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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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高考历史高考真题试卷(海南卷)姓名: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1.(2022·浙江模拟)船型屋是海南黎族先民的住所。
其形如倒扣木船,通常高2.5米左右,“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
人们用树皮捆绑梁柱固定房架,以细长树枝或竹片编成网状骨架,上覆茅草制成屋顶,在前后墙壁涂上泥巴建成房屋主体。
这说明船型屋的建造取决于( ) A .人们的审美观念 B .经济发展水平 C .集体劳作的形式D .传统文化习俗2.(2023高三上·裕安月考)敦煌悬泉置遗址(驿站)出土的汉简记载,该驿站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和传车10多辆。
在当时敦煌郡东西300千米的地面上有9座类似的机构。
简文中有“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的记录。
这反映了( ) A .亭传邮驿是古代官方的交通机构 B .丝绸之路是中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C .边疆稳定是基层治理的有效成果 D .道路畅通是政令统一的重要基础3.(2022·海南)西晋初年,中原的很多百姓喜欢用细毛毡子做头巾、系带儿、裤边儿。
有人戏说中原必会被西北的少数民族所击败,因为人们头上戴的、腰上系的、身上穿的都是西北产的,“能无败乎”?这一现象反映了( ) A .群言百家影响社会风尚 B .人口流动利于区域开发 C .经济往来促进民族交融D .地方特产丰富人们生活4.(2022高一上·西安期中)种植桑、枣树是唐宋以降施仁政的象征。
宋太祖下诏“广植桑枣者”免税,“伐桑枣为薪者”治罪;西夏有“禁民伐桑枣为薪”的规定;金朝也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即使户籍少的猛安谋克也须拿出十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桑枣。
上述现象说明两宋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表现在( )2 / 22……○………………○…………※※请A .疆域拓展 B .民户管理 C .文化认同 D .政权认同5.(2022高二上·盐城期中)《汉书》记载“开国承家,有法有制”,认为国家应关注礼制和法律。
中国园林概念史研究: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一、本文概述《中国园林概念史研究: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园林艺术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变与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经历了从萌芽到逐渐成熟的阶段,其独特的审美观念、设计理念和空间布局为后世园林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首先将对先秦时期的园林概念进行梳理,分析这一时期园林的起源、形态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哲学思想的关联。
接着,文章将重点探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艺术的发展脉络,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园林风格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园林艺术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中国园林艺术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精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园林艺术与社会文化、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还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艺术的创新与突破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这一时期园林艺术在中国园林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将总结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以期为当今园林艺术的设计与实践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本文也期望通过对中国园林概念史的深入研究,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补充。
二、中国园林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国园林,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
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中国园林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成熟的漫长过程,展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园林的起源与古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需求密切相关。
最初的园林形态,如囿、圃、台、园等,多为实用目的而建,如种植果蔬、饲养禽畜、观天象、通神明等。
这些原始的园林形态,既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孕育了园林艺术的种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审美观念的提升,园林逐渐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成为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空间。
进入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园林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园林,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开始注重自然景观的营造和人文内涵的融入。
2023学年北京东城区高一语文(下)期末统测试卷2024.7 一、本大题共5小题,共18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1-5题。
材料一漆树主要指漆树科漆树属的一类植物,漆树全属20余种,分布于亚洲东部和北美至中美,中国有15种。
我国漆树分布于24个省(市)、区,主要集中在陕西、湖北、贵州等7个省(市)。
西周时,我国已重视漆树的种植;庄子“尝为漆园吏”。
到西汉时已有大面积造林,《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陈夏千亩漆”的记载。
