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戈宝权教授谈治学
孔庆茂
【期刊名称】《江苏高教》
【年(卷),期】1989(000)005
【摘要】<正> 当代译界泰斗戈宝权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驰骋世界之后,叶落归根,迁居风光秀丽的南京城东。
最近他刚从苏联及中欧诸国访问讲学归来,带着本刊〈治学篇〉读者的希望,目前记者拜访了戈老。
入座甫定,直叙来意,戈老谦虚地笑着说:“我的最大体会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训,也是戈老
【总页数】3页(P28-30)
【作者】孔庆茂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
【相关文献】
1.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徐雁教授的新书话体 [J], 曹培根
2.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在戈宝权先生87华诞 [J], 郑海凌
3.人文学科的治学与育人——张岂之教授谈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培养 [J], 张茂泽;孙学功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少儿口才与阅读培训途径的深入研究 [J], 龚素
芬
5.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谈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教学策略 [J], 邓绮梅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翻译家及作品不完全名单》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百余年来，一直向前发展，名家名译辈出。
但近几年来，大家可见，文学翻译因为种种原因，似有泛滥之象。
一些译者越来越糊弄读者，而读者也越来越不相信译者，买翻译之书，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
我们应该庆幸，前辈们已经将大部分世界名作译出，可供我辈分享。
基于对经典译作的崇敬，也为了与大家交流翻译作品阅读的体验，豆瓣有网友整理了一份《翻译家及作品不完全名单》（见下），将国内著名翻译家，翻译代表作整理。
既然是不完全，也就是说，此名单还可以继续补充完善，希望好之者多多参与。
英语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
严复：《天演论》。
周瘦娟：《军人之旅》、《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16年。
郭沫若：《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雪莱诗选》，马克思著作若干。
张谷若：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哈代翻译专家。
朱生豪：莎士比亚作品。
张友松：马克吐温翻译专家，比如《竞选州长》。
查良铮：俄国普希金作品，英国浪漫派诗歌：《济慈诗选》《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唐璜》等赵萝蕤（女）：《草叶集》，艾略特《荒原》。
朱维之：主要翻译弥尔顿，弥尔顿《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
萧乾：《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夫妻合译《尤利西斯》（译文版）、辛克莱《屠宰场》（合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合译）、《光荣与梦想》、《麦克米伦回忆录》、《拿破仑传》、《战争风云》（皆为合译）、易卜生《培尔金特》、金堤《尤利西斯》（人民文学版1994）。
注：《尤利西斯》译者还有：李虹，李进，纪江红，章影光，刘象愚等。
李文俊：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首译）、卡夫卡《审判及其它小说》、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
王佐良：《英国诗文选译集》、《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主编《英国文学名篇选注》等。
戈宝权与三家图书馆的不解情缘作者：姚敏张承凯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6年第1期姚敏，张承凯(东台市图书馆，江苏东台 224200)关键词：戈宝权；图书馆；情缘摘要：戈宝权一生读书、爱书、藏书，重道义轻私利以及把一生藏书三次捐赠给图书馆，彰显了戈宝权惠及万邦、德被后世的高尚情操，真正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戈宝权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中图分类号：G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1-0139 - 02收稿日期：2015-12-03作者简介：姚敏(1967- )，东台市图书馆馆员；张承凯(1965- )，东台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著名的翻译家戈宝权(1913-2000)出生于江苏东台的一个教育世家，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接触到各种图书，曾在家乡母里师范读书，19岁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大夏大学求学时，他读的虽然是经济专业，却自学了英语、法语、日语和世界语。
1932年他又开始学习俄语，是我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学者之一。
戈宝权的研究工作虽晚于陈寅恪等人，但却起始于我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前，他是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先驱，在外国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也非常突出。
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
戈宝权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作品的杰出翻译家，还把文学翻译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欧、南欧和亚非拉美的一些国家。
因他有英、俄、法、日等语言基础，再学习其他语言便触类旁通，他学习过德语、捷克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戈宝权学习过拉丁文，70年代为编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一书，他还认真研究过希腊文。
由于他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当代许多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先后被他翻译介绍到国内，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百花园增添了许多艳丽的花朵。
著作等身的戈宝权之所以能有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在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建树，是因为他一生勤奋好学，埋首于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
东台名人我是一个东台人，所以传上来作为常识了解一下。
张謇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
