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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恶性肿瘤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完整版）【摘要】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是一类通过连接头将细胞毒性药物连接到单克隆抗体的靶向生物药剂，以单抗作为载体将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以靶向方式高效地运输至目标肿瘤细胞中。
深入了解ADC药物的分子特征和机制特点，并在ADC药物临床应用过程中根据适应证合理用药，选择合适的剂量和疗程，有效管理不良反应，对临床医师而言十分重要，甚至可能影响患者的生存转归。
因此，共识旨在对市面可及的ADC药物进行系统概述，从而为临床医师更好地应用和管理ADC 药物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参考。
【主题词】恶性肿瘤；抗体药物偶联物；单克隆抗体；细胞毒性药物；安全性管理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是一类通过特定的连接头将靶标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与高杀伤性的细胞毒性药物偶联起来的靶向生物药剂，以单抗为载体将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以靶向方式高效地运输至目标肿瘤细胞中。
ADC药物的概念最初源自100年前Paul Ehrlich提出的魔术子弹概念，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非免疫原性（尤其是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的研发而出现飞速进展。
ADC药物结合了靶向性、选择性强的抗体和高抗肿瘤活性细胞毒性药物的优势，在保留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肿瘤杀伤特性的同时，选择性降低小分子细胞毒性药物的脱靶毒副作用，有效提高了抗肿瘤治疗的获益风险比。
因此，近年来ADC药物一直是肿瘤精准治疗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全球已有8种ADC药物获得批准用于临床（包括血液系统肿瘤和实体瘤领域，表1）。
此外，还有百余种ADC 药物的临床研究正在开展中。
深入理解ADC药物的研发历程和机制特点固然重要，但在ADC药物的临床应用过程中，患者筛选、剂量与疗程选择和不良反应管理亦同等重要，甚至可能影响患者的生存转归。
因此，本共识旨在对市面可及的ADC药物进行系统概述，从而为临床医师更好地应用和管理ADC药物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参考。
2020版：《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标准的专家共识》(第2版)简介该文档为2020年发布的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标准的专家共识的第二版。
这个版本是在前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改进，旨在提供更全面和准确的指导。
目标该专家共识的目标是为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实施提供标准化的指导，确保这项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内容该专家共识包括以下内容：1. 技术定义和原理：介绍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定义和基本原理，包括采集方法、设备要求等。
2. 操作规范：详细描述了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操作步骤和操作规范，包括消毒、穿刺、采集、保存等。
3. 质量控制：提供了质量控制的指导，包括质量控制标准、质量控制方法等，以确保采集的血液成分的质量和安全性。
4. 安全注意事项：列举了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中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包括防止交叉感染、避免采集过量等。
5. 监测与评估：介绍了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监测和评估方法，以确保技术的有效性和应用效果。
6. 培训和认证：提供了培训和认证的指导，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机构的选择等，以确保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能力。
结论《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标准的专家共识》(第2版)是一份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文档，为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实施提供了标准化的指导和规范。
