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诗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诗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世界的语言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时对其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采用。

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等等。

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采用共时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套在特定的体系中由相互关系决定的符号系统。

他把一个个符号看成是能指词和所指词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关系是随意性的，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词这一特性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是符号之间是因为不同或者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体系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或不同而具有意义。

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个符号中，而是功能性的，是与其它符号区别的结果。

正是这种不同或者差异关系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到诗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

他于1920年移居布拉格后成为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他遇到法国人类学家洛德一列维斯特劳斯．两人交往很深，产生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

雅各布森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诗学研究里游刃有余了。

他认为诗学只有在语言被置于某种对语言本身的清醒意识中才得以存在。

语言的诗的功能“促进了符号的可知性”，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特性，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交流的筹码来使用。

在诗学中，符号脱离了它的对象；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给打乱了，这就给符号以某种独立性，作为本身就具备价值的客体出现。

对雅各布森而言，所有的交流都含有六种成分：说话者，听话者，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使这信息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代码，交流的接触点或物质媒介，以及这信息所指的背景。

这些成分中的每一点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语言是某种思想状态的激动或表达；从听话者的角度看，它是意动的或是试图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交流中关注的是背景，语言就是参照性的；如果交流中针对代码自身，语言就是超语言学的；针对接触点本身的交流是交际性的；当交流集中于信息自身时，诗的功能是起主要作用的。

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诗学的定义》里首先区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完全的知识的传统观点；另一种把每一个具体的文本看作抽象结构的表现，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

结构主义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不相容的，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然而，根据强调哪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观点。

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是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结构主义把这观点称为解释。

解释有很多同义词，如评论，诠解，细读，分析，甚至“批判”。

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让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忠实于客体，忠实于那个结构之外的”其它“。

作为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主体产生的戏剧效果。

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把一部文学作品暂时放置一下然后把它投射到其它什么上而不是它本身，那么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

这种观点如此紧密的支持作品的形式以至于它和作品的形式是等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最好的解释形式。

如果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分析的一般术语，文本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可看作是科学体系里的上下文。

用这个一般文人不喜欢用的术语，目的是少指向这种活动产生的精确度(精确度必须是相对的)，更多的指向分析家采用的方法；分析家的目的不再是具体作品的分析，意义的定位，而是确定一般的规律，具体的作品则是这些一般的规律的产品。

就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观点而言，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些看法差别很大。

的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接一个的学科，有分析学的，社会学的，道德学的，还有从哲学及思想史派生出的其它学科。

所有这些学科都否认文学的特性是内在的，而把这特性看成是存在于文学作品外部的规律的表现，或那些和心理。

社会，甚至人的大脑相关的规律的表现。

所有这些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一个永恒王国——也就是解码和翻译的劳动。

文学作品是某种东西的表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代码达到这个某种东西这种研究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否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归入某一类范畴的语言中去(这些科学之一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好多分枝。

这种活动和科学相关，到目前为止，它的客体不是特定现象而是一些规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规律却由现象解释。

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打破了解释和科学在文学领域建立的对称性。

和对具体文学作品解释相反，他认为诗学不追求意义，目的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体系主导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

和其它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相反，诗学追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因此，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方法。

由这些观点引伸开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关心的是文学话语的特性。

每个作品都是这些一般和抽象的结构的表现，都是实现了这些结构中的某一部分。

因此这种科学(结构主义)不关心具体的文学，而是一种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文学现象的抽象特性，这种特性构建了文学现象的独特性。

这种研究的目标不再是解释一段文章，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履历，而是提出一个结构和文学话语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份文学可能性的清单以便现存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取得的具体的成就。

作品将被投射到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不是它自己上面，如同心理和社会学批判那样的情况。

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将不是共容的结构，而是文学话语的结构。

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我们用来解释文学特性的例子。

按这个结构主义观点广泛的意义来看，所有的诗学，不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枝，都是结构性的；因为诗学的目标不是那些实验性的现象的总和(文学作品)，而是抽象的结构(文学)。

