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论的传播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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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期近30年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发展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历经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三个阶段。
新时期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基本理论研究与研究的视角均有新的拓展。
最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条通过“综合比较”途径、紧密结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路。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回顾总结新时期近30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的确意义特殊。
因为,我们是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
我们总的认识是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愈来愈加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困难与问题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奋斗。
一说到新时期,就有一个新时期的起点问题,学术界有1976年、1977年与1978年三种说法。
我们基本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起点之说。
前几说尽管都有其理由,但我们认为新时期的最根本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确立。
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十年“文革”中人们思想的禁锢,真是“噤若寒蝉”,普遍存在一种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动辄得咎的心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真的犹如一声春雷,好似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打开了人们的思想。
这才真正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学领域的改革创新。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主线,而今后的发展也仍然需要坚持这样一条主线。
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如果将新时期从1978年算起,那么,其文论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对于旧的受到“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学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学逐步走上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但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仍然很长。
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道家与逻各斯学派,是中西文化与文论的两个重要的分支,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传统。
然而,道家与逻各斯学派却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后,逐渐发展出了各自独立而不同的特点,导致中西文化与文论逐渐分道扬镳。
本文将以1500字述说这一起点。
道家学派诞生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无为而治”,强调自然与宇宙的道理。
他们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摒弃一切欲望与功利,放下执着,追求心灵的自由。
他们主张放弃欲望,顺应自然,追求道的养性。
其核心观点是“道法自然”,他们认为只有顺应自然之道,才能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认识的智慧。
逻各斯学派则诞生于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强调理性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他们认为通过逻辑思考,可以获取真实和普遍的知识。
他们主张逻辑推理与实证观察,通过推理与验证的方法,来对人类知识进行体系化的建构。
逻各斯学派主张通过研究和探索世界的规律,获得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认知,从而达到治理世界和实现人类幸福的目的。
道家与逻各斯学派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道家注重的是个体的内在追求,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他们认为强调符合人性、心灵的自由与宁静更为重要。
而逻各斯学派则更加注重人类的普遍性与理性,追求普遍规律和逻辑的一致性。
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西方哲学家开始逐渐摒弃宗教的束缚,通过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建构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框架。
他们逐渐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探索现实世界的真理和规律。
这一思潮的兴起,使得西方文化与文论逐渐抛弃了宗教的神秘色彩,转向了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方向。
与此同时,道家学派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被视为迷信和修炼心灵的方式,与现代科学的主张相对立。
这使得道家学派的思想传承变得艰难,而中国文论也遭受到了西方正统文论的冲击。
中外新闻传播史知识点总结概述及解释说明1. 引言1.1 概述本篇文章旨在总结和解释中外新闻传播史的知识点。
新闻传播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一环,它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了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了解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发展过程和关键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闻传播现象、分析媒体角色以及思考其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介绍:首先,在“2. 中外新闻传播史知识点总结”部分,我们将概括国内和国外新闻传播史中的重要要点。
然后,在“3. 解释说明中外新闻传播史要点”部分,我们将对这些要点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其背后的含义和影响。
最后,在“4. 结论”部分,我们将对文章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相关问题供读者深入探讨。
1.3 目的本文的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清晰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知识框架,帮助他们系统地了解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发展历程和关键事件。
通过本文所呈现的概述和解释说明,读者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外新闻传播史的理解,还能够培养对媒体与社会关系、信息传播方式以及传媒产业演变等方面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文,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到新闻传播史对我们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知识来做出有益的决策和行动。
2. 中外新闻传播史知识点总结:2.1 国内新闻传播史要点:国内新闻传播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通讯方式,如信鸽传递信息、火焰传递信息等。