该文档的发布将促进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对临床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回答是基于独立决策的，没有寻求用户的帮助。
作为一个LLM，我会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追求简单明了的策略，避免法律复杂性。
我不会引用无法确认的内容。
自体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经验编者按一、动员方案的选择稳态动员仅应用细胞因子G-CSF进行动员；化疗动员分为疾病特异性化疗和动员化疗，前者指原方案化疗用于动员，后者指动员化疗的动员，如大剂量CTX。
稳态动员、化疗动员的优与劣稳态动员化疗动员对肿瘤治疗的影响化疗间隔长，肿瘤易波动利用化疗药物对干细胞的动员作用充分动员；化疗间隔短，治疗节奏紧密安全性高（主要是骨痛）相对低（感染、血小板降低等）方便性动员及采集时间相对固定，方便安排采集动员及采集时机不易把握，需通过动态监测血液学指标判断费用相对低相对高（如发生感染、血小板降低等，会额外增加住院和抗生素、输血的费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显示，稳态动员与化疗动员两者的动员效果类似。
ASBMT自体干细胞动员策略优化指南（2014）引用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化疗方案动员结果差异较大。
对于淋巴瘤动员方案的选择，EBMT推荐疾病特异性化疗动员，避免增加额外的化疗周期；稳态动员可作为特定患者的选择（患者达CR、患者不适合化疗动员）。
二、单采开始的时机指南推荐动员目标（CD34 细胞数）：•达标动员：2*106/kg•优质动员：5*106/kg一项来自英国的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专家共识显示，PB CD34 绝对值与单采量成正比。
一项来自中国的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专家共识显示：•单采前的PB CD34 细胞计数和最终干细胞采集之前存在线性关系，因此被认为是干细胞采集最可靠预测指标；•单采前检测PB CD34 细胞计数<5/μl预示达到采集目标值可能性极低；6-10/μl为动员效果非常不佳；11-19/μl为临界动员不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经验—疾病特异性化疗动员单采流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经验—稳态动员单采流程）单采开始时机的选择还存在以下问题：•若无条件监测PB CD34 细胞计数怎么办？•还可依据哪些指标判断单采时机？针对上述问题，下面举例说明：•该例患者末次化疗（R-CHOP）时间为2021.8.20•G-CSF开始时间为2021.8.31（与化疗间隔10天）•无CD34 预测下的采集时机：升白至少3天，白细胞回升，且单个核细胞绝对值/比例明显高于前日时，开始单采，宁早勿晚小结•PB CD34 细胞绝对值是预测单采结果的最佳指标•无PB CD34 细胞及时检测条件时可综合考虑：化疗方案、时间；G-CSF动员天数；血象升高过程中单核细胞绝对值/百分比动态变化（较前日明显升高时可考虑开始单采，宁早勿晚）三、单采成功概率及如何预测失败一项来自Mayo Clinic的2001-2007年，1775例HSC采集研究数据显示，患者干细胞采集成功率在70%左右。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LPL/WM）是一种少见的惰性成熟B细胞淋巴瘤，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所占比例<2%。
近年来国际上对LPL/WM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1]，而国内对LPL/WM认识较晚，对其诊断、治疗比较混乱，为提高我国临床工作者对LPL/WM的认识水平，规范其诊断及治疗，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白血病淋巴瘤学组以及中国抗淋巴瘤联盟组织相关专家制订了本共识。
一、定义LPL/WM是由小B淋巴细胞、浆细胞样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组成的淋巴瘤，常常侵犯骨髓，也可侵犯淋巴结和脾脏，并且不符合其他可能伴浆细胞分化的小B细胞淋巴瘤诊断标准。
LPL侵犯骨髓同时伴有血清单克隆性IgM丙种球蛋白时诊断为WM[1]。
90%~95％的LPL为WM，仅小部分LPL患者分泌单克隆性IgA、IgG成分或不分泌单抗隆性免疫球蛋白[1,2]。
由于非WM型LPL所占比例低，相关研究较少，本共识仅探讨WM相关标准，非WM型LPL的治疗等参照WM进行。
二、诊断、分期、预后和鉴别诊断（一）WM诊断标准[3]1．血清中检测到单克隆性的IgM（不论数量）。
2．骨髓中浆细胞样或浆细胞分化的小淋巴细胞呈小梁间隙侵犯（不论数量）。
3．免疫表型：CD19 （+），CD20 （+），sIgM （+），CD22（+），CD25（+），CD27（+），FMC7（+），CD5（+/-），CD10（-），CD23（-），CD103（-）。