漆树的天然汁液称为生漆,呈乳白色,具有耐酸碱、耐高温、耐有机溶剂、防潮、防腐的特性,拥有固化结膜后无毒性、无辐射等优点,被公认为是天然环保的粘合剂、成型剂、涂料、颜料和染料。
生漆中的主要成分为漆酚,其次为水、树胶,最后是含量较低的漆酶、多糖、有机酸、油分和挥发物。
一般来说,生漆中的漆酚含量越高,成膜性能愈佳,质量愈好。
漆酚和挥发物有一定的毒性,皮肤一旦接触,就会出现过敏、发痒、生疮等症状,古人称为“漆咬”。
收集生漆需要割漆,7年以上的漆树才可割漆,而且不同的树龄生漆的品质是有差异的,如表格一所示。
一棵树间隔一年可以再割一季,割了第二季需要等三到四年的时间才可以开始第三季的生漆采集。
一棵漆树的整个生命周期仅能割出十公斤的生漆。
割漆要遵循严格的制度和方法,稍不小心就会导政漆树死亡,因此民间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
表格一:生漆的品质与树龄的关系材料二生漆在中国被尊为“大漆”,素有“涂料之王”美誉。
以大漆髹(xiū)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即为漆器。
以漆髹物,是古代中国人的独创。
我国漆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2001年,浙江抗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件漆弓,距今8000多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商周时期,漆器工艺的制作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漆器考古发现显著增多。
商代漆器主要以生活用具为主,质地有木胎、陶胎、铜胎三种,纹饰以动物纹和几何纹样为主。
西周的漆器兼有礼器的功能。
中国园林艺术史网上考查课作业题201604最新版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1.我国“园林”一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2.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形式叫做囿 ;3.按园林的隶属关系来年分类,中国古典园林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三个主要类型;4.三山五园中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 ;三座山上分别建有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畅春园、圆明园,统称五园;5.文人园林的风雅主要指宁静自然、风韵清新、简洁淡泊、落落大方的格调;6.影响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景史方向上发展的三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有:天人合一思想、君子比德思想、神仙思想 ;7.“师法自然,融于自然,表现自然”是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一之思想的体现; 8.“台”的用处是登高以观天象、通神明,是帝王用于祭祀场所;9. 苑是在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有宫室和别墅,供帝王居住、游乐、宴饮的一种园林类型;10.别业是在城郊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稍加改造,并以天然山水地貌为主体的园林;1.中国园林艺术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12.中国古典园林中皇家园林主要有颐和园、、北海、园明园、避暑山庄;13.苏州四大古典名园是: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14.我国古典园林因其建筑风格和特点,一般分为北方型、江南型、岭南型;15.中国古典园林的咫尺山林,给人以小中见大的空间感;16.中国园林讲究“三境”即生境、画境、意境;17. 艮岳是一座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的中国宋代的着名宫苑 ;18. 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苏子美的沧浪亭等均是典型作品;19. 隋唐时期的佛寺建筑均为分院制 ,即有若干个以廊庑围合而成的院落,组织为建筑群;20.在魏晋南北朝山水画、山水诗文和山水园林三门艺术开始互相渗透;二判断题每题1分,共10分1.皇帝李伟的清华园和官僚文人米万钟的勺园均为明代出现的园林作品;√2.清末园林专着园冶第一次总结了古代园林艺术的系统理论;×3.中国古典园林遵循追摹自然的原则,返璞归真,融于自然,表现自然;√4.建章宫是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完整的三仙山的仙苑式皇家园林;√5. “一池三山”是中国寺庙园林的主要模式;×6.“曲径通幽”的审美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审美的最高境界之一;√7.北京园林叠山多为就地取材,运用当地出产的北太湖石和黄石;×8. 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是再现或模仿自然;×9.中国园林经历代的发展,不论是皇家宫苑还是私家宅院,都是以自然山水为源;√10. 历史古迹与传说是丰富园林人文景观内容、增加景观意境的主要方面;√三简答题每题5分,共30分1.简述秦汉宫苑规划布局特点;答:秦汉建筑宫苑和私家园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了大量建筑与山水相结合的布局,我国园林的这一传统特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宫苑有:“上林苑”、“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等; 这一时期,寺院园林也极兴盛;2.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艺术成就;答:中国古典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经约300多年的战乱,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导致意识形态百家争鸣.不少文人为躲避战乱,寄情自然山水,私家园林由从抄袭自然向抽象、提炼高于自然的探讨转变,出现私家造园的热潮.而此时的皇家园林基本上传成了上代皇家园林的特点,规模宏大,建有池、湖和仙山,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曹魏的铜雀园,建康的玄武湖及乐游园.3.