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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是什么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唐诗文化、宋韵
一、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真脱俗、怡然洒脱的生活态度和放纵桀骜、傲视礼法的言行风范。
它从根本上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代表了当时士族概念形态的一种人格的体现，亦为魏晋时期的审美倾向。
魏晋名士们追求个性解放，不拘泥于礼节，喜欢结交朋友，崇尚清谈，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度，被后人所膜拜。
二、唐诗文化
唐诗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唐诗以其丰富多彩、意境深远、语言优美、韵律和谐等特点而著称于世。
唐诗的主题广泛，内容丰富，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又表达了诗人的情感和理想。
唐诗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开放、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多元等因素密切相关。
三、宋韵
宋韵是宋代文化的独特风貌，体现在宋代的诗词、书画、陶瓷等各个
方面。
宋代诗词以清新雅致、深婉含蓄为特点，追求言简意赅、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宋代书画则注重意境的表现，追求笔墨的韵味和气韵的生动。
宋代的陶瓷则以简约素雅、造型优美为特点，体现了宋代审美趣味的独特追求。
宋韵的形成与宋代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等因素密切相关。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一、引言《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所编撰的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全书共十卷，记录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人物逸事、言谈风尚和社会风俗。
其中，魏晋风度作为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和思想文化。
二、魏晋风度的背景与内涵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们对于生死、名利等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魏晋风度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强调个体内在的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崇尚自然、超脱和自由。
这种风度既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上，也体现在文化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
三、《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表现1.个性自由：在《世说新语》中，许多人物形象都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精神风貌。
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既体现了他的豪放不羁的性格，又展示了他在审美追求上的自由精神。
2.淡泊名利：魏晋时期，名利场上的追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然而，《世说新语》中却有许多故事表现了人们对名利的淡泊和超脱。
如嵇康拒绝入仕，钟会拜访嵇康的故事，就展示了他们对于名利的轻视和对自我价值的坚守。
3.才情横溢：《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才情和逸事。
这些人物形象既体现了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展示了他们在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上的独特见解。
如王羲之写《兰亭序》，谢安与王羲之的交往等故事，都展现了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4.自然洒脱：《世说新语》中还记录了许多人们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故事。
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就表现了他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
此外，还有一些故事表现了人们对于生死、名利等问题的豁达态度，如王羲之的临终遗嘱等。
四、结论通过对《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和思想文化。
这种自由、超脱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后世也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风度的看法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三、魏晋风度在文化领域的表现3.1 文学创作中的魏晋风度3.2 绘画艺术中的魏晋风度3.3 音乐舞蹈中的魏晋风度四、魏晋风度对后世的影响4.1 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发展4.2 魏晋风度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继承4.3 魏晋风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五、对魏晋风度的评价和思考5.1 对魏晋风度的正面评价5.2 对魏晋风度的负面评价5.3 对魏晋风度的思考与总结六、参考文献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魏晋风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观念。
本文将深入探讨魏晋风度的看法，并对其在文化领域的表现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魏晋时期的背景1.1 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一个时期，政治格局相对稳定。
魏晋时期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灭亡、五胡乱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政治环境的变迁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 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动荡的局势和民族交融的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种社会背景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1.3 魏晋时期的文化特点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文人雅士的兴起、儒学与道教的融合等都对魏晋风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2.1 魏晋风度的定义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它包含了士人的风度翩翩、气度非凡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思想信仰。
2.2 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包括豁达开朗、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等。
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对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有着高度的认识。
2.3 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士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教案1引言1.1《世说新语》的背景与意义1.1.1《世说新语》成书于魏晋时期，由刘义庆编纂，记录了当时名士的言行与逸事。
1.1.2作为一部文学与历史价值并重的作品，它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士人精神。
1.1.3通过《世说新语》，可以深入理解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
1.1.4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世说新语》不仅能够提升文学素养，还能增强对历史的认识。
2知识点讲解2.1魏晋风度的定义与特点2.1.1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表现为清谈、放达、超然物外。
2.1.2这种风度在当时被视为高雅和智慧的象征，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发展。
2.1.3魏晋风度强调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与当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紧密相关。
2.1.4通过对魏晋风度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古代士人的生活哲学和审美情趣。
3教学内容3.1《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形象3.1.1教学内容将围绕《世说新语》中的几位代表性名士，如王导、谢安、竹林七贤等。
3.1.2通过分析这些名士的言行，揭示他们所体现的魏晋风度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3.1.3学生将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学习，深入理解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
3.1.4教学内容还包括对这些名士的评价和影响，以及他们在后世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教案4教学目标4.1知识与理解4.1.1学生能够了解《世说新语》的基本内容和成书背景。
4.1.2学生能够理解魏晋风度的定义、特点和其在当时社会文化中的意义。
4.1.3学生能够识别并描述《世说新语》中的几位代表性名士及其所体现的魏晋风度。
4.1.4学生能够分析魏晋风度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
4.2技能目标4.2.1学生能够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和人物。
4.2.2学生能够通过小组讨论和报告，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
4.2.4学生能够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关于魏晋文化的拓展研究。
何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魏晋风骨”）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饮酒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
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
魏晋风度、唐诗文化、宋韵
摘要：
1.魏晋风度
2.唐诗文化
3.宋韵
正文：
一、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社会风尚。
在这个时期，文化繁荣，名士辈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魏晋风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自然：魏晋名士追求天人合一，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不拘泥于世俗礼仪。
2.重视人文：魏晋风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重视个性，崇尚才子佳人。
3.谈玄论道：魏晋名士热衷于谈论玄学，以清谈为尚，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
二、唐诗文化
唐诗文化，是指唐朝时期诗歌创作与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
