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思潮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影响历史上有许多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影响着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开始流行的社会学理论思潮是“第三条道路”思潮，这一思潮不仅对西方主要国家影响很大，而且对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社会福利的变革和创新集中体现在社会福利社会化上，这一发展方向是民政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

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阐述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总体要求，并为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提出了—系列优惠政策。

同年4月，民政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成为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会议。

会议提出，今后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基本思路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访问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具体内涵是要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渠道投资力式，形成社会福利机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我国社会福利的变革和创新的促动因素和形成依据是多元的。

从人口方面看，中国人口迅速老化，60岁以上人口超过1.4亿，占全同总人数的10. 98％以上，已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

从家庭结构看，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向核心家庭转变。

从人们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认可程度看，随着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其认识有着逐步增强的趋势。

从政府供给看，政府民政支出总量在增长，但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国家投入已不足以把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之上，民政部门没有办法满足新产生的对机构照料的需要。

从国际背景看，中同社会福利变革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性福利改革的趋势，而“民营化”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方向。

有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福利民营化是指政府将社会福利的供给完全或部分转移到民营部门，同时引进市场经营规则，以价格机能调节供需，重视成本回收，以分配并有效利用服务的资源。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读后感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分为五个部分：社会主义之后、五种两难困境、国家与公民社会、收回投资型国家、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见解。

一、社会主义之后这一章简要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并且引出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术语。

它的背景是：（一）社会主义的衰落。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

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推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以凯恩斯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

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

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

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

对“第三条道路”评析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在西欧，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以下简称"社民党"）都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号，要走一条即不同于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

在美国，克林顿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虽然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也声称要走一条能够将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

新世纪到来之际，俄罗斯新领导人普京也提出要走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目前，"第三条道路"成了各国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预计它在21世纪初期将对西方社会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拟以欧洲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为主要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第三条道路"：老词语，新概念"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鲜词语，本世纪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第三条道路"。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被称为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东欧的农村平民主义也这样描述自己；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声称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独立国家，比如印度，就试图走一条既不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民主党派也曾建议中国走第三条道路，不倒向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民主社会主义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共领导人提出要实现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走介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2019-08-17布莱尔认为：在新的世纪，英国依靠⾃⼰的软实⼒，仍然可以成为世界的楷模，⽽不会淹没在美、俄、中这样的庞然⼤物的阴影之下。

1997年5⽉⼯党上台后，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外交已经陷⼊严重的危机，⽽且同欧盟的关系在保守党统治时期已降⾄冰点，布莱尔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使英国的外交政策转趋积极、灵活、务实。

新形势下，英国⼯党外交的⼏个鲜明特点是奉⾏"道德外交"，强调英国在世界上的"灯塔"，发挥英国软实⼒的优势等，⽽科索沃战争就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曾是冷战体制的受益者。

冷战结束后，英国的国际地位进⼀步受到削弱。

在英国看来，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勃兴极⼤地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形式和内涵。

它标志着"当代"世界的终结：当代世界是建⽴在完整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它们之间是传统的均势关系，这⼀关系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这种关系的核⼼就是国家边界的⾄⾼⽆上性、排它性和不可侵犯性，它对于⼀切外来的⼲预都可统统拒之门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权⼒。

但是英国学者认为，现在正进⼊⼀个"后现代"国家的时代，即处在⼀个更加相互依存和更加透明的世界的过渡期。

其特点是以⼀种更为和平的⼿段，及⼀个更加⼴阔的视野来追求国家利益，⽽⾦融市场的⼒量将是⽆穷和⽆孔不⼊的。

这些变化表明传统的民族国家正在经历⼀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为英国在这种新形势下"发挥⽰范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由于从20世纪后半页以来，英国⼀直在从帝国的影⼦下撤退，这使英国难以找准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就连在欧洲的地位也语焉不详。

从历史上看，⾃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英国的对外政策实⾏从⼤国全球外交到重点⾯向欧洲的转变，并且已不可挽回地卷⼊了欧洲的⼀体化进程。

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事关英国的根本利益，⽽在冷战后世界经济竞争⽇趋激烈的情况下，英国的经济振兴和发展希望，离开了欧洲⼤陆的⼀体化进程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近代史第三条道路名词
中间路线名词又称“第三条道路”。

