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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精治·共治·善治自治，即国家统治的一种方式，是指国家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不受其他方面的干涉。
自治国家是指能够自主决定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国家。
自治的概念在国家发展和政治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今社会，许多国家都在鼓励自治，这种趋势不仅对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有着极大的价值。
自治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自治才能够得以实践和落实。
精治，即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是指国家对于自身管理方式的精密统治。
精治是一种管理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高效、科学、合理。
在精治的管理下，国家能够更好的实现国家管理的目标，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精治的理念是为了让国家管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规范，使国家政府的管理水平更上一个台阶，为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精治不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更是一种管理理念，是在政治发展和管理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的一种思想。
共治，即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是指国家与人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在现代社会，共治的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共治的实践离不开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只有全体人民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共治的目标。
共治是政府与人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更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思想。
共治的实践需要政府的引领，也需要全体人民的支持。
只有政府与人民相互合作，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实践中，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途径，是各个国家在政治治理方面的一种重要探索，是对于政治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和理念。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国家管理不断深化、完善的一种表现，是各个国家在政治治理方面不断追求的一种目标。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的理念通过政府的引领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稳定进步。
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社会治理方式：
自治：自治是指社区自己管理和治理自己的事务，社区居民通过协商、决策和执行来解决问题。
自治的优点在于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治意识，实现了民主参与和协商，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干预和控制，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
精治：精治是指政府强化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强调法制、安全和公正。
这种治理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处理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
共治：共治是指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政府、社区居民、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在共同合作中实现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
共治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多元化参与和合作，强化了社会各方的互动和协调，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
善治：善治是指政府在治理中强调公平、程序和效率，使政府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行使权力。
善治的优点在于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强调规则和程序，减少了腐败和违法行为，增强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社会治理的四种方向，新时代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这四种方式的作用，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好发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作者：刘旭阳来源：《党政干部论坛》 2021年第5期刘旭阳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
在2020年的抗疫斗争中，基层的重要性得到充分彰显。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我们应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加强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的基层工作，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局面。
一、以“做强”乡镇街道为牵引，强化基层治理的“龙头”乡镇街道作为“一线作战室”，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高度重视乡镇街道建设，在队伍建设、扩权赋能、工作保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
各级党委要继续用活用好政策，在强班子、强功能、强保障上狠下功夫。
一是实施乡镇街道“一把手”工程。
党委组织部门要树立优秀年轻干部到一线成长成才的导向，畅通省、市、县机关与乡镇街道干部交流渠道，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乡镇街道锻炼，同时加大选调生招录力度，形成“源头活水”。
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乡镇街道“一把手”预备人选库，分门别类储备人才，优先从库内遴选人才。
以2021年党委换届为契机，集中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担任乡镇街道“一把手”。
每年组织全员轮训，每期请市、县委书记授课辅导，让“书记教书记”，帮助乡镇街道“一把手”开阔思路视野、提高履职能力。
二是写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
按照明责、赋权、扩能的要求，各级党委要督促各地加快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着力强化街道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
同时，针对权责没有明确到位、机构没有调整到位、人员岗位没有落实到位、相应工作机制没有建立到位等问题，通过专项督导等方式抓紧推动解决，让改革活力充分释放。
三是健全奖优罚劣“导向性”机制。
党委组织部门要不断创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做法，优先提拔使用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干部，构建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相结合的制度机制。
做优做精基层治理工作总结基层治理工作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做好基层治理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和精细管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真总结了基层治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现在，我将对我所在单位的基层治理工作进行总结，希望能够为其他地区和单位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首先，我们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注重了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协作。
我们深入了解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诉求，积极引导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事务决策，使社区治理更加民主和透明。