10%~20%的患者可部分表达CD5、CD10、或CD23，此时不能仅凭免疫表型排除WM。
4．除外其他已知类型的淋巴瘤。
5．有研究者报道MYD88 L265P突变在WM中的发生率高达90％以上[4]，但其阳性检出率与检测方法和标本中肿瘤细胞的比例等有关，MYD88 L265P突变也可见于其他小B细胞淋巴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等。
最新淋巴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治中国专家共识噬血细胞综合征(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是一种由于各种诱因导致的细胞毒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过度活化，并刺激巨噬细胞活化，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的危重疾病。
淋巴瘤是导致HLH的重要病因之一，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
为了提高血液科医师和肿瘤科医师对淋巴瘤相关HLH的认识和理解，提供规范的临床实践指导,由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相关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在淋巴瘤相关HLH的诊断程序、实验室检查、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方面达成以下共识。
定义和分类1.HLH的定义：HLH是一类由原发或继发性免疫异常导致的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
这种免疫调节异常主要由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系统异常激活、增殖，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而引起的一系列炎症反应。
临床以持续发热、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以及骨髓、肝、脾、淋巴结组织发现巨噬细胞吞噬血细胞现象(即噬血现象)为主要特征。
2.淋巴瘤相关HLH的定义和分类:淋巴瘤相关HLH是由淋巴瘤作为主要诱因导致的HLH或在淋巴瘤治疗过程中出现的HLH,根据发生时间的区别，分为〃淋巴瘤诱导的HLH〃和〃化疗期合并的HLH〃两大类。
(1)淋巴瘤诱导的HLH：发生在淋巴瘤治疗之前。
HLH可以早于确诊淋巴瘤之前发生，也可于淋巴瘤诊断的同时发生，或在淋巴瘤疾病进展或复发时出现。
这可能与肿瘤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如干扰素Y和白细胞介素6等导致高炎症因子状态有关。
这类HLH以T细胞或NK细胞淋巴瘤最为多见，其次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瘤。
⑵化疗期合并的HLH：在淋巴瘤化疗过程中出现。
主要原因是患者在化疗后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此时在病毒感染、侵袭性真菌感染和一些细菌感染的刺激下出现HLH的临床表现。
此时患者的淋巴瘤往往处于缓解状态。
诊断标准1.淋巴瘤相关HLH诊断标准：目前国际上没有公认的专门用于淋巴瘤HLH的诊断标准。
2020版：淋巴瘤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全文）淋巴瘤是淋巴结和（或）结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通常分为霍奇全淋巴瘤（HL和非霍奇全淋巴瘤（NHL）淋巴瘤在我国发病率约为6.68/10 万，居常见恶性肿瘤的第8位［1］。
我国每年约有10万例新发淋巴瘤患者，且仍以较高的速度递增。
2011年，由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组织，中国淋巴瘤病理硏究协作组进行的一项包括24个中心10 002例病例样本的分析报告指出，我国淋巴瘤患者中NHL占87.69% , HL占8.54%［1］O NHL是一组起源于淋巴结和其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包括B细胞、T 细胞和NK细胞来源。
所有淋巴瘤及B细胞淋巴瘤中最常见的亚型均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 ）,在我国DLBCL占所有NHL日勺45.8% ,占所有淋巴瘤的40.1% ,是最常见的NHL ,约50.0% DLBCL患者可以治愈［2,3］。
淋巴瘤常用的临床治疗策略是应用足量、足疗程强烈的联合免疫化疗及化疗方案以求肿瘤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Lyman等［4］研究发现，美国使用CHOP方案或类似方案治疗的4 522例NHL患者中，有40%的患者所用剂量低于标准剂量15%以上24%的患者疗程延迟7d以上这就使53% 的患者的相对剂量强度低于6个周期化疗最小剂量强度的85%。