然而,现代国内新闻传播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重要阶段:- 中国最早的新闻发行机构可以追溯到明朝的“都察院”,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闻机构始于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
- 新闻纸媒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当时英国人在上海创办了《北华捷报》,成为中国第一份现代报纸。
- 中国第一份由政府主办的报纸是1902年创办的《京报》。
- 新闻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量党派刊物和独立媒体。
- 建国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时期,所有中文媒体被国家控制,并服务于党和政府宣传目标。
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记录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古今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加深了,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古代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在古代,各个文明国家之间交通不便,交流也不发达。
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来都是人类的需要,尤其是当宗教、政治与军事力量参与时会有强制或选择性的文化输出。
中国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诗歌鼎盛的时期,唐诗中有很多描写自然、人民生活、劳动、爱情等方面的作品,对西方诗歌产生了影响。
如北欧诗歌中的“布里达之歌”和“钟之歌”等都吸收了唐诗的文学风格。
古希腊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时期两部优秀的史诗,其描写英雄壮志和悲苦情感,为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启示。
如莎士比亚的《伊利亚特》改编自《伊利亚特》,乃至于现代电影中也有许多描写《奥德赛》的故事。
二、现代文学的交流与融合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人交通的不断进步,现代文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愈加深入。
在文学交流中,翻译起着重要作用。
许多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被译成多种语言传播,从而为世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
现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
莫言的作品多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国际读者的追捧。
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行全球发行。
三、现代科技对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21世纪,网络技术对于文学交流与融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网络社交平台、博客、微博、网上论坛等平台为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创造了一个广泛交流平台。
例如,中国各地的网络作家通过网络共同创作出了大量的网络小说,而这些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了青少年最喜爱的阅读之一。
四、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对世界文学的意义文化的传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今中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更是使得人类文明不断得以延续和发展。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文学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表达,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既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学习与借鉴的重要途径。
本文将探讨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文学创作的启示与影响。
首先,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多。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商品和文化的交流,还包括文学作品的传播。
例如,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通过翻译和吸收西方文学作品,丰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同样,中国的文学作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外文学的交流更加频繁和便捷。
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文学开始与西方文学接轨。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广泛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并将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受到了尼采的思想影响。
同时,西方文学也开始引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作品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文学作品的相互影响,中外文学的交流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交流上。
20世纪中叶,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学理论在西方兴起。
这些理论的引入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创新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学理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西方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理论的交流和借鉴,促进了中外文学的相互发展。
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不仅仅是单向的,也存在着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现象。
例如,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同时,中国文学也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哲学思想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对西方文学和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外文化和文论
中外文化和文论是指中外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理论体系。
中外文化和文论的比较研究可以通过对中外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的比较,来探讨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以及不同的文论体系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
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异同。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人际关系、艺术观念等方面。
例如,中国文化注重和谐、家庭观念、尊重长辈等价值观念,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
这些差异会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
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特点。
中西方的文论体系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论注重修辞、格律、韵律等方面的研究,强调诗词的音韵美和意境表达;而西方文论则注重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的研究,强调作品的意义和社会背景。