同时，我们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其次，我们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加强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我们注重培养和选拔具有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基层干部，加强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使他们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
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和考核，建立了健全的激励机制，激励他们为社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们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加强了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化管理。
我们建立了社区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社区事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管理，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效率和质量。
同时，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智能化设备和技术，如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等，加强了社区治安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
总的来说，我们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做到了优和精，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服务保障。
希望其他地区和单位也能够加强基层治理工作，共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健全化发展。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都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稳定、繁荣的社会。
自治，指的是在某个范围内，由该范围内的人民或组织自主管理、自发决策和自我发展的现象和过程。
自治的实施，要求政府在管理中尊重公民权利和利益，政府的作用是建设自治的制度和机制，为自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自治涉及到的范围可以是城市、村镇、社区、企业等。
精治，是指政府在治理工作中采取高效、精准的方式，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使治理过程更加规范、有序，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目的。
在精治工作中，政府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数字化技术，提高信息化水平，从而提高治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共治，是指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现象和过程。
共治的实施，不仅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和推动公共政策的实行，还需要广泛动员和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到治理中来，引导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制定、执行和监督治理政策。
共治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使得社会治理更加民主、科学，也更加人性化，更加贴近民生。
善治，是指政府引导社会各界探寻新的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打造更加温馨、和谐的社会。
善治是一种高品质的治理方式，它将提升治理的效能、推动社会积极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至高目标，不断开放思维、促进伙伴关系，求变创新、不断探索，以共同实现更为卓越、更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四大关键方向，它们指导着社会治理的发展，为社会构建了更加完善、先进的治理体系。
在这个有序、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更加繁荣、稳定、和谐。
天下之事必作于细,提升基层治理申论“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
”把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基层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为成功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等提供了坚实支撑。
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比，基层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要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部署，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实现基层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更好发挥自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自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头。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努力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更好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保障作用。
基层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所在。
更好发挥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教化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申论范文：创新基层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申论范文：创新基层治理实现乡村善治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发展的不断壮大，乡村治理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何创新基层治理，实现乡村善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文将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健全乡村法治体系以及发挥群众自治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
基层组织是农村治理的基础和纽带，它能够有效组织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因此，必须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提高其服务能力和公共管理水平。
一方面，要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使他们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策划工作的智慧。
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社区和村级组织建设，发挥其在公共事务管理、群众参与和社会调解等方面的作用。
通过这些举措，可以促使基层治理机构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提高农村治理效能。
其次，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
农村经济发展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基础和动力。
要创新基层治理，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同时，要加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例如，可以通过发展农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竞争力。
只有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才能夯实乡村善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三，建立健全乡村法治体系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要条件。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要实现乡村善治，必须建立健全科学、公正、高效的乡村法治体系。
首先，要完善农村法律法规，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其次，要加强乡村法律服务，提高农民的知法守法意识。
应加强乡村法律援助工作，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同时，要加大农村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法律的理解和尊重。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构建乡村法治的基础框架，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三治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作者：暂无来源：《实践·党的教育版》 2020年第7期文|午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其治理水平，既有国家治理共性问题，也有其特殊性。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契合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了乡村治理机制的结合力和创造力。