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等领导下，从事反蒋又反共的活动，幻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中间路线”。

遭国民党镇压而失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重新提出“中间路线”，主张中国既不能走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走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经由改良主义的道路，实现英美式的多党竞争议会政治。

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的共和国方案，主张“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实行和平的改良的道路,实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但由于坚持法西斯独裁的蒋介石集团的严厉打击,最后,这条道路宣告破产。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中间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提倡“兼亲苏美”的外交路线。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间路线的幻想归于破灭。

“第三条道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一、“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第三条道路”是以安东尼·吉登斯、托尼·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迎接挑战，而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和借鉴新自由主义一些做法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削减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体系。

其中，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要方面。

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内容（一）对“可能性”公平分配的平等理念第三条道路认为，随着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包容性”已经成为回应不平等的重要工具，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福利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改革原则“第三条道路”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责任和权利相统一。

（三）多元化的福利提供主体在传统福利国家模式中，社会福利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是一种国家行为。

国家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介入，使家庭和社区的责任被削弱，个人自由受到压抑。

“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坚持国家主导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加强国家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互补关系，更多地发挥企业、家庭、第三机构（志愿性工作）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作用，确立政府和家庭、企业、社区以及志愿机构在社会福利上的合作关系。

三“、第三条道路”政策措施———以英国为例（一）促进人口就业英国政府指定并推行了大规模“从福利到工作”计划，对不同人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二）赋予教育和培训优先权20 世纪90 年代末，英国工党执政后，把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开发人的潜能和终生教育作为其新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第三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民主党派发起，倡导在中国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中间路线退出历史舞台。

民主党派的转型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标签：第三条道路;起源;发展;评价一、“第三条道路”的起源在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也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在当时条件下，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这种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不管是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知识阶层来说，都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和中国文化的节节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最大愿望。

如果要赶超，那么在向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定会“取法乎上”，学习其最先进的东西，以求迅速超越西方。

另一方面，他们既赞叹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富足和武力上强大，同时又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产生忧虑。

所以，在中国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多少忠实的追随者，更多的中国人希望不仅中国能迅速赶超西方，而且中国在赶超过程中应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的各种弊端。

“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此心理状态中孕育而生。

1915年，国内的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掀起全心全意向西方学习的一股热潮。

可好景不长，中国当局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给当时中国人当头一棒。

从而让一战刚刚结束时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马上改变立场。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起破产了”[1]。

“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化的转折点，它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得激进起来。

其中一些人干脆把资本主义文明与殖民主义侵略行为视为一体，从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于是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

从消极福利转型到积极福利吉登斯提出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为了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对人为风险该如何应对，福利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该朝向何方。

“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而且，他还有助于财富的创造。

”“它关乎到人的幸福”。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福利有如下特征：第一，积极福利的目标是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

子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不刻意回避风险或者设想“其他人会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积极地面对风险。

第二，积极的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但不能完全限制在国家范围之内，需要国际的甚至全球范围的合作。

如，通过减少环境污染来改善健康情况的措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第三，积极福利应当体现出有效地风险管理。

“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

第四，实施积极福利的理想政府的目的应该是鼓励人们追求幸福，而且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应该以此来界定。

幸福的实现是由安全（心灵和肉体上的）、自尊、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爱的能力推动的。

如果幸福被普遍化了，并且不威胁到别人，那么它就是一种积极的追求。

传统社会的小鸡福利与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有许多不同（见下表）。

传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根据外部风险组织起来的，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具有被动性，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重新分配，其目标是维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不至于因遭遇风险而陷入生存危机，因此被称为消极福利政策。

可见传统福利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人的生存，其手段是外在的物质或现金给付，而积极的福利主要不是为了对付贫困，而是强调自我的实现和责任。

其目标是推动人的发展，其手段是增强人自身的生存能力。

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秦戈（伦敦）近年来，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发了不少，“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政治的理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谈论，所熟悉。

但在中文媒体里有个普遍性的现象，即人们谈话撰文时总把“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或理论）与英国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连在一起。

