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日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比较与启示【摘要】本文旨在比较中日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通过概述中日两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并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中的启示和经验借鉴。
文章首先介绍了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对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启示和经验借鉴部分，文章总结了两国政策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中日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对比，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比中日货币政策的差异和相似点，可以为两国的货币政策提供实质性的参考和借鉴。
文章旨在促进中日经济交流，加深双方对货币政策的了解，提高两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稳定性。
【关键词】关键词：中日，货币政策，比较分析，启示，经验借鉴，政策建议，对比总结，未来发展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财政稳定。
中日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全球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入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比较中日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探究其异同之处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于促进双边经济合作、推动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文中，将对中日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综述和比较分析，总结出不同时期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展望中日货币政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日两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互利合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1.2 研究意义研究中日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比较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中日货币政策，可以深入了解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理念和策略选择。
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路径，为未来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
研究中日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比较也有助于加深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认识。
中日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的发展和调整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格局都具有重要影响。
转6年前启动的“自古至今的流动性”课题让我终于对“增加货币就是增加财富”这一经济学定理大彻大悟。
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强烈主张花掉储蓄（每一个日本人在撒手人寰时会留下3500万日元的储蓄）以此将“死钱”变成“活钱”便可以推动日本经济重现增长的推论相类似，我对未来20年（如今是未来15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总的研判是：如果能赶在2028年之前不断释放央行囤积的流动性，以此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并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可以从容应对此后伴随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尤其是总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所带来的大灾难。
与西欧14国近代依靠贸易扩张所带来的盈余增加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模式明显不同，近代海运薄弱、贸易并不发达的日本，则一直借助降低金银货币的成色来增加货币，由此实现了日本经济在江户时代的迅速崛起。
据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日本的当年国民财富产出（GDP）1600年为96.2亿国际元（按1990年不变价值计算，下同），到了1870年猛增到253.93亿国际元，累计增幅高达164%，比同期中国经济增幅（97.64%）高出近66个百分点。
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史上的“江户奇迹”。
日本之后的历史先是依靠对外军事侵略增加货币，后是自朝鲜战争起走上依靠贸易扩张增加货币的道路，最近30年加速囤积“死钱”，直到6个月前终于又回到以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为目标的货币大举扩张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20年前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受到了本国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困扰，几乎毫无建树。
从这一点看，不能说日本此前的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是一个错误。
对日本江户时代货币政策的思考，不仅是理解安倍经济学的一把钥匙，也是对中国盲目追随之前的日本一味囤积流动性以至假稳健、真紧缩的货币政策格局连同货币超发问题加以深刻反省的一条路径。
因此，这样的思考极具现实意义。
按照日本史学界的说法，所谓江户时代是指发生在公元1568-1868年这三百年之间的以和平取代战乱、以改革促进发展的历史时期。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以日本为例一、概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近年来被多国央行用于应对经济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
其核心在于通过中央银行创造大量流动性，降低长期利率，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
日本作为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先行者之一，其经验不仅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揭示了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与效果。
日本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和不同的政策调整。
这一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使得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效果有限。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开始尝试通过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主要手段包括降低政策利率至近乎零的水平，以及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来扩大基础货币供给。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在日本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和效果。
这一政策有效地降低了市场利率，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也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涨，对于改善企业盈利和提振消费者信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此量化宽松政策也带来了诸如资产泡沫、银行利润压缩以及对退休金影响等潜在问题。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日本的实践既展现了其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潜力，也揭示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借鉴日本经验的也需要结合自身的经济环境和实际情况，审慎评估并合理使用这一政策工具。
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定义与背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其核心在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
这一政策通常在利率已经接近或达到零的情况下实施，被视为极端条件下的应对措施。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多源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如调整利率等可能已无法有效刺激经济，因此央行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
日元升值的经验及其政策启示内容提要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当年日元升值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相似性，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可为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主要经验教训有：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金融自由化过快、监管放松、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整失误等。
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可获得重要政策启示：应对人民币升值应实行内部均衡优先的独立货币政策，实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有效的金融监管，采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以及推行渐进式的货币调整政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日元升值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自由化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必然带来一个强势货币，即成功的经济发展会引起汇率升值，而本币的升值对该国或地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现阶段人民币面临较长时期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已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同时还引发了国际政治压力。
