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同名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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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民族宗教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乡村治理中,民族宗教与乡村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民族宗教的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两个方面来探讨乡村治理的民族宗教与乡村文化建设。
一、民族宗教的保护与传承乡村是民族宗教的重要承载地。
在乡村中,各种民族宗教的信仰和习俗得以传承和发展。
保护和传承民族宗教,有助于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首先,乡村治理应加强对民族宗教的法律保护。
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民族宗教的权益和自由,保障乡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同时,加强对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其次,乡村治理应加强对民族宗教传统的传承。
通过开展宗教文化活动,组织宗教节日庆祝和宗教仪式,让乡村居民更好地了解和传承民族宗教的文化内涵。
同时,加强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保留乡村的历史文化记忆。
最后,乡村治理应加强对宗教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通过开展宗教教育和培训,提高乡村宗教人才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
同时,引进一些优秀的宗教人才,推动乡村宗教事务的发展和进步。
二、乡村文化的挖掘与传播乡村文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
挖掘和传播乡村文化,有助于激发乡村居民的创造力和活力,促进乡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首先,乡村治理应加强对乡村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通过调查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发掘乡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风情。
同时,加强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使乡村文化成为乡村发展的有力支撑。
其次,乡村治理应加强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和推广。
通过开展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认同乡村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同时,鼓励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激发乡村的文化创新活力。
最后,乡村治理应加强对乡村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通过支持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加强对乡村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随着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本文将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其参与路径入手,进一步探讨宗族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同时注重实践。
宗族组织可以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提供社会支持在乡村社会中,宗族组织具备一定的社会支持力量。
这是因为宗族组织承载着家族的传统和荣誉,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
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大家庭的作用,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持。
一方面,家族圈子既是工作圈子,也是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平台,由此形成更为紧密的人际关系网。
另一方面,家族中拥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人,可以提供资源和关系支持给乡村治理。
(二)传承文化遗产(三)提高民众参与度(四)协调和谐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可以发挥协调和谐关系的作用。
特别是在家族圈子内,因为家族成员具有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乡村治理会更为和谐,减少甚至消除了交流中的不和谐因素。
二、宗族组织参与路径那么,如何让宗族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扫描以下几个参与路径:(一)公民教育和意识建设为了促进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发挥公民意识的作用,需要加强群众的教育和意识建设。
在学校中可以进行课程普及,增加对宗族组织和家族文化的了解。
此外,也可以通过宣传和推广的方式,将家族文化融入到乡村治理中。
在激发人们的参与意识的同时,也可以强化对宗族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二)制度创新和开放性在乡村治理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都应该在制度方面作出创新。
例如,可以创造性地开展村务公开,让宗族组织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村务管理,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和互动。
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和社交网络的方式,让乡村宗族组织更好地互通有无,拥有更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
(三)区域协同发展在很多地方,宗族组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虚实结合的人际网络。
因此,可以通过协调和合作来支持区域间的互动和发展。
论历史上宗族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及现阶段乡村治理宗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长期以来,宗族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就相互交织着,当权者的处理态度也几度变迁。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宗族在农村又出现复兴的态势,并在农村方方面面的建设中产生深刻的影响。
宗族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演变,都受到国家的影响,但同时又是自我需求的一个满足。
通过对宗族的历史反思,对于我们合理利用、发挥宗族的积极作用,克服宗旋的不良影响,处理现今农村社会关系并制定相关政策有着重大的意义。
标签:宗族;国家政权;传统文化;乡村治理一、宗族的概念宗族的定义,众说纷纭,学者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有的学者认为,同宗同族人的集合为宗族。
宗族乃家族的扩大,人们也因此常常用宗族代称家族。
所谓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派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
按照林耀华先生的说法,在一个家族中,“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家有家长,积若干家而成户,户有户长,积若干户而成支,支有支长,积若干支而成房,房有房长。
积若干房而成族,族有族长。
下上而推,有条不紊。
”笔者将众说法进行概括,即宗族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若干嫡系(或旁支)分支结构成的亲族集团。
宗族有共同的姓氏、名称、祭典、族规、墓地等。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常常以姓氏为标识,以一定的辈份为界限。
宗族由若干实行父权、夫权的大家庭或个体家庭组成,具有一个可以确切追溯的共同的男性祖先。
宗族是我国特有的社会产物,追根溯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
宗族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我们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有着重大的启发。
二、宗族现象的产生、发展以及和政权的关系(一)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央政权对当地的怀柔政策使得宗族组织初级模型产生自秦统一中国创建封建制国家这二千多年来,在中国这样国土广大的国家,尤其是在交通不很发达。
信息传递慢的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对于一些中央政府控制力比较弱或权力触角无法到达远离中央集权中心的地方,国家进行直接控制成本较高,而利用宗族实行间接控制的成本则相对较低,所以中央政权需要借助当地势力较大的宗族对当地进行协管。
