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
- 格式:doc
- 大小:41.50 KB
- 文档页数:7
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研究引言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都市。
在这个时期,上海的剧场成为了各种文化交流和展现的重要场所。
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的演出状况、观众群体、经营模式及其历史演变和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深入挖掘这一时期剧场的特点和影响,希望为当代剧场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剧场演出状况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剧场数量众多,演出状况也十分活跃。
当时,话剧、京剧、沪剧、越剧等各类戏曲样式在剧场中轮番上演。
其中,一些经典剧目如《雷雨》、《日出》、《啼笑因缘》等,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
此外,当时的剧场还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舞蹈表演等,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观众群体分析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的观众群体十分复杂,涵盖了不同社会阶层、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
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剧场的主要观众,他们对文艺作品有着较高的审美需求。
此外,当时的上海剧场也逐渐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吸引了大量的基层观众。
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观众也呈现出差异化,比如儿童和青少年更喜欢话剧和沪剧,而中老年观众则偏爱京剧和越剧。
经营模式探究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的经营模式多种多样,主要依赖于票房收入、剧场租赁和艺术生产等方面。
一些大型的剧场如天蟾舞台、共舞台等,通过签约艺人、演出热门剧目等方式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益。
同时,剧场也会出租给电影公司、举办各类活动等,以增加经营收入。
在艺术生产方面,一些剧场拥有自己的艺术团体和创作人才,不断推出原创剧目。
历史演变分析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的演变过程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从最初的茶园、戏园到后来的新式剧场,剧场的建筑和设施也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
舞台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灯光、布景、音效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此外,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话剧等西方戏剧样式也逐渐在中国得到传播和推广,对中国的传统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未来发展趋势探讨民国时期上海剧场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更加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
一方面,会继续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弘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将更加开放包容,汲取西方戏剧的优点,推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0231895年12月28日,电影在法国诞生。
据考证,1896年8月,上海徐园里的“又一村”进行了放映活动,这是中国首次电影放映。
电影作为舶来品,在当时着实属于新鲜事物。
1897年,在《游戏报》一篇名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中,作者谈到观影感受时描写道:“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海市蜃楼,与过影何以异?”[1]可见电影这种新鲜事物给当时的民众带来非常稀奇的感受,这种好奇也扩大了民众对电影的接受度。
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
[2]这种动态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变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改变了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方面。
笔者认为,社会生活是多层面的结构,以电影为角度来探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与电影有关的研究路径有很多,本文主要从电影院、电影基层职业者、电影明星三个角度入手,试图找寻电影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以电影为窗口,看其背后纷繁复杂的世界。
一、以电影院为核心的电影空间研究从物质属性来看,电影院属于自然空间范畴,是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空间组成。
“都市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可供反复解读的文本,而对都市景观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景观(包括都市与乡村景观)本身并不产生意义,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与想象,某一特殊的景观才与主体产生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
”[3]依据这层视点可以看出,电影院作为城市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景观,其存在并不仅仅围绕电影放映,而电影院的逐步发展使之从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并从中映射出地域文化、阶级文化、消费文化等不同文化层面,它不仅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建构了城市自身独有的文化想象与表达。
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进一步推动了电影院、商场、酒店等空间的建设,而电影院的建设,一方面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布局建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上海已然是中国发展最快、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与浓郁的消费氛围,使电影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迅速以上海为中心发展起来。