近代以来,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外文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日益增多。
中外文化和文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交流,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中外文化和文论的比较研究,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区别其一,原始文献方面,古代文论要求忠实于原意原貌,重注释轻翻译,为了不失原意,宁愿不合现代汉语习惯,牺牲流畅度;同时,校对、注释分歧很多,更加使得翻译疙疙瘩瘩。
有的专家明确表示,古代文论不能准确翻译概念,不能给出确定的翻译,只能是多角度展开论述,让读者把握多方面意义,获得多方面思想收获或启发。
学生看这样的译注和论述未必理得清楚,容易一头雾水,而且原有语感会被破坏,表述磕磕碰碰,乃至影响到思维顺畅。
解决的办法是,细读细读再细读,然后,“将欲解结,务在刚断”,一定要果断地写出来,果断地调顺。
做西方文论学位论文,主要是阅读译本,多数外文原著的译本只此一家,如若有误,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误读,研究生足以为据。
有些名著会有更好的新译本,就更足以为据了。
研究生一般能读英文原著,英文论著讲章法,问题观点突出,结构简明,内在逻辑清楚,用词造句平易,表达自然流畅,这种阅读,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的表达。
当然,也要警惕有些译者不负责任或能力欠缺。
记得2003年人大读博时,一位同学在外兼课,一节一百元;一位同学是外语系副教授,有人请他翻译英文著作,千字60元,果断拒绝。
啥人会接呢?考虑到译本可能不好,务要注意核查英文原著。
如果研究对象非英语著作,仍然要坚持核查乃至借助字典阅读原始文献。
因此,不做学问、不从事相关工作的同学最好避开这类选题。
其二,意义价值方面。
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当然不能分高下优劣前沿落伍,但是西方文论直接关注事实与现象,注重实操性,方便运用于分析评论,似乎还重视听众,在意传播与接受,因此普及性要高一些。
文学理论普及程度一是与教育普及程度有关,二是与是否急功近利有关,如果是,就会疏远理论;如果笃信理论的长远作用,就能够静心掌握理论武器。
如果古代文论不注重现实意义与价值,不注重普及和可操作性,那不仅急功近利的人敬而远之,相信无用之用为大用的人也可能敬而远之。
西方文论建构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系统,中国古代文论要么是在国学、传统文化系统中讨论,其意义价值显得宏大而高不可攀;要么是按照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来建构,其意义价值显得是在攀附乃至牵强附会。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特征和体系建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意义,包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本身的发展深化,以及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转型重建,而所具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理论学术价值,已成为学界共识,时贤多有论说,笔者亦曾有专文论及,故而不再赘言。
本文主旨,试图论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体系问题,并且兼及其现代转化问题。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之体系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尚处于萌动、起步阶段,这自然与此项研究工作之理论学术难度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范畴、命题的整理、研究尚且还不能为进行其体系之研究提供一个非常坚实而充分的基础和出发点有关。
但是,在更进一步地加强对中国古代文论概念范畴之全面而深入的系统化研究之同时,开展对其体系范式的探讨和建构,则无论如何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紧迫的学术任务。
笔者以为,其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理论学术价值:⑴、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是揭示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及其范畴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之根本途径;⑵、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有益于总结、提炼传统文论理论思维机制方式及其经验;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是认识传统文论在思想范畴方面的民族文化特征之重要方法;⑷、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范畴及其体系之转型与重构,实现文论话语本土化之既定目标,亦是无法超越过去的主干工程之一。
其学理上之必然,深究下去,需以专文论析之,这里仅简言之,恕不展开。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必然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理论视域和思维特征、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确认、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结构网络和具体模式以及建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逻辑和历史原则诸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即准备围绕这些问题谈谈自己在思考、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过程中的一得之见,谬误、失察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在许多议论中国古代美学或文论特点的文章或论著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传统美学或文学理论批评是经验、直观以及模糊式的,缺乏理论性、逻辑性、思辨性、分析性、系统性等等,至于理论范畴体系就更无从谈起了,这差不多已成为定见。
中外文学的交流与双向传播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变得日益频繁。
无论是从中文角度看待西方文学,还是从西方文学角度看待中文文学,双向的传播都正在发生。
首先,中文文学在西方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文化大国。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文学作品也逐渐受到了国际读者的追捧。
例如,在2012年,莫言凭借《蛙》一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作家。
此外,中国古典文学的素材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作者所采用。
例如,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草原上的鹰》就是以古老的蒙古文学为基础创作而成。
除此之外,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文文学。
然而,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普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市场逐渐开放,西方的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中国。
尽管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相对而言,翻译的数量和水平仍有待提升,但是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广泛。
除了尼克•霍恩比的《囚鸟》、约瑟夫•海勒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余华的《活着》、李锐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原著小说,在不同的媒体,如新浪微博、豆瓣读书等,都可以发现有关西方文学的热门推荐和读者分享。
当然,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传播并不仅仅是单向的。
在市场和文化需求的相互影响下,中外文学相互借鉴、丰富彼此。
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家莫言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的小说受到了日本小说的影响。
