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女性悖论式叙事的后现代性冯艳华【摘要】Yu Hua's novel, the female offbeat attention successfully deconstructs the classic and authority, ex-pressed as the female to the male power society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reality, a unique Postmodernist and femi-nist fusion of creative tendency.%余华的小说一方面叙述了失语的女性和第二性的女性的真实的存在，表现了一种男权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余华通过对女人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叙述，让在男权压制下的女人从空隙中对男权进行了反叛和颠覆，从而解构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权利话语。
通过对女性的另类关注成功解构了经典和权威，表达了作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显示出独特的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融合的创作倾向。
【期刊名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8)006【总页数】4页(P145-148)【关键词】余华;女性;叙事;后现代性【作者】冯艳华【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山东莱阳2652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余华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
女人始终都没有成为他的小说叙事的中心对象，甚至女性有的时候是缺席的。
目前，很多学者对余华作品中的女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归因于余华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即余华采取一种完全的男性视角，对女性人物进行俯视的、全知全能的叙述，因而他笔下的女性都是男性视野下的女性，是男性凭借着文学想象力和创作力而建构起来的女性。
但是，在余华作品中的女人身上、行动或者言语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对男权的一种颠覆和反叛，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尽管这种颠覆、反叛和解构是隐性的。
“余华以其独特的直面内心的写作方式在跨越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亮起了一道炫目的光束，其文本的丰富意义在今天已为众多论者从多个方面予以阐释、述及。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余华小说的主要人物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走出男性的视角中心，无论是在其中短篇还是长篇里，女性形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1］余华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的叙事仍然停留在男性的视角下，然而，正是从男性的视角下叙述的女性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窥视到女性在先锋文学中的生存状态，同时也窥视到中国女性的地位和社会生存状态;可以说正是这种被遮蔽的状态，使余华接近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的真实，余华说过“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的更加接近真实。
”［2］(P3)这里面，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的真实”。
余华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是一群喑哑失声的“物体”，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权。
依丽格瑞指出女性语言与痴呆症患者的语言在内在结构上的类似性。
她指出痴呆症患者的语言特色是“被谈论多于讨论，被表述多于表述，因此，痴呆症患者不再是一个发言的真正主体……他只是从前发出言语的一个可能的发声筒而已”。
［3］(P127)女人失语的原因是父权制的压制造成的，她的这种理论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中女人失语的写照。
《活着》中的家珍是一个“好女人”，但是，这个“好女人”的标准，也是男权文化的标准，福贵作为一个少爷的时候，爱赌博和往妓院里钻，家珍作为一个女人并没有对福贵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意愿，也并没有半点怨言，在福贵的眼里，“家珍”和他“娘”一样，都是“好女人”，对男人顺从和忍让，对男人没有反抗和怨言。
当福贵最后一次倾家荡产和龙二赌博时，“家珍”带着肚子里的儿子去赌场找“福贵”，却被“福贵”又打又踢地拖了出来，后来“福贵”落魄为穷人后，问“家珍”恨不恨“他”的时候，“家珍”却说“不恨”。
难道“家珍”真的不恨吗?还是不敢恨呢，或者是没有恨的意识呢?根本原因在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在她的内心深处，男人是她权威，是中心，她没有理由去恨，去爱，这不是她所能做的。
还有《活着》中的“哑巴”凤霞，凤霞“不能说话”的生理缺陷极富有象征意味，她既丧失了语言表达的权利，也失去了摆脱“被叙述”命运的机会。
凤霞的“失语”，既是现实生活的灾难，也是处于男性秩序边缘的女性的灾难;失语的凤霞，正是余华笔下被叙述的女性状态的浓缩和象征。
“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和男性的控制性，妇女缺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无名感是妇女的普遍处境。
”［4］(P56)失语是女性的现实感受，但深层地看，它体现的是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的处境，因为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是构成知识、社会实践、主体性、形成权利关系的方式”。
［4］(P57)女人在余华小说中是失语的存在，这种失语的根源在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存在，也是女性的一种真实的精神生存状态。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明显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它主要叙述的是男性的生活，表达的是男性的意志，体现的是男性的权威;女性只是一种物品存在于男性的生活中，女人在文学中体现为物品化，而很少真正地作为人来进行描写。