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上海早期的影迷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1897年,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城市之一,迅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影迷文化。
本文将从影片引入上海、影院的发展和上海影迷的特点等方面,探讨上海早期影迷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一、影片引入上海1897年,上海迎来了第一部电影的放映。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繁忙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来自各国的商人和外国传教士都纷纷涌入这个城市,将影片带进了这片土地。
那时的电影还是无声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上海观众对电影的热情。
首次展示的电影在上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观众们对于这种新奇的媒体表达方式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随着电影的推广,上海影迷开始寻求更多的电影观影机会,这促使了电影院的兴起。
二、影院的发展上海的第一家电影院“美国卢米埃尔电影院”于1897年底在南京路开业。
当时的电影院是以放映电影为主,观众多为外国人和上层社会人士。
1906年,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华人经营的电影院,至此,电影院逐渐向广大市民开放。
世纪之交,上海的电影院开始渐渐增多,观影的价格也逐渐降低,普通市民也能够负担得起赴电影院观影的费用,影院成为了大众的娱乐场所。
观影的场次也逐渐增加,从早期的白天放映,到晚上连夜放映。
上海的影迷们发现,到电影院观影是与朋友一起享受电影、讨论电影的好机会。
三、上海影迷的特点上海影迷对电影的热情和狂热程度堪称一绝。
上海早期的影迷们通过观影互相交流、参加影迷社团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活跃的影迷群体。
这个群体不仅对于好莱坞的默片情有独钟,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同样寄以厚望。
上海观众追求高品质的电影,对电影的音响效果和场景布置都要求较高。
影院经营者纷纷改良设施,引入更先进的投影机和音响设备,以满足影迷们日益提高的观影需求。
影迷们还热衷于阅读与电影相关的书籍和杂志。
《上海电影评论》和《上海电影周报》等刊物成为上海影迷们了解电影动态和互相交流的重要渠道。
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变革随着近年来文化多元化的推进,人们更加注重文化多样性的表达与传承。
而作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早已在百年前拥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多元性。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汇聚了各种文化元素的城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文化吸收了来自各地的文化元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变革。
一、粤曲艺术的繁荣在民国时期,上海粤曲艺术非常繁荣。
粤曲是粤剧的一种形式,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广东地区。
自20世纪初期到上世纪40年代,上海曲艺市场持续增长,粤曲成为上海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在当时的上海,从剧本创作到表演艺术形式,都吸收了大量的本地文化特色。
比如,上海的妇女地位及上海城市文化都被纳入表演中,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上海人形象。
因此,粤曲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表现当时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种载体。
二、上海的时尚文化在民国时期,上海的时尚文化影响了整个东亚,从服装到发型,都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
上海的时尚文化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元素,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从上海的街头到电影院,人们都追求着时尚的生活方式。
比如,旗袍就是上海时尚文化的代表之一,兼具中西风格,表达着女性的优美和包容。
而在上海的社交圈子里,时尚文化也成为了展示个人品味和身份的方式。
三、上海的廊桥文化廊桥是上海的一个特色景观,也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上海的廊桥更是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会在廊桥上做各种事情,比如休闲、聊天、观看表演等。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上海的社交文化也随之形成,人们从各个社会层面互相结识,交流着各自的文化、思想和经验。
这种多元性的交流方式在当时的上海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成为一种缓解社会压力、释放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
四、上海的民间艺术上海的民间艺术多样性也是当时上海文化的特点之一。
比如,剪纸、泥塑、苏绣等,这些民间艺术表现出上海文化中不同的方面和特色。
文化交流都市漫游:海外华裔学者都市电影研究综述杨文秀(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要】建立在跨学科基础上的电影研究,尤其是电影与城市文化的互动研究近年来较为流行。
以李欧梵、张英进、张真、傅葆石等海外华裔学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都市电影研究引领了电影一都市研究热潮,为电影与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的建 构提供了开阔的的视野和方法指导。
【关键词】跨学科;都市电影;都市文化海外学者较早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电影,尤其是 与电影关系密切的城市文化。
这些论著在方法论层面对本论 文的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 1945》是都市文化研究中较有 代表性的论著。
在书的第一部分“都市文化的背景”中,涉 及了百货大楼、外滩建筑、舞厅、咖啡馆、跑马场、公园、城市和都市漫游者;第二部分则通过《东方杂志》、《良友》画报、广告、月份牌构成的印刷文化构建都市的“现代性”;第三部分关于上海电影的论述则跳出了 “从电影到电影”的局限,转而通过电影院、电影杂志、电影指南、电影谈、观 众、流行口味重构/想象彼时上海都市文化的各个侧面,尽 管这本书的本来目的是以张爱玲、新感觉派为主的现代文学 研究,却引发了都市研究热潮,这种研究思路与近年来西方 理论界的方法论转向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转向包括从总体 的历史到部分的或片断的历史,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到图表式 的历史,从历史主义的历史到结构的历史,从档案的历史到 推测的历史。
正如‘单方面的因果性’如今受到挑战,‘整 体的概念似乎也被遗弃,代之而起的是复数化、局部化、以及中心的缺席’”。