祖籍东台，因科举落籍海门。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清光绪二十年中状元，赐进士及第，钦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全国立宪公会副会长、江苏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增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江苏教育会会长、中央教育会会长等。
主张以实业和教育救国，且一生以此为己任，先后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
其母金氏，台城汤家泊人。
为报母恩，在东台创办“母里师范”，以育人才。
1917年开办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供台城照明，并为东台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能源。
在堤东兴办大赉垦务公司，移民植棉，发展农业。
有《张謇全集》行世。
戈公振戈公振（1890-1935）名绍发，字春霆。
东台台城人。
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国名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供职于上海《时报》和《申报》。
致力于抗日救国的宣传。
1933年3月访苏，发回大量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和照片。
1935年10月归国不久即猝死，留下“我是中国人”的光辉名言。
著有《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从东北到苏联》等。
其故居设“戈公振纪念馆”，有电视剧《戈公振》，江苏省新闻学会设立了“戈公振新闻奖”，为我省新闻界最高奖项。
戈湘岚戈湘岚（1904-1964）名绍荃，自号“东亭居士”。
东台安丰镇人。
现代著名国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海上画派”中坚人物。
投考上海美专时，以画马为卷，名列第一。
受教于刘海粟、汪亚尘、赵叔孺等大师。
以画马闻名于世，有“北徐（悲鸿）南戈（湘岚）”的美誉，其画作已列入国家文化遗产，部分禁止出口。
任《辞海》编委会插图组组长，其白描插图特色，在世界辞林中独树一帜，深受海内外读者好评。
有《戈湘岚画集》行世。
戈宝权戈宝权（1913-2000）东台台城人。
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家。
英语知识又如毕生从事翻译的梅绍武，1952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可我们在《世界文学》上读到他的译作，十有八九是转译；他在50年代出版的译作单行本，如《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等(王理行，2005，黑马，2005)，清一色转译。
若非“文革”爆发，他有成为“转译大师”的可能。
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他先后译了6部作品，没有一部是英语文学原著，也看不出他的专业在哪里，主要的研究方向、或翻译方向是什么。
因此可以说，虽然他在第一时期(1949～1977)前期从事翻译达十几年，可他一直没有机会露出英语文学翻译家的“真面目”，直到文革之后，他在这方面的翻译活动才真正开始。
再如精通俄语的翻译家戈宝权，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翻译急务，为了使得刊物或出版社能够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他几乎成为我国头号“小语种”诗歌之“转译大师”。
由于从事俄语文学的译者多，“小语种”的文学翻译需求大，译者资源特别匮乏，他便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急需的“小语种”诗歌翻译中。
从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文革开始，在人文社出版的译作单行本里、在《译文》和《世界文学》发表的大量译诗里，人们会四处读到他的名字。
其中绝大部分，无疑是转译的结果。
类似戈宝权这样的译者不在少数，虽然他／她们未必像宝权先生这样将如此多的精力投入转译，可他／她们活跃在《译文》月刊或人文社或上海新文艺社的文学翻译活动里，其中最活跃的部分译者，逐渐形成了一支“全能”译者队伍。
他／她们中间的不少人，有的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的在八几十年代被读者彻底遗忘。
为记住这段特别的翻译史，我们在这里不妨列举数位。
他们是：(张)铁弦、(陈) 冰夷，乌兰汗(即高莽)，程代熙等(以上均从俄文转译)，苏杭、袁水拍，(赵)蔚青，移模、。
历代名家书斋名的来历- 论文关键字：著名诗人先生清代命名文人刘禹锡书斋书屋取名书斋是文人学者读书、创作的文化基地，也是藏书的库房。
古今文人为书斋取名极为慎重，犹如为自己的子女取名。
文人们认为，一个好的书斋名，不但可以表露自己的风雅气派，而且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追求、寄托、希望倾注其间。
在我国，为书斋取名之风气，可上溯到曹魏时期。
最早见于记载的，大约是曹操之子曹衮的“遂志堂”。
唐宋以后，文人和士大夫的这种风气逐渐盛行。
有的文人对自己书斋的起名注重谦逊与朴实。
如唐代杜甫在四川成都筑了一座他很满意的住宅，这位大诗人并没有替书斋取什么特别有诗意的名字，只是简单地称之“草堂”。
后来，白居易在庐筑的屋室，也叫“草堂”，这兴许是效仿杜甫吧。
有些书斋的名称缘于某些事物的因由。
明朝文学家章溢隐居在龙泉县一间陋室中进行读书与创作，他不计较生活条件之艰苦，发奋读书，著述甚丰，他曾说：“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之乐，而不知苦生于乐。
”刘基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了《苦斋记》一文，把章溢的书斋取名为“苦斋”。
有的文人偏爱某一种植物或者为某一种花木的品格所感动，他们的书斋有不少弥散着花卉之芬芳，缀饰着果木之秀美。
宋代名相李纲常以桂花品格自勉，亲植桂花以明“蟾宫折桂”之志，他的书斋命名“桂斋”。
后来，政治家林则徐在李纲祠旁筑一读书处，也命名为“桂斋”。
可见，志士志向如出一辙。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国庠钟情岭南那能给人以某种启示的红棉，特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红棉书屋”。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
唐代刘禹锡之陋室据史载，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
革新失败后，他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县通判。
按唐时规定，他应住衙门内三问三厅之房。
但和州县的策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认为刘禹锡是被贬之人，便给他小鞋穿，安排他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2010级学生：王淑苹学号：2009312011198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
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
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
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
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
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译林》杂志四十年通俗小说的启蒙之路作者：毛翊君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10期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译林》杂志上看到《尼罗河上的惨案》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
