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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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刑法量刑原则比较——兼论我国刑法量刑原则的立法完善中德刑法量刑原则比较——兼论我国刑法量刑原则的立法完善【作者】邢志仁摘要量刑原则制约着整个量刑活动过程。
通过中德量刑原则的比较,德国刑法典对量刑的各个细节都做出了详细的裁量,这对于完善同期制定的我国刑法典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关键词刑法量刑原则法律依据犯罪行为裁量量刑的基本原则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既反映了刑罚目的的要求,又衡量着刑罚裁量的正误,因此,各国刑法对立法都有明文规定。
德国刑法典堪称是法典化国家现代刑法的典范,尤其刑罚制度的规定具有特色。
其中第四十六条即是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
我国刑法典几乎与德国刑法典是同期制定的〔1〕,第五十七条对量刑的原则也加以条文化规定。
但比较而言,两刑法的规定在内容上、方式上以及方向性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德国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1)犯罪人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同时,还要考虑刑罚给犯罪人将来社会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
(2 )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一切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尤应注意下列各项:犯罪人的动机和目的;通过犯罪行为所表现出的心情以及行为时具有的想法;违反义务的程度;犯罪行为的方式以及应当归责的结果;犯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其人身的和经济的关系;犯罪后的态度,尤其是为补偿损害所做的努力。
(3 )属于法定犯罪构成事实要素的情况毋庸再加斟酌。
德国刑法的上述规定,体现出下列基本思想:首先,把犯罪人的罪责确定为量刑的基础,要求量刑首先应做到行为人的罪责与刑罚相适应,刑罚不能超过犯罪责任的限度,这体现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规定,量刑时还要考虑行为人将来社会上生活以期待的效果,就是说,单单做到罪与刑相对应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刑罚给犯罪人将来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实际上是给法官量刑规定了目标,表明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是有责任的。
这项规定,在恪守责任主义原则的同时,更加着眼于犯罪人将来复归社会的特别预防的思想。
与刑法草案相比,法典的这项规定无疑是进步了。
“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召开第一篇:“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召开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召开9月16日至18日,由北京大学梁根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维尔茨堡大学希尔根多夫教授共同倡议创立的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在德国风光秀丽的美茵河畔维尔茨堡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中德刑法解释语境下的罪刑法定原则”德方参会学者除德国主办方维尔茨堡大学希尔根多夫教授、舒斯特教授以外,还包括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慕尼黑大学罗克辛教授、许内曼教授,曼海姆大学库伦教授,洪堡大学库珀教授、奥德河法兰克福大学久登教授,弗莱堡大学佩龙教授和马普所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埃塞尔教授。
此次会议的工作语言为德语与中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莹博士、维尔兹堡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笑岩、弗莱堡大学博士生王钢以及北京大学与波恩大学双博士学位研究生蔡桂生担任全程翻译。
德方主题报告人罗克辛教授做了题为《德国刑法中的明确性原则》的精彩报告。
库伦教授的报告《德国司法实践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分析了德国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发展动态,指出法官在审判中将法条规定予以精确化具体化,是明确性原则的当代宿命。
佩龙教授报告题为《德国视角下对解释与类推的区分》,对即使在德国法上也颇具争议的解释与类推的界限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中方主题报告人分别为张明楷教授(报告题为《罪刑法定的中国实践》)、陈兴良教授(报告题为《中国刑法中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以及冯军教授(报告题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中方主题报告不仅向德国刑法学者呈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理论发展与实践的全貌,而且提出了诸多刑法教义学上富有争议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与会者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讨论。
第二篇:“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举办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研讨会在人大法学院成功举办11月16日下午,“中国梦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研讨会及吕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庆典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