和李欧梵《上海摩登》的研究方法类似,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也是一部以现代文学为主要研 究对象,兼及电影、话剧、诗歌等文本,但着重从城市的角 度出发,重新阐释经典作家(如茅盾、鲁迅)以及曾经因意 识形态或精英立场而被长期忽略的现代作家(如新感觉派、师陀、张恨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等)的著作。
电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生活
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巴黎”。
这时期的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备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发展起电影产业的城市之一。
电影在上海的流行程度迅速增长,成为当时人们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的电影院常常被挤满了热情的观众,电影被视为是最好的娱乐方式之一。
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它改变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影片主题的多样化
当时的电影多数是以家庭、爱情、生活为主题的。
这些题材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生活和理想,观众们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家庭妇女都能够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电影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2. 服饰和时装的流行
上海电影的发展,推动了服装和时装业的发展,许多电影明星的时装成为年轻人效仿的榜样。
上海的年轻女性们追求西式的时尚,电影中的女主角通常穿着时髦高贵的服装,这样的流行风格也逐渐成为上海的时尚潮流。
3. 上海方言的流行
上海方言和粤语作为电影中的语言,也使得上海市民开始大量使用上海方言。
这也体现了上海市民的认同感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总的来说,电影给了上海市民新的娱乐选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
电影成为了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海电影发展史
上海电影发展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上海,
自上海滩的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
以下是上海电影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1. 1920年代至1940年代: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上海电影黄金时代。
上海成为大陆最重要的电影中心,吸引了许多资本和才华横溢的人才。
上海电影公司,如明星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公司等,相继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时期的电影以商业片为主,包括社会题材、武侠片、喜剧片等,产量也非常大。
2.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电影工业
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国有化后改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开始服务于革命宣传和教育。
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以宣传主题、战争题材和革命题材为主,如《海滨的故事》、《英雄儿女》等。
3. 1970年代至199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电影产业
经历了停滞。
然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努力下,一批新生力量逐渐崭露头角,并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这个时期的电影更加关注个人命运和故事,如《活着》、《霸王别姬》等。
4. 2000年代至今:上海电影市场逐渐兴起并发展壮大。
大量
外国电影公司进入上海市场,上海电影制片厂也与各国合作制作了一些知名的电影作品。
上海电影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的电影人。
总的来说,上海电影发展史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风格的变迁,但始终保持着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上海电影产业的繁荣与上海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研究(1912~1949)引言:民国时期,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城市,也是中国电影和戏剧的中心之一。
上海的剧场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全盛时期,其繁荣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本文将对民国时期上海剧场进行全面的研究,探讨其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
一、剧场的兴起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各个文化和艺术形式在这里得以繁荣发展。
随着戏曲、戏剧和电影的兴起,上海的剧场也应运而生。
首批剧场于1912年左右建立,其中包括陈谦、辛亥戏楼等。
这些剧场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休闲和娱乐的场所,也为国内外各类表演艺术家提供了表演的平台。
二、戏剧形式的多样性民国时期上海剧场承载了丰富多样的戏剧形式,包括话剧、京剧、豫剧、黄梅戏等。
在这些剧场演出的戏剧多以小说改编、剧本创作和外国戏剧的翻译为主。
这些戏剧形式的多样性为当时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戏剧体验,也为上海的戏剧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电影与剧场的互动上海是中国电影之都,也是亚洲最早的电影中心之一。
在民国时期,电影与剧场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
许多剧场开始放映电影,甚至有些剧场专门用于电影放映,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戏剧和电影相互融合的时代到来。
影片的上映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也为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四、剧场观众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的观众不仅有来自上海的本地观众,也吸引了许多外地和国际观众。
这一现象与上海的国际化城市形象密不可分。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剧场观众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主要是文化人士和富有阶层的观众,逐渐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普及和发展。