文 史 哲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 LOSOPHY 2006年第4期(总第295期)No14,2006(Serial No.295)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肖唐镖(西南政法大学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重庆400031)摘 要: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
这种状论”、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关键词:农村;宗族;乡村治理;田野调查中图分类号:C912.82;D4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4015608近年来,宗族(家族)仍是中国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均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讨论的对象主要为:其一,从成果发表的时间看,主要讨论2001年以来的新近研究成果。
其二,从研究成果的性质看,主要讨论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
其三,从成果所及的主题看,主要述评1978年以来的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所述评的文献尽管未必全面,但应能反映近年研究的基本面貌。
不过,一些业已完成但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本人近年发表的相关成果,并未纳入评论之中。
本文的分析将从“宗族重建状况研究”和“宗族与村治关系研究”两个方面逐一开展,以此为基础,还将讨论有待努力的研究方向。
一、有关宗族重建状况的研究按照国内外学界的公认说法,宗族在大陆农村的分布体现着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一般地,南方地区要比北方地区普遍。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作者:夏苗苗来源:《克拉玛依学刊》2019年第06期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功能显著。
文章认为在实现乡村振兴、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背景下,宗族组织能够填补基层自治的“管理真空”,增强宗族认同与情感归属,弘扬传统文化,实现道德教化,乡贤的回归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智力与资金支持。
当然,宗族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时也面临着对宗族传统认识片面、参与治理的渠道与机制缺乏、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等方面的限制。
在乡村治理的新时期,需要从转变宗族负面观念,构建宗族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和有效机制,为其提供政策、环境支持等方面促进宗族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能力的发挥和提升,进而实现乡村治理科学有效的目标。
关键词:宗族组织;乡村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9.06.07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夏苗苗.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J].克拉玛依学刊,2019(6)42-47.宗族组织作为参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备受关注。
关于宗族的概念,吕思勉从宗、族的概念入手,详细论述了姓氏、大小宗、族长与族产、谱牒、祭祀、合族而居等问题,为后世研究宗族组织提供了理论依据。
张宏明则从人类学角度指出宗族就是在国家行政划分的框架下,由一群无论有无血缘关系的人建构的一个父系继嗣群体。
[1]30从前人的著述中可以发现,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指强调源自同一祖先、生活在同一地域、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蔓延和扩张,并拥有共同利益、统一文化和社会认同的包括小家族到大宗族的自治组织。
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具有相当全面的社会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宗族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褒贬不一。
一部分学者以“宗族威胁论”看待宗族组织的复兴,如马俊军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家族化”问题严重,具体表现在“换届选举,拉帮结派;发展党员,近亲繁殖;村务管理,圈子掌控;集体经济,家族谋利;组织生活,严重虚化;村官监督,软弱乏力”[2]85。
宗族组织与乡村善治的相融性分析【摘要】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分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
虽然过去的宗族组织有狭隘、封闭的弊端,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引导宗族组织建设与实现乡村善治存在着现实的相融性。
宗族组织是最常见的一种传统社区组织形式,正视宗族功能的客观存在,利用好这一中国特色的历史遗存,对乡村善治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拟以浏阳市文家市镇“屋场自治”模式为例对宗族组织与乡村善治的相融性进行分析。
一、宗族组织的历史与复兴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民间社会组织。
在传统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精英主要依托宗族组织、依靠“仁义礼智”等儒家道德规范来维持乡村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政权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组织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宗亲关系或血亲关系在政治压力下日渐疏远。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逐渐演变成为促使成员个体由分散到合作的社会协调机制。
加上信息交流的日渐便捷、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很多农村出现了重修族谱、修订族规、修建宗族活动中心的热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二、“屋场自治”模式对宗族组织的引导与整合(一)“屋场自治”的缘起浏阳市文家市镇地处湘赣边界,该镇民风强悍,宗族观念较强,以宗系姓氏为线索相对聚居,或是同在一个山头,或是同居一条河谷,人们把这具有同一地缘形态的一片称为“屋场”。
比照滕尼斯的观点,屋场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活共同体”。
人们对所居屋场都有一种核心的归属感和强烈的荣辱感,每个屋场都由年长位尊、德高望重的同志组成屋场理事会,处理本屋场内的日常事项、调解纠纷等。
这种约定俗成的民间特色群众组织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泛化了、开放化了的宗族管理。
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把宗族力量所凝聚的大量社会资源整合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创新提出了“屋场自治”这一崭新的群众自治管理模式。
(二)、“屋场自治”的内涵与特点“屋场自治”模式的目的在于结合当地当前的实际情况,剔除宗族管理中原有的封建残余,把传统的宗族治理放到新农村建设的全新体系中,创新一种制度更完善、覆盖更广泛的群众自主管理模式。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摘要】本文主要围绕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展开研究。
首先介绍了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历史演变,然后详细探讨了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和参与路径。
接着分析了一些成功案例,展示了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作用。
同时还探讨了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的挑战与改进方向。
最后总结了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宗族组织参与路径的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为乡村治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宗族组织、乡村治理、功能、参与路径、历史演变、成功案例、挑战、改进、作用、启示、研究背景、研究意义1. 引言1.1 研究背景引言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宗族组织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但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宗族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宗族组织的作用,也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将围绕着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展开探讨,以期能够为推动乡村治理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2 研究意义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是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组织在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乡村社会组织的功能,具有清晰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宗族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通过对宗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功能特点和参与路径的探讨,可以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参与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治理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组织形式
