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玄学“自由”精神的一种政治学诠释关于魏晋玄学的精神内涵，近现代学者有不少评论。
概括起来，除了“唯物”、“唯心”之说自成一派之外，较具特色的还有“自然说”、“自觉说”以及“自由说”。
本文偿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借助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析框架，对魏晋玄风的“自由”精神内涵作一深入分析，试图为魏晋玄学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自然、自觉与自由“自然说”又可称“崇尚自然说”，即将魏晋玄风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崇尚“自然”。
这种观点本身就很自然，因为几乎所有玄学家和清谈者都将“自然”视为玄学本体的基本特性，像阮籍、嵇康等名士甚至直接将玄学本体称之为“自然”。
容肇祖在成书于19世纪20年代的《魏晋的自然主义》中，将何晏、王弼、张湛、陶潜等人的思想概称为“自然主义”，就是注意到了玄学崇尚自然的特点。
贺昌群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力作《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在谈到“汉晋间人生观之转变”时，同样使用了“自然主义”一词。
陈寅恪先生于1945年在成都出版单行本《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明确提出魏晋玄学清谈思想是“主自然说”，并慧眼独具地将陶渊明的玄学思想称为“新自然说”，以区别于其先的玄学“旧自然说”。
对于魏晋玄学的“崇尚自然”，曾有一段时间被理解为“替世族大地主的放荡糜烂生活找理论根据”[1](pp.742-743)，但近年来，大多数学者从更加广泛的文化层面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诠释。
如袁行霈认为，“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2](p.66)，由上而下形成一种风尚，即魏晋风流，“而魏晋风流的开始，就是破执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2](pp.30-31)。
将魏晋玄风的“自由”精神诠释为“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事实上是将视点放在了人的主体方面，而这恰恰又与有关玄学精神的“自觉说”相互发明。
“自觉说”又称“人性自觉说”，此说从人的“自觉”的角度来凸现玄学精神，在有关魏晋玄风与文学的学术研究领域里流行甚广。
魏晋玄学的繁兴-----用道家自然净化儒家名教的思想主旨用道家自然净化儒家名教的思想主旨玄学思潮的中心议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而所谓本末、有无、体用、心性、宗意和才性等等概念范畴都是对这一论题的展开或深化。
抹讨名教与自然之辩，有助于把握玄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魏晋时期，与“名教”相对应的所谓“自然”，有这样几重含义：其一，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或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自然而然；其二，指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情感；其三，指必然、命运。
汉代以后，所谓“名教”，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即礼教。
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汉末蔡邕在论议宗庙之礼时即曾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故尊卑永固，而不踰名教。
”（28）南朝郑鲜（先）之亦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
”（29）“名教”的功能或特征是“以名为教”，即把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伦理通德观念立为名份、名目、名号、名节，如举贤良方正、茂才孝廉，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
，以政治手段来推动道德教化。
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说：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蜕皮，兽远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
劝其立名，则获其实。
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
……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情而致其善尔。
”然而，汉代统治者推崇名教，行“以名为教”的道德教化，其结果造成的却是如上所述的名实脱节的伦理失范、道德危机的状况。
这就引起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玄学名士们认为，道德危机是由于“矜名”、“尚名”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
王弼谓：“以无为而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
”（30）“不言之教行，何为而不威如？”（31）向秀、郭象云：“道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
”（32）“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