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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周的法制周朝 (公元前1066 -前256）周朝存在约8O0年．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
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东周的历史。
周朝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本章重点：立法思想、宗法制、婚姻制度、司法程序第一节立法指导思想一、“天讨、天罚”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 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
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二、亲亲、尊尊和有别亲其亲属，尊其尊贵，男女有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三、礼与刑的关系：1、“出礼而入刑”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凡是礼所允许的，就是刑所不禁止的，凡是礼所不许的，就是刑所严禁的。
2、正确理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第二节法律形式一、礼→→精神原则和具体仪式（见28页解说）1、渊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 《周礼》内容：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
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2、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3、礼仪形式：五礼之说吉礼，是祭祀方面的礼节仪式。
（天神、地祗、人鬼）凶礼，是对各种不幸事件进行悼念、慰问方面的礼节仪式。
宾礼，用于款待来朝会的诸侯及其使臣向周王问安的礼节仪式。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第一节：立法概况一、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一）天罚思想（二）明德慎刑（三）礼治思想1、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周礼”。
2、礼的职能：（1）礼的首要职责是维护等级制度。
（2）礼的第二大职能在于预防犯罪，抑制反抗活动。
（3）礼还能起防民的作用。
3、西周的礼作为一种规范，兼有道德和法律双重属性、教化和防范两方面的意义，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即“礼治”，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二、西周的立法活动（一）周礼1、周公制礼是西周最早的立法。
2、周礼：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周礼”。
周礼成为维护分封、宗法、继承制度，调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规范的准则。
3、周礼的内容：“五礼”（1）吉礼：居五礼之首，是祭祀方面的礼节仪式。
（2）凶礼：对各种不幸事件进行悼念、慰问方面的礼节仪式。
（3）宾礼：用于朝聘会同，是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和诸侯派遣使臣向周王问安的礼节仪式。
（4）军礼：用于征伐，是军事活动方面的礼节仪式。
（5）嘉礼：；饮宴婚冠、节庆活动方面的礼节仪式。
4、礼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为孝，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为忠，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各级贵族都要听命于天子；亲亲与尊尊说明维护王权与族权是礼的核心。
（二）《九刑》1、《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2、《九刑》是周初旧有的九篇刑书，随着西周政权的稳定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九刑》又经过修订。
3、九刑的解释。
4、春秋时的叔向把“禹刑”、“汤刑”、“九刑”都看作“叔世”（乱世）的产物，不符合实际。
（三）《吕刑》1、吕侯主持制定了西周后期一部重要法典《吕刑》，又称《甫记》。
2、《吕刑》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
第二章西周的法律制度西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开国之王是周武王。
夏朝的末代王桀和商朝的末代王纣都因为残暴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所以西周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适应新形势，对法制进行重大改革，达到奴隶制法发展的最完备状态，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蓝本。
西周发展完备的礼治及其所构建起来的礼制秩序，对西周乃至日后的传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节西周的法制指导思想一、敬天保民、明德慎罚西周统治者为什么要坚持“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呢？在夏、商时期，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奉天罚罪”，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的旨意。
到了西周，老百姓就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西周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了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难题。
夏、商的统治者坚持的是“天命不可移”，西周统治者要论证自己建立国家、反对商朝、攻打商朝的行为是合法的、正当的、有依据的，就要更改“天命不可移”的理论。
西周统治者运用反证法论证了天命是“可移”的，天命移到西周统治者是因为“天命归于德者”。
西周的统治者们还要去论证，周是不是“德者”，如果是“德者”，天命就可以归于他们身上，周政权的建立就有了合法性。
周的“德”体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生活方面：敬天保民；敬天保民要求统治者尊敬上天，同时要时刻小心翼翼地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要“怀保小民”。
标榜“敬天”，最终落实到“保民”上。
“敬天保民”在最高统治者与最下层的老百姓之间搭建起紧密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再也不是绝对高高在上了，他必须关注民生，让老百姓生活得好。
