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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5-10[作者简介]杨玲(195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杨玲(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江苏南京210003)近些年来,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各个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改革方案,试图寻找摆脱困境的新路径。
其中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新中派”推行的福利国家改革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模式。
他们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福利制度理念。
由于这一改革正在进行中,现在就得出“成”与“败”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跟踪并分析福利国家的改革,既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角,也可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一、“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理念“第三条道路”的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福利社会。
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1](P132)1.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传统的福利国家是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国家将个人的终身福利都包下来,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这种福利制度推行的结果,使福利开支膨胀,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只好被迫提高税收,而税收的增加又抑制了投资者和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使有些人宁可拿救济金度日,也不愿干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
为医治这种“福利病”,“第三条道路”提出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传统福利为积极福利,削减政府的作用,重新划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福利作贡献”。
被看作是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
他对“社会投资国家”的描述为:“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收回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见解。
一、社会主义之后这一章简要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并且引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术语。
它的背景是：（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推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凯恩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
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
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
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
“第三条道路”：一种标榜超越的妥协本文从“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入手，通过梳理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第三条道路”理论框架的定义，指出该理论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超越，而是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的一种政治妥协。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现实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即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
本文还就“第三条道路”对于中国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给资本主义世界当头一棒。
自由放任的做法使国家对经济控制力不从心，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以及西方向何处去。
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在彼此的互相交流中逐渐缩小。
为了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和拥有对世界的控制力，西方各国开始选择“第三条道路”作为理论指导。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两大理论背景和两大主要理论来源。
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强调福利国家的建设。
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而为了建造福利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影响选民的态度。
如何重新定位和摆脱尴尬的局面成为“老左派”面临的最大问题。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的巨大刺激性与传统民族家庭的保守性自相矛盾。
市场寻求刺激和冒险制造了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对传统形成冲击；传统形成的社会基础本应是市场不断发展的保证，但是这个根基不断遭受蚕食。
“新右派”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
吉登斯部分地吸收上述兩种思想中的可用成分，改造出一种折衷的中间道路。
在一个被弗朗西斯·福山形容为“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为“第三条道路”赋予的使命是“超越”，即超越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新生。
二、“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观点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超越的理论，不仅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在于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社会保障研究2020年第6期Social Security Studies No.62020“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发展”丁建定裴默涵（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第三条道路”出现于20世纪初的英国，发展于20世纪中期的德国，兴盛于20世纪末的英国，并扩展到大部分的西方国家。
尽管西方各国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实践存在国别特色，但是它们都持有如下基本主张：放弃传统单一的极端保守性或激进性政策选择；实行介于两者之间的调和性政策选择；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与有限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福利中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等。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对大部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乃至全球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积极福利；第二代福利“第三条道路”也被称为“中间道路”，是20世纪末期以来兴盛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第三条道路”早在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就已出现,20世纪30年代以麦克米伦的思想为代表的“中间道路”思想又有所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理论是“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并将“第三条道路”思潮推进一步。
20世纪末，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英国“第三条道路”思潮开始凸显，并通过布莱尔及其工党政府的措施走向兴盛，成为20世纪末以来影响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
一、麦克米伦与英国“中间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出现早在20世纪初，英国已经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
1911年，英国保守党中的激进派建立了“保守党社会改革委员会”，在一份题目为《国家托利主义与社会改革》的文件中，该委员会主席斯密斯阐述了委员会的基本原则。
他说，人们指责保守党统一派的社会政策是自由党社会政策与原则的翻版，恰恰相反，托利党的社会改革既不同于劳合•乔治的“激进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辉格党的“个人主义”，而是“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对我国老年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摘要：吉登斯倡导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社会应充分重视老年人员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无责任既无权利的原则。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严重冲击着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吉登斯关于老年保障的积极思想，为改进我国老年保障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吉登斯社会福利老年保障人口老龄化一、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一）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产生背景福利国家在经历了传统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吉登斯分析了传统左派与右派的分歧：指出左派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福利理论十分强调国家的责任与作用，相对忽略个人的责任，英国社会福利未来的发展应该不断增加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
社会福利的目标应该是追求最大的平等，实现这种平等的主要手段是诸如累进税制这样的制度或政策。
右派则主张尽可能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推行市场经济原则。
[1]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是扩大福利安全网，而应该是缩小社会保障网。
（二）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在社会福利具体政策上，吉登斯主张废除固定退休年龄，把老年人当作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调动老年人的能动性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通过重建公共领域、调节再分配、培训、教育等手段来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2]对于老年人的福利保障问题，他认为老龄问题是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并指出：”从65岁开始算老龄纯粹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创造，在达到退休时才开始发放的养老金，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
但是，这些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合拍，且很明显地表现出福利依赖的色彩。
同时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有两个明显的弊端：首先，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视为负担。
其次，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
如有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可以继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好，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
