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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轶事
1938年，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在西南联大度过六年后，杨振宁发现自己对很多国外先进理论都缺少了解。
他曾对变形物体热力学做了很多研究，可等到他找到解决方法时，却发现外国科学家在十年前就解决了。
杨振宁决定去国外留学，1942年，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就读物理系，将实验物理学作为主攻方向。
两年多的时间，虽然杨振宁凭借着勤奋努力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因为他动手能力较弱，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
他在做实验的过程中经常出错，东磕西碰，经常会摔破东西甚至引发爆炸。
老师和同学们都跟他开玩笑说：“实验室里凡是有爆炸的地方，就一定有杨振宁。
”
思前想后，他决定放弃实验物理而改读理论物理。
对于这个选择，无论是国内的导师还是他在美国的导师都非常反对，他们认为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选择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杨振宁这样回答他们：“放弃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换一条更适合的路继续前进。
”
就这样，杨振宁在1949年进入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院研究所，开始专心致力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
也就在那时，快速发展的物理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量子物理学。
杨振宁开始在这个领域做大量研究，1957年，他和李政
道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
这一理论在全球科学家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凭此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全球闻名的科学家。
都说成功来自于坚持，其实很多时候，适时的改变也是一种成功的基础。
西南联大的小故事
西南联大在办学过程中，师生们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在长沙初创之始，三校为了更好的联合，出现了少有的谦让校权。
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天津话的意思即你代表我）。
”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这种互相谦让的精神，体现了三校合并的团结和合作精神。
在昆明办学期间，由于敌寇轰炸，联大师生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联大师生依然坚持教学科研不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此外，联大师生在面对国家危难时，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
他们不畏艰难险阻，投身科学研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小故事充分展示了西南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的坚韧精神和高尚情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国家危机四伏。
为了挽救国家危局，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了救国的中心。
在这个大学里，有一位叫做李明的学生，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年轻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李明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深受教育家陈独秀的影响，他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
在他的眼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才，提高国家的整体素质。
他深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的现状，懂得如何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在西南联大，李明遇到了一位叫做王老师的教授，他是一位非常有爱心和耐心的老师。
王老师教授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精神，他教育学生要有责任感，要有爱心，要有担当。
他告诉学生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在李明的心中，王老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李明。
在他的眼中，王老师不仅仅是一位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将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在西南联大，李明学习了很多知识，他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一起讨论国家的现状，一起思考如何为国家做出贡献。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在李明的心中，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和学生，他们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这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最终，李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他将自己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和精神传递给了更多的学生。
他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他深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家的现状，懂得如何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在李明的心中，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和学生，他们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在这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西南联大人物事迹素材西南联合大学于1937年创立，迄今已经有84年历史。
许多伟大的人物在这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是西南联大人物事迹素材，引领我们认识西南联大的历史、人物和价值。
1. 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革命家。
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
但是，在他的一生中，周恩来一直秉持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致力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更是建立了不少功勋。
他曾任第四区领导小组书记，为联大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周恩来还带领自己的群众学习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并通过各种方式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对于他在西南联大的贡献，许多人仍然称赞不已。
2. 罗隆基罗隆基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翻译家。
他在西南联大担任教师时，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联大人中最勤奋、最谦恭，也是最爱学生的老师之一”。
罗隆基的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向学生们传达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此外，罗隆基在作家和翻译领域也有着卓越的成就。
他曾翻译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等。
这些翻译作品受到广泛的赞誉，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 陶行知陶行知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他在西南联大担任教师时，颇受学生的欢迎。
他授课的方式十分特别，常常引用寓言故事和轶事，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向学生传达道德和人生哲理。
陶行知的著作《围城》是一本极具价值的作品，旨在帮助人们走出“鸡笼”和“独角戏”这样的陈旧思维模式。
这本书的关于人生、爱情和人际关系的思考，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
4. 黄炎培黄炎培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
他在西南联大是非常活跃的人物，在校内经常给学生们讲授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课程。
他通过教育，帮助许多学生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人生哲理。
西南联大的名人故事那西南联大可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出了不少超厉害又超有趣的名人呢。
就说闻一多先生吧。
他那可是相当有个性。
闻先生留着一把大胡子，这胡子可不仅仅是为了耍酷哦。
他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那叫一个激情澎湃。
有一次讲古代神话，他就像个说书先生一样，把那些神话故事讲得活灵活现，感觉那些神仙鬼怪都要从书本里跳出来了。
而且闻先生特别有骨气，面对当时的黑暗势力，那是坚决不屈服。
他发表演讲，痛斥那些坏蛋，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他的最后一次演讲，那真是震撼人心，虽然知道危险重重，可他毫不退缩，真不愧是西南联大的脊梁式人物。
还有沈从文先生。
他呀，看起来就是个很质朴的文人。
沈从文的口音有点特别，带着湘西的那种韵味。
他讲课的时候，学生们可喜欢听了。
他经常给学生讲他老家湘西的故事，什么美丽的山水啦，奇特的风俗啦。
他的文字就像湘西的山水一样清澈动人。
据说有一次，他给学生的作文评语写得比学生的作文还长呢，特别认真细致。
而且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时不时地闹点小笑话。
比如说他在生活上有点迷糊，可能沉浸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有次找东西怎么都找不到，结果发现就在自己手里拿着呢。
再说说钱钟书先生。
这位可是个超级学霸，学问大得没边儿。
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那才华就像光芒一样藏都藏不住。
钱钟书看书速度超快，而且过目不忘。
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不管聊到什么话题，他都能旁征博引，从中国的古籍到外国的名著，信手拈来。
他还特别幽默，有时候会调侃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没有恶意，反而觉得他很有趣。
他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那些学生都特别崇拜他，觉得能听到他讲课简直是一种超级幸运的事情。
西南联大的这些名人啊，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们的故事也一直流传下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呢。
西南联大人物事迹素材一百字1、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
梁思成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2、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汉族，祖籍福建闽县（福州），出生于浙江杭州。
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男作家“林微音”，故改名为“徽因”。
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建筑师、诗人和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
3、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
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4、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