那是1979年的《译林》杂志创刊号。
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
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
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音乐之声》《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
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
这位85岁的《译林》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
”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
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
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
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
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
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
李景端觉得《世界文学》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则过于新奇。
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
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
纪念藏书票与当今纷纷出版的各种“纪念”藏书票不同，最初的纪念藏书票并不像通用藏书票那样用于出售，而是粘贴在特定图书上的实用票，是藏书机构为纪念那些对本系统有特殊贡献或重要捐赠的人士而特别制作并使用的。
这样，可使后人在展阅这些图书的同时饮水思源，缅怀他们的贡献，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也充分体现了对捐赠人的尊重，并使书籍流传有序。
中国古籍往往会印痕累累，西方珍本也是书票连连。
国外大图书馆都会这样做，这是他们的传统，但中国古代似乎没有藏书机构为个人制作纪念印章的惯例，这是西方公共图书馆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
西学东渐，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纪念藏书票。
本文就介绍几款中国的纪念藏书票，这几种藏书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面都印有被纪念者的肖像。
书海有“仙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早是由英文“All for each，each for all”翻译而来。
1917年有“中国合作运动之父”之称的复旦教授薛仙舟送给他的学生瞿宣颖一本英文著作，瞿将书中的这句话译成中文，遂成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宗旨和口号，一直流传至今。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
他早年加入同盟会，经常与孙中山商讨合作主义，与许多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如黄兴等)友情甚笃。
1914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
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
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
据陈果夫回忆：“先生与人只谈合作主义”。
因此在德文课上，陈果夫更多接触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义思想。
受其影响，陈对合作主义笃信不疑，此后更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国合作运动。
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
谢甫琴科与戈宝权（节选）中乌文字之交已有百年的历史。
在中乌文化交流史上，谢甫琴科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对谢甫琴科的译介促进了乌克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1912年，作家周作人就率先把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成中文。
此后，许多翻译家、评论家和高校教师为乌克兰文化的在华传播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有突出贡献的首推学者戈宝权。
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就是我们尊敬的戈宝权先生（1913-2000）。
戈宝权先生几十年来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涉及俄苏、东欧、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上百位诗人和作家，特别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诗歌翻译，尤显出其高深的造诣。
他于1949年起任我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曾多次访问乌克兰。
回国后，又不断著文，开展双向交流，涉及国情、民情、历史和文化等领域。
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戈宝权著译丰硕，在译介以谢甫琴科为代表的乌克兰文学方面贡献尤其突出，成为中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为此，乌克兰作家协会于1988年授予他“伊万·弗兰科文学奖”。
谢甫琴科的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和翻译，已各有代表作传世。
研究方面有北京大学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戈宝权是参编者之一，撰写了东欧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一些篇章。
该书中首次设立经戈宝权审订的谢甫琴科专节，内容全面精到。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代又一代学生通过这套教材认识了谢甫琴科，了解了他作为乌克兰民族文学第一位杰出代表和乌克兰文学语言创建者的历史地位。
在翻译方面，戈宝权所译《谢甫琴科诗集》(1983年初版1990年增订版)畅销不衰。
戈宝权惜时如金，不藉口舌以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甘于寂寞，不求闻达。
他从《科布查歌手》的250多首诗中精选出150多首谢甫琴科的代表作进行了传神的翻译，践行了“信、达、雅”的准则。
戈宝权毕生发表的论述谢甫琴科的文章和翻译谢甫琴科的作品，都各在10种(篇)以上。
在从俄文本翻译谢甫琴科作品之后，他又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乌克兰文，1990年出版的《谢甫琴科诗集》就是直接译自乌克兰文，质量上乘，文字间出神入化的效果令人惊叹。
三位不能不记起的大师文/涂国文“大师在向日葵中漫步。
公元1890年的6月27日，被大师的脚步，踏成一轮辉煌的葵盘，一粒粒乌金的花籽，纯粹而饱满。
大师，面对寂静的金黄的麦田，握起一声沉闷的金属，击中艺术，而后，微笑着收起画具，转身离去……大师死了，悲剧却活着。
悲剧是美的，诗歌是悲剧中的悲剧，所以诗歌是美中之至美者。
悲剧长存，诗亦长存。
我无法真正深入一场悲剧，故而我始终没能握住大师从艺术中递来的友好的手。
但我清楚地看见，大师们伟大的身影，正在远处悲壮地前行，将我一步步引向新世纪的曙光。
