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理论

“第三条道路”思潮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影响历史上有许多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影响着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开始流行的社会学理论思潮是“第三条道路”思潮，这一思潮不仅对西方主要国家影响很大，而且对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社会福利的变革和创新集中体现在社会福利社会化上，这一发展方向是民政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

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阐述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总体要求，并为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提出了—系列优惠政策。

同年4月，民政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社会福利社会化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成为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会议。

会议提出，今后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基本思路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访问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具体内涵是要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多渠道投资力式，形成社会福利机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我国社会福利的变革和创新的促动因素和形成依据是多元的。

从人口方面看，中国人口迅速老化，60岁以上人口超过1.4亿，占全同总人数的10. 98％以上，已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

从家庭结构看，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家庭结构逐步向核心家庭转变。

从人们对养老机构的服务认可程度看，随着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们对其认识有着逐步增强的趋势。

从政府供给看，政府民政支出总量在增长，但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国家投入已不足以把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之上，民政部门没有办法满足新产生的对机构照料的需要。

从国际背景看，中同社会福利变革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全球性福利改革的趋势，而“民营化”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方向。

有学者指出，所谓社会福利民营化是指政府将社会福利的供给完全或部分转移到民营部门，同时引进市场经营规则，以价格机能调节供需，重视成本回收，以分配并有效利用服务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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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问题，请尽快和我联系2：如果遇到文件中有些地方图片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文档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和我联系，我将图片发送给你，给你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请邮箱联系：****************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现存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明确认同，逐步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化的主张。

国家理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者认为，在这一点上，第三条道路并不是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是两者的批判性综合，因此目前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一些观点上，而是必须吸收各家理论中有利于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并切实可行的部分，用来指导自己的政策实践。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国家观方面的相互趋同和差别比较完整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在原第二国际各社会党内改良主义派别的国家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内容是：只要巩固和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把国家的镇压职能同社会职能或管理职能区别开来，突出后者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特点的分析从经济学角度为国家理论提供论据(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

也有一部分社会党理论家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但并不因此放弃和平过渡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对现存国家及其政治制度明确表示认同，逐步放弃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化主张。

社会民主党对国家的性质及其经济和职能的理解也转化为党的政策，在党的基本纲领、竞选纲领、施政纲领等等中都作了详细表述。

上世纪90 年代，西欧各国的理论界和政治界盛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传统的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志已经过时，已不再适于说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政治取向和方案。

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陈亦信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

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

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

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

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

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 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

第三条道路-搜狗百科第三条道路-搜狗百科第三条道路也经常被评论为原有的“带有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以及社会民主党派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的一种手段。

批评家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最终是以劳动阶层和穷人的牺牲来换取大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福利。

在现实政策中，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和德国的格哈特·施罗德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典型政治家。

无论在东德、东欧或其他地区国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人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全力为民服务，保护人民，以民为中心的政府。

我们必须留意，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以欧洲为例，东欧企图避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西欧则试着躲避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

所以无论东欧或西欧彼此都在寻求一个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个最可以平衡两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祉的政府。

过去十年的经验里，东欧各国发现虽然拥有了自由思想与舆论，却仍无法压抑或摒弃官僚积习。

这正是“第三条路”主要的讨论问题。

1、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

它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

此后经常被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使用，以显示自己的观点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

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像左派过分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90年代。

2、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

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吸引了来自不同传统——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近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家。

现代形态的第三条道路是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前者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后者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

“第三条道路”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一、“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第三条道路”是以安东尼·吉登斯、托尼·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迎接挑战，而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和借鉴新自由主义一些做法的基础上，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削减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体系。

其中，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重要方面。

二、“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内容（一）对“可能性”公平分配的平等理念第三条道路认为，随着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的重大变化，“包容性”已经成为回应不平等的重要工具，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福利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改革原则“第三条道路”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责任和权利相统一。

（三）多元化的福利提供主体在传统福利国家模式中，社会福利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是一种国家行为。