五、剧场的艺术创新上海剧场在民国时期也成为了许多艺术创新的摇篮。
众多导演、编剧和演员们在这里尝试新的表演方式和创作思路。
他们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使上海的剧场成为中国戏剧的前沿阵地。
在这个时期,上海剧场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为中国戏剧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民国时期上海剧场是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承载了丰富多样的戏剧形式,促进了戏剧与电影的相互发展。
历史学论文-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在过去15年里,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发生了一种逐渐的、然而又是显而易见的转变。
对于最为迷人的地点——上海的历史的研究兴趣是此转变的突出例子。
十年来,标题中含有上海字样的著作层出不穷,而内容与上海有关的就更多了。
如果从广阔一点的历史编纂的背景来看,这一研究中心的重新定向是相当惊人的。
如一位研究民国上海的专家杰弗里·瓦瑟卓姆(JeffreyWasserstrom)所指出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些本土的历史学者之外,对于上海历史的研究兴趣还相当少见。
比如,上海研究的先驱学者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虽曾在1953年把他的著作命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但20年后他对中国城市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可能性却表示悲观。
墨菲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从来没有被真正整合进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风景之中。
因而,他认为这些城市对中国发展的实质性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实际上,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集中在探讨中国革命的原因和进程上。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突出中国农村的问题,而忽视了城市。
显而易见,结果是产生了一长串出版物的名单——论题包括农民起义的历史谱系、帝国主义的冲击、社会分化和动员的过程、经济的运作等等。
它们影响这一领域长达20年之久。
而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几处例外,城市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至多被排在第二位。
学院中的许多人或许是接受了毛主义者的假设,即通商口岸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它们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巢穴;这种观点对中国历史研究有过几十年的影响,哪怕不占统治地位。
大量复杂的、彼此相关的因素反映了研究进程中最近的变化。
我在这儿将简略地提一下其中最明显的几种因素。
就中国研究本身来说,一股明显的推动力来自邓小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倡导的改革,它又一次把沿海城市推到了领袖眼中的中国未来的最前沿。
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1945-1965)——从体制、人脉、文化看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1945-1965)——从体制、人脉、文化看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上海电影产业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产业不仅是大陆电影事业的中心,同时也是港台电影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这个时期的电影界却出现了分化与裂变的现象。
本文将从体制、人脉和文化三个角度探索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
一、体制变迁对上海电影产业的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带来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巨大变革。
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意味着电影产业从此进入政府主导的时代。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电影企业体制,将原有的私人电影公司全部收归国有。
这一体制变化对上海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体制变迁导致原有的私人制片公司不复存在,电影制片活动完全由国有企业掌控。
这种集中式的管理模式使得上海电影的创作主体从私人转变为国家,这对于电影的创作自由和市场运作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其次,在这一体制下,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了上海电影产业最重要的制片单位。
它由原来的上海联华、新华、明星等片商公司改建而成,拥有全国最为完善的设施和技术力量。
然而,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并不顺利,其创作质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二、人脉关系带来的艺术传承与突破上海电影产业的分化与裂变也与人脉关系密不可分。
三地的电影界,尤其是上海和香港,有着众多重要人物的共同铸造。
上海电影界的大部分导演和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上海,他们与原有的电影人士合作,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
他们通过交流,传承了上海电影的传统,同时也将新的艺术观念带入了电影创作中。
与此同时,香港电影也快速崛起,并受到了上海电影界的重要影响。
上海电影界的一些重要人物纷纷迁居香港,带去了他们的才华和经验。
研究综述梅尔清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中,以扬州四处景点的构造、使用以及精英人物在这些名胜景点的活动为切入点,从明末清初扬州文人精英的文学活动与城市景点的互动、文人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城市景点的文化建构等方面考察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如何塑造了这些名胜景点的声望,探讨了这些名胜景点如何成为明清鼎革后的文化因子,从而说明了由这些名胜景点及活动在其中的精英人物的行为所折射的社会和文化变化。