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对园林发展的影响;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园林发展中的转折点;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使园林转向崇尚自然;私家园林逐渐增加;二、中国古代国林的特色一造园艺术,“师法自然”“师法自然”,在造园艺术上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总体布局、组合要合乎自然;山与水的关系以及假山中峰、涧、坡、洞各景象因素的组合,要符合自然界山水生成的客观规律;二是每个山水景象要素的形象组合要合乎自然规律;如假山峰峦是由许多小的石料拼叠合成,叠砌时要仿天然岩石的纹脉,尽量减少人工拼叠的痕迹;水池常作自然曲折、高下起伏状;花木布置应是疏密相间,形态天然;乔灌木也错杂相间,追求天然野趣;二分隔空间,融于自然中国古代园林用种种办法来分隔空间,其中主要是用建筑来围蔽和分隔空间;分隔空间力求从视角上突破园林实体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性,使之融于自然,表现自然;为此,必须处理好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因与借、真与假、有限与无限、有法与无法等种种关系;如此,则把园内空间与自然空间融合和扩展开来;比如漏窗的运用,使空间流通、视觉流畅,因而隔而不绝,在空间上起互相渗透的作用;在漏窗内看,玲珑剔透的花饰、丰富多彩的图案,有浓厚的民族风味和美学价值;透过漏窗,竹树迷离摇曳,亭台楼阁时隐时现,远空蓝天白云飞游,造成幽深宽广的空间境界和意趣;三园林建筑,顺应自然中国古代园林中,有山有水,有堂、廊、亭、榭、楼、台、阁、馆、斋、舫、墙等建筑;人工的山,石纹、石洞、石阶、石峰等都显示自然的美色;人工的水,岸边曲折自如,水中波纹层层递进,也都显示自然的风光;所有建筑,其形与神都与天空、地下自然环境吻合,同时又使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以使园林体现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艺术特色,并收到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小中见大等观赏效果;四树木花卉,表现自然与西方系统园林不同,中国古代园林对树木花卉的处理与安设,讲究表现自然;松柏高耸入云,柳枝啊娜垂岸,桃花数里盛开乃至于树枝弯曲自如,花朵迎面扑香其形与神,其意与境都十分重在表现自然;师法自然,融于自然,顺应自然,表现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现“天人合一”民族文化所在,是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特色,也是永具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4.简述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答:一、本与自然,高于自然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三、诗画的情趣四、意境的含蕴5.明清时期的江南私家园林有何特点答:“妙在小,精在景,贵在变,长在情”唐朝杜苟鹤的诗“君到姑苏见,人家皆枕河,姑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反映了江南水乡的面貌,所以江南园林的特点:“妙在小,精在景,贵在变,长在情”,“高低曲折随人意,好处多从假字来”;这也是我国园林艺术的精华所在;6.清末园林中表现出的弊端是什么答:一方面发展趋于精致,另一方面暴露出某些衰退的迹象,缺少创新四论述题每题20分,共40分1.举例论述中国古典园林全盛期的主要成就;答:园林的全盛期——隋、唐;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继续发展皇帝家的算是最大的私家园林,主要包括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其中唐代西苑——沿袭汉以来的“一池三山”的宫苑模式,在设计规划方面的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全盛期到来;私家园林则出现城市私园宅园、风景别业、文人园林,公共园林兴起,千年梳理的西湖、西安曲江形成大型的公共园林,也兼御苑的功能;2.论述成熟后期私家园林三大风格各自的特点;答:主要表现在各自造园要素的用材、形象和技法上,园林的总体规划也多少有所体现;1江南园林A、江南园林叠山石料的品种很多,以太湖石和黄石两大类为主;B、江南气候温和湿润,花木生长良好,种类繁多;C、建筑的形式极其多样丰富;D、由于园林空间多样而又富于变化,为定观组景、动观组景以及对景、框景、透景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均居于三大地方风格之首席; 2北方园林A)、建筑形象稳重敦实, 再加之冬季寒冷和夏季多风沙而形成的封闭感,别具一种不同于江南的刚健之美;B、水资源匮乏,水池的面积都比较小, 甚至采用“旱园”的做法;C、这不仅使得水井的建置受到限制, 也由于缺少挖池的土方致使筑土为山不能太多、太高; 北方园林不象江南那样盛产叠山的石材,叠石为假山的规模就比较地要小一些;D、园林的规划布局, 中轴线、对景线的运用较多; 更赋予园林以凝重、严谨格调; 园内的空间划分比较少, 因而整体性较强, 当然也就不如江南私园之曲折多变化了;3岭南园林A、规模比较小, 且多数是宅院,建筑的比重较大;往往连宇成片;B、叠山常用姿态嶙峋、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镶,即所谓“塑石”的技法;在沿海一带也有用石蛋和珊瑚礁石叠山的, 则又别具一格;C、小型叠山或石峰特置与小型水体相结合而成的水石庭、水局,尺度亲切而婀娜多姿, 乃是岭南园林之一绝;D、观赏植物品种繁多, 园内一年四季都是花团锦簇、绿荫葱翠;E、总体而言, 建筑的意味较浓,建筑形象在园林造境上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的变化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的变化自秦朝开始,中央官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
在历史的演进之中,中央官制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下面,我们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看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的变化。
一、秦朝时期在秦朝时期,中央官制分为三级:公、卿、士。
其中,公最高,又分为丞相和御史,负责镇压异己和管理内外事务;卿次之,包括丞相辅佐王室的政务,还有管理各种行政事务;士是助手的意思,主要是处理上司分配的各种工作。
二、汉朝时期在汉朝时期,中央官制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变。
官位分为九级,从高到低分别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太常、大司马、大将军、千乘、列侯、亭侯。
在官位的分级中,九卿成为了当时的最高职官,负责国家政务的最高领导权。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官制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根据时代的需要,官制又经过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官号逐渐增多,并分为三个等级。
其中,第一等级是三公,包括太尉、司徒、司空三位;第二等级是九卿,包括丞相、大鸿胪、太常、光禄、卫尉、大司马、大司空、少傅和少府;第三等级则是八府,包括钦犊、宗正、中书、国子、太仆、尚书、礼部和刑部。
四、唐宋元明清时期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官制的变化更加明显。
官员的职称接近现代的封建制度设计。
以明清两代最为著名,总体上分为九等,地位高低有序排列。
这个时期的中央官制主要包括尚书省、以及六吏部,六科,九卿等。
尚书省是国家政府机构的最高集中管理中枢,也是等级最高的机构,其下设有各种职务和衙门。
六吏部主要是管理各种事务,包括六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部。
九卿则是管理国家各种事务的最高职官。