国家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介入，使家庭和社区的责任被削弱，个人自由受到压抑。

“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坚持国家主导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加强国家与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互补关系，更多地发挥企业、家庭、第三机构（志愿性工作）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作用，确立政府和家庭、企业、社区以及志愿机构在社会福利上的合作关系。

三“、第三条道路”政策措施———以英国为例（一）促进人口就业英国政府指定并推行了大规模“从福利到工作”计划，对不同人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二）赋予教育和培训优先权20 世纪90 年代末，英国工党执政后，把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开发人的潜能和终生教育作为其新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第三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民主党派发起，倡导在中国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力镇压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中间路线退出历史舞台。

民主党派的转型历程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标签：第三条道路;起源;发展;评价一、“第三条道路”的起源在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也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在当时条件下，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这种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不管是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知识阶层来说，都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和中国文化的节节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最大愿望。

如果要赶超，那么在向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定会“取法乎上”，学习其最先进的东西，以求迅速超越西方。

另一方面，他们既赞叹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富足和武力上强大，同时又对西方现代化造成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产生忧虑。

所以，在中国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多少忠实的追随者，更多的中国人希望不仅中国能迅速赶超西方，而且中国在赶超过程中应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曾经出现的各种弊端。

“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此心理状态中孕育而生。

1915年，国内的知识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掀起全心全意向西方学习的一股热潮。

可好景不长，中国当局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给当时中国人当头一棒。

从而让一战刚刚结束时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马上改变立场。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起破产了”[1]。

“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化的转折点，它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得激进起来。

其中一些人干脆把资本主义文明与殖民主义侵略行为视为一体，从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于是社会主义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秦戈（伦敦）近年来，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发了不少，“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政治的理念越来越被大家所谈论，所熟悉。

但在中文媒体里有个普遍性的现象，即人们谈话撰文时总把“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或理论）与英国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连在一起。

如有学者不仅把“第三条道路”看成是布莱尔帮助英国工党从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的竞选纲领，而且把它看成是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后施政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有人甚至把布莱尔看成是西方“第三条道路”思潮和新政的最主要代表。

更让人费解的是，即使连BBC这样的媒体，也犯同样无知的错误；如ＢＢＣ记者霍斯在2003年7月11日的报道中说，“…第三条道路‟的说法源自英国工党政府所宣称的…在自由市场开放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方式，提供更好的施政‟”。

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三人成虎，使读者误以为“第三条道路” 出自于布莱尔的新思想，似乎布莱尔就是该理论的原创者。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对“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严重歪曲，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误导，有必要对此理论正本清源，对其在舆论上加以拨乱反正。

一其实时至今日“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什么新思想，也不是从托尼·布莱尔开始。

早在1930年代，有人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出现于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其主旨是要吸取布尔什维克理念和社会主义思想，并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为一种现实可行的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但在它早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时，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晰而严格的定义。

二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宣称自己的体制是“第三条道路”，即一种介乎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原教旨共产主义之间，但比两者任一要好的发展模式。

而真正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理论的是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塞克（Ota Sik）。

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以后，身为捷克副总理的塞克就试图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

当时，一方面苏联、东欧加快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面西方持续的经济滞胀局面使崇尚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回升，二者彼此呼应，使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种公认的独立的经济学流派而愈益受到重视，形成布鲁斯（W. Brus）“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塞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 Kornai）“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等等，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出现了在理论上异彩纷呈，学术上不断创新的局面。

第三条道路理论路径一、批判式解构：反思性学习过程解构，是一种哲学观念，又是一种政治或思想战略，同时也是一种阅读方式(注：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的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51页。

)。

表现为对传统理性社会的结构性颠覆，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的理性模式。

第三条道路秉承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思维方式，驳斥人类社会长期存有的二元论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经验与规范以及类似引起巨大争论的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同时，并试图立足于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况，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学习，来检验传统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反思性学习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是发生话语当中，我们用话语把有问题或因为受到怀疑而有问题的有效性要求列举出来，通过论证来决定是加以兑现还是予以拒绝(注：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0页。