张英进著,苏涛译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一书,本书聚焦于早期中国电影和城市文化,并将上海电影纳入民国文化史的视野中加以讨论,力图呈现一个丰富的、多维度的早期中国电影文化史。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二、性的想象:舞女、影星、娼妓;三、身份的建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泛亚洲主义,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丰富面向,以及上海的电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特质,从中既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上海的摩登消费方式和独特市井现象,也可以一窥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纷繁复杂的文化和光怪陆离的社会风气。
李孝悌在《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一书中,《恋恋红尘》体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史研究方向,从最初的研究通俗--大众文化出发,过渡到对“物质文化史”的专题研究。
简单地说,这本书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题,展示出一个更加“丰腴”的历史场景。
对宏大的历史叙述产生厌倦和质疑之后,凸现“细节”和“日常性”的文化史研究,无疑会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书中以戏曲、歌曲集、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色情小说等资料,对士大夫阶层和一般民众阶层以及妇女的感情、情欲等感观领域,作出大胆的描述和复原;又或以三种画报作为线索,探讨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传统和现代的“纠结”。
大木康著,辛如意译的《秦淮风月:中国游里空间》一书,该书所探讨,正是明末清初南京秦淮一带之风月场所,并以《板桥杂记》、《桃花扇》、《影梅庵忆语》为主要材料。
首先,该书记录了《板桥杂记》于十八世纪后期传入日本后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它起到了范本的作用,引起江户洒落本及明治间日本同类文学的的创作兴盛;《风月秦淮》对南京城的历史沿革与明末清初的风月区做了翔实的踏勘与考证,而且大木教授从秦淮一带的地理环境到青楼人物、四季风俗、文人花榜几个方面,用文字与图片,几乎再现了三百数十年前南京风流薮泽的茶淫橘瘧、鬓影衣香。
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从体制、人脉、文化看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一、本文概述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是一个涉及体制、人脉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过程。
本文旨在探讨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揭示上海电影传统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和影响。
我们将从体制变革、人脉网络的构建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内涵。
我们将关注体制变革对上海电影传统的影响。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体制的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制片厂制度,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电影产业发展,体制的变革不仅塑造了电影产业的基本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电影创作的风格和主题。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电影传统如何在不同的体制框架下传承与发展,将是我们探讨的重点之一。
人脉网络的构建也是影响上海电影传统分化的重要因素。
电影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人际关系的行业,人脉网络的构建对于电影创作的成功至关重要。
我们将分析沪港台三地电影人在电影创作、制作和发行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探讨这些合作如何促进了上海电影传统的传播与变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地域文化中形成新的电影传统。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上海电影传统分化与裂变的内在动力。
上海作为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其电影传统也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上海电影传统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
我们将关注上海电影如何在传承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其他地域文化的元素,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电影风格。
通过对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的深入剖析,我们将揭示上海电影传统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分化与裂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内涵。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上海电影传统的演变和发展,也为未来电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上海电影的体制变革上海电影的历史,与中国的社会体制变革紧密相连。
上海电影传统的分化与裂变(1945-1965)——从体制、人脉、文化看沪港台三地电影的渊源与发展首先,上海电影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大的体制变革。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上海电影产业主要由民国政府和私人资本主导。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产业归国家所有,成为一个集体主义的体制。
这种体制的转变不仅影响到电影制作的方式和资源配置,还对上海电影的创作思路与表达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例如,在这一时期,政府多次提出关于电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原则,影响着电影制作的内容和风格。
其次,上海电影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离不开各类人脉的交流和合作。
特别是在上海这个具有开放氛围的城市,各界人士在电影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当活跃。
上海电影制片厂、华东电影制片厂等这些重要的电影制作机构汇聚了大量的电影人才。
这里的电影人才对电影制作有自己的理念和创作风格,他们的合作与开创精神使得上海电影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绩。
