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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虽然经常被等同起来，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现象。
大多数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 – 1984) 和雅克·德里达(1930 – 2004)，都回避与后现代主义的任何联系。
只有 Jean-Fran ç ois Lyotard (1924 – 1998) 可以说跨越了这两个运动。
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教义，也是一种感性或文化情绪。
它意味着与现代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模式的决裂，连贯的意义和叙事的瓦解，以及传播媒介的变化。
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通常被视为反映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全球资本主义或反映文化差异而非统一的新社会运动。
虽然审美现代主义者经常将现代经验的碎片性质编织成一个统一体，但后现代主义者拒绝将统一性假设作为现代理性的形而上学残余。
后结构主义与整体分享后现代主义的不安，但它拒绝预示将取代现代的文化、政治或思想体验的新形式。
相当，的自我批评。
后结构主义者并不完全拒绝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例如知识、权利或主体性，但他们将这些概念置于一种批判之下，从而将它们从帝国或原始立场中剔除。
他们试图避免理性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式的自命不凡，并使它们受到永久的批判。
随着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和，突出后结构主义者包括德勒兹（1925 - 1995），罗兰·巴特（1915 - 1980），克里斯蒂娃和让-吕克·南希。
顾名思义，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智力运动而兴起，以应对语言学和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方法的缺陷。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 1913) 语言学和Claude Lé人类学中的 vi-Strauss 发展了将语言和社会行为分别解释为客观结构的产物的理论。
虽然结构主义者承认意义系统本质上是语言差异的任意系统，而不是跨时间或终极意义的反映，但根据批评者的说法，他们仍然犯有理性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意义的固定对象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客观化程序。
第四讲结构主义批评Criticism of Structualism20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邹洪锦目录一、由来与特点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皮亚杰：结构主义三大特性乔纳森·卡勒：关系与结构二、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言语与语言历时与共时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聚合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习俗、亲属制度及图腾的解读“乐谱竖读法”20世纪三大人文学派⏹现象学——哲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批判领域⏹结构/后结构主义——文学、人类学、心理学、史学等。
⏹20世纪三大人文学派中唯有结构主义横跨人文学科方方面面。
——赵一凡：《结构主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一、由来与特点⏹本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在自然，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中逐渐兴起一种新倾向——用符号/结构的思想和方法进行研究。
这种工具理性或方法论哲学迅速取代二战以来存在主义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这种思潮总的特点是：⏹认为每门学科，每件事物都存在着一个内在体系。
这种体系由事物各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成一个整体。
结构主义主张从整体上，从构成整体的各要素的关系上去研究，考察，把握这一事物。
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在人性、理性、思想被存在主义推到无与伦比的高峰，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之际，却有一个声音冷冷地出来“打横”：⏹思想也好，理性也罢，其实都是一些自然和社会中原本固有的“符号”的排列组合罢了，个体并不重要，需要研究的，是组成个体的那些“符号”，以及这些符号如此排列组合所透露出的“原本就有的”信息。
——陶短房《列维-斯特劳斯：寂寞终于结束》⏹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J·皮亚杰总结过结构主义的三大特性：⏹整体性——指事物的结构是要素按某种组合规律有秩序地构成的整体。
这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的性质不仅包括各种要素性质的总和，还包括一种“结构质”。
如金刚石与石墨同为碳原子构成，但二者内部结构不同，所以二者呈现出坚硬与柔软截然不同的属性。
后结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
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和利奥塔德、索勒斯、德里达等。
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後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
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
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後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
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
而後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著想要成为霸权。
代表人物思想福柯福柯（Mirkel Foucault,1926-1984）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
他从各个f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
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也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
《后结构主义》读后感《后结构主义》犹如一阵思想的旋风，冲击着传统结构主义的壁垒，为我们带来了对文本、意义和知识生产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其理论起点。