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唐诗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繁荣的诗歌创作：唐朝诗人辈出，诗歌作品丰富多样，有山水田园、咏史抒怀、边塞戍楼等各类题材。
2.独特的审美情趣：唐诗以婉约、豪放为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3.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唐诗文化影响深远，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对日本、朝鲜等邻国产生重要影响。
三、宋韵
宋韵，指的是宋代文化的一种韵味。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宋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文治：宋代重视文化教育，崇尚文治，提倡“厚文薄武”。
2.独特的艺术风格：宋代文化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宋词、宋画等，都以其高雅、清新的韵味闻名于世。
3.世俗化的社会风尚：宋代社会风尚世俗化，市民阶层壮大，世俗文化繁荣，如宋杂剧、宋话本等。
一：“魏晋风度”的内涵及特点“魏晋风度”从根本上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并非仅代表魏晋时期名士的风度，而且同时还潜藏了魏晋风流之意。
“风度”在魏晋时期是用来评论人物的一种词汇，即当时士族概念形态的一种人格的体现，亦为魏晋时期的审美倾向。
从魏晋时期的一些典型的名士可以看出，处于此阶段的名士们具有“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潇洒桀骜，为后人所膜拜。
“魏晋风度”体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状态，在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内涵无法通过一两句话概括。
宏观的“魏晋风度”涵盖了整个魏晋阶段文人的精神风貌、文化底蕴与对待人生的态度。
此阶段文人所特有的率真脱俗、怡然洒脱的生活态度与放纵桀骜、傲视礼法的言行风范，体现了处于此历史背景下的名士们的一种奔放无束的生活状态。
具象的“魏晋风度”，即为魏晋文学所彰显的个性。
以语词的叙事性作为基点，以“风度”阐释魏晋阶段文学特性缺乏严谨性。
由于差异化的主体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审美各不相同，相应的政治背景也为文学奠定了不同的主题。
缘何一直沿用这一说法来充当这一阶段文学的代名词，并非只是因为此历史阶段正处于魏晋时期。
而是由于此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身为有识之士，其内在的忧患观念在各朝代交替中均有体现，内在的危机也一直存在着。
只是由于各历史时期主流哲学存在差异，主体的生命观念存在变化，因此造成此类危机感。
魏晋阶段正是此类意识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时期。
因此文人的危机意识在政治的作用下持续深入，进而生成自觉的生命意识。
以文学作为基点，此类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个体化的创作风格、多元化的审美特性以及层次化的文学结构等。
换言之，“魏晋风度”即为“对个人价值的全面审视及对挣脱传统道德束缚的人性的认可”在各意识形态中的内在体现。
“魏晋风度”第一次“刻意”地把人性升华到超名教的高度，进而作为挣脱传统道德的一个风向标、打破封建礼教的枷锁。
“魏晋风度”表象的特点为豁达、率真、洒脱。
通过言行与诗文，赋予自己的人生以艺术的色彩。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
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
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
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
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
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
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
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
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
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
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
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
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
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
”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
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
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
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
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
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
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
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
”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著名的王羲之的兰亭故事。
东晋王羲之等人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4年)于兰亭举行的文人集会，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
当时许多人士写诗歌，后来编成集子，王羲之在当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悲夫！在王羲之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兴感到个体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
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珍惜这瞬间的快乐。
但这又不是产生出同时代的《列子·杨朱篇》中宣扬的及时行乐，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他拥有这种高峰体验的可能性，放弃这种人生的高峰体验而逐于肉欲，等于将人生退化到禽兽之域。
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这是魏晋风度的精神理念。
也是我们现代人生最应当思考与感怀的。
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
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
我们加以大概地介绍:饮酒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
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
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
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
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是很到位的。
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
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
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
”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
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
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服药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
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
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
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
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
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
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有人认为这种风尚与今天的吃摇头丸差不多，其实我认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
不能简单地加以比方。
两性解放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
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
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
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
如《世说新语?任诞》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
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
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
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
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
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
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再比如，三国时魏国名士荀粲(字奉倩)虽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
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镇。
其子荀粲却服膺老庄。
他曾经公开说过，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来取悦男性，不必拘于德才。
《世说新语·惑溺》记载: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荀粲娶大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其妻美貌温婉，深受他的喜爱。
爱妻患热病，荀粲不惜受时人讥诮，为了给爱妻物理降温，竟然大冬天在户外先自凉身，然后以身熨妻为之降温驱热，然而妻子不久还是病故，荀粲也哀伤过度，不久死去。
这段轶事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至情至性的男人为情所陷以及爱妻去世后的悲苦。
《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这一类行为，表面似乎是在批评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实际上是暗中叹赏这些名士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伦理观与审美观。
当然，魏晋与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贵族之中，淫乱之事也不少，但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名士风度是两码事。
放情山水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
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
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
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
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