（2）法律方面：明德慎罚。
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
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刑法适用原则。
即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制定法规，任用法官，审理案件，施用弄罚，不可轻率。
二、礼治思想周礼，即以夏、商的礼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重点、难点：一、西周“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产生及其内容；二、周礼、《吕刑》及礼与刑的关系；三、宗法等级制度与刑事、民事法律内容；四、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色。
商末统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不断加剧。
为了挽救垂死命运，殷纣王变本加厉，以严刑峻法疯狂镇压民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政权，定都镐京，史称西周。
到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时止，西周共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二百余年，成为继夏商之后的一个十分发达的宗族城邦制国家。
它所确立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和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早期法制建设初步走向成熟完备的典范，直接影响到后世两千多年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曾高度赞扬西周的法制文明和礼乐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不仅毕生为恢复周礼所铸造的社会秩序而孜孜以求，并且还以西周的礼乐刑政思想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派。
一、立法指导思想西周政权认真总结借鉴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通过制礼作刑的立法活动，建立起一套礼刑并用的法制体系。
（一）“明德慎罚”对于夏商两代的政治法律思想，西周政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首先，它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宗教神权观念，敬事“上帝”为神，宣称自己“受天命”。
如《诗·周颂·昊天有成命》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尚书·康诰》亦载：“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二后”即指文、武二王；“帝休”则指“上帝”赞扬文王的政绩。
西周效法夏商两代，不仅宣称自己“受天明命”，而且同样祭出“行天之罚”的大旗。
在坚持“天命”、“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的同时，西周统治者也从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迭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同样是“受天命”的夏商政权，却都“命不于常”，先后走上亡国之路。
如果不能及时找出夏商两代覆灭的原因，西周政权就难免重蹈覆辙，很可能也会像夏商两代那样，被另一个“受天命”的政权所颠覆。
因此，必须总结汲取夏商两代的失败教训，“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从夏桀和殷纣王暴虐无道的前车之鉴中，西周统治者逐渐悟出“天命靡常”，“天命不僭”，“天命不易，天难谌”的道理，开始怀疑“天命”的神权地位，甚至大胆提出：“天不可信！”为了“祈天永命”，珍视“天命”祐助，固然应“敬事上帝”，但更重要的是“不可不敬德”。
夏桀和殷纣王就是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
（二）以德配天从夏商时期单纯宣扬“天命”、“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到西周政权发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创造了“以德配天”的人本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具体统治实践，发展为“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和“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因为“天命”是以民意关怀为旨归的。
周公就认识到：“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既然如此，像夏桀和殷纣王那样背弃德治、残害民众，自然要遭“天谴”，被“天命”唾弃。
这也就是它们相继覆亡的根本原因。
所以，古人曾评论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当然，“敬德保民”与“明德慎罚”绝不是只讲仁慈德政，而是有先决条件的。
对于“犯上作乱”的“小人”，不但不讲“保民”或“慎罚”，而且要“刑兹无赦”。
这并不违反“德”的要求，实在是由于“小人难保”，“民自速辜”，咎由自取。
在“明德慎罚”与“刑兹无赦”的法律思想指导下，西周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灵活确定刑事政策，创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适用原则，强调“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这一法制原则把“明德慎罚”与“刑兹无赦”思想巧妙结合起来，构成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增加了德与刑的可操作性，实现了“以德配天”的要求。
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及“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表明他们已由夏商时期的片面敬信天命神权和专任刑罚，发展到注重德礼教化、慎用刑罚镇压及灵活决定刑事政策。
这种宣扬德治、先教后刑、刚柔相济、德刑并用的法律思想，标志着西周政权的统治手段已趋于成熟，为后世“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立法概况：制礼作刑西周通过“制礼作乐”和编订刑书等立法活动，确立了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
（一）制定周礼西周初年，成王姬诵年幼即位，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霍叔等宗亲诸侯的不满，他们勾结殷纣王之子武庚及东夷部族发动叛乱。
为了稳定宗法等级秩序，周公平定内乱、出师东征后，主持“制礼作乐”，决定建立一套系统详备的礼仪典章制度。
