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魏晋玄学论稿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清醒、儒雅、傲世、感性的。

他们以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展现于世人，他们是矛盾与思辨的结合体，究其原因必然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基础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魏晋玄学。

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品性都可以在魏晋玄学中找归宿。

本文从魏晋玄学入手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魏晋玄学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了他们慎思辨、好玄理的习惯魏晋玄学是继先秦哲学、两汉经学之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大思潮。

它凭其重思辨、好玄远的特点开拓了中国哲学的又一个时代。

它以其缜密思辨的逻辑思维弥补了以前中国哲学不重思辨的缺陷，使中国哲学从感性、非思辨向着理性、抽象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一理论转向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抽象和思辨的思维能力。

魏晋玄学以清谈闻名。

而这种清谈论辩的方式却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抽象思辨的思维能力提供了机遇。

这里要说明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已经不同于汉末时期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的清谈，他们摆脱了现实社会和政治目的，以老庄的幽冥玄远之学为所谈内容。

虽然魏晋玄学有如“才性之辩”、“圣人有情无情之辨”、“言意之辨”等诸多论题，但却始终以究天人之际，寻万物之本体的“本末有无之辨”为主要议题。

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中说的“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1]自从何晏、王弼提出“贵无说”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以“无”为本，“本末有无”问题就成为每个玄学家不能不谈的一个重要论题。

所谓“本末有无之辨”就是探讨天地万物的根本究竟是“有”还是“无”？围绕这样一个问题，针对何晏王弼提出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裴■在对“贵无论”思想的质疑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崇有论”，而郭象则又在“贵无论”与“崇有论”之间另辟蹊径提出了更具抽象性的哲学论点“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

QUN WEN TIAN DI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战乱，国家也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中，而此时期的玄学被称为“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灵魂”，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玄学在中国文化、哲学等多方面都有过诸多影响。

一、时代背景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王朝衰微，爆发了黄巾起义，促使汉王朝灭亡。

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全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虽然西晋实现过统一，但也仅仅是短暂统一。

此外，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这就使得思想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个体价值，这推动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等多样化的发展。

正是在战乱与分裂、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以及社会思想活跃、个性价值得到充分重视的社会背景下，玄学产生了。

二、玄学的产生玄学出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玄远、深远的意思，体现了无穷万物变化的奥秘，玄学是种智慧的哲学。

魏晋玄学大多被认为源自刘邵的《人物志》，代表人物有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嵇康，西晋时期的郭象，东晋时期的葛洪、王坦之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释道文化糅合的结果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以及黄巾起义给东汉王朝毁灭性打击，东汉政权最终土崩瓦解，因此上层统治的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神学论也随之消散。

此时曾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入世儒学，逐渐脱离现实社会，失去了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两汉经学走向了死胡同，这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佛学自西汉末年有西域传入中国。

作为一种陌生的异域文化，佛学的传播者势必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魏晋玄学中盛行的老庄学说。

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生命脆弱等现象，使人们期望安宁的生活，佛教中的某些思想与老庄相结合，被人们接受，并给予长期处于痛苦、不安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和心灵慰藉。

魏晋玄学简论一、魏晋玄学兴起的背景、分期及影响区域魏晋玄学是在经学的衰落过程中兴起的，这也是一个玄学反对神学经学的过程。

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始，儒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儒学走向了经学化，经学走向了神学化。

在形式上，经学异常繁杂，对一部经典的注释甚至需要用上百万字。

这种繁琐化的倾向在更早的时候即已初见端倪，东汉的班固对即对这一现象评价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 并且指出："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内容上，经学与谶纬阴阳学说相结合，参杂了很多神学思想。

东汉的统治者以谶纬为钦定法典，举凡制作礼乐、更定年号、祭祀营建等，都"应合图谶"。

谶纬学说之中虽然有一些天文、历法的知识，但是从总体上看来，谶纬基本上是荒诞不经的迷信谬说。

经学的繁琐化与神学化使其难于被掌握，在面临实际问题时缺乏说服力。

并且以经学为尊的东汉政权迅速腐朽，社会呈现动荡之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腐朽的经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新的思想也在其中应运而生。