它质疑结构主义所预设的稳定结构，认为结构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充满了差异和变化。
在语言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指出，语言是一个无限延异的过程。
传统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有稳定的结构和意义，但德里达通过对“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重新审视，发现能指在不断地滑动，所指被无限延迟。
例如，当我们解读一个文学文本时，词语的意义不是固定的，“玫瑰”这个词在不同的文本语境、文化背景下可能有爱情、美丽、短暂等多种含义，而且这些含义还会随着新的解读和新的文本关联不断变化，没有一个终极的、确定的意义。
这种观点打破了结构主义对语言意义稳定性的依赖，使我们认识到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
在文本解读上，后结构主义提出了新的视角。
它强调文本的互文性，即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
一部小说可能会引用其他作品的情节、意象，或者与同类型的作品在主题、风格上相互呼应。
例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尤利西斯》以现代都柏林为背景对《奥德赛》的情节进行了重写和变形。
这种互文性使文本的边界变得模糊，读者在解读时不能局限于单一文本的内部结构，而是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文本网络中。
这改变了传统的文本解读方式，从寻找作者意图和文本内在单一结构的解读，转向了对文本与其他文本复杂关系的探索，丰富了我们对文本意义的挖掘。
对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后结构主义也有深刻的见解。
福柯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交织的，权力不是简单地压制知识，而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来实现自身的运作。
例如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并不是中立的，它受到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权力关系，这种权力知识关系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视角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视角引言在教育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两种主要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教育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探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教育研究的意义和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一、结构主义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结构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它强调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和体系，并通过对社会规则、符号和象征系统等进行分析，来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
在教育研究中，结构主义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育制度与结构：结构主义认为，教育制度和结构是教育现象的重要因素，它们通过一系列规则和约束，影响着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
通过分析教育制度的组织结构、权力关系等，可以揭示教育现象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规律。
2. 教育符号与象征系统：结构主义强调符号和象征系统的作用，认为它们在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传递的作用。
通过对教育符号的解读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教育活动中的意义和内涵。
3. 教育实践与规则：结构主义关注教育实践中的规则和约束，认为它们是教育有效性和效果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教育实践规则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指导教学实践的改进和创新。
结构主义的应用使得教育研究能够超越表面现象，深入挖掘教育现象的内在结构和规律，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后结构主义在教育研究中的兴起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后结构主义逐渐兴起并在教育研究中得到应用。
后结构主义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判和超越，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并通过关注语言、话语和权力等因素，重新解读和诠释教育现象。
后结构主义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语言和话语：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和话语是构建教育现象意义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教育实践中的语言和话语，可以揭示教育现象的内涵和多样性。
结构主义批评方法
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是文学批评中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该方法强调文学作品的结构和个别元素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认为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文学作品中的每个元素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而作品整体的意义和风格也通过元素之间的关系和构造方式得以实现。
基于这种理论认识，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
1. 结构分析：将文学作品分解为基本元素并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例如，对小说中的角色、情节、语言、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分析，以揭示作品的整体结构和意义。
2. 符号学分析：运用符号学的概念来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符号和象征。
例如，对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符号和象征进行解读，以揭示其对作品整体意义的贡献。