这就是《史记》卷四《周本纪》所说的：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
所谓“制礼作乐”及“作《周官》”，即制定周礼。
这是周初进行的一次最重要的立法活动。
其最大的立法成就，就是通过制定周礼，建立起西周社会的典章文物制度和礼仪道德规范。
周礼以周部族固有的传统习惯法为基础，吸收夏商两代的部分礼制，经全面系统整理而成。
它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大成，所含内容极为丰富，调整对象非常广泛，大到国家政制法度，小至日常行为规则，涉及社会关系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正如《礼记·曲礼上》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根据周礼的内容与性质，古人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说法，并进行过不同分类。
例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礼；《礼记·经解》分为朝觐、聘问、丧祭、乡饮酒、婚姻五礼；《礼记·王制》分为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六礼；等等。
无论怎样分类，其基本内容是大体一致的。
这就是《礼记·昏义》所概括的：“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
此礼之大体也。
”周礼作为西周的法律渊源，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的功能和作用。
首先是调整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正像周人所说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可见，周礼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规范。
周礼的另一个功能和作用是预防违法犯罪。
《礼记·坊记》明确提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同书《经解》也指出：“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
”周礼正是预防违法犯罪肆虐泛滥的堤防。
没有这道堤防，社会秩序就难以稳定：“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
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正是由于周礼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而统治者拼命鼓吹：“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基于周礼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作用，它始终贯穿一条“亲亲”、“尊尊”的基本原则。
“亲亲”的内涵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要求每个人都从伦理亲情出发，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孝敬以父权家长、族长、宗主为首的尊长，做到长幼有序，“男女有别”。
“亲亲父为首”，以“孝”为核心，以男尊女卑关系为准则，旨在维护家庭、家族、宗族内部的宗法伦理道德秩序。
“尊尊”的内涵是“名位不同，礼数亦异”，要求下级对上级，小宗对大宗，臣民对君长，卑贱者对尊贵者，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严格恪守等级秩序，严禁违法僭越。
“尊尊君为首”，以“忠”为核心，以等级差别为准则，旨在维护君臣、贵贱、尊卑秩序。
这一原则反映了周礼的精神实质，奠定了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
（二）编订刑书西周初年已有刑书。
《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据《逸周书·尝麦解》，“九刑”系“刑书九篇”。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有“《周法》九篇”，可能就是“九刑”。
“九刑”早已佚失不存，但《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周公《誓命》摘录有部分内容：“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
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
”按照这一刑律规定，毁坏法度为贼罪，隐匿贼犯是窝藏罪，窃取财物属盗罪，偷盗名器系奸罪，而主使藏匿罪犯，使用所盗名器，更是重大犯罪，一律严惩不贷。
从这些内容来看，“九刑”是关于惩治危害国家利益与社会秩序等犯罪的刑事立法。
西周中叶，“王道衰微”，“诸侯有不睦者”。
为了缓和社会危机，穆王命司寇吕侯“作修刑辟”，主持制定《吕刑》。
吕侯后被封为甫侯，故《吕刑》又名《甫刑》。
《吕刑》早已失传，现存《尚书·吕刑》系后世补作，但保留有西周《吕刑》的许多内容，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它包括三章二十二项，涉及刑事方面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通篇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主要叙述制定《吕刑》的起因和经过，追溯刑罚制度的形成历史，阐明德刑并用的指导思想。
第二章系统规定了以五刑与赎刑制度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及适用制度，并规定了一些司法诉讼程序和审判原则。
第三章再次强调德刑关系及对司法官员的办案要求。
《吕刑》作为一部刑事法律文献，是研究中国早期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重要材料。
（三）法律形式及礼刑关系西周以“明德慎罚”法律思想为指导，形成了礼刑两大法律渊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相辅相成关系，奠定了后世礼刑结合的法制传统。
1、法律形式西周的法律形式，仍以礼刑两大渊源为主，但又比夏商时期有所发展。
其中具有习惯法内容的成文法形式已占重要地位，周礼、“九刑”、《吕刑》等就是典型代表。
它们集中出现于西周，是传统习惯法开始向早期成文法过渡的重要标志。
西周天子颁布的诰、誓、训、命等王命也是重要法律渊源，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现存今文《尚书》中，周诰有《大诰》、《酒诰》、《召诰》、《洛诰》等，周誓有《牧誓》、《费誓》、《秦誓》等，周命有《文侯之命》等。
西周分封制度异常发达，各地诸侯方伯颁布的训命也是适用于本辖区的法律形式，同样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所以，西周的王命更加广泛，包括两级立法，即周天子颁布的中央一级王法和各地诸侯颁布的王国一级王法。
西周作为幅员辽阔的宗法国家，对境内各类居民采取灵活制宜的法律形式。
例如：对原商政权统治中心的鲁、卫等国“启以商政”，以商部族的政制法律与传统习惯治理殷商遗民；对原夏政权统治中心的晋国则“启以夏政”，以夏部族的政制法律或传统习惯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