此外,上海电影人还与来自香港以及台湾的电影人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他们从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中汲取灵感,为上海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上海电影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受到了文化环境的影响。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城市之一,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
这些文化资源不仅为上海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培养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电影人。
他们不满于传统经典故事的表达方式,开始创作新的题材和新的艺术形式。
例如,上海电影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电影作品,如《青春之歌》、《小城之春》等。
这些作品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总之,从体制、人脉、文化三个维度来看,上海电影在1945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分化与裂变。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上海电影产生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和表现形式。
而沪港台三地电影之间的渊源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多元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多样性综上所述,上海电影在1945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分化与裂变。
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与文化娱乐民国时期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娱乐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电影产业兴起并迅速壮大,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新的文化体验。
同时,电影也成为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态度。
本文将从电影产业的兴起、电影的流行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探讨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与文化娱乐。
首先,民国时期的电影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
自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上映之后,电影便开始传入中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发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电影产业逐渐形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业。
当时的上海成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中心,吸引了众多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院的设立。
许多著名的电影公司如明星电影公司、国泰影片公司等相继成立,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
在这个时期,很多优秀的电影人如孔飞力、沈殿霞等崭露头角,他们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次,民国时期的电影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文化娱乐方式。
在没有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年代,电影无疑成为了人们视觉和听觉的重要享受。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电影院成为了人们周末休闲的热门去处。
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人们可以通过观影交流感受和思想,分享快乐和悲伤。
不仅如此,电影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艺术体验和审美享受。
无论是音效的运用、摄影手法的创新还是艺术风格的转变,民国时期的电影让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
最后,民国时期的电影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不仅仅是提供欢乐和消遣的工具,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变革的镜子。
在这个时期,电影化解了人们对生活的压力和矛盾,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给人们带来了梦幻和希望。
同时,电影也传播了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
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通过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性弱点,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例如《神女》揭示了妇女在封建社会的困境,《无声的告白》探讨了个体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的选择等。
上海的民俗与文化介绍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上海拥有丰富多样的民俗与文化,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下面将为大家介绍上海的一些民俗和文化特色。
一、民俗传统1. 上海的传统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每逢节日,上海的街头巷尾都会张灯结彩,人们会举行各种传统活动,如舞龙舞狮、放鞭炮、赏花灯等,热闹非凡。
2. 上海的传统民居建筑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其中,石库门建筑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以石板铺地和木质门窗为特色,体现了上海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二、文化特色1. 上海话是上海人的日常交流语言,它独特的发音和词汇使得上海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辨识度。
上海话中有很多俚语和口头禅,如“吃货”、“搬家”、“七七八八”等,使交流更加生动有趣。
2. 上海的戏曲文化也非常丰富,其中以昆剧、豫剧和沪剧最为著名。
这些戏曲艺术形式通过唱念做打等方式,展现了上海人的情感和艺术追求。
3. 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徐志摩、郁达夫、丁玲等一大批文学家和作家都在上海崭露头角。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和社会风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美食文化1. 上海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其独特的烹饪方法和口味而闻名。