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自称“我是扬州人”。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趣事•“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
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
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
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
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
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
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
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
”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
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
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
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趣事作者：刘建/口述周海滨/整理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11期“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
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
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
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
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
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
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
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
”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
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
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三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
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向人们展现了这段非凡的史实，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闻一多步行入滇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
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
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
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
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
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
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
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
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
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
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
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
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
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
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
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
”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夫人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被困难所压倒让人钦佩)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
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
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
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
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
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
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
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
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
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
”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
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当街卖画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龙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物理学教授赵九章的二女儿诞生了。
小女孩的降临为小屋平添了许多欢笑，也给这狭窄的陋室增添了杂乱。
仅十来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赵教授的书房。
室外破旧的门柱上贴着赵教授亲笔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
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间一件大喜事，可赵教授却整天愁眉苦脸说啥也高兴不起来。
战乱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衣衫破烂，生活上更是营养不良。
赵教授看着孩子们日日受苦，心里很难过，最终他含泪卖掉了一幅家传珍宝——赵子长临摹的山水画。
据说，赵子长是明永乐年间进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抚。
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巡游，画下了这幅蓝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图，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全国解放后，赵教授曾为卖掉这幅祖传真迹而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往返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
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开动“双腿11路”。
当时社会治安很乱，回来晚了还会遭遇土匪抢劫。
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抢劫。
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烂自行车，而且还把他身边的财物洗劫一空。
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
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绑着双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
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忙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
任教授幽默地调侃说：“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
他们搜走了我身边的一块怀表和那辆破旧自行车，然后将我绑起扬长而去。
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还望夫人发落。
”妻子一听无奈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
“娃娃头”杨振宁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是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最为困难时期。
杨教授家的人口多，有5个孩子需要抚养、教育。
那时，杨教授的大儿子杨振宁17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他4个弟妹都还小。
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杨振宁主动当起“娃娃头”。
为鼓励弟妹们多念书，他制定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好书、认真完成作业、听母亲的话、帮忙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
一周下来，满三个黑点的继续罚做家务，星期天不准休息；满三个红点的会受到奖励，由杨振宁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看一场电影。
这种“奖惩”办法还真见效，弟妹们从此乖乖听话，再也不敢打闹生事。
由于杨振宁当“娃娃头”出了名，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
更为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幻灯机，制成遭到飞机轰炸人们“四处逃难”“哭爹叫娘”等土电影，增加孩子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没有使联大教授们意志消沉。
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舞会等活动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最爱。
清华三所墙外有一个排球场，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间都组织排球赛。
场上男女混打，拉拉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
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由爱好音乐的陈绍玲主持，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
除此之外，所内还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赛，获奖者予以鼓励。
所谓获奖，一无钞票二无物品，仅是手持一张书本大的奖状而已。
每当圣诞节来临，教授们都要到附近山上采来松树枝，做成圣诞树挂上各色彩灯。
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时，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起欢快的舞蹈。
前方将士抗战英勇杀敌，后方的文弱书生也不甘落后。
戴芳澜和夫人郑淑媛、段洪章和夫人许桂岚、俞大发和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夫人祝宗岭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自编自演节目《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
如今，西南联大曾居住过的大普吉村已经今非昔比，许多旧址都因岁月的流逝而不复存在。
仅存的只有教授们居住过的惠家大院门楼、华罗庚旧居等少数遗址。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团结友爱、忠于事业、忠于国家的无私献身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他们克服困难、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值得后人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