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当年日元升值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相似性：都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都有着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都拥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都呈现国内经济过热迹象等。
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因此，如何以日元升值经验教训为鉴，探讨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有效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借鉴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应对人民币升值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多是从某一角度分析日本当年应对日元升值的经济政策失误，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汇率制度安排以及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较少对日元升值相关经济政策及其政策效果进行经验总结，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启示开展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以为我国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一、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审视“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日本政府为应对日元升值压力，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具有好的出发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经验教训的探析【摘要】：货币政策是一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货币的重要工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 以后对外贸易依存度愈来愈高，所以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货币政策对本国的影响，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映。
我国此刻人民币升值面临压力，与日本出现的情形类似，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给咱们留下很多经验教训。
【关键词】：货币政策“广场协议”汇率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当局运用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了固定汇率平价和国际收支平衡，1971年日本开始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可是，从“尼克松冲击”开始，日元汇率就频繁波动，这造成了70年代日本恶性通货膨胀。
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使得日元迅速升值，虚拟资产发生泡沫，日本出现“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长达10年日本经济都处于萧条状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定以来，日元汇率频繁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几回失误，日本经济萧条萎缩。
我国此刻人民币升值面临压力，与日本出现的情形类似，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给咱们留下经验教训：一、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日本在“尼克松冲击”以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35%，“广场协议”以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利率升值率更是高达70%。
可是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非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那时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尼克松冲击”为例，那时按照国际协调需要，日元汇率调整已经不可避免，但日本不但不踊跃主动进行经济政策国际协调，而且政府还坚持汇率水平不变，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接造成了1973－197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在“广场协议”期间，日本政府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选择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庞大的资产泡沫，从而直接致使以后近15年经济萧条。
二、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一国货币的升值、贬值要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特别是不该让一国货币在短时期内急剧升值或急剧贬值，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该国的经济发展超级不利。
日本经济转型期财政政策经验教训及启示陈俊【期刊名称】《《经济研究导刊》》【年(卷),期】2019(000)024【总页数】5页(P74-77,105)【关键词】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 支出结构【作者】陈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广东佛山 528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11.2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财政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泡沫破灭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这一时期，虽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有些年度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但是日本财政支出总规模持续增长。
1990年的日本财政总支出为69.27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了97.71万亿日元，财政支出占GDP的规模也从15.64%上升到17.65%。
日本政府内阁经历了从海部俊树到安倍晋三的22任首相，财政政策也经历了几番调整，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见下图）。
1990年以来日本财政支出及占GDP比重情况资料来源：Wind。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基本上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破解经济下行的难题。
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较高水平增长，财政总支出规模从69万亿日元增长到了89万亿日元。
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推出了5次的紧急经济对策，4次综合经济对策等，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20万亿日元；以扭转经济快速下滑的局面。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有增加公共工程投资，促进电力、通讯、交通等民间设备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住房投资等。
其间，由于政府债务增长过快，1996—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短暂实施紧缩政策，把消费税的税率从3%提高到5%；但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日本政府在1999年推出了20世纪90年代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高达18万亿日元。
第二阶段，2001—2006年，紧缩性财政政策。
随着日本财政赤字问题日渐突出，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大幅增加；如果政府发债额度持续增加，日本财政将走向崩溃；而且财政赤字问题逐渐被公众所关注。
日本货币政策的教训
1985年9月，西方五国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
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大幅对美元升值。
事实上，从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两者分别对美元升值了46％和42％，但两国经济的表现却截然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热度一直高于德国；而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破灭，并开始了“失去的10年”；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冲击，则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
两国经济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汇率升值并不是泡沫经济的充分条件。
而美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的长期贬值，以及此后信贷泡沫的彻底崩溃更是告诉我们：汇率升值也不是泡沫经济的必要条件。
相反，在现代信用纸币条件下，每一次的泡沫经济中，我们都看到了极度扩张货币政策的如影随形，无一例外。
关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在日本泡沫经济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国外学术界早已形成了共识。
以日本东京大学的吉川洋教授(Yoshikawa Hiroshi)，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Kuroda Haruhiko)，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顾问伊藤隆敏(Ito Takatoshi)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均认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例如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过低的银行贷款利率，才是当时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真正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87年“卢浮宫协议”之后，日、德两国的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有明显的分化趋势。
在日本，1989年的存款利率仅不到2％，而德国这一数据高达5.5％。
而在1987年以及之后的几年当中，日本的广义货币(M2)增速达到两位数，而德国的广义货币始终维持在个位数增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央行以独立性、稳健性著称，这也许并不难理解。
但是，日本为什么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日本央行的独立性有什么关系?日本央行本身的
货币政策目标是否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的制定又有什么启示?