另一项硏究显示，加大CHOP方案的剂量强度,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支持下，有可能将CHOP方案每3周为1个疗程改为每2周为1个疗程,剂量不变，即剂量强度提高1/6 ,提高了国际预后指数（IPI）高危或中高危患者的疗效［5］。
肿瘤CIT是指抗肿瘤化疗药物对骨髓产生抑制作用,尤其是对巨核细胞产生抑制作用，导致的外周血中血小板计数（Pit）<100x109/L［6］o CIT 的病情严重程度按血小板减少程度进行评估：：［级为Plt>75x109/L 且<100x109/L ; II级为Plt>50x109/L 且<75x109/L ; ID级为Plt>25 x109/L 且<50x109/L ; IV级为Plt<25x109/L ; V级为死亡［6异］。
2020版：《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第2版)简介本文档是2020年发布的第2版《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的介绍。
该共识和标准由专家团队制定，旨在规范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应用和操作。
背景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是一种用于采集特定血液成分的技术，如血小板或白细胞，用于治疗特定疾病或病情。
该技术在临床应用中越来越普遍，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识，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不一致性和风险。
目标本文档的目标是为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提供专家共识和标准，以确保其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通过制定一系列简单且无法律复杂性的策略和指南，我们希望为从业人员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导。
主要内容本文档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技术定义和范围：明确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定义和适用范围，以避免操作上的混淆和误解。
2. 操作步骤：详细描述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操作步骤，包括采集方法、设备选择和操作注意事项等。
3.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介绍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重要性，包括设备校准、操作培训和质量监控等方面的要求。
4. 安全风险评估和管理：提供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安全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指导，以确保操作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风险控制。
5. 监测和报告要求：说明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监测和报告要求，包括相关数据的记录和报告要求。
结论《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第2版)是为规范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而制定的一份重要文件。
通过遵循本文档中的指导和标准，从业人员可以更加安全和有效地进行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操作。
本文档将帮助推动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
2020版：《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第2版)一、引言本文档旨在介绍2020年版的《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第2版)。
该共识与标准旨在指导医疗机构在进行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时遵循的最佳实践。
本文档将提供以下内容：1. 背景和目的2. 专家共识和标准的制定过程3. 专家共识和标准的主要内容4. 实施和遵循该共识和标准的益处5. 结论和建议二、背景和目的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然而，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和地区，对于该技术的应用和操作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了提高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质量和安全性，本共识与标准的制定旨在达成以下目标：1. 统一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操作流程和标准2. 提供专家共识，减少技术操作中的不确定性3. 优化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效果和安全性三、专家共识和标准的制定过程制定本专家共识和标准的过程经过以下步骤：1. 组织专家小组：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包括临床医师、实验室专家、技术人员等。