那时，引入每个科学领域的理论观点总是结构性的。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只赋予有限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之把语言归纳于一个交际系统或者是符号代码的社会现象，那么，呈现在这里的诗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主义了。

因此可以说文学现象，以及相应地决定这现象的话语(诗学)，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反对在结构主义形成之初的把语言当作工具的观点。

兹维坦·托多罗夫进一步具体化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

在他看来文学，就最重要的意义而言，是语言的产物。

根据这个道理，任何语言知识对诗学家来说都是有趣的。

由此公式引伸，联结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没有联结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重要。

同理，这样的关系对于诗学和所有语言科学一样重要。

如果语言学是唯一的语言科学的话，只有诗学才是唯一的把文学当作目标的科学(至少因为它现在存在着)。

诗学的目标是某种语言的结构(音素学，语法学，语义学)，不把那些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或者语言哲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内。

因此，诗学可以在这些科学中找到帮助，限度是语言在这些学科的目标中的程度如何。

诗学最近的亲戚会是那些和话语有关的学科一那个构成修辞的团体，它被广义的理解为话语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劳特曼。

他在《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和《诗的文本的分析》(1972)这两本著作中，把诗本身看成一个分成层次的体系。

其中，意义只是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并受相同和对应这一套套成分统驭。

文本里的差异现象和平行现象本身就是相对的，只有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才能显示出来。

在诗歌中，正是由落在纸上的各种记号组成的能指词的性质，声音，节奏的模式决定了什么是所指。

一篇诗作本身“是渗透着语义的”，较之其它任何话语凝聚着更多的“信息”，但是从一般现代交流理论的角度看，“信息”的增加导致“交流”的减少(因为听者无法统统吸收言者高度浓缩的内容)，而在诗歌中情况则不然，因为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组织。

诗歌最少累赘——即那些在话语中出现的旨在促进交流而非传递信息的符号——然而照样可以产生较之任何其他语言形式更为丰富的一套信息。

倘若诗不包含充分的信息，那就是劣诗，因为正如劳特曼所说，“信息即美”。

每个文学文本都有若干“系统”组成(如词汇，拼写，韵律，音韵等系统)，并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对峙而取得效果。

因此劳特曼认为诗的文本是“体系的体系”，各种关系的关系，是所能想象的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它把若干体系浓缩在一起，其中每一体系都有自身的张力，平行，重复和对应的成分，每一体系都在不断地修正所有其他诸体系。

实际上一首诗只能反复阅读，而不可能一读便懂，因为其中的某些结构只有回味方可认知。

诗充分发挥了索诸尔语言学中的”能指词”的作用，使其在周围文字的巨大压力下发挥最大的功效，从而释放出最丰富的潜在能量。

不论我们在文本里领会到什么意义，都是通过对照与差异而获得的；一个与其他因素毫无差异的因素始终是隐而不现的。

甚至某些技法的空白也会产生意义；如果作品制作的那些代码致使我们期望读到某个诗韵或是幸福的结局，但这个诗韵或结局并未出现，那么劳特曼所说的负技法就可能像任何一个意义单元一样效果显著。

劳特曼最为显著的地方是他看到了：虽然诗歌具有语词的丰富性，但诗歌或文学却不能用其固有的语言属性来加以界说。

文本的意义不仅是内在的问题，而且，它生来就存在于文本与其它范围更广的意义体系的关系之中，存在于文本与文学和社会这个整体中的其他文本，代码，和准则的关系中。

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期望的视野中也是相对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和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差别，后者则认为一切都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这里劳特曼把读者提高了一步，正是读者通过他／她掌握的知识才能把作品中的某一成分认定为一种手法，这一手法不仅仅是作品内在的特征，同时是读者通过特定的代码，根据确定的作品背景才看出的。

正是如此，劳特曼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限制，向前走了一步。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结构主义也受到了其它流派的批评和挑战。

在这些和结构主义冲突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实质，有这样几个不同看法值得商榷。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看来，结构主义的相对定位方法实在是没有标准的。

比如为了确定一个能指词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连续的从一个能指到另外一个能指，从它们的差别中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