和机构设置对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宗族组织也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
力量之一。
本文将探讨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以及参与路径。
宗族组织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现
代社会中,宗族组织的意义不再是仅仅维系家族祭祀传统,而是逐渐转变为维护家族成员
的利益、保护家族财产和传承家族文化传统的组织。
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具有强烈的群体
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宗族组织逐渐成为了起到社会调节和稳定作用的重要组织。
首先,宗族组织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土地
资源,而在宗族中,土地往往是共有的财产。
宗族组织可以通过集体农业、土地承包等经
营方式,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从而增加家族收入。
同时,宗族组织在
传统文化、人力资源、资金、社会关系等方面也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这些资源优势,帮助成员解决问题,提高全家的生活水平。
最后,宗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路径较为多样化。
一方面,宗族组织可以通过参
与村级组织工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通过组织与其他村级组织间
的沟通协调,促进信息共享,共同解决村庄生产、生活、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宗族组织也可以通过发挥在宗族内部的管理和调解作用,在内部调节冲突,稳定各个
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宗族组织与乡村建设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从而使这些世袭传统已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然而,宗族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外化物,如宗族礼仪、族谱、祖坟等那样容易被取缔、焚烧、铲平,在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存在的环境依然存在,宗族势力存在条件并未完全消除。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宗族的某些功能适应了农民的要求,乡村宗族势力经过30年的打压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复活。
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并逐渐活跃起来。
2、复兴的原因分析乡村宗族复兴的原因既有其外在因素,又有其内在的动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族观念、宗法制度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是维护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秩序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重新强化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农民为了对抗小生产者所面临的脆弱性与风险性的缺陷,使得家庭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
人民公社从农村退出,国家对乡村底层的控制力减弱,新建立的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还不够完善,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宗族的某些功能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适应、满足、迎合了乡村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某些要求,于是长期被压制的宗族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农村宗族也就成了学界乃至政界关注的热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农村作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领域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社会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和谐的、稳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基层民主的顺利推进,其中宗族的存在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宗族势力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破坏了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影响了村民的民主监督,阻碍了国家的政策贯彻实施和法治化进程,滋生和传播落后意识,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正确认识和应对宗族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1、宗族复兴的现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宗族的某些功能适应了农民的要求,乡村宗族势力经过30年的打压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复活。
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并逐渐活跃起来。
2、复兴的原因分析乡村宗族复兴的原因既有其外在因素,又有其内在的动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族观念、宗法制度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是维护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秩序的根基,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建国后宗族虽经历了土改、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到严重的冲击,并且国家对基层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从组织结构上取代了宗族组织的社会调控、管理职能,在经济上削弱了家庭、宗族的生产经营职能,从而使这些世袭传统已处于表面的断裂状态。
然而,宗族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几千年,宗族观念、宗族意识代代相承,已经根深蒂固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能像有形的宗族外化物,如宗族礼仪、族谱、祖坟等那样容易被取缔、焚烧、铲平,在广大农村地区,宗族存在的环境依然存在,宗族势力存在条件并未完全消除。
因此,经过长期蛰伏,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和气候,宗族观念被激活,并通过旧有的宗族资源如祖坟、轴子、族内的管事人等,宗族势力就会重新抬头,由隐性的宗族观念变成显性的宗族活动。
(2)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宗族势力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土壤。
聚族而居,是人们共处同一块土地,共同分享有限的资源,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人自然形成的利益群体,这种利益关系便是宗族人际关系的核心。
宗族势力虽经受了近30年的打压,但在强制性结构变迁时期,宗族的联带关系是被人为地切断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聚居方式,人们在公社里生产生活,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又进一步确定了村庄的地理边界,血缘性、封闭性没有改变,地缘性没有被打破。
在当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村落依然是主要居住模式和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如调查的北村主要居住的是董姓,中村的马拐居住的仍全是马姓。
居民的血缘性不变,社会结构变动缓慢,人口流动性较弱,生产、生活上族内的互助行为增多,意味着加强了宗亲间的联结,长期如此便形成根深蒂固、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这种网络系统仍然充斥着乡村社会。