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席者，无论是在人还是社会历史范畴中，女性都是处在男权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始终处于“第二性”的被叙述地位，在父亲话语中女人是被置于“阳性主体”自我再现体系之外的：“她是缺席、否定性、黑暗的大陆，或者了不起是个次要的男人。
”［3］(P134)可见，女人在男性的体系中仅仅是“他者”而已。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余华的小说里，女人卑贱沦为“第二性”，只为男性的需求而调整自己、而存在，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女性的存在是男性欲望实现的对象。
《古典爱情》中的柳生不顾惠小姐的警告和请求，迫不及待地打开惠小姐的坟墓，暴露出柳生对惠小姐的欲望渴求。
柳生急切地打开坟墓的动因之一就是想要目睹惠小姐的真实的躯体，因此当他面对赤身裸体的惠小姐时，惠小姐完全成为了柳生欲望的对象和渴望占有的客体，也正是柳生欲望的作祟，使惠小姐丧失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完全除却人类本能冲动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在现实中既不真实也不值得称颂，然而满足人类正常的本能欲望却要以牺牲女性的幸福甚至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现存世界的不公之处。
小说以这样的结局，在打破传统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叙事窠臼的同时，又落入男权中心话语的陷阱：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对象。
《在细雨中呼喊》的孙母是家庭和丈夫的一件“工具”：劳动的工具、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工具。
她不仅每天要跟随丈夫下地劳作，而且要温顺地满足丈夫随意的性要求，生育更是她作为一件“物体”的责无旁贷的用途之一。
“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
……女性的一生都受家庭的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
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是她社会生存处境的统称。
”［5］(P6)余华笔下叙述的一系列的女人镜像，比如惠、家珍、孙母、冯玉青和李兰等等，始终处于“第二性”的被叙述的边缘位置。
“余华始终站在男性立场上，以男性视角为男性做出有意或无意的辩护和开脱。
他在颠覆“男性至上”的神话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泥淖，披上父权制文化的衣钵，戴着男性本位的有色眼镜，观察着、叙述着他的小说世界里的男人和女人们。
”［6］但是，也正是这种男性视角的女人形象的叙述，使余华掉进男权中心主义的泥淖，也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先锋小说中女人的真实面貌。
余华虽然从男性的视角对女性镜像进行想象和建构，女性在余华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这群边缘地位的女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女性意识的，“余华笔下的女性大都带有某种歇斯底里的叛逆，她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对自己的感觉负责。
她们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以‘她’作为一种符号代表，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女性角色身份的指称大都以‘她’字来完成。
”［7］“菲勒斯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后现代主义作家余华通过后现代的小说叙事在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也通过女性的书写颠覆了“菲勒斯中心主义”。
余华的作品中充满了暴力，暴力的写作成为余华非理性写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为余华对社会现有秩序进行反叛和解构的一种方式，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中的另一半，余华不可避免地写到了女性的暴力对男权的解构。
作为后现代主义激进派的代表的巴特勒把性别看成表演性范畴，他在《性别风波》中说：“性别是对身体重复的风格化的过程，是在与时俱固、相当严格的规范架构中，为了给予实体(substance)(某种自然存在)外在风貌的一系列重复的行为。
”［8］(P95)性别表演不是对某一特定角色的表现，并没有一个事先存在的“自我”，来决定该怎样表演角色。
表演角色建构性别，也建构自我。
并且他对性别进行了广义的定义“性别是一种行为，一种建构了它自身心理内在的社会虚构。
”［8］(P96)因此，根据巴特勒的理论，当女性认知性别是一种表演性的时候，她们就可以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操纵、重新建构，然后把女性的话语权写进表演的脚本中。
《祖先》中“我”的父亲由于没有勇敢地站起来解救“我”而招致我的母亲甚至全村人的嗤笑，“我”的母亲感到父亲的胆怯行为让她在全村人面前丢尽了人。
我的母亲“怒气十足”地把父亲推向了水田。
但是，母亲却没有想到，她和货郎的调情才是“我”的被偷的原因所在，母亲在父亲的注视下和货郎调情，并且在“我”被偷后对父亲表示愤怒，父亲成为了一懦弱的男人;而当“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再次出现的时候，“我”的母亲砍死了“祖先”，并且那个被砍死的“祖先”的肉被村里的人瓜分而吃掉，从而完成了女人对男人的暴力征服，彻底解构了“父亲”的男权地位。
《难逃劫数》中露珠对东山的“毁容”她毁灭了被东山抛弃的可能，是她对男性一直在婚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自我的保护，也是对男人的权威和征服女人优越性的一种毁灭。
余华小说中女人的苦难和男人的压制密切相关，同时，女人的反叛和报复也和男权的压制有着无法逃脱的因果关系。
在男人的统治、权威、压制以及霸权下，女人在痛苦的呻吟和被压制歇斯底里地进行着对男权的反叛和报复。
德里达提出了延异的概念，德里达说：“事实上，这种对于话语新地位批评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处，就是它公然申明放弃对于中心、主体、地位特殊的意义、本源、乃至绝对的元始的一切指涉的意义。
”［9］(P141)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指出了符号的意义取决于符号的差异，因而意义的传达就不可能是直线的传递;因为不存在中心意义，因而就不可能有从中心向四周的辐射和传播，这样意义就只能是一个不断地向外扩散的过程。
意义的随意性、零乱性、不完整性不断拆解形而上学的中心和本源，并且，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和本源。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意味着取消意义，意义的延异意味着否定了中心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