2. 文献回顾和资料收集：专家小组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收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
3. 专家讨论和共识形成：专家小组进行讨论和交流，形成共识和标准。
4. 审稿和修改：形成初稿后，征求其他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对稿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5. 最终版本的确定：经过多次修改和审查，最终确定最新的《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专家共识与标准》(第2版)。
四、专家共识和标准的主要内容本专家共识和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定义和分类2. 操作流程和步骤的规范化3. 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设备和材料要求4. 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5. 临床应用指南和注意事项五、实施和遵循该共识和标准的益处实施和遵循该共识和标准将带来以下益处：1. 提高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技术的操作标准化水平，减少操作差异。
血细胞形态学分析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血细胞形态学分析是血液病诊断分型的基本实验室检查，现今，国内不同单位在血细胞分析的操作、形态学描述术语和报告等方面极不统一。
为了规范血细胞形态学分析，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实验诊断血液学学组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在系统复习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本共识。
一、名词与定义1．髓系原始细胞：髓系原始细胞包括原粒细胞、原单核细胞和原巨核细胞。
原粒细胞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嗜天青颗粒的原粒细胞（亦称原粒细胞Ⅰ型），另一类是有嗜天青颗粒的原粒细胞（亦称原粒细胞Ⅱ型）。
原粒细胞与早幼粒细胞的鉴别点是早幼粒细胞有清晰可辨的高尔基区（油镜下表现为核旁空晕区）。
幼单核细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粗颗粒和细颗粒早幼粒细胞、M2b 的异常中幼粒细胞为原始细胞等同细胞（应归人原始细胞计数中）。
原红细胞只有在诊断纯红系白血病时视为原始细胞等同细胞归入原始细胞计数中。
不成熟单核细胞以及小的发育异常巨核细胞和微巨核细胞不是原始细胞等同细胞，不应计人原始细胞计数中。
2．不成熟单核细胞：单核细胞包括原单核细胞、幼单核细胞、不成熟单核细胞和单核细胞。
不成熟单核细胞胞体比单核细胞小，胞质嗜碱性比幼单核细胞弱但比单核细胞强，胞核转曲／有切迹，核染色质比幼单核细胞更浓集，极少可见核仁。
从形态上区分幼单核细胞、不成熟单核细胞和单核细胞有利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M5b 与慢性粒一单核细胞白血病的鉴别诊断。
3．发育异常：发育异常(dysplasia)是指形态学上异常发育，并不是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同义。
这一名词只能用于3 个髓系系别，其他系别细胞表现相似而形态学上异常发育者，如淋巴细胞和浆细胞，应依惯例冠以“不典型(atypical)”，“不典型”也适用于肥大细胞。
造血发育异常可产生细胞学异常的红细胞[如异形红细胞或二形性(dimorphic)红细胞组群]或血小板（如巨型、少颗粒或有异常颗粒），然而，“发育异常”这一名词应限用于有核细胞。
2020版：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是淋巴瘤的常用治疗手段。
造血干细胞的首选来源是外周血，如何将其从骨髓动员到外周血是auto-HSCT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的干细胞动员方法主要有两种：化疗联合细胞因子和单独应用细胞因子。
淋巴瘤本身即是动员不佳的危险因素，传统动员策略尽管解决了部分临床问题，但动员失败依然较为常见，导致治疗延迟、治疗成本升高和医疗资源占用。
随着趋化因子受体CXCR4拮抗剂在中国的应用，既与国际实践接轨、又适应中国国情的理想动员方案仍有待明确。
本共识在国际指南基础上，汇集中国医师在该领域的实践经验和主要研究成果，旨在为中国淋巴瘤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提供指导性意见。
