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一）时代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
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
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
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
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
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
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
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
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
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
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
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
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
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
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
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
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
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
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思潮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
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
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
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
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
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
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
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
”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
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
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
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
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
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
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
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高来华。
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
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
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
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
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
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
二曰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
三曰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
四曰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
五曰丰富了文学观念。
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
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
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
’遂学长生之道。
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
”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
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
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
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
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
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
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
”（王瑶《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
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