3. 语言分析：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使用方式进行分析，揭示各种语言文本的内在结构和规则。
例如，对文学作品中的词汇、语法、语气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描绘出作品的整体风格和文学特质。
4. 偏重事物的性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偏重于描绘作品中事物的性质，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外在形态或描述。
这种分析方式让读者更加深入理解文学作品本质。
总之，结构主义批评方法通过对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分析，揭示作品的内在规律和意义，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和评价的有效方法。
八、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后结构主义兴起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
这派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不一定能完全表达作家的意图，文本的叙述必然存在“问隙”和“不连贯性”，有待于读者的补充和解释；文本只是供读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
另一方面他们强调读者的意识和想象在阅读欣赏中的自由作用。
(一)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后结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不满的反应的产物。
二者的区别从罗朗·巴特回想他在六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变化进程可见一斑：“在前一本书(指巴特于196s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力作《叙事结构分析导论》——笔者)中，我求助于总的结构，从中得出对各种可能的文本的分析方法……在《S／Z》中，我却改变了这个观点：我放弃了一种模式先于文本的观念(因而一种模式更是先于每个文本)，以便要求每个文本就是某一种类自身的模式，在这里，始洽按尼采哲学或德里达的观念来理解_区分作用_……文本……并不是叙述语言的言语。
”(转引自弗兰克·兰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Frank Lentrichia，After New Critic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第163页)后结构主义出现于七十年代初，它的创始人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哲学家、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后期的罗朗·巴特等人都属于这一流派，而耶鲁大学则成为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大本营，形成所谓耶鲁的德里达批评学派(也称为耶鲁的“解构主义”学派)。
如果说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所依据的理论模式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德里达称之为说出的宇的语言学)，那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德里达所创立的“书写语言学”。
德里达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受到形而上学的偏见的限制，表现在：索绪尔把文字符号的能指(指示者)和所指(表达的意义)这两个概念及其关联域(context，指“上下文”。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把它扩大为一切符号领域，即任何一种符号出现于其中的区域，它特别指该区域中全部符号及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所组成的整体)拆开，并把它们设想为独立的，从而假定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言语系统。
索绪尔还进一步把所指和可理解性视为同一(可理解性与现实性相对)，从而使这一概念独立于能指。
实际上索绪尔只把任意性和区分性原则用于能指，而不是用于既包括能指又包括所指的整个符号。
此外，德里达还提出一条反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理由，即：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上是关于说出的宇的语言学，写出的宇被认为不大重要。
在索绪尔看来，说出的宇比写出的字更适合于传达意义。
根据这一观点，声音代表了意识本身。
这样，一个人说话时不仅意识到他与所想的对象同在，而且最大限度地贴近他的思想。
德里达把这看作一种“先验现象”，认为这样一来，所指似乎变成显而易见的，而且概念也好像是一种自足的、现时的存在。
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事实上是不可分的，概念不可能独立存在，语言是一种对立和区别的游戏。
显然，德里达所创立的书写语言学有别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它与符号学是并列的。
从哲学上看，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旨在探索传统文化的原始基础，它与索绪尔的符号学的主要区别便在概念的解释上。
（所谓书写语言学（écriture）是德里达提出来的与作为言语的声音语言相对的一个概念。
它在广义上指视觉的和空间中符号系统，在狭义上指记录语义的字形系统，即文字语言。
他竭力反对音符是“一级能指”，而字符是“二级能指”这一传统看法。
）德里达反对固定的所指现象。
在他看来，只有一般的科学才以对象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前提，书写语言学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分解程序去追溯语言的根源，即语言所具有的一切前提。
他认为，不能把每个符号看成是自主自足的；若是那样，就不可理解了。
为此，他的书写语言学提出了多少带有神秘性的“踪迹”(trace)这一概念，认为每一个符号都是涉及其他符号的踪迹。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否认语句或文本具有时空方面稳定的客观意义，主张文本只是供读者去发现和追溯的一组踪迹，而这组踪迹与作为另一组踪迹的其他文本必然会发生联系。
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因而不存在所谓该文本所关联的最终的意义。
因此读者在阅读时无需尊重“原来”的“虚拟的”稳定意义并在心中“复制”这一原本，而应驰骋其想象，从而使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德里达以他的“书写语言学”为理论依据，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展开了攻击，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张。