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理论的提出“三治”是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简称，而“三治结合”是自治、法治和德治结构和功能有机协同的治理体系。
“三治结合”治理体系发源于浙江嘉兴桐乡。
2013年，浙江省桐乡市率先推行现代意义上的“三治”试验。
具体做法是：在乡村不遗余力地推进法治建设，培养农民守法用法的理念，“以法治定纷止争”；充分彰显新乡贤的价值，着重发挥传统道德等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借此约束农民的行为，以“德治春风化雨”；丰富完善乡村自治工作，注重提升农民主人翁意识，使其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发展，化解干群矛盾，以“自治消化矛盾”。
最终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
2014年该做法推向浙江全省。
如今，“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顶层设计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规范运行和示范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表示新时代要建立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治”和“三共”是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的关系。
“三治”是方式方法，自治、法治、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作出总体部署，把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作为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政策举措。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一个涵盖了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全面概念。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在政府治理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在社会基层自治、公民治理和社区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自治·精治·共治·善治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理念，它旨在实现政府治理的转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下面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一理念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自治的概念已经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治是指各种社会团体通过自愿协商、自我管理的方式，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治就是指人们自觉自愿地通过共同的协商、决策和执行，为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努力。
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自治更多地体现为社区居民通过民主程序自主管理社区事务，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自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发挥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精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
精治是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通过科学、法治的手段，高效地管理社会事务，实现社会秩序井然。
精治主张政府要注重改进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率，提升治理水平，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精治的实质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科学管理、法治思维、信息化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社会的平稳发展。
共治是指政府与社会各方一道，协同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而是与社会各方一起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
共治强调政府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共建共享，实现政府和群众的利益共同体。
共治的实质是推进政府与社会各方之间的合作共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善治是指政府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能力，为社会创造公平、公正、效率的治理环境。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善治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
做精做细基层善治作者：王秋依来源：《浙江人大》2016年第09期国泰民安法为本，基层治理细为先。
在基层治理创新上，浙江一直担负着先行探路者的角色。
从桐乡实行“三治合一”保障老百姓参与公共决策权利到庆元“五台合一”便民服务，从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联动三级网络格局到武义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赋监督权于民……随着法治触角不断延伸，基层治理实践越来越细化，依法善治的生动局面正在浙江大地精彩呈现。
武义：村务监督，公开透明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外的“第三委”组织。
后陈村创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和制定的《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性内容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被称为“后陈经验”。
2012年，该制度被列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大事”之一。
2016年，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被评为法治浙江十周年十大法治事件之一。
走进村庄，新建的村民服务中心大楼顶部“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大字引人注目。
经过近年来的旧村改造，后陈村修建了村民活动广场、文化礼堂、健身场、民主建设陈列馆等，引来了各地游客来此参观旅游。
在后陈村的村务公开栏里，一些财务收支等内容都公布得非常详细，下面盖有村监委会审核后的签名和公章。
一些村民表示，有了村监委会机构，村民监督已逐渐融入了日常生活。
“11年前，后陈村创设全国第一个村监委会机构时，我是当时的村委会主任。
”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说，“当初感觉身边有个监督机构浑身别扭，也没少争吵，后来逐渐发现，只要按照村务管理规定办事，遇事多商量，广大村民对村干部的好感明显增加，村监委会人员也不会找茬生事。
相反，有了监委会，村干部从过去的怕干事变成敢干事，不用担心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
”自实施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以来，后陈村创造了连续十一年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成为一个以监督促进制度完善、以监督实现民主公开、以监督保障法治建设、以监督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典型样板。
舟山：网格管理，组团服务2011年，舟山鲁家峙社区网格服务队员在定期走访时发现，居民吴某的一处房屋被其姐姐几年前擅自以4000元的低价出售给胡某，但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胡某一直居住该房屋至今。
现因该房屋即将拆迁，吴某欲退款给胡某收回房屋，双方多次争吵没有结果。
对此，在网格团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及社区巡回法官的“情”“理”“法”并举劝说下，一场纠缠不休的矛盾就此化解。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网格管理服务队由于熟悉基层情况，通过定期走访摸排对一些新出现的矛盾能够及时得知，立即采取调解措施，常常能大大降低矛盾化解的难度。
”一位网格团队的人民调解员说。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以自然村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个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通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舟山的社会治安防控得到加强，“居安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无形化封闭”管理进一步深化，特殊人群、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更加提升。