)。

这种反思性学习内在地包含着对过去和现实的批判解构能力。

它在第三条道路作者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中随处可见。

这位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在对简单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图表式比较中，明确我们身处在反思性的能动的社会之中。

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观念以及制度的过程，是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过程1,P31。

这种解构来自于对传统和现实的反思性学习：(一)对传统理论的反思性学习。

这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右派)二元对立理论的批判。

1.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性解构。

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3,P3。

虽然第三条道路界定社会主义时非常模糊，他即包含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也包含了温和的社会主义(欧美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则趋向于1989之后在很大水准上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批驳了社会主义对于传统的坚决反对；在人与自然方面，把自然看作是工具和手段而非伙伴；在平等方面，迪尔凯姆发现平等理想与社会主义运用计划控制模式来分配财富之间的张力持续存有，这种“以保护弱者、反对强者”的消除差别的结果平等的控制论模式不仅会导致道德滑坡，而且会出现如马克斯·韦伯和尤根鲍姆-巴维尔克所认为的经济无效益和官僚统治的出现；第三条道路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虽然肯定它在批判自由民主主义方面的进步性，但是他们同样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点中的卢梭主义因素似乎很强，与政治多元论难以调和……如果与经济生活的直接控制与平均主义倾向联系起来，这种民主实质上仅仅提供一种框架，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它安全地掌权并实施他们的改革纲领，扩大民主意味着以这种方式“影响人民”，但是如何使经济生活的合理方面与平等相一致的两难境地依然存有；在福利国家方面，第三条道路批驳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央集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会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负担加重、高失业率、官僚政治、寻租行为、犬儒主义、权威主义、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充满敌意；在生态和全球化问题上，第三条道路批驳原有社会主义对社团主义侧重、充分就业取向以及他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他很难采取系统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在民主实践中缺乏一种全球眼光，因为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依然保持联系。

第三条道路第十讲“第三条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级格局的结束，“第三条道路”思潮在西欧国家以一种新的面目兴起。

它由美国民主党在90年代初率先提出，后由英国工党大力提倡，接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纷纷响应。

围绕“第三条道路”，西欧政坛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群体。

“第三条道路”在西欧已被称为“新欧洲道路”，引起世人关注。

第一节“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及原因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第三条道路”的兴起P257㈠率先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2年，在美国进行的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为竞选主题，采用一种灵活、实用的中间派立场，取代民主党人长期坚持的僵化信条。

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

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

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使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其他言论不感兴趣。

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

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①他的主张使他获得了美国“激进中间派”的称号。

首任期间，通过政策调整和实行中间偏左的内外政策，美国经济维持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繁荣期；失业率30年来最低；民众收入增加，实现了60年来最低的通胀，创造了2200万个就业机会，使他赢得了1996年竞选连任的成功。

㈡克林顿的举动大大鼓舞了英国工党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引起了西欧左翼政党的理论更新和理论层的更新换代。

⒈“第三条道路”思潮理论基础的提出在英国，199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

在该书中，吉登斯对以苏联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欧左翼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批判，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试图摆脱左与右的对立而建构一种既包含左也包含右的独特的思想体系。

他的这一思想成为后来流行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的理论基础，也标志着英国工党的理论开始整体转型。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新选择——“第三条道路”及其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兴起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思潮，是要走一条介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间的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和经济危机，从国家政治和执政党的角度提出的一种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第三条道路”试图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的积极成分，既使经济富有活力，又让社会团结和谐。

因此，科学合理地借鉴和吸收“第三条道路”理论，对于我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过程中，解决公平的教育、就业及社会资源分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基本内容（一）“第三条道路”的概念“第三条道路”既是欧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竞争的产物，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顺应时代变化的又一次革新尝试。