如有学者不仅把“第三条道路”看成是布莱尔帮助英国工党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的竞选纲领，而且把它看成是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施政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有人甚至把布莱尔看成是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和新政的最主要代表。

更让人费解的是，即使连BBC这样的媒体，也犯同样无知的错误；如ＢＢＣ记者霍斯在2003年7月11日的报道中说，“…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源自英国工党政府所宣称的…在自由市场开放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方式，提供更好的施政‟”。

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三人成虎，使读者误以为“第三条道路” 出自于布莱尔的新思想，似乎布莱尔就是该理论的原创者。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严重歪曲，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误导，有必要对此理论正本清源，对其在舆论上加以拨乱反正。

一其实时至今日“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什么新思想，也不是从托尼·布莱尔开始。

早在1930年代，有人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现于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其主旨是要吸取布尔什维克理念和社会主义思想，并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为一种现实可行的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但在它早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时，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晰而严格的定义。

二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宣称自己的体制是“第三条道路”，即一种介乎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原教旨共产主义之间，但比两者任一要好的发展模式。

而真正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理论的是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Ota Sik）。

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以后，身为捷克副总理的塞克就试图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

当时，一方面苏联、东欧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西方持续的经济滞胀局面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回升，二者彼此呼应，使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公认的独立的经济学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形成布鲁斯（W. 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塞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 Kornai）“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等等，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出现了在理论上异彩纷呈，学术上不断创新的局面。

“第三条道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一、“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第三条道路”是以安东尼·吉登斯、托尼·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迎接挑战，而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和借鉴新自由主义一些做法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削减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体系。

其中，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要方面。

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内容（一）对“可能性”公平分配的平等理念第三条道路认为，随着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包容性”已经成为回应不平等的重要工具，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福利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改革原则“第三条道路”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责任和权利相统一。

（三）多元化的福利提供主体在传统福利国家模式中，社会福利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是一种国家行为。

国家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介入，使家庭和社区的责任被削弱，个人自由受到压抑。

“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坚持国家主导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加强国家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互补关系，更多地发挥企业、家庭、第三机构（志愿性工作）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作用，确立政府和家庭、企业、社区以及志愿机构在社会福利上的合作关系。

三“、第三条道路”政策措施———以英国为例（一）促进人口就业英国政府指定并推行了大规模“从福利到工作”计划，对不同人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二）赋予教育和培训优先权20 世纪90 年代末，英国工党执政后，把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开发人的潜能和终生教育作为其新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判》安东尼·吉登斯1、第三条道路的六条原则：1）超越左—右划分的思维影响；（2）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3）责任与权利相对平衡的新的社会契约；（4）发展一套广泛的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以使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5）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6）重视全球化。

2、老左派：官僚主义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右派：取消政府管制3、第三条道路在美国：“新进步主义”：机会均等、个人责任和公民与社群动员。

权利必须与责任相伴。

两届克林顿政府采用或准备采用的政策：如紧缩财政、医疗保障改革、城市新建计划。

4、第三条道路在英国：新民主党人和新工党特别重视家庭生活你，犯罪和社群的衰退这些问题。

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将左派与市民关注相联系，“既严惩犯罪，又严防犯罪”。

中—左政党，布莱尔和施罗德“政治行动必须补充和改善市场的基本功能，而不是妨碍它”。

----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运动（分权化、企业化与市场化的改革）5、来自左派内部的批评：一位不拿手袋的撒切尔夫人----本质上是右翼的哲学---理论上是虚无缥缈的。

1)美国，杰夫·福克斯，“主流左派”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而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2）英国，斯蒂特·赫尔，第三条道路避开了激进主义，采取“中庸的态度”。

至高无上的消费者取代了公民和公共领域。

---界定一个左派政党的不是他的价值观，二是其一贯的对市场的不满态度。

英国，阿兰·瑞安，第三条道路就是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的回归，不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同时反对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过度控制。

3）欧洲大陆：德国前财政部长，拉芳丹，第三条道路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出路。

将经济考虑置于社会目标之上。

芬兰，艾其·德米加，北欧国家，大多数人受惠于公共福利，发达的市民社会。

反自由的威权主义烙印。

4）环境主义者：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关注，忽略了生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