诗与我同在！”上述文字，是我1992年5月撰写的一段“诗自白”。
大家一看“向日葵”这三个字，准能猜出文中的“大师”写的是谁。
是的，我写的就是他——梵高！那个最后因为精神狂乱，在用刀片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之后，不久又以一柄左轮手枪在麦田里自戕的艺术天才和精神狂人。
——其时我正在重读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梵高的悲剧，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诗和诗人的宿命……今日重提大师梵高，是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另外三位不能不记起的大师——沙耆、郭路生和黄秋园。
一、“中国的梵高”——沙耆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吧，忘了在什么报纸上，看见过沙耆的一幅黑白窄长照片和他作的一幅油画。
照片足有一尺多长：满头凌乱白发的沙耆，神色淡定而迷茫，嘴唇轻捂，内穿一件白布衬衫，外罩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劳动服，俨如一位老农，斜倚在一架门框抑或是一堵墙上，像极了我记忆中的外公。
而那幅取名曰《闪烁的花果》的油画，画面狂乱、透明、纯真、干净、明亮、大胆，无欲无求，竟仿佛能让人从中感受到阳光、风、呼吸和生命……因为这幅亲切的照片和这幅奇特的油画，我从此便记住了“沙耆”这个名字。
提起沙耆，国人可能对这个名字普遍感到陌生；可如果提起他的两位堂兄——曾做过蒋介石秘书的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和解放后首任浙江省省长的革命家沙文汉同志，很多读者一定会感到如雷贯耳；而如果我再引述一句国内外美术界对沙耆的评价——“中国的梵高”，您可能就要开始在心底对这个人肃然起敬了。
戈公振：报学史家第一人戈公振是谁？不搞新闻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
即使搞新闻的人，不研究新闻史，也没几个人知道他。
戈公振在中国新闻界奠定自己的地位，靠的是他对中国报学史的研究。
中国自清末黄远生开始，有职业记者出现之后，逐渐有人研究新闻学和报学。
戈公振是中国报纸史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写的《中国报学史》这本书从汉唐起到五四运动前，简明清晰勾勒了中国报纸演变历程。
为后来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为增强大家对戈公振的了解，我顺便介绍他的一位亲戚戈宝权。
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少人都读过，这个故事的翻译者就是戈宝权，他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戈公振就是戈宝权的叔叔，戈公振本人没有子女，且终身未婚，至于为什么，我在后面会讲到。
一点“八卦”一个人的一生有一点“八卦”和闲言碎语，才显得鲜活生动。
戈公振也有一段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小闲事。
上海文史馆的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在《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书中回忆戈公振，说戈公振早年在上海《时报》工作的时候，遇一漂泊无依的女子，颇有姿色，见她困窘，就善心大发，出钱供那女子上学。
两人感情渐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谁知那女子大学毕业之后，放了戈公振的鸽子，自己飞走了。
戈公振身心俱疲，从此对婚姻二字感到心寒，后来忙于事务，婚事一搁再搁，以致终身未娶。
为了佐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又在戈公振的老同事包天笑的著作《钏影楼回忆录》里找到类似的记录。
包天笑和戈公振是上海时报馆的同事，包天笑说，那时“戈公振有一位未婚夫人，好像是姓瞿”，常常到报馆里来，戈公振从校对升为本埠新闻主编，每天要值夜班，那位瞿小姐则每夜必来，坐在案头陪伴戈公振，包天笑和另外的一个同事毕倚虹便开玩笑说，瞿小姐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由此可见戈公振和瞿小姐的缠绵。
包天笑说，戈公振离开《时报》后，推荐同乡夏奇峰来《时报》工作，顶他的位置。
夏奇峰告诉包天笑，说那位瞿小姐已经与戈公振解除了婚约。
包天笑还不相信，以为他们那种胶着状态，怎么会分手。
东台名人录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年），卒于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１年），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灶户（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７岁“受书乡塾”，至１１岁因家贫辍学，随父兄参加劳动。
王艮一生经历相当曲折，当过灶丁，经过商，也行过医，但这些均非其最终抱负。
他２５岁时经商至山东，曾谒孔庙而发感叹：“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此，“奋然有任道之志”，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典籍。
王艮是一个初时读书不多，靠刻苦自学而领悟儒家学说的学者。
诗人吴嘉纪。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末清初曾出现一位著名的盐民诗人，他就是号称布衣诗人的吴嘉纪。
吴嘉纪，安丰场(今东台市安丰镇)人，字宾贤，号野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他出身清贫，年轻时烧过盐，家无余粮，虽丰年常断炊，但不以为苦。
喜读书做诗，好学不倦，曾应府试，但因亲见明王朝覆灭，清兵南下，居民惨遭屠杀，遂绝意仕途，隐居家乡，以布衣终身。
由于长期生活在贫民中间，亲身体验了官吏、盐商对灶民的剥削和频仍的水灾、军输对灶民的侵害，对此，他终日把卷苦吟，从而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
他的诗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
水利学家冯道立。
冯道立，字务堂，号西园，江苏东台人，生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卒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终年78岁。
，冯道立在青年时代，便绝意仕途，发愤专攻水利，立志为桑梓造福。
他虚心学习前人的水利专著，同时又讲究实际，多次雇船至长江、淮河、废黄河、白马湖、高宝湖、洪泽湖以及范公堤东广大海滨地区进行实地勘察，访问当地的农夫、渔民，查阅有关水利、水文资料，描绘下数以百计的水利图。
他好学不倦，一生著作甚多。
已刻著作6种，木刻著作36种。
水利方面的专著有《淮扬水利图说》、《淮扬治水论》、《测海蠢言》、《勘海日记》、《束水刍言》、《七府水利全图》、《东洋人海图》、《东洋海口图》、《攻沙八法》等。
戈宝权先生鲁迅故乡行
谢德铣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01(000)004
【摘要】@@ 细雨江南春,rn重访绍兴城.rn遍寻鲁迅迹,rn油然百感生.rn这一首诗,是我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戈宝权先生题写的.1979年3月中旬,他应邀访问鲁迅故乡,在细雨濛濛未湿衣的江南初春,到绍兴讲学,并游历稽山镜水风光.离别前,应笔者之请,题写了上面这首诗.【总页数】17页(P22-38)
【作者】谢德铣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1
【相关文献】
1.戈宝权先生收藏的《托尔斯泰全集》 [J], 秋禾
2.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记我的公公戈宝权先生 [J], 杨莉
3.永远的故乡与鲁迅的返乡之路--鲁迅《故乡》的文本分析 [J], 刘俐俐