日本的财政政策存在障碍
汇率大幅升值，会在短期内对外部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出口数量的减少在所难免——事实亦是如此，1986年以日元计价的出口贸易金额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
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基本成为共识。
包括1985年lO月成立的具有日本央行背景的前川委员会，在随后1986年4月发布的《前川报告》中，也认同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尽管他们认为当时的做法是有缺陷的。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拒绝对外开放农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因此同期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就转而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
以上两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日本采取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
谈及短期刺激内需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必然需要考虑的。
但是，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的1984年，政府债务占GD P比重已经超过了50％；而且，在之后的几年中还有向60％上攻的趋势。
因此，当时日本大藏省对于使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持否定的意见。
最后，强势的大藏省，将刺激内
需的重任几乎完全交给了日本央行，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内需，并逐渐催生出经济泡沫。
外部压力的影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
而由于财政政策方面的障碍，这种外部压力间接地落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头上，从而导致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时，美国有赖于通过正向的国际利差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获得国际融资并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由于提高利率扩大相差的方法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因此，美国不愿意提高国内利率，而倒是更希望日本和德国压低利率来扩大或保持利差。
1987年初“卢浮宫协议”中关于利率政策的协调安排，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对此，德国的处理方式非常灵活。
其在1987年1月将贴现率和抵押贷款利率都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德国央行又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来冲销流动性的膨胀。
而且，德国在1987年和1988年的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甚至还出现了温和的下降。
与德国相反，日本央行则完全忠实地履行了“美国指挥官”的货币政策协调措施：在此期间，日本央行对利率水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下调，并且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也从1986年的8％上升到了1987年的接近12％，并在此后数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扩张速度。
由于日本的生产资料严重依赖于进口渠道，进口产品结构中作为初级产品的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占到50％左右。
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
日本的进口价格指数在198 6年出现了接近40％的降幅!与此同时，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下降，传导到最终产品，使当时的日本出现了超低的通货膨胀率。
其中：1987年的通胀率几乎为0，而1986年和1988年的通胀率也明显低于1％。
在1987年到1989年，虽然日本的货币政策比德国要宽松得多，但是日本的通胀率却--g低于德国!显然，这时候如果日本央行仅仅为了治理资产价格泡沫，而出台一些严厉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肯定是难得人心的；相反地，这为日本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经济环境，从而将货币政策和日本经济进一步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数年中，由于汇率的大幅升值，进口成本大幅下降，生产成本严重依赖于进口价格的日本、德国企业盈利能力大为改善；同时，两国金融机构的价值重估也导致了更多的利好。
在这些好消息的推动下，1985年至1986年间，两国股指出现了相似的强劲上扬，上涨幅度双双超过70％!
但是，从1987年开始，以两国央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同取向为分水岭，两国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在日本，廉价的资金成本、过度充裕的货币数量，形成了对资产价格的第二波推动力量。
而德国，在相对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资产价格则逐渐走向平稳。
从1987年到1990年的最高点，日本股票价格指数再涨幅度接近100％，而德国的股指涨幅仅为30％左右。
因此，考虑到资产价格的膨胀速度，日本银行的利率
是非常廉价和不合时宜的。
但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关于资产价格是否应该进入到央行政策目标当中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同时面对低物价、高资产价格的状况下，货币政策要保持应有的谨慎。
对中国的启示
从日本人踉跄的足迹中，我们可以学到太多，但是却要避免自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比如，从日本的教训中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政策本身缺乏独立性，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对日本施压，直接、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而形成泡沫经济。
中国的政策决策从来不缺乏这种独立精神，但是这种很容易在国内获得市场的非理性精神，却很容易被利用。
“美国事业研究所”(AEI)是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其高级研究员斯瓦格尔(Phtt up L.Swagel)在2008年前后曾在布什政府中出任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副部长。
他在2 005年的一篇文章(请注意这里的时间顺序)中分析道：“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
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
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地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更难于采取行动。
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的教训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不需要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相反，我们需要理性的判断标准，用真正独立思考的精神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利弊，从而决定我们的政策。
其次，央行要有充分的独立性。
这就要求，在摒除外部压力的条件下，还应在制度设计、文化氛围上对央行的独立性有完全充分的保证。
像德国那样，要让所有的人对通货膨胀都刻骨铭心，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共同认识，恐怕来日方长。
但是，从制度设计上逐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尽量使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则是可能的。
最后，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者，央行不仅要看物价水平，还要关心资产价格。
虽然，关于资产价格是否要纳入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仍然存有争议，但是无疑地，生产成本下降导致的“物价走低，资产价格上升”这种格局，央行尤其要小心谨慎，货币政策至少应维持中性，而绝对不能成为资产价格上升的第二波推手。
与此同时，如果面临刺激内需方面的压力，则应果断地使用财政政策，一定要避免借重货币政策作为刺激内需的政策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