这些，都造成了儒学的衰落，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根据一般的观点，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思想上提出了"贵无论"，试图以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将"玄学"上升到哲学的范畴。

第二期是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他们将前一期的"贵无论"推向了极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开否定儒家礼制，宣称"非汤武而薄周武"。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内容摘要：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

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

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键词：本末有无王弼裴頠郭象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

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

《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

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玄学研究论文正式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

我们今天研究一位哲学家，主要应该着重于他的著作而不是生平。

因为著作是他思想的记录，是他把自己的个性完全融化在普遍性的结局，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理性思维的英雄”的本质所在。

而生平则不过是体现了他的非本质特征，一种无法超越的特殊的境遇。

关于何晏王弼的生平略去不论，总之暗淡无光。

但是他们独创性的思想却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玄学思潮，完全有资格配得上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导言中说的“理想思维的英雄”的称号。

在贵无论玄学的建立过程中，何晏作为倡导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汉代神学目的论和元气自然论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

例如他在《道论》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规之以员。

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这个命题承袭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而以“无”作为“道之全”则是玄学独创性的命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宇宙生成论到玄学本体论的关系。

何晏及后来的王弼都特别强调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他在解释孔子的“予以一贯之”时说：善有元，事有会。

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知其元，则众善举矣。

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

为了适应玄学初创的需要，何晏着力于确立本体比现象更为根本的观点，因而把圣人的人格提到半人半神的高度，和常人完全对立，以致于它最杰出的弟子也不能理解。

在谈论本体时却遗忘了现象，在谈论现象时又丢到了本体。

再解释《老子》上，只是把纷然杂陈的众多现象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

这就既不能圆满解决贵无论玄学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也无法全面解释，《老子》。

还有他因为“不解《易》九事”没有写出关于《周易》的著作，屈服于象数派易学。

尽管何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贡献还是主要的，并且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是他豁达大度虚怀若谷，把未完成的工作真诚地让给王弼去做。

浅析魏晋玄学的兴起【摘要】汉末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天下分崩离析，由魏、蜀、吴并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再由本晋的统一到十六国割据，再到南北政权并立。

在这大一统不在的情况下，不但政治、经济发生着变化，思想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两汉经学的逐渐走向衰落，一种新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开始建立起来。

魏晋玄学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首先从政治经济的外在社会环境入手，阐述玄学兴起的外在原因，其次从儒学自身的衰落入手阐述老庄之学兴起内在原因。

关键词：玄学魏晋两汉经学（一）汉代经学的盛行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一种文化的盛行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载体，当文化载体发生变化的同时，文化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在汉末战乱的冲击下，文化载体遭受巨大损失，许多书籍付之一炬，长安、洛阳昔日的繁华已不在，主导文化丧失权威，儒学维护正统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被削弱和扰乱。

在战乱时期由于国家政治需要，一些治国用兵的经世致用之才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为用。

在曹操二十八年的求贤令明确的说：“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明显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要求，不能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经学正逐步走向衰落。

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许多豪门士族，这些豪门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于中央集权国家有一定的破坏和抵制作用。

他们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荫占户口，势力不断壮大。

中央皇权和地方的豪族地主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但他们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

因为这些士族豪门有其独立的庄园经济，脆弱的中央政权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去拉拢他们。

曹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方法，和这种豪门士族有很大关系。

九品中正制刺激了士家大族的发展，做官变成了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

儒学也在这种环境下悄悄地发生变化。

在汉代“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做为儒者都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他们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很强的功利进取之心。

文化与传播浅谈魏晋玄学晁西倩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摘要】魏晋玄学是个深远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魏晋玄学的研究可谓集诸名家之所长。

透过对魏晋玄学思想的研究，研究、探讨魏晋玄学的深层思想内涵，它所包容的文学和社会精神。

魏晋玄学所受到的儒家思想是微弱淡薄的，名士们纷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老庄道学思想蔚为大观。

清心寡欲、超脱自然的道学成为玄学的重要根基。

【关键词】玄学儒学道学玄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思潮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众说不一。