阴王彬渊吉林警察学院侦查系袁吉林长春员猿园员员苑冤摘要院在我国刑事活动中袁刑事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功用遥回顾其发展历程袁科学地定位尧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必然选择遥德国几代刑法学家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理论探索中颇有建树袁罪刑对称尧李斯特鸿沟尧罗克辛贯通等对我们认识尧建构二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袁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构建应着眼于整体性功能的实现袁以辩证统一为前提袁建立协调尧融通的关系遥关键词院刑法曰刑事政策曰罪刑法定曰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院阅怨圆源文献标识码院粤文章编号院员园园苑原愿圆园苑渊圆园圆员冤员圆原园园怨苑原员园收稿日期院圆园圆员原园员原员缘作者简介院王彬袁吉林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袁研究方向为预审学遥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制度实践发展的产物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尧实现社会正义袁抑制和预防犯罪袁促进刑法及有关制度积极应对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各种犯罪现象发挥重要作用遥自新中国成立起袁我国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紧密交织袁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发生着调整变化遥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袁在梳理历史经纬和立足现实需要的基础上袁借鉴世界法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规律性探索袁有利于推进二者关系科学发展遥一尧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发展的历史经纬纵观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展历程袁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及其互动反映了国家治理的需求以及社怨苑会的进步遥总体来说袁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我国刑事法治化建设进程相契合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遥渊一冤刑法立法不够完备袁刑事政策代替刑法员怨苑怨年之前袁我国刑事立法发展步伐较为缓慢遥在刑法典处于空白的现实条件下袁虽先后出台了一些具有单行刑法性质的法律袁如叶惩治反革命条例曳叶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曳叶惩治贪污条例曳等袁但由于这些刑事立法较为分散尧独立且不够成熟而暴露出应对犯罪缺乏全面尧协调尧精准的弊病遥在刑法立法尚不完备的特定情况下袁刑事政策的作用凸显遥事实上袁这一时期我国是以刑事政策作为法律替代品咱员暂或司法办案的依据来指导刑事案件办理袁刑事政策在刑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遥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冶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冶袁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带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遥作为建国初期的基本刑事政策袁它对巩固新生政权和建立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袁这与当时的国内外总体形势相适应袁较好地服务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遥渊二冤刑法典颁布并施行袁刑事政策仍占据主导地位员怨苑怨年苑月袁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渊亦称野苑怨刑法冶冤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遥作为内置于总则部分第一条里的内容袁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冶政策在刑事立法层面被正式予以确认袁成为理解刑法精神和诠释刑法条文内容的指针袁由此刑事政策在刑法中得到系统尧完整尧权威的体现遥员怨怨苑年猿月袁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刑法典渊亦称野怨苑刑法冶冤袁将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冶的表述从总则中删除袁但其野区别对待尧宽严相济冶的基本思想已在刑法的刑罚体系尧处罚原则等具体制度设计中贯彻体现遥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袁特别是在推行改革开放以后袁社会逐步复苏袁各项事业得以全面发展袁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心袁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已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遥受历史的积累与现实因素的诱发袁加之犯罪治理资源相对贫弱袁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攀升袁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袁作为感应式反应要要要野严打冶刑事政策应运而生遥咱圆暂员怨愿猿年尧员怨怨远年和圆园园员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了三次野严打冶袁其特征是以从重从快为方针袁以特定时间尧特定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现象为打击对象袁采取阶段性集中打击的方式予以严惩遥这一阶段袁野严打冶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事实上基本取代了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冶基本刑事政策袁主导着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遥野严打冶虽然短时间内有效压制了犯罪袁对社会秩序重建和加强社会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袁但其野从重从快冶的基本原则与罪刑法定尧罪刑相应和程序公正的现代法治精神相疏离袁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遥渊三冤刑法体系日臻完善袁刑事政策与刑法渐趋平衡随着社会经济进入转型发展阶段袁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袁出现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袁单纯强调重刑的刑事政策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遥尤其是我国法治化建设不断深入袁依法治国尧以人为本尧司法为民理念深入人心袁以刑法典为中心袁刑法修正案尧司法解释尧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立体构建的刑法体系日益丰富完善袁推动刑事政策走向成熟袁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也日益向平衡尧协调方向发展遥怨愿圆园园远年员园月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被写入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袁这一党的纲领性文件标志野宽严相济冶的刑事政策进入历史舞台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对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冶政策的继