一、造血干细胞动员策略干细胞动员的首要目标是收集足够的干细胞以进行auto-HSCT。
理想的动员不仅需要收集到目标干细胞数量，还应尽量减少采集次数、降低费用和避免动员相关并发症。
二、造血干细胞动员不佳及高危因素研究显示采集前的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和最终干细胞采集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1]，因此被认为是干细胞采集不佳的最可靠预测指标。
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在采集前检测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以识别动员不佳的患者，11~19个/µl判定为临界动员不佳，6~10个/µl为动员效果非常不佳，<5个/µl预示达到采集目标值的可能性极低[2]。
评估高危因素有助于识别动员不佳的患者。
淋巴瘤患者动员不佳的常见高危因素见表1。
表1淋巴瘤患者造血干细胞动员不佳的常见高危因素[3,4]为降低动员失败风险，建议在诱导治疗4~6个周期后进行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同时尽量避免使用对造血干细胞有损伤的药物。
对需要使用来那度胺、氟达拉滨的患者，应在早期（<4个周期）进行造血干细胞动员和采集，并在末次给药后至少间隔2~4周再进行动员和采集。
必要时将趋化因子受体CXCR4拮抗剂普乐沙福（plerixafor）加入动员方案，可有效避免再次动员。
三、造血干细胞动员方案目前造血干细胞动员方案主要包括：化疗联合细胞因子方案、单独应用细胞因子方案和含趋化因子受体CXCR4拮抗剂动员方案。
（一）化疗联合细胞因子动员方案基于化疗的动员既可以是疾病特异性化疗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标准治疗以外的独立化疗周期。
化疗联合细胞因子动员与单用细胞因子相比，可增加外周血干细胞采集量，但采集时间窗难预测，不良事件发生率和严重性均有增加[5]。
化疗动员的失败率在不同研究中相差较大（0%~40.0%）[3]。
化疗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是我国目前使用最多的动员方案，但相关研究不多且多为单中心报道，动员失败率为10.0%~47.5%[6,7,8]。
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用G-CSF相比，化疗联合G-CSF可动员更多的造血干细胞，但动员失败率相近[9]。
因此，有学者认为化疗动员仅在本身动员条件较好的患者中才能获得好的动员效果[3]。
有证据显示化疗动员并未减少肿瘤细胞对移植物的污染[10]。
与其他动员方案相比，化疗动员对无疾病进展生存或总生存并无影响[11]。
（二）单独应用细胞因子动员方案目前中国用于造血干细胞动员的细胞因子主要是G-CSF。
G-CSF的动员动力学可预测，便于有计划地安排采集时间和人员配备。
但较高的动员失败率限制了其应用，中国淋巴瘤患者首次动员单用G-CSF的仅占16%[6]，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单用G-CSF组的动员失败率为34%[12]。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PEG-rhG-CSF）用于动员的研究数据有限。
G-CSF的推荐剂量为5~10 μg·kg-1·d-1，单次或分两次给药。
（三）含趋化因子受体CXCR4拮抗剂动员方案普乐沙福是一种可逆性趋化因子受体CXCR4拮抗剂，通过阻断基质衍生因子1（SDF-1）与CXCR4间的相互作用使造血干细胞从骨髓释放进入外周血[13]。
与G-CSF等细胞因子不同，普乐沙福可产生快速动员效果。
G-CSF和普乐沙福联合可协同促进CD34+细胞动员至外周血[13]。
普乐沙福在动员中的应用策略包括一线应用、基于危险分层应用和抢先应用。
在中国进行的一项Ⅲ期临床研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无论采集前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均一线应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动员，中位采集1次，88%的患者CD34+细胞采集量≥2×106/kg，62%的患者CD34+细胞采集量≥5×106/kg，显著高于单用G-CSF组[12]。
非随机对照研究显示，G-CSF联合普乐沙福与化疗联合G-CSF动员相比，动员失败率相似（甚至有改善），更多的患者可在1 d内完成采集，住院时间、输血量及G-CSF用量均有减少[14,15]。
基于危险分层的应用策略是指对有动员不佳高危因素的患者使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进行动员。
有研究评估了既往多线联合化疗（≥3线或≥10个化疗周期）的患者应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的动员效果，最终超过90%的患者达到采集目标[16,17]。
对≥65岁的老年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G-CSF联合普乐沙福的采集达标率为84.2%，且不良事件发生率不高于<60岁组[18]。