总之,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经历了多次变化。
时代背景的变化使得官制的调整不可避免,从简单到复杂,再到高度尊重阶层,官制不断演进。
每个时期的中央官制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气氛和思想观念。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申精摘要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关键词乡村治理;乡里制度;保甲制;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崇尚大一统,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等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萌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滥觞于井田制1,至清末依然实行之.保甲制度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断断续续实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结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践,乡村治理组织称谓多变、功能各异,其自治色彩也各有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回顾和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历史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商周二代已出现“里正”、“族尹”等官名,周礼一书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2.乡设于“国”即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据周礼记载,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贝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乡分别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此外,西周还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当时,乡、党、邻、里是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乡这一级也成了两千多年来经常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但是,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和军事编制与户籍编制相交杂的居民管理形式.而且西周时期的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从治域范围和所处层级看,其时的遂更相当于后世州县之下的乡.3春秋时期,乡里制度继续保留下来,并且出现了新的聚落形式———邑,乡、党、邻、里也开始各有专名,如论语中的“互乡”、“达巷党”等.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野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国野中所设乡里组织也渐趋一致.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国土面积的扩大,先后出现了县和郡.特别是后来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逐步初具雏形,乡里组织趋于简化,乡的层级则沉至县下,成为基层组织.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亭”这一级,有“亭父”一职.战国时期齐语载:“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可见,此时县下有乡、乡下有里已成定制,乡里成为基层行政组织,乡里制度已是范型初具.当然,这一时期的乡,既是地方行政组织,又是军队组织,二者互相结合.春秋战国时期,什伍组织也被广泛采用,各国统治者对乡村的控制渐趋严密.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秦统一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县下置乡、亭、里为基层政权组织,从而简化了先秦时期轨、伍、里、连、乡等多级治理结构.西汉在地方治理方面基本沿袭前制,但其乡里组织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更趋细致,更趋严密完善.西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乡、亭、里三级组织,并以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有学者考察,“西汉平帝时全国有县道邑国1587,乡6620,平均每县四乡有余;东汉有县道邑国1180,永兴元年153年有乡3651,平均每县三乡有余.”4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两汉在里以下又设什伍组织,使之与里一起成为最基层的组织.里有里魁,掌一百户,什和伍各设什长、伍长,并分别主十家、五家,各司其职.这种分工,与现行的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分工有一定相似之处.5汉代乡治还有一个与前朝不同的特点,即乡官依其所执掌的乡里事务的不同性质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如有秩属郡,啬夫属县,游徼属都尉,乡有乡佐辅之,这是汉代乡村治理的创新之举.秦汉的这种基层组织,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表明当时封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还相对较宽松.魏晋和南朝主要是沿袭汉制,实行乡、亭、里制,而北朝则仿照周礼实行邻、闾、党三长制或者里、党两长制,组织形式上与秦汉没有太大差异,但乡的辖户则明显减少,其地位也有明显下降.魏晋南北朝时期还首次出现了“村”的名称,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不少百姓背井离乡,聚集开发新的地方,形成了有别于原来的“里”的村落.6村坞开始逐渐取代里伍,成为乡治的基本组织形式,它们不是国家行政系统的正式组成部分,而是在豪族庄园、聚坞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与国家的关系,均与乡里制度大相径庭. 7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立法还出现了新特点,即员额编制立法的出现.各国不仅按照户口多寡规定基层建制的规模,而且还依户口厘定乡官职数.如晋制规定千户以上置史、佐、正三人,千户以下置治书史一人.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同一组织形式大小不一,并历代因循,随势而变,但大体上不离“官有秩,各有掌,重教化”的窠臼.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后期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乡和里的作用凸现了出来,并成为了中国乡里制度的最为重要的两级,同时出现了村.