承尧发展与完善遥最高人民法院于圆园员园年颁布的叶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曳中袁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袁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野严冶尧从野宽冶与二者野相济冶的政策要求以及相关工作机制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袁且明确指出院该政策是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袁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尧司法及执行环节始终遥野宽严相济冶的内涵是恩威并举尧刚柔并用袁具体可理解为野当宽则宽袁当严就严袁宽严要适度冶袁咱猿暂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便是该政策的核心遥野刑罚要有一定的区别遥如果判处在大道上行劫和行劫又杀人两种情形同样的刑罚的话袁那就是很大的错误遥冶基于政治效果尧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考量袁政策强调在打击和震慑犯罪尧维护法律权威性的同时应避免造成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袁赢得更多信任遥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影响下袁建立合理完善的刑罚结构袁制定轻重相宜的刑罚措施曰在适用刑法时袁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尧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等进行定罪量刑袁并同时根据具体情节决定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的惩处袁重点是对行为人实行区别对待遥对于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尧要严惩袁而对于一些相对轻微的犯罪则要宽松尧宽缓曰宽与严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袁而是需要相互协调尧相互配合适用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侧面便是宽与严袁二者所关注的价值目标有所不同袁但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遥其中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袁更不能只注重其中一方的适用遥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后袁在刑法修正尧司法解释出台以至司法实践中均体现了这一政策精神袁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良性互动袁犯罪治理更加理性袁效果显著遥如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渊七冤曳就对绑架罪的刑罚增加了野情节较轻的冶一档曰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渊八冤曳则取消了员猿个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袁严格限制累犯或因犯愿种严重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罪犯的减刑袁对被判处死缓尧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期限作了特别规定袁将假释制度进一步补充完善袁适当提高数罪并罚的刑期袁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袁明确缓刑的适用条件袁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方式袁完善从重尧从轻和减轻处罚的规定袁完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尧敲诈勒索罪尧强迫交易罪尧寻衅滋事罪等犯罪的法律规定袁扩大特别累犯的范围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的惩处力度等曰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渊九冤曳减少怨个适用死刑的罪名袁加强人身权利保护袁严惩恐怖主义犯罪袁对极其严重的贪腐犯罪增设野终身监禁冶处罚等曰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渊十一冤曳对犯故意杀人尧故意伤害罪袁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袁情节恶劣的已满员圆周岁不满员源周岁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袁修改完善奸淫幼女尧猥亵儿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袁将高空抛物等行为危及公共安全入刑袁加重金融证券犯罪尧商业腐败犯罪尧安全生产犯罪尧食品药品犯罪尧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等遥咱源暂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检察院叶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尧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曳袁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枪支违法犯罪的同时袁规定怨怨对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尧气枪铅弹案件的定罪量刑袁应当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遥二尧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嬗变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发展实践证明院刑事法律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基础袁而刑事政策的确立应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袁具有系统性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步调相一致遥在正确界定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基础上袁需要妥善处理政策推行与法律适用的关系袁兼顾好秩序价值尧效率价值与自由价值尧公正价值袁使之相平衡遥德国作为刑事政策的发源地之一袁其在刑事政策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持续尧深入尧系统袁在世界刑法学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遥分析研究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发展变化袁总结其经验袁对更好地处理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遥渊一冤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发展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刑法理论