著名的上海菜有小笼包、鲜肉月饼、油炸麻球等,色香味俱佳,深受人们的喜爱。
2. 上海的夜市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夜市上可以品尝到各种小吃和特色美食,如炒年糕、臭豆腐、糖葫芦等。
夜市的热闹气氛和美食的诱人香味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
四、艺术文化1.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电影文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每年吸引了众多电影人和影迷的参与。
2. 上海的音乐文化也非常繁荣,有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一流的音乐团体。
此外,上海还举办了许多音乐节和演唱会,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
五、城市风貌1. 上海的黄浦江是城市的母亲河,两岸的外滩和陆家嘴金融区是上海的标志性景点。
民国时期的上海
上海,一座屹立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被誉为“滩城”。
民国时期,上海已经开始向成为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迈进。
一方面,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活出现了。
民国时期的上海,外国人与当地人同时出现,体现了上海与世界的联系。
随着移民的涌入,上海开始成为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社会。
外国公司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各国文化在上海也得到了表达,例如英国的咖啡厅、美国的电影院。
另一方面,上海的城市建设也在持续发展。
民国时期,上海陆续建设出无数的公共设施,改变了上海的城市景观。
例如,上海的电力站、邮政局、银行、商店、学校、码头等都在建设中。
上海的交通也蓬勃发展,蒙自铁路、路上公共汽车、私家出租车等,使上海更加便捷。
此外,上海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工业化的发展。
民国初期,在上海就有许多大型工厂,如南京、延安、豫园等,大量的劳动力供应了上海的工业发展。
此外,外国投资者对上海的工业化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帮助上海打造了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大都市。
上海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为中国的现代化也做出了贡献。
上海不仅仅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更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
- 1 -。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作者:张英进发布时间:2004-8-25 13:20:40一电影与「知识考古学」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的成功,使中国电影研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在西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
与此相反,1949年以前的电影却罕有问津者。
本书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将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1910-40年之间的中国电影。
对民国时期城市文化语境下的早期中国电影进行持续的研究,将大大地扩阔中国电影研究的历史视角。
除此之外,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将电影建构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力量,并将电影研究与正在发展的上海文化史研究联系起来。
本书将论证,电影文化作为特定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一个能为现代中国知识考古学提供丰富资源的据点。
我在这里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
首先,民国时期的大众电影文化还没在中国研究领域得到深入探索,大量文献研究还有待于电影与历史学者去做。
其次,由于大批原创电影流失,早期中国电影的探索就像考古学一样旨在挖掘人文遗迹。
它必然根据那些繁杂的资料来源,像广告、影迷杂志、电影说明书、海报、影评、传记等,来描述这些文化现象在早期历史文本中的构造和功能。
第三,由于文献不能被彻底描述,这些被考古研究所披露的信息有待进一步提炼甚至修改。
而新文献的出现将对那些文化遗迹的制作、管理、发行、流通、运作的种种假设提出新的挑战。
有鉴于此,本书在方法论上与知识考古学相连接,系统地研究那些丰富的文化遗迹和文献,而这些文献往往是被现代中国的标准化的社会政治历史书籍所埋葬和草率处理掉。
本文将简述本书所集论文,并把它们分为三大主题:机构与革新、再现与实践、建构与争辩。
最后,我将通过对某些文献来源的概述,指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二电影与城市文化:机构与革新本书的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侧重于1910-30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
张真的〈茶馆、影戏、《劳工之爱情》〉,讨论1922年的由郑正秋所写的这部尚存的最早电影短片。
该文叙述了20年代传统中国戏剧的巨大影响渐渐被电影手段和情节处理所取代的过程。
在重构茶馆文化气氛的同时,张真指出电影从戏剧的外在性(滑稽戏的表演)到情节的内在性(心理动机)的转变留下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需要以阶级和性别的观念来解释。
从机构的历史来看,中国电影工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不只是张真所说的茶馆文化,还包括文明戏。
郑正秋早期的影戏中就体现了文明戏的模式。
二十世纪初,文明戏本身的改变很大,由清末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创作转化为家庭伦理剧。
郑正秋的文明戏传统,尤其是它对城市文化和流行趣味的重新重视,被后来的电影投资者和制片人所采用。
因此,它也可以说是20年代上海电影观众和电影工业定型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中国戏曲和电影的关系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切。
就在二十世纪初,有人试着让观众习惯于在公众场合看电影。
除了让电影和戏曲间替上映及表演不同故事以外,还有一些连环戏,像《凌波仙子》和《红玫瑰》,1924年由上海新舞台和开心电影公司联合制作。
这些戏根据日本的模式,由一系列相关故事组成,由电影和舞台表演共同叙述,视觉上颇为奇妙。
但由于技术上难于操作,连环戏很快就被扬弃2。
哈里斯(Kristine Harris)的〈《西厢记》与20年代上海的古装剧〉解读1927年一部改编自传统故事的电影,显示了一种文学和戏曲间的复杂引用及背景(上海—欧洲—好莱坞)的复杂衔接。
此外,当时新的技术和特技使电影创造出丰富的视觉与心理的隐含文本。
与其说这是一部有逃避主义和怀旧倾向的电影,哈里斯认为流行古装剧其实是新的电影类型,旨在摆脱影戏的粗俗,以它的民族性来吸引中产阶级观众,从而也使中国电影能有较稳定的票房收入。