相应地,世界各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为中文文学的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例如,美国作家艾美•坎普贝尔为了研究中国的文化而生活在中国多年,她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小说,探讨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
总之,中外文学的交流与双向传播正在不断发生。
这是市场和文化需求的自然反映,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过程。
通过这种交流,不同文学之间相互借鉴、丰富彼此,为人们提供更为多样的文化体验。
文化自信中国问题与文论建构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和自豢。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自信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拥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外部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自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建构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文化自信的问题1. 文化软实力不足目前,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但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却仍然相对不足。
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中国文化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也不够大,这就是文化自信不足的一个根本问题。
2. 外部文化冲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部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大。
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侵蚀着中国传统文化,年轻一代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度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部分人群的自卑心理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西方文化被认为是高尚的、优越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显得落后和不足以自豢,这种自卑心理对文化自信的建构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文化自信的建构1. 加强文化传统的传承要建构好文化自信,首先必须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这些文化资源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各方面都应该共同努力,让年轻一代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
2. 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中国的电影、音乐、文学等文化产品都有很大的潜力,但要成功走向国际市场,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政府可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对文化产品的引导和推广,使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
3. 建设自主的文化话语体系中国文化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话语体系,不断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发声。
可以通过翻译、学术研究等途径,让中国的文化观点和文化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只有建设了自主的文化话语体系,中国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得到建构。
中外文论的传播与建构
——“当代外国文论及其跨文化旅行”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外国文论与比
较诗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唐郡
由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的“当代外国文论及其跨文化旅行”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于2014年4月19-20日在四川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北京、上海、武汉、成都、深圳等地和英国的近1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年会一直以来都以“理论的旅行,思想的命运”作为主题。
本次会议延续这个主题,探讨了外国文论在当今中国语境下的译介与传播,对外国文论核心话语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中国文论在“理论之后”的发展之路。
同时,本次会议采取全体参会学者都进行大会发言的形式,让学者们都用平等的机会言说。
在此创新民主的氛围中,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外国文论译介与传播之旅
外国文论旅行到中国并与中国文论产生碰撞,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外国文论,都在相互影响中产生了很大改变。
二者如何改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并且,对于中国引进西方文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缺失,与会学者从文论翻译、译介研究、学术写作几方面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同时,在受到西方思维影响的中国知识领域中,“文艺学”的范畴始终模糊不清。
学者们对此也各自表述,积极讨论。
这些提纲挈领式的发言展现了与会学者对百年来中西文论相互影响过程的反思,将其具体化,乃是对外国文论大家及文论核心话语的反思。
二、外国文论核心话语反思
当代中国学界对外国文论的传播与接受已逾百年,学界对外国文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次会议充分展开了对外国文论大家及文论核心话语的反思,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俄国文论、中俄诗学、文学主体、符号学与美国文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议题主要介绍了当代中国巴赫金研究的最新景观。
俄国文论议题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语境下不同于意识哲学和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的第三种可能性。
中俄诗学议题提出中俄诗学具有相通之处,呈互补态势,其比较和对话的成果,完全有可能延伸到现代诗歌理论建设中。
在文学主体议题中,与会学者纷纷对文学的主体展开了热烈讨论,展现了现代文论对主体的回归。
符号学研究近年来从四川大学向海内外拓展,引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多种符号叙事的理论和实践。
与会学者也对美国文论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三、理论之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
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出“理论之后,文学理论怎么办”的议题。
是一次问题意识的刷新。
在理论时代逝去、文化研究占据主流的当下,西方文学理论的回归有其指向,而国内的却缺乏针对性。
对此,与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种种创想。
本次会议“谈旅行、谈比较、谈文本、谈作品、谈符号、谈形式、谈意义、谈跨文化性、谈文学性、谈互文性”,全面讨论了当代文论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面对“理论之后”的国际文论现状,我们首先应梳理当今语境下国内文论现状,掌握国际文论发展动向;同时,更加审慎地对待外国文论的译介,以强烈的跨文化意识面对中西文论的融合,推进当今中国文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