称“六诏”。
六诏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各诏都建立起较严密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形成胜兵数万的六诏政权。
而这一时期吐蕃向东扩张，并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区，使唐王朝在西北、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
唐王朝非常重视与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
而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与白族先民政治生活的积极互动周俊华1，雷信来2，赵金元2（1.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昆明650091；2.大理学院政法学院，云南大理671003）［摘要］佛教密宗在洱海地区的传入，重新建构了洱海地区各部族的民族认同观念，为白族先民共同体的形成发挥了文化凝聚的功能，是洱海地区各部族从前国家社会跃进到国家的重要文化力量，成为南诏时期国家与民族之间实现积极互动的工具。
佛教密宗在大理地区形成了与政治权威结合、与本土文化融合、与世俗社会结构对应的僧侣和僧团组织；释儒阶层的产生是佛教、儒教与白族本土文化相互嫁接、吸收、融合的产物，从释儒到儒商，再到乡绅，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白族社会彰显自身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佛教密宗；政治生活；互动［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11）09-0001-05Positive Interaction in Political Life between Tantric Buddhism and Bai Ancestors in Nan Zhao and Dali Kingdom PeriodZHOU Junhua 1,LEI Xinlai 2,ZHAO Jinyuan 2（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2.悦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bstract 〕Tantric Buddhism has re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ethnic identity and played a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i culture to form the ancient Bai community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Erhai lake region.It is an important social cultural force for ethnic groups in Erhai region to leap from pre-country period to country period and it remains a positive interactive tool among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 in Nan Zhao period.Tantric Buddhism in Dali area has combined the political authority,the local culture and the secular society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onks and the monk organization.The mutual grafting,absorbing and fusing of Buddhism,Confucianism and Bai culture produce Confucianism Buddhism.The different social role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t,Confucian Entrepreneurs and squi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hed much light on their own values and functions in the Bai ethnic community.〔Key words 〕Nan Zhao;Dali Kingdom;Tantric Buddhism;political life;interaction 大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第10卷第9期2011年9月Vol.10No.9Sep.2011朝时叛时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