李欧梵的〈上海电影的城市文化,1930-1940〉审视了城市机制(像影院、流行杂志和城市指南),使看电影成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他指出,出版文化对上海观众观赏习惯的影响,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大得多。
在简短比较了好莱坞和中国电影的情节模式以后,他推测长境头可能不是原创而是一种「多风格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是长慢节奏和戏剧性的表演,另一方面又是新的电影技术。
电影文化的出现对30年代上海的现代感知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期间上海电影和出版文化的错综连接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
20年代鸳鸯蝴蝶派闯入中国电影,其实是上海电影业帮助观众适应外来的娱乐方式(西洋影戏)。
不仅大多数有关国内外电影的说明书都是以文言书写以吸引转变时期观众保守的阅读习惯,而且某些「鸳蝴」作家——像包天笑、周瘦鹃——也写了电影剧本,并在他们所编辑的流行杂志中为电影呼吁3。
30年代一些杂志还出版月度《观影指南》帮助读者选择电影,评分颇苛刻。
例如1937《电声》的一期中,没一部电影被评为「A」:《满庭芳》为B+;马徐维邦被炒得火热的《夜半歌声》B-;《弹性女儿》C;《马球大王》D-。
此外,城市指南也提供了电影与城市文化相关的信息。
1919年的上海指南介绍了票房从一角到一元不等的各个电影院。
1935年的指南包括了那些在南区票价一角的剧院和像卡尔登剧院等六倍于这个票价的影院。
电影杂志和城市出版物,也不时出现对大城市电影院的报导。
例如,1939年《青青电影》建议读者怎么经济地看二轮影片。
而关于上海电影院发展的研究,则早在一年前已出现于《上海研究》中。
不可置疑,民国时期上海电影院不仅是现代化的象征,也是国内外影业公司争夺市场赢利的场所。
三电影与性意象:再现与实践从机构的层面移到再现的层面,本书的第二部分「性臆想:舞女、影星、娼妓」,研究对三类城市妇女带有性意味的报导,以及她们银幕上下形象的流传及操纵。
菲尔德(Andrew Field)的〈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印刷物、电影及政治中的上海歌女和舞女〉探讨了这时期在城市指南和相关杂志中上海公众对舞女的看法,分析这些杂志渐渐形成的模式。
他以丰富的资料证实了,尽管她们的媒体功能类似于晚清民初的「青楼知己」,但是舞女在当时不仅是上海文化的象征,而且与工业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色情化的公众形象,舞女在当时电影及文学的再现中被广泛运用。
举例来说,蔡楚生1934年的《新女性》凸现了女主角在舞厅观赏性感表演时的复杂心理过程。
陈定山在他的传记中描述了一些30年代耸人听闻的细节,像卡尔登舞厅令观众着迷的午夜表演。
羽仙舞中「仙女们」扇动翅膀,性感的身体若隐若现;黑灯舞中黑人舞女挺着只覆盖两片金叶的丰乳,边环座起舞,边乱拋香吻。
最后是三十分钟的配乐「卧室表演」,在幽暗的灯光下,穿比基尼的金发女郎先是在床上无精打采地看书,焦灼地等待,最后是半裸着在椅子上自淫的高潮。
毋庸置疑,这种对上海中外舞女非常感性的描述方式刺激了城市的性想象力。
在这点上,陈定山的文字描述体现了30年代一个典型:「现代女性」作为一种城市隐私,对它的探秘使男性探险家获得了在性与智力上极大的乐趣。
这同时也说明了民国时期舞女在很多画报及影迷杂志,像《北洋画报》和《电声》中频频露面的原因。
Michael Chang的〈电影女明星与上海公共话语〉,探讨了女影星与舞女的关系。
他通过对中国最早三代影星的出现过程的描述,不仅分析了女演员升为明星的舆论过程,更指出阶级和性别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20年代对女明星的舆论呈负面性,正在成名的女明星往往名声不佳;而30年代,舆论则呈正面性,女演员是因「本色」和职业训练扬名的。
笔者的〈娼妓文化与城市想象:30年代电影研究〉,进一步研究了性和道德这两个因素与电影的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及电影作品中,妓女通常是城市现象的焦点,对「无法表现」的事件的公众表现,给电影开辟了非常具争议性的空间。
例如,知识分子的道德伦理认知观往往遭到大众及时行乐倾向的挑战。
笔者指出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电影表现妓女的倾向,从20-40年代对其悲惨生涯的同情性描述,到80-90年代对妓女生涯辉煌一面的倾心。
四电影与民族性:建构与争辩在民国时期,女性性话语是敏感而令人好奇的话题。
不仅对制片人和观众是这样,连官方审查员也是如此。
本书第三部分「身份的构建:国家主义、都市主义、泛亚洲主义」探讨了控制的问题以及电影制片人与官方审查员所期望建构的身份。
萧志伟的〈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南京十年中电影审查与广东方言、迷信和性的问题〉,探讨了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怎样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以及新的民族身份是怎么在以地区性(以粤语片为代表)、国际性(好莱坞的性场面)、传统性(反映在古老的中国迷信中)为参照中进行的。
所有这些类别都是很有争议性的,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组织往往达成某些交易。
萧总结道,虽然国民党的审查制度在实施它的规则时并不很成功,但是还是因为它对国语片和道德意象的提倡而使电影文化因之定型。
与方言与图像不同,音乐很难控制。
苏独玉在〈都市之声:3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中指出,中国电影中的音乐组成了一个都市化、国际化的多样化空间,就像那些在上海演奏的银幕之外的音乐一样。
苏注意到了音乐在当时的音乐家及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争执中所充当的角色。
当时的电影音乐反映一系列观念和模式(例如,中国民歌与好莱坞歌剧)。
有意思的是,许多被标上「左翼」标签的音乐作品,以单张乐谱或爱国歌曲的形式广泛流行。
在苏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左翼电影」与「左翼音乐」在后来几十年所遇到的麻烦及复杂性。
虽然很多「左翼电影」中的歌曲继续普及,但是50年代以来,被认为「左翼」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几乎被改得面目全非。
再说,「左翼」作曲家创作的并不都是左翼歌曲,像贺绿汀的《秋水伊人》是为《古塔奇案》而创作的,此歌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抒情的歌词而风靡几十年。
作为左翼作家的「出奇」之作,这首歌比较吻合上海腐败的中产阶级的情调,与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1940年的《上海姿态》和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反映的旧上海色情场面很是相称。
事实上,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战爆发将中国电影业分割为日据区(满州国、上海、香港)和国统区两个政治区域,左和非左的区别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很多资深电影家,像卜万仓、费穆、马徐维邦、吴永刚和张石川,仍然留在上海制作商业影片,尤其是戏曲片;大多数电影家,像沉西苓、史东山、孙瑜、应云卫,则迁去重庆,由于胶片不足,他们只能为新成立的国营电影公司制作一些小规模的爱国片。
另外一些则转去香港,并在离开香港去内地之前制作了几部最早的国语电影。
而陈波儿、袁牧之等就转去延安,开始制作记录片。
40年代初,上海的电影文化是很政治化的,谁在甚么电影中出现受到很密切的关注。
在这种不稳定的城市气氛中,李香兰仗着她美丽的歌声而突然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