追求，达到一种佯狂的状态来逃避黑暗的社会现实。

外表放浪形骸，内有人认为，魏晋时期的清谈也就是玄学，“正始之音”即以何晏、王弼心清醒而痛苦。

而这种状态仍不失为一种绝好的躲避政治灾祸的方为代表的玄学的形式与内容就是辨析名理、善通老庄，因此清谈与玄学式。

即是烦琐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与名辩之综合复古。

也有人把二、玄学与儒学魏晋时斯的哲学通称为玄学，又把播康、阮籍、裴顾、杨泉、欧阳建等归魏晋玄学中的儒学思想可以说是微弱淡薄。

魏晋名士采用儒家的入玄学唯物主义路线，把王弼、郭象、《列子》划入玄学唯心主义路线。

经世用世之心，拚弃了亢奋的理想人格，儒家治世思想却深藏于内。

只玄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思潮呢，我还是同意汤用彤先生所讲玄学是经过了汉朝４００余年的精神统治的儒家经典，其“虚伪人性”和严重是研究世界的根本、本质，或世界存在的依据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本弊端已经不适应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了，于是，名士们“越名教而任自末、有无为其辩论中心这一见解的，这比较能揭示出玄学：本质特征。

然”，以一种超脱的方式，解决人们的精神困惑，召唤人们回到自己的心按玄学家们自己的说法，玄学是一种所谓深奥的学问。

王弼说“玄，谓灵。

魏晋名士也关心政治，只是无法畅所欲言，于是精神状态极度分崩之深也。

”王弼《老子指略》向秀、郭象则讲玄冥，玄冥即指幽深玄远的离析，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双重人格。

名士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作意思。

玄思的魅与惑——王弼玄学再探讨一、前言:从王弼被嘲说起形容在哲学中走火入魔的词,莫过于“玄”。

古希腊故事里,对入迷于“玄”的哲人,有过这样的比喻:有位哲人专注于思考“玄乎”之理,不知不觉中掉到了正在行走的路面上的井里。

被人讥为只顾望天上不切实之事,而不脚踏实地地看地上之事。

在古代中国,诸子百家虽被后人作不同的继承与批判,但从“玄”意上被讽的似乎还没有。

到了魏晋南北朝,“玄乎”之学不仅独领一代学术之风骚,而且同时开始了中国“玄学”被讥笑及至后来的猛烈批评。

其中,以玄学始者王弼之学术命运最为典型。

王弼在公开场合震摄人的魅力,主要在于他总能从“玄思”的角度开启人们对事情思考的新视野。

这种耳目一新的“清谈”,使王弼在正始年代有了一种超然的地位。

欣赏他的人,从其独特性中,猜度其表现出的“玄思”魅力应该能感动天下人,并且首先应该能感动君主。

于是,便荐王弼为官。

可是,靠玄谈来混迹官场,玄思之“可笑”几乎马上显现出来。

正是其时的一国之君对于王弼这种为士人惊叹不已的“玄思”之魅力,第一个表现出不屑。

在王弼被煞有介事地引荐给皇帝讲“玄”时,皇帝对其开始也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可很快在王弼还沉溺于自语其“玄思”时,皇帝已显得不耐烦。

而这种不耐烦,与其对王弼自以为是的治国理想不以为然有关。

其后,王弼很快地在政治的争斗中失宠,相信除与王弼本人的为人处世不世故外,也与来自实际政治势力认定王弼只能“玄思”,而不能“实行”有关。

二、由思而行按研究魏晋玄学的名家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之所以选择“玄”的角度来反思汉儒所作,有其理由。

尽管,这些理由中,包括了实在的政治和人生的因素在内,但就王弼本人来说,着重阐明的理由,则是从学理上说的。

在其对三部不同经典的注解和释疑中,我们看到,王弼对汉儒的批评,不是要否弃他们所坚持的原儒精神,而是认为汉儒对原儒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之方式不合适,导致出发点与结果的不相符。

对于如何在学理上将这样一种观点阐明,王弼有相当的自觉。

浅谈魏晋玄学的现代影响与嵇康的自然本性玄学，即玄虚之学，玄远之学。

玄学产生在汉末年代，汉末社会动乱黑暗，战争频繁不断，民生痛苦，使人们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之心一时俱灰，传统的儒学日渐迂阔，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老庄的玄虚之学就成了人们追求自我解脱的重要途径，弥补儒学的不足。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魏晋时期一种特有的思潮，玄学标榜老庄，提倡贵无，崇尚自然。