“第三条道路”社会治理方略研究及现实性反思摘要：民主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打下过深刻的印记，在20世纪后期出现社会危机，西方社会党就思考如何能脱离困境，英国的工党最后主张发展第三条道路，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略，并得到西欧主要国家社会党的认同。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具有其时代特征，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比较务实的社会治理方略，其针对社会基层和广大公民的改革治理方略，对中国当下治理思路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机会均等;责任;社会投资型国家;公民社会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7-0012-02第三条道路，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能够透出随着时代和形势变化而变化的新意，且比较务实的社会治理方略，使欧洲重新被染成了“粉红色”。
其中社会福利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政治思潮的亮点，其四个价值观念及“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治理方略，对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一、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后期民主社会主义面临困顿时，各国社会党派都开始思考如何脱离困顿，直到英国工党主推的第三条道路出现。
这一思想主张，得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认可，它也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第三条道路坚持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目标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充分的就业;主张建立一个具有多样性、包容性、权利与责任统一的强大的公民社会;主张建立一个能使民主深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的政府;主张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第三条道路”实质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各种关系的再调整，它包括权利与义务、政府与公民社会和个人、市场与政府干预、人类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在上述关系中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公民社会的职能和市场的积极意义，同时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第三条道路”的治理方略及其理念（一）价值观念第三条道路提出了四种价值观念：即个人价值平等、机会均等、责任和社会意识。
“第三条道路”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作者：朱盼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04期
[摘要]而社会保障是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托底”机制，是一张维护社会安全的“防护网”，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最基本的保证作用。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提出的对福利国家改革的理念为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
作者简介：朱盼（1984-），女，山东泰安，汉族，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6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第三条道路”中的福利国家改革理念
第一、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过去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基础价值观，大都强调全民福利，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方面最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后果也往往造成人们自主生活动力的丧失。
对此，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指出：“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福利供给创造了依赖性的文化氛围，倒不如说是人们理性的利用了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
[5]因此，他强调责任与权利相结合，认为“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
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
”[6]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以创造一个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国家。
第二，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传统的福利国家是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这种福利制度推行的结果是使福利国家开支膨胀，因此，国家只好提高税收，而税收的增长又抑制了投资者和劳动者投资的积极性，针对此，“第三条道路”提出要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要重新定位国家的作用，要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并把社会投资国家描述为：“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它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不仅是国家，他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
”[7]
第三，实现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转变。
针对以前西方国家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条道路”中强调从救济性的福利政策转向开发性的福利政策。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主要经济部门中的企业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缩小社会差距的资源，在美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比较
了不同工业门类的中的700家大型企业，其结果显示，即使是人力资源投资指数上的一点微弱变化，也有可能使股东增加41000美元的回报”。
[8]
二、对我国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
基于“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的理念，西欧、北欧各国都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促进就业，扶助弱势群体，减少贫困现象；转变投资方向，加大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等。
虽然改革还在进程中，并且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但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因此，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转变福利观念。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个人出资进行风险抵御的意识是很淡薄的。
改革开放以后，“铁饭碗”状况被打破，并且由于各项制度尚未完善，下岗人数增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于是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风险完全要由自己承担，因此很多人大量储蓄，这样就限制了人们的消费，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这种福利观念，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的经验，社会福利基金支出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并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私人机构的作用，多方开拓社会福利资金来源渠道，从而使用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第二，明确政府定位，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必须对全球化做出结构性的回应，既应该下放权力，又要重新塑造国家的权威。
对于我国而言，“在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分部门管理，而且在社会保障的具体管理中政企不分，政策也不统一，因而降低了社会保障的效率”。
[9]因此，在我国，政府也应该尽快实现自身的转变，即由原来的“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管理型”。
并且，中国不同于北欧，由于条件所限，不可能实行高福利制度，但把政府经济职能的重点转到公共服务方面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
第三，提高我国社会福利的法制化水平。
立法先行，不仅是西方社会保障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必然要求。
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为保证社会保障措施的顺利实施和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应尽快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制定出完善的《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劳动法》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
并且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因此，我们加强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更是当务之急，并且我们还要注重修订过去出台但已经过时或不具操作性的规章，以使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有章可循，为我国现代化的福利制度建设提供强有立的后盾。
第四，坚持社会福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致。
社会福利水准必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一致，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协调，否则，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会给国
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而现今我国的福利发展水平是福利事业严重滞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福利设施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社会现实的要求，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据调查：“全国现有1400万左右的老年人要求进入福利机构养老，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1％以上，而各类福利机构中能够提供的老年人床位不到全国老年人总数的0，8％，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
”[10]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加大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以建立起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广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的基本生活及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2]孟醒，统筹城乡社会保障[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
[3]阮凤英，社会保障通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
[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1
[5]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版，第119页
[6]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版，第68页
[7]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版，第132页
[8]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版，第128页
[9]孟醒著，统筹城乡社会保障[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月版，第95页
[10]阮凤英著，社会保障通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版，第3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