的发展相伴随袁二者的关系也呈现不同的阶段特点遥在德国袁学者费尔巴哈尧李斯特和罗克辛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刑事政策与刑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开拓性研究袁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理论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遥颖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割裂袁二者仅在立法层面有关联遥欧洲启蒙运动的勃兴催生了近代刑事政策思想并对后世刑法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袁特别是对刑罚的认识已由报应论向预防论转变遥作为野近代刑法学之父冶的德国学者费尔巴哈提出了经典的野心理强制说冶袁认为野人不但能区分善恶袁分清是非袁而且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有作出选择即趋利避害的本性曰人敢于犯罪袁无非是为了追求某种欲望的满足袁以获得精神尧财产等方面的快感袁但同时也知道随着犯罪而来的必定是受惩罚的痛苦曰权衡利弊得失后袁如感到刑罚痛苦大于因犯罪得到的快感袁就有可能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抑制作用而放弃犯罪袁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袁这完全是受到心理强制的结果曰为此袁必须预先在刑法上明定罪刑袁公布于众袁使人明了有罪必罚袁并且严格依法办事袁借以压抑其犯罪欲望袁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遥冶这一学说奠定了其法威慑论和罪刑对称思想的基础遥基于上述理论和思想袁费尔巴哈在其叶德国刑法教科书曳中首次使用了刑事政策一词袁认为刑事政策是野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袁是立法国家的智慧冶遥咱缘暂通过此概念袁费尔巴哈试图厘清政治与刑法之间的关系袁借由刑事政策层面野回应政治秩序对刑罚功能的期待冶袁咱远暂并以确定的刑罚规范使人产生心理强制袁实现威慑效果遥由于费氏的概念仅将刑罚及其类似制度作为应对犯罪的手段袁因此这一阶段的刑事政策也被称为野国家立法政策冶袁咱苑暂其特征是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冶遥咱愿暂费尔巴哈提出刑事政策概念伊始袁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关系如何处理便成为刑法学领域必须面对的问题遥由于费尔巴哈坚定地秉持理性人观点袁认为犯罪人多会趋利避害尧理性选择袁因此只需在立法领域肯定刑事政策的作用足以袁强调其对刑事立法方面指导功能的发挥袁并将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之外遥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通过配置刑罚建立关联袁一方面达到最佳威慑效果袁另一方面争取刑罚合理员园园运用遥罪与刑之间的对称或适应是费尔巴哈用以实现威慑效果的基本手段袁被作为构成其法威慑论的基础遥由此袁费尔巴哈虽首创刑事政策概念袁但将刑事政策的作用范围限于刑事立法领域袁其作用在架构上已被堵截在刑事司法之前袁因而实质上刑事政策与刑法成为二元分立关系遥硬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割裂袁二者在立法尧执行层面均有关联遥员怨世纪愿园年代袁集犯罪学和刑法学要德国刑法学家弗兰茨窑冯窑李斯特复兴了野刑事政策冶概念袁同时赋予其新的内涵袁将研究之大成者要要刑事政策界定为野国家和社会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冶遥咱怨暂李斯特总结了龙勃罗梭和菲利的研究成果袁认为犯罪的原因是二重的袁即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遥他提出袁与犯罪作斗争的唯一手段并非是刑罚袁预防二次犯罪尧保护社会才是刑罚的目的曰不要将刑罚的目的仅认定为报应论袁社会的贫困才是犯罪得以产生的土壤袁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遥所以袁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要改变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袁社会与国家是相并列的袁最好的刑事政策也是最好的社会政策遥咱员园暂这一主张得到世界各国法学家的认可袁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遥伴随着这种主张的发展袁刑事政策的研究视野豁然开朗袁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冶咱员员暂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遥实证犯罪学特别是犯罪人个性类型理论的发展对李斯特影响深刻袁促使其形成以目的刑思想为核心的刑法理论袁即基于社会防卫要求袁刑罚安排应在种类和幅度上与犯罪人的特点相适应袁努力实现野能矫正的罪犯应当予以矫正曰不能矫正的罪犯应使其不致再危害社会冶遥咱员圆暂李斯特认为袁刑事政策的作用不仅发挥在立法层面袁执行层面的功能作用更为重要遥虽然与费尔巴哈同属预防论者袁但李斯特主张应将特殊预防置于更重要位置袁在刑罚执行阶段通过弹性的处遇分流方法袁根据犯罪人的特性和类型进行分类化尧个别化处理袁以期使刑罚抗制犯罪的效果最大化遥他在思考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命题袁即野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冶袁可以看出其仍将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之外袁与刑法教义学相割裂袁这一点与费尔巴哈时期并无二致遥虽然他也把刑罚作为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桥梁袁但与费尔巴哈以行为为关注焦点不同袁李斯特是以行为人为关注焦点袁因此在刑罚的运用方案上思路有别遥费尔巴哈以罪刑对称为手段袁根据犯罪人行为的危害程度配置刑罚袁而李斯特以处遇分流方式袁根据犯罪人的类型来设置尧选择相应刑罚与处遇措施遥映刑事政策被引入刑法体系中袁除在立法尧执行层面有关联袁二者在法律适用层面关系密切遥针对自费尔巴哈以来一直存在的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相互割裂的现象袁当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克劳斯窑罗克辛在其员怨苑园年出版的叶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曳一书中指出院野法律理论中的实证主义主张将社会和政治的思维从法领域中排除出去袁并以此凸显其特性袁这从根本上导致了刑法学和刑事政策的对立冶遥咱员猿暂为解决这一问题袁受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演变的影响袁罗克辛主张将刑事政策纳入犯罪论体系袁建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袁并以此为基础创建合目的理性的刑法体系遥他强调袁在构建体系时应考量刑事政策目标的设定袁发挥其指引功能袁从而保证体系与政策兼具合理性袁野只有允许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进入刑法体系中去袁才是正确之道袁因为只有这样袁该价值选择的法律基员园员础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尧与体系之间的和谐尧对细节的影响袁才不会倒退至肇始于李斯特的形式要要要实证主义体系的结论那里遥法律上的限制和合乎刑事政策的目