而现在，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往往使我们在喧嚣中忘记了自己为了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

本末倒置的变态追逐就如同一根永远找不到端点的缰绳，强行拉着我们奔向一个又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角落。

我们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无人深夜默自叹息，却在下一个天亮后无可奈何地继续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人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追名逐利，其实没有什么比纯真自然平凡的人生更有意义。

在正始名士们和他们的玄学思想中，我想嵇康应该是崇尚自然的第一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是个美男子，相貌堂堂，天生丽质，无一丝矫揉造作，用“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他的哥哥也很不谦虚地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仅从相貌这一点便可知嵇康不自藻饰，崇尚自然之美。

更有他旷达狂放的率真个性，自由懒散的行为，放纵随意的性格使他从内心中表现出自然之美。

最欣赏嵇康的一点是尽管他自知为世人所不容，但还是我行我素，不曾为了迎合名教的规范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的心神虚静，他的内心就没有什么要追求争夺的；如果思想豁达，他的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束缚。

内心无求无争，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约束而听任自然；情感不受欲望宰制，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人应当淡泊名利，不为名教所拘束，不受虚假的荣华富贵的引诱，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实感去生活。

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

他说他自己在性格上有两条特别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历史的尘埃——浅谈魏晋玄学社会思想总是政治潮流的衍生，也同时与政治之间互相影响制约。

社会思想不断的被时代打磨嬗变，“为儒者尊”的董仲舒为“炎汉”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开辟道路，铺展了框架，宏大煊赫的条令体系赋予统治者“君权神授，天德至善”的庄严法相，天威重压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久耕深埋，“等级森严，三纲五常，各安天命”正是统治者渴求的“天下太平”。

但威严和繁琐背后并不意味着怀疑和松动的消失，宏伟的封建构制也不等于社会个体的幸福，当国家忧患把民众原来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灵践踏的灰飞湮灭的时候，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探求渴望也就不可遏止的萌发了。

魏晋时期的乱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只是光彩的一抹，董卓乱汉，三国鼎立，司马篡汉，八王之乱等等，乱世中的民众已饱受人祸之苦，统治者高倡的“仁义道德，严刑峻法”根本无力阻止炎汉帝国的倾颓败亡，当然也无法以“三纲五常”的尘土去扑灭思想者的火花，对社会的不满造成了批判思想的出现，流行百余年的魏晋玄学就这样在焦岩枯壤中逸出的一缕清流，正始高士，竹林七贤，晋代名流在这样的条件下催生和发展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最先提出的“天人之际”的关系出于“自然”也是很明显的在为封建制度，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寻找根据，但新思潮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正统思想的否定（否则何来”新“字可言），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是规劝统治阶级放弃“伪”的面具而回归“自然”，有相当的保守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董仲舒“天”的定义，在没有压迫和威慑的情况下追寻“有无”和“自然元气”，这样的说法可以把原来有形有象受制约的社会关系导入更抽象的环境中，而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为“无知无念”中自然而然存在的虚无构建。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虚空中“冥然相合”，而不是再按照儒家经义中的“三纲五常”来循规蹈矩，说到底就是对当时的社会关系，封建君权神授论提出了一定程度但又相当隐讳的模糊，怀疑和抗议，君临一切的“天子”和“天授”的律令令条也被虚化的“自然”所替代，至少给当时的思想界和社会潮流中带来一点思索和挣扎的空间。

昔日济世三分意，终入杜康话猖狂张家瑞纵观天下，先秦诸子，两汉经学，皆以正行教化为主，转至魏晋，却独生另途，究极宇宙之间，查探玄冥之极，盛奉老庄，成名理之学，考究形名、言意。

名士清淡，心诟官场，开玄学之道，成就了一个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年代。

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集权而统一的中国已经运行了400余年，其理论缺陷暴露无遗，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虚伪人性”问题，人们已经变得愿意从俗，个体自身的自然本性消耗殆尽，金字塔式的强权统治使官僚体制中的名士君子们“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为礼是克”。