其在官职的选任上也一直是道德型和知识性的,乡官主要由官派产生,辅以民间推选8,并享有俸禄品秩.这一时期,封建专制主义还没有达到高度集权的程度,乡村社会基本处于半自治状态.二、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模式转折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是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隋朝建立伊始,其乡村治理制度是族、闾、保三级制.隋书·食货志载:“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较之前朝旧制,保一级为新设的最基层的组织,取消了乡一级,并改坊为里.至公元589年即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文帝颁布诏令,“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里为里,长一人”.这样,族、闾、保三级制又被改为乡、里两级制,乡制得以恢复,但是乡的基层官吏的人员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开皇十年因“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而废除乡正理词讼的职责即是其权力弱化的表现之一.唐代实行的是乡、里、村三级制.以里正为主、村正为其辅贰是唐前期县以下乡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9,乡的功能则进一步被弱化,甚至一度是有职而无官.如通典·职官典载,唐太宗“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在十五年省”,至此乡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乡制基本丧失其作用.而里和村的作用则凸现出来,成为乡里组织的重要层次,保和保长的设置及其职能亦得以明确保留.特别是村,在中国历史上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而出现.唐代通过律和令、疏议等形式全面推行了村制和坊制.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表明,唐代武德时期即已通过颁布正式律令的形式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村的设置范围是“在田野者为村”,村为城市之外的聚落之处,无家户数的限制.据唐代法律,村正长员额的设置一般依村之大小有所变动,主要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其村居如〔不〕满十家,隶入大村,不得别置村正”,即不满十家的小聚落虽然名为村,但不另设村正长,在村长官的设立上要归入其他村;第二,满十家而不满百家置村正一人;第三,“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即超过百户的村设置两名村正.唐代里正职责较大,负责管理整个乡的事务,“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成为乡里组织的实际领导者,但在唐代中后期也发生了变化.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第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由此可见,里正这样的“显职”至此也已有了为人所役使的苗头了.唐代法律对村正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范,村正、坊正主要是“掌坊门管钥”和“督察奸非”,有权助捕、纠告、治盗、捕亡等,主要在于维持村内社会治安、进行基层管理.至于其人选,则由县司选取“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并免其课役”.唐朝村制度的实施富有创意,且卓见成效,从立国之初即开始推行.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村制度的推行,是对郊野聚落自魏晋以来三百年间离乱局面的一次大整合,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的有力举措.五代十国的乡村治理制度主要是沿袭隋唐,少有更易.这一时期大多数时候实行乡、里、村制,少数时期实行乡、团、里制.村一级基本得以保存,并出现了新的乡里组织形式———团.文献通考·职役一载:“周显德五年,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北宋时,乡村治理制度的演变大体分为初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但期间变化颇为复杂.北宋初期县以下为乡,仍实行乡里制,“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乡村置里,里下为户,“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不过,此时的乡、里规模均与唐代大不相同.唐朝的乡为五百户,里为百户,而宋初的乡、里规模均大于此.北宋中后期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实行保甲制度后,乡里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乡村权力越来越多地被上调到更便于中央直接控制的州县官吏的手中.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职役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10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厉行变法,实行保甲制度.规定,“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在全国推行保甲法后,在保、大保、都保中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保长和副保正,凡差县差役,政府科敷,县官杂使,监司迎送,皆责办于都保之中.其具体做法是:一都之中选出材勇、物力最高的二人,分别担任都保正和副保正,负责“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一替,保正、小保长两年一替.每一大保夜间轮流派五人巡逻,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保内发生盗窃等案,知情不报,连坐治罪.北宋通过明确的分管部门来推行保甲制度,并先后颁布了畿县保甲条制、五路义勇保甲敕、开封府界保甲敕等法令来规范和保障保甲制度的实施.此外,北宋还出现了两件与乡村治理有极大关系的事情:一是乡约的创建,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立了具有浓厚自治色彩的“吕氏乡约”;二是出现了较具规模的社仓,并以保甲法进行管理.保甲制削弱了乡里社会的自治色彩,表明了专制国家对乡里社会基层渗透的增强.至此,乡里制度真正地转变为了职役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乡和里的地位沦落不堪,尤其是乡一级,其作用几乎已经近于财政区划的性质,不再具有一级行政组织的职能了.乡里之长由领取薪俸的乡官转向具有强制性徭役的职役,沦为为人所役的差人,已不复当年有官秩、有地位的尊荣了,乡举里选的传统消亡,而由县令直接定夺.南宋时期,保甲制度在调整中继续推行,乡村一般实行乡、都、保、甲制,保正副主管原来耆长的职责,大保长主管原来户长的职责.