它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率先提出，后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大力倡导并亲自实践，最后又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等纷纷响应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治国思想。

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间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所以称为“第三条道路”。

经济学家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

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二）“第三条道路”的产生背景1、政治竞争的压力。

冷战结束初期，西欧政坛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是左翼政党受到疏远，纷纷下台沦为在野党；二是无论左派右派，均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感到束手无策。

比如，既要提供社会福利以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寻求经济活力以加强国际竞争力，既要鼓励生产线外移以降低成本，又要解决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简介：1.就指非左非右的“中间道路”2.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3.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一、吉登斯改革福利国家的理论框架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福利主张是在分析和概括左右两派的社会福利思想的分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介于左右两派社会福利道路之间的中间道路主张，即所谓“第三条道路”。

在社会的公正性原则方面，他认为穷人和富人应该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的实现，需要通过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合作。

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它是能够促进个人发展的动力性因素，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功能的自我提高。

他们还认为，福利国家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主张把经济的增长放在首要的位置，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公平。

只有这样，社会的所有公民才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社会中所有公民才有可能在享受福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全社会公民的“自发的带有目的的自我”得到培养，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另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保障领域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

如果社会福利的改革只有一种消极的内涵，即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吉登斯进而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社会福利思想，这种思想提倡公民在普遍享有社会保障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普遍承担起社会保障制度的缴费等义务。

他还提出了国家的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的强制性与私人或自愿性社会保障领域的个人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

吉登斯认为现在的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①。

他认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人口生育与养老，也有的一些风险是自然发生的概率性事件，比如工伤、失业、疾病等等，这两种风险都是一种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都能以社会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三条道路”：一种标榜超越的妥协本文从“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入手，通过梳理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一书中对于“第三条道路”理论框架的定义，指出该理论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超越，而是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的一种政治妥协。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现实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即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

本文还就“第三条道路”对于中国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和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大萧条给资本主义世界当头一棒。

自由放任的做法使国家对经济控制力不从心，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以及西方向何处去。

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在彼此的互相交流中逐渐缩小。

为了赢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和拥有对世界的控制力，西方各国开始选择“第三条道路”作为理论指导。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两大理论背景和两大主要理论来源。

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强调福利国家的建设。

但是随着苏东剧变，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而为了建造福利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影响选民的态度。

如何重新定位和摆脱尴尬的局面成为“老左派”面临的最大问题。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市场的巨大刺激性与传统民族家庭的保守性自相矛盾。

市场寻求刺激和冒险制造了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对传统形成冲击；传统形成的社会基础本应是市场不断发展的保证，但是这个根基不断遭受蚕食。

“新右派”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

吉登斯部分地吸收上述兩种思想中的可用成分，改造出一种折衷的中间道路。

在一个被弗朗西斯·福山形容为“历史的终结”的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为“第三条道路”赋予的使命是“超越”，即超越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新生。

二、“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观点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超越的理论，不仅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在于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陈亦信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

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

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

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

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

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 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

浅析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有感导论：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有着不同的形态。

但现在流行的“第三条道路”一般指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个介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崭新理论，是西方左翼政党面对新挑战而作出的新选择，也就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它触及了一些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理念。

一、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两极对立格局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为各种思想的探索和争鸣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势必破坏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全球化下许多跨国界问题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使政治支持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势力扩大，两端势力相对萎缩。

这一客观现实呼唤新思维、新行动。

并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右翼保守势力的自由放任主义和传统左翼国家干预主义陷入理论的困境。

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了，而且已经从左、右两极格局转变到_种更加复杂的图景。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曾一度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可是，20世纪20 年代末30年代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给这一理论画上句号。

左翼国家干预主义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到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的成功而盛行起来。

但是70年代遍及西方的"滞胀症”同样宣布这一理论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发展使新右翼提出的私有化、自由市场再度贏得说服力。

然而，令新右翼理论家们失望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他们和左翼理论家们同样束手无策，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新的替代战略和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