的袁这二者之间不应当互相冲突袁而应该结合在一起冶遥咱员源暂罗克辛透过刑事政策视角对古典派犯罪论体系的三阶层内容进行改造袁对构成要件尧违法性及罪责三个层面的刑事政策作用机能发挥进行了探讨袁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尧利益衡量原则和刑法目的原则应分别作为三阶层的刑事政策基础遥罗克辛的这一改造袁促成了构成要件实质化尧违法性价值化尧罪责目的化发展袁并将刑事政策具体贯彻到犯罪论体系的三阶层中遥他从方法论和体系建构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予以野贯通冶袁开启了刑法学研究的新时代袁使其走向功能主义方向遥自此袁刑事政策不再游离于刑法体系之外袁而成为刑法教义学构建的目标指引袁在立法尧执行特别是法适用层面广泛发挥着作用袁法解释代替刑罚搭建起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野桥梁冶遥渊二冤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理论发展演进的启示通过梳理尧分析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理论发展的演变袁可以看出刑事政策的思想尧概念和相关理论自诞生起袁其自身有一个发展成熟的渐进过程袁学界对其认识由浅入深尧不断丰富袁而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关系的定位也因应理论学说的发展而经历了由分离尧割裂到弥合尧融通的变化遥这一历程表明了刑事政策的可变性与刑法的稳定性是可以相互调和的袁刑事政策追求的价值与刑法强调的规范性在实质上是达到相同的目的要要要公平正义遥这二者之间的融合对于促进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起到了催化剂作用遥颖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遥刑事政策的产生并非偶然袁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遥一方面袁刑法自身存在缺陷袁特别是基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现代法律原则强调法律的规范性袁因而刑法显得有些机械尧迟钝袁刑事政策则为刑法的改良提供了新的路径曰另一方面袁反犯罪斗争的形势不断发展尧新情况层出不穷袁除了法律之外袁也需要从更高层面去认识和把握犯罪袁统筹应对犯罪的策略和体系袁刑事政策正是发挥了这样的功用袁对刑法形成一种支撑袁赋予其活力遥因此袁刑事政策的创建尧发展和引入刑法体系袁有助于刑法完善和司法实践遥德国在此领域的探索已然表明院不论将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之外或之内袁它都会对刑事立法尧司法和执行的部分层面或整体产生重要影响袁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袁应有正确定位遥硬理性认识李斯特鸿沟并善用罗克辛贯通遥德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早袁已处于后法治时期袁而我国尚处于向法治目标奋进的前法治时期袁因此两国所处的法治发展阶段有差异遥我国对于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研究与德国路径不同袁我国的刑事政策研究是在刑法学尧犯罪学之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展遥虽然中国刑法教义学化的发展势头正劲袁但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尚有距离遥对此而言袁我国还处在李斯特时代遥咱员缘暂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袁决定了我国要从自身法治现实角度出发去选择理论观点以指导和推进法治建设遥一方面袁我国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法治愿景的实现要求我们要继续坚持罪刑法定主义袁防止法外价值判断的侵入遥显然袁李斯特鸿沟对解决这一问题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曰另一方面袁我国员园圆。
中德刑事自诉制度之比较纵观古今中外的诉讼发展史,诉讼方式主要经历了自诉、公诉与自诉并存、公诉为主、自诉为辅、以及公诉垄断主义。
丹宁勋爵曾说:“如果法律要得到遵守,正义要得到伸张,法院就必须允许他的私人利益和权利受到犯罪分子违法行为侵害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身份亲自对犯罪分子进行起诉。
”豍目前,我国和德国在追诉机制方面,均保留了自诉方式,自诉与公诉并行存在。
基于此,本文欲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和德国的刑事自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有助于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一、德国刑事自诉制度的立法规定(一)自诉案件的范围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4条第1款的规定,被害人可以通过自诉途径对8类犯罪予以追究,具体包括:侮辱罪、非法入侵住居罪、侵犯通信秘密罪、伤害罪、恐吓罪、毁损罪、其他不正当竞争罪及有关专利法、着作权法、商标法、新型、新式样保护法等的轻微犯罪。
但是当自诉之罪与公诉之罪是想象竞合或者法条竞合时,则应由公诉机关依职权一并对自诉之罪进行公诉。
(二)自诉的主体德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自诉主体包括:被害人、法定代理人、亲属豎、法人、业务上的长官。
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75条规定,有多位被害人时,每位被害人均可以独立提起自诉,然而为了避免因一行为而需为多次的诉讼和判决,在其中之一的被害人提起自诉后,其余被害人均不得再具有独立提起自诉之权,其只能加入该已被提起之自诉。
而所有在案件中对被告有利之裁判,其效力亦及于所有被害人(含该未提起或加入自诉程序之人)。
(三)自诉案件的诉讼程序1.自诉的提起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80条第1款规定,对非法侵入、侮辱、侵犯通信秘密、伤害、威胁和损坏财产案件提起起诉,必须首先经过调解机构的调解,起诉时应当出示调解证明书。
设立调解程序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和平,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增加诉累。
而且,还要求在调解时,原、被告均需在场,否则调解即被视为无效。
2.自诉的期间根据德国法律的规定,一般自诉案件没有自诉期间的限制。
中德道德和法律教育比较探析论文自古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道德和法律教育。
德国是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道德和法律教育也具有较高的水平,同时代表着先进国家的道德和法律教育的方向。
中德两国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人文背景和文化积淀,但道德和法律教育作为人文学科中最为普及的一门课程,具有很高的可对比性。
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和德国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异同点,学习借鉴德国道德和法律教育中的精华,可以完善我国的道德和法律教育体系,推动我国道德和法律教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德国的道德和法律教育方法每个国家的道德和法律教育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德国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但其道德和法律教育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