每一都保下设若干保,保以下设甲,每家为一甲,甲头常常用以催税.有些地区,诸如福建、四川等,则实行乡、里、耆、都制,设置保正长、耆长和壮丁.元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基本上推行的是一种唐代的乡里制和金代社制的混合管理模式,并出现了都图制.据萧山志记载:元代“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之始”.这种都图制并非元代首创,而是对宋代乡都保制的因袭.元代的乡里制度在组织方式上比较复杂,其官职的设立和废除交替不定,组织形式的名称纷繁复杂:有里,有村,有坊,有保,都根据本地的风俗习惯称呼.特别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农村社会组织,元代还颁布了劝农立社法令,在农村成立了内容严密的村社组织,设置社长以劝导乡里,助成风俗.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统治者“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并规定:“县邑所属村庄,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元代还设置村社之约,以处罚之法来进行管理,并办有社学,对乡村子弟进行教育,这些无疑都增加了汉以后基层社会日益减少的自治色彩.元代农村的这些“自治”因素,使得有论者提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应始于元明时期”11.明代的乡村治理制度从总体上来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特色,北方的乡村制度有着金元的乡里制和社制的色彩,而南方则深受宋代都保制的影响.正如白钢先生所言:“明代的乡村行政机构,据有关方志记载,多半是乡都图、乡都里三级,也有的地方是乡保村里、乡保区图四级.”12因此,明代的乡里组织层级极为复杂,名称多样,计有乡、里、都、图、保、村、区、社、甲等.从时间层面上来说,明代乡村治理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初期的里甲制和中后期的保甲制.明史·食货一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里、甲组织设有里长、甲首,负责调查田粮丁数,编造赋役册籍,催办钱粮,并有“勾摄公事”之责.里、甲的职责明确而广泛,实际上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里长、甲首则是国家最低级的半官职人员.但里长地位每况愈下,整天忙于各种差役难以脱身,以致后来无人愿意充任之.针对乡官充役而导致的世风日下的现状,洪武年间重倡老人制,在里中设立老人,选甲中年过五十者充任,负责教化乡民、解决乡里纠纷.洪武四年设粮长制,“推粮多者为之,岁收秋粮,自令出纳.”到了明代中后期,里甲制开始走向衰落,里长、粮长也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保甲制.由于老人制的失败,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情况,每约百家可选保正一人.明朝乡约制度进一步与保甲制度相结合,使得百姓受到更加严密的社会控制.保甲制取代乡里制,职役制取代乡官制,使得明代乡村治理结构的自治性质大为降低,其治理功能也被大为削弱.清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基本因袭前朝.在入关之初的顺治元年,为了安定刚刚占领的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社会秩序,继续实行前明的保甲、总甲制.但在四年之后,又变更为里甲制.其内容基本同于明初,仍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选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清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强化,人口的大量流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朝政府开始改变赋税政策,改行“摊丁入亩”,里甲制赖以存在的基础被破坏.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起,里甲制便被保甲制所替代.雍正四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就落实保甲制度作出较详细的规定,其突出特点是,规定了对保甲组织中保正、甲长、牌头的赏罚措施,对保甲编制给以灵活政策,规定“村庄虽小,即如数家亦可编为一甲”,“如村落畸零,户不及数者,即就其少数编之”.至于其人选,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乡、保一级的职役应为:“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规定“其保正甲长,免其本身差徭”,“其保正甲长,绅袊免充”.清代保甲组织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除承担人口管理、互保连坐、治安报警之类任务外,还承担一切地方公务管理,成为发挥行政职能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清代保甲组织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征收赋役钱粮,承办差务,包括各项杂差杂役,如修筑河堤、拉运粮草等;二是协助办理地方司法事务,包括查造户口,参与民间词讼,整顿社会治安等;三是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事务,如救灾贩济等.这样,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制度,在唐宋时期实现了由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变之后,开始了由唐宋以前的乡官全面控制向元明清时期的民间自我谋求发展的蜕变,以期达到与职役制相辅相成的效果.为了达到对土地和人口更有效更直接的控制,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有效的途径就是:削弱基层的权力,将其收回到国家能直接干预的县、州、府级.这样,封建专制更加强化,地方乡里自治的色彩日趋淡化.四、结论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其乡村治理尽管含有一定的自治因素,但始终没有发展为真正的乡村地方自治.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的扩张,乡村社会治理越来越深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性逐渐消退.鸦片战争以后,在接连不断的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之后,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五年实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其后国民党政权虽重拾保甲制,但旋即被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废止.