两汉以经学为宗，流于烦琐，皓首穷经作一字之解，而不能在义理上有所突破，这种情况直至汉末也未尝变化。

儒学的教化与僵固和经学的烦琐固旧激发了老庄思想的流行，魏晋玄学成为了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

说到魏晋玄学，作为魏晋玄学时期主要的竹林时期就不得不提，竹林七贤我独爱阮籍，故不得不借阮籍以论玄学。

阮籍作为竹林七贤里的一大代表人物，他的思想颇具特点，由他恰可了解魏晋思想的转变，阮籍的思想演变很值得研究，初存入世之举，终成出世之名。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阮籍他们内心深处还是相信礼教儒学的，并把儒学礼教当作宝贝来看待的。

这按阮籍自己的话来说，其小也正是雅好儒学的诗书，并好学不倦，还能以古代的道德高尚，安贫乐道的贤者为自身学习的榜样。

这在他的《咏怀诗》十五中有叙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因为从小就学儒学，通六艺。

这样也就在脑海中形成了儒教观念，并必然地以儒教来约束自己，这在他的《咏怀诗》六十中讲到：“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

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

”在阮籍前期的很多诗赋中可以见到他的儒学观念与济世之志。

看阮籍的前期思想，以晋书里阮籍传的一句话叫“本有济世志”。

然而，这一切随着阮籍所处“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而被纷纷打破；从阮籍所怀有的儒学观念和济世立忠的这种“圣人之意”来看待物象世界，这物象世界非但没有纪刚、次序、有常、百姓熙怡和民性纯朴，反而是糟糕透顶，按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的话来说是：“反覆颠倒”、“失度”、“失理”。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时期，儒家经学的衰落更加明显。

同时，魏晋时期的改制运动也为玄学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魏晋玄学吸收了道家的精神和思想，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探讨宇宙人生的哲学问题，通过修辞和论辩的方式进行学术社交活动。

它的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的发展魏晋玄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分别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为代表。

正始玄学注重对“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的探讨，竹林玄学则更加注重对人性、道德、自由等问题的思考。

元康玄学强调“心即是佛”，强调个体内心的修养和发展。

江左玄学则更加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都在不同的方面对魏晋玄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魏晋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思想影响了文化、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

近代的评论也对魏晋玄学的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价，认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魏晋玄学的思想也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魏晋玄学中的人对学儒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

他们强调个体内心的修养和发展，注重人性、道德、自由等问题的思考，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

这些思想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庸之学的批判和“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的提出为代表。

在竹林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玄学家更加注重人性的探讨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康时期的玄学家则更注重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发展，提出了“因循”政治哲学和“各尽其能”的人才观。

而江左玄学则更加注重实践和行动，强调“真人无己，天地为公”的理念。

这些阶段的玄学发展，都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玄学与魏晋时代学风的关系魏晋时代的精神风貌，令后世众多文人无限神往。

虽短暂却在史书上留下风华绝代的一笔。

当时的“竹林七贤”旷达潇洒，不拘俗礼，聚游于竹林之中，醉酒抚琴长啸，用以表示对司马政权的不合作态度。

然而在风流洒脱下又有一丝沉重和血腥，在旷达不羁的背后，是当时名士们试图寻找出路的挣扎与痛苦。

时代的局限迫使有思想有文采的人寻找新的出路，外寻而不得，就转化为内在自我的精神解放，也就有了玄学的诞生，也就造就了魏晋的潇洒坦荡。

在理想无法实现，现实总是惨淡沉重的情况下，魏晋人选择了向内生长，维护自我的本心，维护人格与理想，既然有为不可用，那就干脆追求无为，纵情山水自然，寄情于自我的精神世界。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阐明了这一点：“时事纷纭，社会动荡，名教虚伪，人生意义何求，把魏晋思想引向玄学。

”玄学虽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但注重的是以“无”为本，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洒脱，放达任情，包容度极高。

理性思辨空前活跃，抨击权贵礼法，崇拜真名士，与儒家道家不同，头一次以人本身为主，讲究追求理想人格，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