4.故乡情故乡行——茅盾儿子韦韬先生回乡侧记 [J], 王佶
5.向鲁迅先生学写比喻——以《故乡》为例 [J], 张敏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汪介之
出版物刊名： 鲁迅研究月刊
页码： 63-65页
主题词： 戈宝权;人物传记;译文
摘要：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中年读者而言，戈宝权先生的名字似乎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
也许，这种亲切感和这一代人在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和他们对于那个远非完美、却又令人深深怀念的时代(即通常所谓“17年”)本身相联系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一提到戈老，我就想起当年初读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高尔基《海燕之歌》时的情景。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作品的精美译文都出自戈老之手。
后来．随着个人阅读量的扩大，戈老的名字。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2010级学生：王淑苹学号：2009312011198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
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
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
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
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
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
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
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
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个人其它信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戈宝权笃信中国这句古训。
他终生笔耕不辍（在他致病之前），有500万字译述为证。
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他藏有一套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苏联从1928年开始出版这部工程浩大“全集”，至1957年出齐。
在我国别说个人了，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配齐，而戈宝权就有全套。
那是他数十年的心血，他平时省吃俭用，把钱全“储”在书上。
他家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毅然将这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他的家乡江苏省。
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世界语者——戈宝权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
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
1928至1930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
1935至1937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1938至1945年在汉口和重庆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1946至1948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
1949至1954年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
1954至1960年，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1961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此外，还担任过《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编委，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曾翻译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文学著作50多部，还著有《中外关系史》、《翻译史》和《作家论》。
先后被授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荣誉博士、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和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编著有《戈宝权译文集》和《戈宝权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二十年代末在大夏大学自学世界语，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和名誉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
戈宝权在外国文学领域的贡献戈宝权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还是孩提时期，他就对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百读不厌。
10岁时，叔父戈公振给他寄来一套《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更使他着迷。
60年来他把它视为珍宝，而且保留终身。
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英语系主攻英语的同时，还选修了法语和日语。
1932年，在叔父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从原文读到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使他格外激动。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时事新报》担任编辑。
1935年，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毅然回到祖国，在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并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讯社。
1942年，他回到重庆，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并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编委会，还为新知书店编选了《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两套丛书。
同时他自己还翻译了爱伦堡的两本报告文学作品集。
抗战胜利后，他主编《苏联文艺》，并写出了《苏联文学讲话》一书，还编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便受周恩来总理委派，担任我国驻苏使馆的临时代办，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驻苏联的大使馆，后又被任命为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