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历史变迁,并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历朝历代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特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变迁体现出乡村治理的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介入应当适度,乡村治理不应被过多限制,唯有增强其自治性,方能保持其活力.在当前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尤应注意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权,保障村民自治的自治性.13。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 发布日期:2016-04-15 原文刊于 戴卫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制的变化 戴卫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及亭长的职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末三国以后,亭制就已消亡。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魏晋及至以后仍有延续。笔者以《搜神记》中亭怪故事为起点,以近年来发掘的郴州晋简、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金光明经》卷后题记等出土资料以及传世文献资料,认为正是由于亭所居于交通要道,作为逆旅之亭,仍然是往来商旅、使者停歇的场所。邮亭驿系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一直存在,不过根据各个政权的实际情况,邮、亭、驿的距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边地具有军事功能的亭候、亭鄣,以及门亭长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但是具有治安职能的亭及亭长在东晋时期便已消失;体现汉代治安监察意义的以某亭为中心的亭部在东汉末年、曹魏及前凉时期的文献及出土资料中还存在,但在北朝史料中没有残留。与之相对应的是亭侯在曹魏、十六国、两晋、南朝还大量被分封,而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政权中,亭侯绝迹。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转变及“部”这一监察行政概念的瓦解有关。 关键词 亭制 亭 亭长 《搜神记》郴州晋简 走马楼吴简
亭,《说文解字》:“,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先秦战国时期边地和内地均设有亭。边地的亭为军事性目的而设置,多设在诸侯国的边境线上,起瞭望、传报军情、防戍等作用。内地的亭与军事安全有关,供官吏、公职人员、甚至平民百姓往来食宿之用,备有饮食、住宿设施。中外学术界对秦汉亭的涵义、性质、功能[①]及亭长的职务、性质[②],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③]而学术界在论述秦汉亭之后,对亭制的发展去向只有简单的交代。吴荣曾先生曾推断,汉代的亭并不隶属于乡,其性质是禁盗贼,和掌管民政的乡里不同,和乡是平行关系。东汉末年时,亭长禁盗贼的功能已经退化,而是越来越多地去管理民政和教化,和乡在地方上所起的作用很少差别,这会造成机构的重叠,对地方行政带来不利的影响,三国或西晋不再设亭,原因恐在于此。[④]袁志鹏先生认为“汉代以后亭作为基层政权的一组织也就渐渐消失了”。[⑤]苏卫国在《秦汉乡亭制度研究》中,将学界对亭制的去向归纳成两种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汉末三国以后,亭制就已消亡。不过对消亡原因解释不一,一种认为功能重合,职能遂并入乡里系统。一种则将原因归于吏治的腐败。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魏晋及至以后仍有延续。但对延续的具体认识又略有不同。同时他认为,从“禁盗贼”的“亭长”一系来讲,常被引用的《晋书·贺循传》一段确实可以说明这一职能的消退。而再从公共建筑“亭”的一面来看,尽管可能有一部分“亭”被废置,但仅从这一时期地理类书籍中具名亭的大量引用就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亭”被保留下来,并可能还在发挥着作用。近期湖南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的出土则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从地方行政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成长于秦汉行政制度背景下的“亭”制,本身就有其不成熟的一面。没有了国有经济的发达,没有了国力的强盛,它的消亡是很必然的事情。[⑥] 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及“亭长”很少进入正史的记载,现代学者对此期的“亭”也少有文章探讨。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传统文献资料和出土材料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亭及亭制的变化。 一、亭怪故事 汉代在地方设有大量的亭。西汉平帝时,全国有亭29635所[⑦];东汉顺帝永兴元年时,全国有亭12442所[⑧]。所设立之亭,因所处地域位置不同,有不同的名称。如位于城市中、地位较为重要的称“都亭”[⑨],设在市场中的为“市亭”,城门上的为“门亭”,街道旁的为“街亭”,而设于乡村之亭被称为“乡亭”、“下亭”、“野亭”等。亭多设置于通衢、道路上,是各级政府官员、使者以及商旅在途中的休憩之所,[⑩]也是民间老百姓信息、传说、故事的传播场所。因此,亭也成为鬼怪故事的发源地之一。 亭鬼、亭怪故事在汉代已有,[⑪]《后汉书•独行•王忳传》记载了斄亭亭长杀涪令一家十余人。《搜神记》卷16第398条《汝阳鬼魅》[⑫]是后汉时发生在汝南汝阳西门亭的一则鬼魅故事,男主人公郡侍奉掾郑奇止宿于亭中,鬼魅借尸还魂,郑奇与鬼魅妇人共息止亭楼,而后腹痛而死。故事中出现了亭卒和亭长,在发现楼上死妇之后,“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这则故事体现出亭长“课射巡禁,劫捕盗贼”[⑬]的职责,亭既是官民止宿之所,也是亭长的办公地点。《搜神记》旧本卷16第384条《苏娥》[⑭]所载不法亭长龚寿图谋路人妇女的财色,而杀人谋财。冤死女鬼向止宿于此亭的刺史何敞诉冤,亭长龚寿受到族诛的惩罚。在故事中亭长龚寿操戈持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云:“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汝阳鬼魅》、《苏娥》两则故事起因于不法亭长抢劫止宿亭中旅人财物杀人灭口,因此亭鬼的表现方式是冤魂诉冤。而《风俗通义·怪神篇》和《抱朴子·登涉卷》[⑮]所载的汝南汝阳西门亭,北部督邮郅伯夷止宿于亭中,郅伯夷捕捉的亭怪为动物鬼魅,其一为老狐,一为犬。 魏晋时期仍有亭怪故事出现,而其故事文本与汉代的颇有异同。《搜神记》旧本卷8第439条《汤应》: 吴时,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惟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顷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着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伤数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狶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⑯] 此条故事发生于三国吴时,地点在庐陵郡都亭。