近几年来，整合落实了近30个部门的政务资源，问题办结率达到99%。
近一年时间利用短信平台发送服务信息1800多万条次，在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
“以前是群众有困难找我们，如今是我们主动找困难群众。
” 舟山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陈建设道出了网格给民意表达渠道带来的转变。
舟山市委党校经济与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丁友良表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有效地整合了各方面资源，完善了社会防控体系，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夯实了维稳工作的群众基础。
其成功经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做到服务全方位，信息全覆盖，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桐乡：“三治合一”，基层善治从济南来杭州出差的张兰兰周五把工作忙完，便直奔乌镇，入住了网上预订的一家挂着“乌镇人家”的旅馆。
“难得来一趟，刚好周六周日可以来乌镇逛逛再回去，不耽误下周一上班就行。
”像张兰兰这样选择入住“乌镇人家”的游客有不少。
但曾经，乌镇游客远超当地旅馆能够承受的接待量，供不应求的现实催生了一批“地下”家庭旅馆。
在乌镇景区旅馆投诉中，“黑旅馆”投诉居高不下。
多年来，乌镇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查处整治，却始终无法标本兼治。
直到2013年，乌镇成功运用法治、德治、自治“三治”的先进理念，成立“乌镇人家”协会，这才有了极大的变化。
如今，游客到乌镇，只要看到挂有“乌镇人家”四个字的家庭旅馆，即可安心入住。
乌镇“三治合一”模式起源于2013年。
当年，桐乡市高桥镇组建了三支植根于民间的团队——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
由老百姓参与公共决策，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自己参与干，干得怎么样自己评判。
这一模式受到了村民的普遍好评，整个村子和谐团结。
在高桥试点的基础上，桐乡出台了推进“三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对该市“三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内容，作了全面规划部署。
同时，成立了“三治”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推进“三治合一”建设。
“桐乡探讨了在县一级符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县域结构。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余逊达说，“总的来看，桐乡探讨体现民主原则，在共治框架之下，能够达到善治效果的共同方法和匹配能力。
”但有学者担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可以“搭台”，但“戏”归根结底还是要民众自己去唱。
因此，除了要建立健全社会自治的各种法规制度，使自治与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也要努力增强公民的社会自治能力，尊重公民的自治主体性，同时不断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创造各种条件、扩大各种渠道，让公民有机会参与自治。
在实践层面，“…三治‟建设尽管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作体系，但这是一项基础性、常态化工作，其成果无法用简单的一些指标来衡量。
”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坦言，怎样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来检验基层“三治”成效，怎样建立一个长效化的运行机制，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庆元：“五台合一”，三级联动受理群众报警求助2万多起，成功联合处置应急类案（事）件700余起；累计受理群众投诉（建议）11221件，办理率100%；累计受理问政信息1326条，回复率99.54%——这是庆元县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
“五台合一”，是庆元于2013年8月将政府应急联动、公安110、民政96345、住建数字城管、情报信息五个小平台，整合成立一个社会服务治理大平台，是我省首家社会服务管理指挥平台。
百姓遇到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问题，打一个电话即可得到解决。
今年7月初，一阵大风吹倒了县生态公园一简易电线杆，电线挂地，火星直冒。
这根电线杆位于公园游客密集区域，情况十分紧急。
中心指挥平台接到群众报警后迅速发出指令。
两分钟后，公园附近派出所派人抵达现场疏散人群；3分钟后，县消防队抵达现场；8分钟后，县供电局向中心反馈已将问题妥善处理。
“往常处理类似突发性事件，需逐级汇报请示，耽误时间。
现在整个处理由中心统一指挥。
”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主任姚增辉说，通过建立横、纵联通机制，中心可横向联通县级部门、纵向联通乡镇村企，把各单位按应急处置主次职责联动分级，分别承担应急类、非应急类职责及后勤保障和责任追究等职能，大大提升联动效率和指挥效率。
处理这么多事情，如何做到纲举目张？“联动就是平台最大的特色！”庆元县社会服务管理指挥中心主任练全裕说，指挥中心横向联动84个部门、19个乡镇（街道）以及100多家加盟商，纵向设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网络格局，通过统一的指挥调度平台，跨区域、跨部门、跨警种，变“各自为政”为“合成作战”。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李金珊教授指出，全省首创的“五台合一”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对促进资源高效整合，有效提高部门行政执行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值得类似庆元这样欠发达县市借鉴推广。
湖州：户籍改革，便民利好2012年12月，位于浙江北部的湖州德清县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
经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德清在全国范围内先行开展户籍制度改革。
湖州全市逐步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到2016年1月1日，湖州全市启用新的户籍制度公共配套政策，真正结束二元制户口时代，全市263万市民正式迈入城乡户口一元制新时代。
这意味着，在医疗、教育、公共卫生、养老保险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有湖州居民享受同等权利。
“户籍改革后，允许一户家里申请多本户口本，办事情方便多了。
”湖州吴兴区永福村村民陈聪告诉记者。
陈聪一家共10口人，在户籍制度改革前一家只有一本户口本，陈聪住城里，他弟弟住农村，每次办个事情，互相拿借很不方便。
“现在我和弟弟各自有了一本户口本，真是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陈聪说。
“户籍改革让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福利。
”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曹报村党支部书记沈国荣说，“以前农民投保新农村合作医疗，门诊报销比例为30%左右，现在可以选择城镇医保，报销比例达到70%。
”此外，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得到明显提高。
如湖州吴兴区、南浔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先的城镇580元/人每月和农村435元/人每月调整为统一的664元/人每月。
湖州市公安局户籍改革办公室负责人吴诚介绍，户籍改革从体制上切实保障进城镇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他们进城的后顾之忧。
在农村居民依法享有城镇居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还能继续享有原先拥有的山林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等权益。
据悉，2014年底，湖州全市共确权登记农村土地、山林550万亩，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5.7万本。
专家表示，湖州在浙江省地级市率先完成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差别，建立以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原则，合法稳定住所或职业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制度，为全省乃至全国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可操作、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余杭：法治指数，试验先行75.7分，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近日出炉的2015年度法治指数。
早在2006年，余杭就在全国率先通过法治量化评估体系，探索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新路。
2008年6月15日，全国首个“法治指数”在余杭诞生，到现在已经8年。
“法治指数”制度不断完善，已成为余杭各镇、街道和部门施政成效的“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