魏晋玄学文化对魏晋的时代学风有深刻的影响，即使朝代更迭也在后来的文人才子求学心路中留下了影子。

由《世说新语》所载，魏晋学风的治学心路主要为“为人——为己——求进”，主要表现为，崇尚文采，求新不守旧等特征。

在魏晋时代由两汉经学学风到魏晋玄学学风转变。

《世说新语，文学篇》摘录“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看书，如秿中窥日。

”，这里的南人、北人不是指地域意义的南北，应为经学学风与玄学学风的不同东晋以后的南方经学受玄学影响，由繁杂变为简约。

玄学家崇尚老庄思想，以高度抽象的思辨方式研究玄远幽深的自然人生道理，就是常说的“清谈”。

魏晋学子“清谈”玄理自然，使当时的读书人逐渐摆脱沉重的经学枷锁，走出一条清明简要的求学之路。

除此之外，玄学对儒家的思想教义提出了质疑，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反叛，而是以质疑的方式对儒家进行反省与思考，试图找到儒家礼教于人性自然的调和方法，玄学对道家的推崇的吸收是的人性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与儒家注重整体不同，个人的特性与人格得到尊重。

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浅论魏晋玄学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主流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

哲学本身不创造生产力，但是主流哲学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统治者正是在自己认可的哲学指导下制定政策、统治国家。

具体到每一个人，也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它不一定会像主流哲学那样被书面化、被宣扬，它往往存在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

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积极入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逃名避世，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视隐逸为人生最高境界。

但是，从时间的长短来看，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几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以及儒家自身的改良有关。

然而，有一个时代却是例外，儒学衰微而道家崛起了，这就是同样动乱的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的战乱，让文人们感到儒学的无力，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学说而困惑，人们需要一种更适合当下环境的思想来给人慰藉和力量。

人们想到了同样产生于战乱之中的道学。

在这样的时代，避世也许才能获取平静的内心，甚至才能保住生命。

但儒道两家有太多思想是相抵牾的，那些上层士大夫，既想标榜自己为老庄的弟子，却又舍不得真正摒弃名利物质，实现庄子的“任逍遥”，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这种矛盾，却又恰好成为了玄学产生的必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玄学就是老庄哲学。

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玄学，一般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思潮，它源于先秦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是老庄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

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

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

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一、玄学的缘起魏晋玄学的缘起，实际上在礼崩乐坏的东汉末年已初见端倪。

那时，社会混乱，战乱不断，导致俊雅之士厌弃世俗，为摆脱肮脏的政治泥潭，纷纷弃世独行。

因为，面对无可救药的混乱的政治和社会，那些看破红尘的士人并没有力挽狂澜于当下的魄力和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壮志，而是积极寻求避世的途径，以文人的嘲讽躲在暗处审视一切。

他们放浪形骸的个性与冠冕堂皇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正统儒学的大胆叛逆。

再者汉末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的动态，支离蔓延而穿凿附会的繁杂解说最终导致经学沉沦。

就是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下，老庄哲学的处事原则得到迅速的发展并流行。

他们将满腔的苦闷与牢骚抑制在放任荒诞的行动中，从老庄的哲学中寻找自得其乐的处事原则。

老庄哲学本来就是乱世之中的产物，人生的苦痛让沉溺其中的士人开始反思生命的真谛。

汉魏之际的社会迫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哲学理论，魏晋玄学就是上族阶层用以替代儒家思想的精神家园。

二、群己之辨的产生玄学之所以最终归结到人这一主题，归结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因为当时所谓名教与自然之异同者，从士大夫自觉之观点言之，实起于对群体与个体之着重点不同图。

这就提出了自然与名教之关系和个体与群体之关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魏晋时期，辨析名教与自然成为理论热点。

名教代表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自然则与个体的自性相联系。

因此，名教与自然之辨背后所蕴合的，乃是人的主题。

团伴随着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逐渐开始正统化群体的原则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原则，个体的存在则越来越依附于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结构图。

这一历史前提下，儒家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融入新的内涵，包括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对压抑个性的批评态度，对我这一主体的肯定等等。

与实现大一统的两汉相比，魏晋时期崇尚个性更是成为一时的风气。

再者，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局势下，个体生命在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如何达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成为思想家们所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而这一理论问题的具体展开即为群己之辨。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内容摘要：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

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

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键词：本末有无王弼裴頠郭象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

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

《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

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