外乡人汤应使至庐陵,天晚在此都亭内住宿。在三更时,有自称“部郡”、“府君”者单独来叩门时,汤应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让其分别进入房间中。部郡是对州刺史的尊称,府君是是对郡太守的尊称,而自称“部郡”、“府君”二人一同叩门时,汤应用常理推测而怀疑二者为鬼魅,因此持刀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汤应“大有胆武”,独自一人迎战两只鬼魅,而且消灭了它们。在这则亭怪故事中,因为故事地点在庐陵郡都亭,经常有官府的人员出入,因此老狶和老狸化为部郡、府君这种官员,来加害宿于此都亭的使官。 《搜神记》旧本卷18第429条《谢鲲》又载: 陈郡谢鲲,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夜四更,有一黄衣人,呼鲲字云:“幼舆,可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令申臂于窗中。于是授腕,鲲即极力而牵之,其臂遂脱,乃还去。明日看,乃鹿臂也。寻血取获。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这则故事发生在西晋中期,此时旅途中的亭,仍为旅客夜晚的停宿之处。谢鲲所宿之亭既然为空亭,所以故事中没有亭长、亭吏等角色的出现。《广记》卷三一七引《灵鬼志》更有魑魅在月华亭授嵇康广陵散的故事:“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 《搜神记》旧本卷3第66条《隗照》[⑰]载: 隗照,汝阴鸿寿亭民也。善《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虽尔,而慎莫卖宅也。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板往责之,勿负言也。”亡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至期,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板责之„„ 这是发生在晋时的事,《晋书》卷九五《艺术传•隗照》中也记载了此事,但本传中只说隗照为“汝阴人”。《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豫州》:“汝阴郡,魏置郡,后废。泰始二年复置,统县八,户八千五百。”这八县为“汝阴、慎、原鹿、固始、鲖阳、新蔡、宋、襃信。”则“鸿寿”为亭名。使者止亭中,则是在晋时亭仍作为使者、旅客的投宿之处,即“亭舍”的涵义仍然存在。 另外还有两则故事时间不明,旧本《搜神记》卷18第426条《宋大贤》载: 南阳西郊(鄂)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不设兵仗„„自是亭舍更无妖怪。[⑱] 《搜神记》旧本卷18第438条《安阳亭书生》又载: 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复喑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喑嗟而去。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⑲] 此条故事中的亭怪有三物,一为老蝎,一为老雄鸡父,一为老母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此三怪中老蝎化为亭主、雄鸡父、老母猪化为人形来探视亭中书生的情况,“亭主”这一称谓,不知与亭长是否为同一称谓?书生宿于亭的廨舍,所谓“廨”,《广韵》古隘切;《韵会》居隘切,音解。《说文》公廨也。官舍;官署。汉王充《论衡·感虚》:“星之在天也,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 在以上十一条汉晋亭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亭怪都被制服,故事发生地——亭,仍是使者或百姓在旅行途中的休憩之所,即《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风俗通义》:“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宿于亭中的宋大贤为平民百姓,则可见亭不仅接待政府官员,也能留宿普通百姓。止宿于亭也多见于魏晋时期的史料中,如《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褚裒“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晋书》卷九一《徐苗传》也载徐苗曾祖华,“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世说新语•容止十四》载庾统“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到北朝时,亭作为客舍,依然发挥作用。《水经注》卷四《河水》:“„„东合漫涧水,水北有逆旅亭谓之漫口客舍也。”另外,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九《渭水》:“第三门本名杜门,亦曰利城门。王莽更名进和门临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门,又曰洛门也。”此处所说客舍,即指临水亭。 关于亭的建筑形制,《急就篇》颜师古注:“秦汉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高楼,所以候望。”[⑳]严耕望先生曾指出,“亭基皆高出地面,且树华表以识衢路;亭门有塾,检弹人民;亭内有正堂,以供重要官吏居止;又有高楼,以供候望盗贼;此其形制之大略也。”[21]《汤应》故事中提及“都亭后墙”,说明亭的四边有围墙,有围墙自然就有大门,可见都亭一般可能呈封闭型结构。而《宋大贤》故事中宋大贤宿于亭楼,亭有梯、有楼,亭为重楼。由此可见,亭的建筑制在汉晋这一时期内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有关汉代五条亭怪故事中有鬼魂诉冤、借尸还魂、动物鬼魅加害行人等主题,而魏晋时期亭怪故事主题单一,只有动物鬼魅加害行人。而且汉代的亭怪故事中常出现的亭长、亭吏等人物角色,在魏晋时期的亭怪故事中缺失。亭长、亭吏的缺失,不仅让我们对此时亭,尤其是亭的存在及亭长的职责怀有疑问,同时也反映亭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二、亭吏、乡亭 不仅在汉晋亭怪故事中,在文献和出土资料我们也可窥见此期亭长、亭吏记载的变化。《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董卓立献帝,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 间行东归。出关, 过中牟, 为亭长所疑, 执诣县。”曹操为亭长所疑而被捉拿, 所疑为何?该文下注引《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 见拘于县。”中牟亭长怀疑曹操是逃亡者而执捕之。这一条材料是东汉末年亭长仍“司奸盗”负责治安、亭仍有捕捉盗贼及逃犯这一治安职能的体现。 在已经公布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看到了亭吏的踪迹。 入东乡亭伍李息二年布一匹嘉禾二年十月十九日烝弁付库吏殷连受(壹•7601) 年廿二给亭复人( 壹•8670) 民男子朱苌年六十七□□亭复人 苌妻大女礼年卌三算一(贰•1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