在1966年美国霍普金斯人文科学：中心举行的结构主义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他宣读的一篇题为《人类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作用》的论文(后选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结构主义论争》一书中)，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
首先，德里达在该文中批评了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他声称：“结构或结构的构成性常常被看成是中性的或被简化了的，而且由于赋予它一个中心，成认为它有一个存在点，而把它看作一个确定的本源。
中心的功能不仅是调整、平衡和组织这个结构(事实上一个没有加以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最初确定的结构的组织原则必然限制我们所说的结构的自由作用。
毫无疑问，由于调整和组织系统的内聚力，结构的中心允许它的各个成分在整体的形式内的自由作用……但是中心也阻碍自由作用“……中心是内容、各种成分的置换点。
但是在中心，各种成分的转化是被禁止的。
于是，中心常被认为是由结构内制约结构的东西组成的，同时它又避开了构成性。
正因为如此，“古典的关于结构的看法是：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
中心在整体的中央。
但是，既然中心不属于整体(它不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整体在_别处_有它的中心。
这样，中心就不成其为中心了。
……被置于中心的结构的概念，事实上是基于最根本；的范围的自由作用的概念，面自由作用是根据根本的稳定性、必然性而形成的。
正由于这种稳定性，渴望才受到制约，而渴望是寓于追求物的某种必然的结果，事实上，它一开始就与追求物休戚相关。
”显然，德里达在这里表述；了他对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文本的方法的不满。
结构有无中心?无论是结构主义者还是德里达对这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但是中心在哪里?它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对此，他们的观点发生了歧异。
诺斯洛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认为，批评就是切望了解、认识词语次序的中心，但是后来他又把“中心”看作总体需要不顾一切的投射，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结构的中心在结构之外的别处，而不是客观现实的组成成分。
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则实际上没有中心。
德里达批评脱离中心的结构，是一个“没出口的无尽头的迷宫。
”他认为，没有中心，便无所适从。
“中心是功能，而不是存在(being)-现实(reality)。
这种功能是绝对必需的。
主体(subject)是绝不可少的。
……从经验的和哲学的、科学的话语这两个层次来看，没有主体这个概念，我们便无所适从。
问题是，要了解它来自何处，如何超作用。
”尽管当别人问他中心在哪里时，他闪烁其词，不予以正面回答，但从他对主体和自由作用的肯定，从他把中心解释为一种功能，不难看出，这中心就在主体的意识。
唯其如此，他一再强调“自由作用”，并把“结构”的概念看成是基于最根本的范围的“自由作用的概念”。
他进而断言，“关于结构的概念的整个历史……必须看成是一连串的中心的取代，一个关于中心的确定的链条”。
不言而喻，这些观点是和传统的结构主义观念大相径庭的，所以，德里达批评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研究中，把作为方法手段的工具和它们所要达到的客观意指作用分开来的做法，说结构主义者尽管振振有词地批评经验主义，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却是经验主义的。
“结构的先验模式常常作为导源于有限的信息的假设提出来，然后使它服从于经验的证据，无数的文本可以用来表示这双层的假设。
”德里达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生食和熟食》开头一段的论点(见原著第15—16页)时说，列维-斯特劳斯有时把整体化说成是无益的，有时又把它说成是不可能的。
并指出，整体化之所以不再有任何意义，不是因为一个无限的领域不能为有限的眼光成有限的话语所包括，而是由于这一领域的性质(即把它看成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排除了整体化。
在德里达看来，这实际上是个自由作用的领域，也就是说，是在一个有限的整体范围内包含无穷购置换的领域。
接着，德里达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作用的性质和意义。
“这个领域之所以容许无穷的置换，只是因为……有些东西在那里遗漏了：一个捕捉并发现置换的自由作用的中心。
人们可以说……自由作用的活动，在中心成本源缺乏或消失的情况下，就是补充的活动。
人们不能确定这中心，这补充它的符号……意指作用的活动增加了一些东西……弥补了所指之不足。
”脱离中心的结果便是彻底的自由作用。
“字义的范围和相互作用可以无限延伸。
”在1967年发表的《言辞与现象》中，德里达表明，脱离中心的主要意旨是：文本之外不存在什么东西，主题就是因“差异”或然性造成的。
德里达引进“差异”这个词，只是为了解释意义的双层结构。
他认为，差异有两种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它表示区别、不同、可剖析性；另一方面，它表现延缓的干预，即把现在受到否定的事物推到以后，使不可能的事物成为可能，从而形成时空的间隙。
”(见该书第129页)在德里达看来，差异所表示的双，层作用，保证了叙述广泛的优越性，使文本性(textuality)像是不可控制的大海；这也保证了各种个体化的范例的优越性。
这种个体化的范例被称为文本。
但实际上，它不是个体化的、封闭的，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探寻到无数其他文本的符号所保留和扩展的意义，可以探寻到无数其他文本的篇目。
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文本便成了参照架中的参照物，哈持曼(Geoffrey Hartman)的修辞学倒很能说明他关于文本的见解：不管是批评家还是文本都不再“从属于占主导地位的或是和作者、或是和原型、或是和某种知识范畴相同的主题。
”（转引白兰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第151页）结构主义批评的主将罗朗，巴特可以说完全接受了德里达“自由作用”的批评观点。
所以他在七十年代的著作《文本的欢悦》(1973)中，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欢悦和享受，强调阅读的主观随意性。
和“自由作用”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读者的地位。
德里达学派认为，阅读并不是由中性的自我进行的，阅读是一种掌握和创造的形式。
他们所提出来的读者的地位问题尽管使得坚持传统观念的批评家们为之哗然，但是耶鲁的德里达学派并没有对他们的基本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哈特曼看来人文本与评论之间的界限是极其灵活的，阐释者这个观念可以处于含义自由的空间。
德·曼(Paul de Man)认为，根本没有精确的阅读，只有两种阅读：一种是好的“错误的”；另一种是“有根据的”。
德·曼虽然没有对他这样区分的用意加以说明，但是他对“有根据的”和“好的”错误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说的‘好的’错误，是指能产生另一种文本的文本；只有这种文本才能被表现为令人感兴趣的错误，这是能产生多种附加文本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