这也是德国能够取得今天道德和法律教育成就的关键。
1.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在信息大爆发的今天,道德和法律教育方法已经从显性转为隐性,所以德国的道德与法律课程也越来越注意隐性化和生活化。
课堂上,教师往往会利用多媒体手段,播放视频、图片、电影等生活化的场景,引发学生对某一话题进行探讨研究,学生通过探讨形成自身的道德和法律认知,此过程中教师不做过多的干预。
同时,德国的道德与法律课程教材多浅显易懂,以让学生可以自由思考。
2.社会机构和团体发挥重大作用在德国,从事道德法律教育的社会机构和团体不计其数,对德国在校生的道德与法律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会经常组织在校生参加大型讲座和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在这些讲座和公益活动中渗透德育教育理念和基本法律常识。
同时,德国的各类法律机构也会利用讲座和各种活动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对德国的道德和法律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相互结合德国的道德与法律教育往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教材设计具有启发性,语言轻松,配图易懂。
教材中一般会罗列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过程中,在各个阶段所遇到的烦恼和痛苦,并对这些烦恼和痛苦的起因给予分析,但并不给出教条式的解决方法,诸如“我们要怎样做”“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而是让学生对即将面对的人生有所准备,对即将面对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处理方式,从而引导学生形成完整的思维模式,完整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和法律水平。
中德法学教育比较研究张 萱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呈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并存的局面,高等法学教育在其中的比例较低,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层次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执法水平。
因此,我国应尽可能提高这种教育的起点,逐步确立高等法学教育的主 德国的法学教育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
就中德法学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有启发作用。
一、法学教育的形式与层次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它既是一般的通才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
而法律职业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要求执业者必须受过专门的高层次教育,否则就容易出“责任事故”,危及国家和社会。
在德国,全日制高等法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唯一形式。
高中毕业生要想学习法律,唯一的途径是申请进入大学法律系,接受正规的全日制高等法学教育。
因此,德国法学教育的起点高,培养出来的人才层次也高。
而除使这部法容易读外,还重新调整了结构,但1993年修订案没有改变商业秘密一节的实质。
依照《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侵害的救济是一种阻止侵害和破坏的禁止命令。
由于本身对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外观设计,版权作品等侵害规定了刑事处罚,而对商业秘密侵害没有相应规定,这是新《不正当竞争法》的不足之处。
当然,如果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盗窃、欺诈等刑事犯罪,那么这种行为依照这种惩罚性法令将受到惩罚。
日本《不正当竞争法》列举了以下六种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1)以盗窃、欺诈、胁迫或其它不公平方法取得商业秘密;使用或泄露这样取得的商业秘密行为。
(2)取得商业秘密而知道该商业秘密是他人以不公平方法取得;或由于重大过失而不知道;或尽管只是使用或泄露这样取得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3)在取得商业秘密之后,明知是他人以不公平方法取得;或由于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而使用或泄露商业秘密的行为。
(4)本着与商业秘密拥有者进行不公平竞争,或从拥有者获得不公平利益,或对拥有者进行侵害的目的,而使用或泄露拥有者披露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中德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之比较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中德两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包括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差异。
中德两国的刑事司法鉴定程序均是保护被告人权利的程序,但在细节方面有一些差别。
中德两国的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比较研究,在推动中德两国司法领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本研究旨在比较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异同点,探讨其背后的法律、文化等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和建议。
通过本研究,旨在促进中德两国司法合作和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1. 研究内容本研究将以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为研究对象,分析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异同点,重点研究以下内容:(1)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律规定和概况。
(2)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异同点分析。
(3)中德两国对于刑事司法鉴定报告的认可情况比较。
(4)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的质量控制和不良后果补救机制的比较。
2. 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法、调查法、案例法等研究方法,具体包括:(1)文献法:通过查阅各类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制度、法律规定和实施情况。