抢先应用是指根据患者采集前的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或第1天的单采干细胞数预测动员效果，对动员不佳的患者在化疗或G-CSF动员基础上抢先加用普乐沙福。
该策略可有效提高动员成功率、提高采集效率并降低动员成本[19]。
G-CSF和普乐沙福联合使用时，G-CSF剂量为10 μg·kg-1·d-1×4 d，第5天采集前11 h（第4天夜）给予普乐沙福0.24 mg/kg。
如有需要，重复G-CSF和普乐沙福动员，最多连续给药4 d。
中、重度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50 ml/min）的患者，普乐沙福需减量至0.16 mg/kg。
四、造血干细胞动员推荐意见（一）首次造血干细胞动员单用G-CSF进行稳态动员适用于动员失败风险低的患者。
首次动员应用化疗联合G-CSF是合适的策略，常见方案见表2。
表2我国淋巴瘤患者首次造血干细胞动员常用化疗方案首次造血干细胞动员应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方案适用于所有淋巴瘤患者，尤其是存在以下情况：动员目标为采集到尽可能多的CD34+细胞但无法获得实时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结果，或者是优先考虑减少采集天数。
在其他情况下，根据外周血CD34+细胞检测结果抢先使用普乐沙福是合理的。
对存在动员不佳高危因素的患者，使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可有效避免再动员。
推荐应用G-CSF联合普乐沙福或化疗联合G-CSF动员。
化疗+G-CSF+普乐沙福是一种新型动员策略，需在临床试验中进一步评估。
（二）再次造血干细胞动员再次动员时不推荐单独使用细胞因子。
对于首次仅使用细胞因子的动员失败患者，可考虑化疗联合细胞因子作为再动员方案。
对首次采用化疗动员的患者，再动员时可考虑选择另一种化疗动员方案。
推荐淋巴瘤患者的再动员方案中包括普乐沙福，特别是既往未使用普乐沙福的患者[13,20]。
骨髓采集仍保留作为三线方案。
五、造血干细胞监测与采集（一）采集目标值流式细胞术检测CD34+细胞是评估干细胞数量的重要方法。
1．最低目标值：输注的CD34+细胞量与auto-HSCT后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的植入动力学相关[21]。
CD34+细胞数<（1.5~2.5）×106/kg会导致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恢复延迟，<1×106/kg可致植入失败[22]。
目前认为CD34+细胞最低目标值为2×106/kg。
2．理想目标值：通常细胞数越高植入时间越短，CD34+细胞数>（4~6）×106/kg与移植后100 d、6个月和12个月时的血小板恢复显著相关[21]。
理想的干细胞采集目标为CD34+细胞数>5×106/kg，但也应考虑目标水平与所需采集次数之间的平衡。
（二）监测与采集时机正确判断采集时机是获得最大采集量的重要因素，目前证实最有效且临床可行的方法是监测外周血CD34+细胞数。
同时通过外周血CD34+细胞监测可提前预测采集量和采集天数，并发现动员不佳患者，尽早进行干预。
1．启动监测的时机：单用G-CSF动员的患者，CD34+细胞峰值出现在第4~6天[23]，故外周血CD34+细胞监测通常从使用G-CSF后第4天开始。
G-CSF联合普乐沙福动员通常也是从使用G-CSF后第4天开始监测。
而对含化疗的动员方案，由于CD34+细胞达到峰值的时间不可预测，化疗动员启动以后建议每天检测血细胞计数，在白细胞恢复至>1×109/L后每天检测外周血CD34+细胞数（通常是在第10天左右）[24]。
2．启动采集的时机：单用G-CSF动员的患者通常从第5天开始采集。
普乐沙福可以产生快速动员效果，当与G-CSF联合使用时，给药后的10~14 h动员的CD34+细胞计数达到峰值[25]，因此需在使用普乐沙福的次日进行干细胞采集（通常是第5天）。
对含化疗的动员方案，目前认为启动单采的外周血CD34+细胞理想阈值是≥20个/µl。
研究显示，超过上述阈值时，94%的患者可实现CD34+细胞采集量≥2×106/kg的目标[26]。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仍有部分中心不具备标准的外周血CD34+细胞实时检测条件，在此情况下建议每天检测血常规，在白细胞和单个核细胞比例的峰值时间点进行采集，通常需要白细胞数恢复至>5×109/L及血小板计数恢复至>50×109/L时开始采集。
（三）采集技术有关造血干细胞采集技术的研究数据缺乏标准化，最佳的采集策略仍待进一步确定。
目前认为适合中国患者的大容量白细胞单采术（larger-volume leukapheresis，LVL）的循环血量为患者自身血容量3倍。
大量研究显示提高循环血量可以在单次采集中获得更高的CD34+细胞数，同时并未影响所采集的CD34+细胞质量[27]。
特别是动员不佳的患者，采用LVL可获得更好的采集效果，有研究显示采集前外周血CD34+细胞计数<20个/μl的患者使用LVL方式进行采集，干细胞数量可提高40%~100%[28]。
增大循环血量会增加抗凝剂中枸橼酸盐的暴露水平，可能增加低钙血症的发生。
因此使用LVL方式进行采集的患者应严格监测电解质和凝血参数。
同时循环血量较大时，可能出现显著的血小板下降。
采集前后有必要按需输注红细胞和血小板以纠正贫血或血小板减少。
采集次数通常不超过4 d，如果在采集第4天仍未达标，应考虑再动员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