就象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23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环境,自然为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3)宗族的互助功能是其复兴的内在动力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强化了村落家庭的生产性功能,使之重新处于决定地位,为宗族的复兴提供了条件。
家庭经济可称为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承担着经济生产的功能,由于现在农村2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是核心家庭,以一家一户为主,家庭就会独立面对小生产者的脆弱性与风险性,使得家庭与家族内部的联系得以加强,宗族势力便容易形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乡村经济生产的职能是由生产大队和小队承担,家庭失去了经济生产职能,家庭间联系就显得不是那样必要而迫切。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但农民长期经营,家庭实际上又成为基本生产单位。
家庭自身和家庭之间所具有的血缘亲情关系再度成为生产中的主要人际关系。
这种彼此依存的人际关系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族观念,由血缘关系延伸开来的关系网重新成为乡村农户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依靠对象。
(4)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村委会的职能还不完善,为农村宗族势力的抬头创造了空间。
农村宗族势力在建国之后长时间里得到有效控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基层的强制整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人民公社从乡村社会退出,乡村的治理模式从“政社合一”24型过渡到“乡政村治”型。
原有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体制被乡镇政府、行政村、村小组取而代之。
与改革前的农村基层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相比,村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在协调农民行为、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综合作用还有待完善。
导致农村社区生活的组织真空,使相当多的农民一遇到困难便感到无助与无奈,陷于无所依靠之中。
这样一来,农民逐渐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转而寻找别的关系资源来维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宗亲便成为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互助的主要对象和联系家庭之间的纽带,他们把依24所谓“政社合一”就是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
寄托转移到宗族上来,并从中体验到血缘关系带来的好处与便利,这就为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5)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是农村宗族复兴的重要原因。
历史以来,宗族文化的特点就是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和农耕性等,这些特点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相伴随,并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
虽然经过了建国后的高压控制,但当时农村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上,社会主义的农村社会经济从理论上讲应当高度发达,合理分工,人与人之间形成稳固的、有机的高级社会关系。
可是从实际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处于低级阶段,尽管有了集体经济,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由产业分工而形成的那种稳固合作,而是一种需要用血缘关系来加强、以地缘关系来维系的村队集体生活互助体,它仍然沿袭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整体不发达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人们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需的各种资源尚相对不足。
“物质生产力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量,以冲垮村落家族文化这一古老而又牢固的社会生活体制。
”25致使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出现了复兴。
(6)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后,原先依附于公社组织的农民家庭一下子成了一个自主经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独自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同时也消弱了集体时期凝聚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
农民心理上的失落感和空虚感,使得他们25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宗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找到一种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此时虽然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物质文明建设有了长足进步,而一些地方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
农民对宗族精神心理上的依赖,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提供了可能性。
二、W村宗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宗族复兴是必然的。
宗族作为一种的组织,“在村民日常生活、村落、村社区和村际四个层面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6,对当今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进阻力较大。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有关的各项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村民自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但由于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其本身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给宗族组织的复兴以可乘之机。
宗族组织的存在对基层民主的影响多是负面的、消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干扰了基层民主选举在农村地区,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村委会成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村民行使村庄自我管理权利的起点。
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村级领导班子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的效果和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村级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益,参与甚至操纵村民选举过程,“干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利用宗族势力把持村民自治组织”,27破坏了《选举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损害了民主选举的公平性原则。
在调查的村庄,村民选举投票时,一般是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举对象。
中村是个典型的多姓聚居村庄,同姓同宗和同村的姻亲往往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选举过程中,该村往往形成马姓、成姓、刘姓、董姓等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选举的过程其实就是这几个大姓之间的博弈。
从村委会实行直选以来,中村的三任村主任分别产生于成姓、刘姓、马姓,但没有哪一任村主任是连任的,就连同姓连任现象也不存在,村主任由村中几个大姓轮流坐庄。
从村委会成员的组成来看,也是几个大姓一直占据着,没有什么变化。
在北村,村主任的位置则是在两个大的董姓之间轮流担任。
其余四个小姓连出任村委会成员的机会都没有。
在访谈中,我曾问几个村民“在选举村长时,你为何选×××”。
他们回答“他是俺哥(族内平辈),”或“那是俺亲戚”“自己人被选上我还能被伤28”“谁不选自己人,又都不傻”。
我又问“你们选举前商量吗?”他们的回答是“那是自然,选前家里都说好了,本家里都会写他的”。
当然也有随意选举的,这只是出现在几个小姓里,他们说:“就是一张纸,写谁都一样,何况我写谁都不影响大局,索性随便填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