(2)调查法:通过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了解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3)案例法: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出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异同点,并加以对比和总结。
四、研究预期本研究预期将有以下几点成果:(1)比较研究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异同点,加深对两国司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
(2)分析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差异所涉及的法律、文化等因素,为推动中德两国司法制度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参考。
(3)探讨如何加强中德两国刑事司法鉴定程序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德竞争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经济力滥用防止法》。
二战后,在英、美、法占领区实施了《德国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令》,以对卡特尔和康采恩实行禁止。
为了适应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联邦德国议院于1957年正式颁布了《反限制竞争法》即《卡特尔法》。
此后,1965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以后,又于1973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针对当时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功能、保护竞争等需要进行了三次修改,从而使该法更具有核心地位,这为以后德国市场经济在有序的环境中稳定而高速地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我国于50年代私有制改造完成后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政企不分,产权模糊,市场机制的功能无法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出现及其与公有制主体相对立,市场竞争才逐渐形成和发展,但由于长期传统观念的束缚,加之人们对竞争的认识不足,在立法上只有宣言式的规定。
如《广告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强广告宣传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
直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基础上,断然抛弃一切陈旧的概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竞争法律制度的立法纳入日程,这表现在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配套修改了《专利法》、《工商行政管理法》等,从而为中国第一次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律制度。
由此可见,中德两国确立了各自的竞争法律制度,它们都是发展市场经济、保障经济民主的要求。
同时两国都是通过对集权型、统治型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造。
从制定过程看,竞争法律制度并非都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产生的自然要求,而是国家为了保证适应经济的动态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以立法推动经济体制确立和进步的举措,它体现了国家的规划市场经济的主体活动,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精神。
而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二战以后,德国在原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使德国能够重新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犯罪过失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
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价值,决定了社会对行为人主观的可责难性呢?或者说这种心理状态为何被评价为犯罪心理,即其本质属性如何?在刑法理论上,学说、认识不尽一致,我国刑法学界对此也探讨的不多,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略述管见。
一、近现代西方国家刑法中犯罪过失的学说近代西方国家刑法中过失犯罪的立法,起源于古罗马法的规定与精神,但有关犯罪过失的概念,直至中世纪后期才产生于意大利注释法学中。
与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刑法对罪过的规定相比,由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不同于我国古代统治者侧重于通过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是侧重于通过刑罚的惩罚作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其刑法显得较为落后和野蛮。
对西方近代过失犯罪的刑事立法影响最深的,还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思想。
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司实行罪刑擅断和滥罚无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无罪过者无责任”的口号。
(注:见胡鹰:《过失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Beccaria),关于重视主观罪过,避免客观归罪的思想;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关于将过失作为行为有责性要素,主张无责任则无刑罚的思想,对近代西方国家过失犯罪的立法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成为大陆法系国家过失犯罪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犯罪过失的本质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但这并不是说犯罪过失的概念只是从属于犯罪故意概念而存在。
然而,不可否认,犯罪过失的概念逐渐走向成熟,则是与犯罪故意的研究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
换言之,“过失,以不存在故意时才能成为探讨的问题”,(注:团藤重光(日)主编:《注释刑法》(2)之Ⅱ(总则)(3),有斐阁1981年日文版,第380页。
)所以,对犯罪过失的认识过程,是在相对于犯罪故意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