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1959年，该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后，又兼任该组的组长；1961年初，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
“文革”中受到冲击。
1978年业务工作恢复后，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
1981年离休后，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病终。
戈宝权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创下了令人敬羡的业绩。
60多年来，他在外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
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他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拓者。
无论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的因缘，还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作家交往和影响的研究，戈宝权都可以说是这些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
他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杰出翻译家，而且也是亚、非、拉美文学的热情传播者。
在他担任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和室主任之后，他又是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对建立我国第一支东欧文学的研究队伍、培养第一代东欧文学的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戈宝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广泛，涉及苏俄的文学和作家作品、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影响，以及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
戈宝权在研究中总是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缜密态度和论证求实的科学方法，对其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仅就“中俄文字之交”这一领域他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俄国文学和中国》《普希金和中国》《托尔斯泰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等。
这些论文材料丰富翔实，作者对这些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论述，既有科学的考证，又有公允的评论。
它们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还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戈宝权一生最喜爱的俄苏作家，也是他倾毕生精力潜心研究的对象。
对于普希金，戈宝权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上个世纪40年代，戈宝权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并写出《普希金在中国》一文。
上个世纪50年代，他开展了研究普希金的工作。
他参观了普希金的博物馆，阅读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并和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进行了交流，从而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戈宝权担任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他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先后写出了《普希金和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等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论述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同时也反映了戈宝权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
为了探求《俄国情史》的真面目，戈宝权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去寻找这本译作的原版，最后才在阿英的旧书堆里找到了它。
经过戈宝权的认真阅读和考证，才证实它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
他在苏联担任记者和外交官期间，曾多次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故乡及其在莫斯科等地的博物馆、纪念馆。
托尔斯泰也像普希金一样从小就给戈宝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戈宝权对这位文化伟人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曾出版了一套9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直到1958年才出齐，历时整整30年。
而戈宝权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这套全集，后来历经种种曲折困难，终于将全集收齐。
戈宝权视其为珍宝，倍加爱护。
虽经“文革”的浩劫和1976年地震的混乱，仍能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它成了我国惟一的一部完整的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
这不仅反映了戈宝权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挚爱，更表现出了戈宝权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戈宝权在1980年发表的《托尔斯泰和中国》这篇文章中，首先便谈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敬慕之情。
在论述托尔斯泰与中国的渊源时，戈宝权更是以其精细的考证，论证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以及他与辜鸿铭、张庆桐的通讯联系。
特别是他对张庆桐的考证，不仅澄清了在这个人名问题上的种种猜测、怀疑，而且更加证明了他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
戈宝权在苏联期间，在红场亲眼见到过这位俄苏革命作家，后来又参加过高尔基的遗体告别和葬礼，并先后写出《高尔基的逝世和葬礼》和《高尔基博物馆》等文章。
这些文章夹叙夹论，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写就的论及高尔基生平和创作的两篇报道。
1947年和1948年，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
像这样的研究年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
从这个意义来说，戈宝权是我国“高尔基学”的开拓者。
建国以后，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谈谈高尔基的〈海燕〉》《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等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