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技术若干问题初探──兼论刑事立法中总则与分则、普通法与特殊法、列举与归纳关系问题(一)

《刑事技术侦查措施相关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刑事侦查技术措施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刑事技术侦查措施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调查和取证的一种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刑事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和建议。

二、刑事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及重要性刑事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特殊方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信息搜集、取证和审查的技术措施。

其内涵主要涵盖以下几个要点：1. 强调法治和法律规定的必要性。

所有的刑事技术侦查行为必须依法进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2. 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如网络、电子设备等，实现高效、准确的侦查和取证。

3. 服务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刑事技术侦查措施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它可以迅速准确地搜集犯罪证据，提高破案率；另一方面，它为审判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制秩序做出了贡献。

三、刑事技术侦查措施的应用现状及问题（一）应用现状目前，我国在刑事技术侦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网络监控、手机定位、电子数据恢复等技术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同时，科技手段的引入也使得传统的侦查方式得以升级和改进，提高了侦查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然而，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 法律规范不完善。

目前，我国在刑事技术侦查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导致一些技术手段的合法性、使用范围和程序等方面存在争议。

2. 技术手段的滥用。

一些侦查人员可能滥用技术手段，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3.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足，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四、发展策略与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发展策略和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

浅析《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缺陷及对策作者：王文明来源：《活力》2014年第13期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法律。

但作为一部实践并不断发展中的部门法，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之前是比较艰难的，实际上是控辩乃至法学理论各界博弈和相互妥协的产物。

刑事诉讼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程序法，通过一段时间以来的实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实施效果，在理论与实务界已经产生一定的声音。

笔者作为一名执业律师，通过自己在部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试图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立法缺陷及解决对策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与学界、实务界的人士探讨商榷。

一、从控方通知义务的鲜有，看刑事诉讼立法之缺陷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这一规定，是针对以往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公安机关已经侦查终结移送提请检察院审查起诉，但以往由于侦查机关往往视辩护律师于无物，而不将这一移送信息告知辩护律师，导致了在这一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获知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信息之前，不得不疲于奔命似的不断追问侦查机关是否移送案件，有时还因为问的稍迟一些，移送信息被犯罪嫌疑人家属提前通过渠道得知后误以为是律师不尽职责，连案件到了哪个程序都不知道，而与辩护律师产生不必要的信任隔阂，也变相地影响了律师职业形象。

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辩护律师不能及时到公诉机关查阅案卷了解情况，直接影响到辩护职责的行使，又直接导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难以及时得到有效维护，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变法初衷。

目前的情况是，虽然进行了立法变革，但实践中侦查机关在移送案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并没有根本转变以往不通知的做法，因为通不通知辩护律师并没有罚则规定，根本起不到制约侦查机关的作用，所以不通知至今似乎成为一种常态。

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对比透析1．罪名设置。

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犯罪类型的具体化，体现立法者对于特定法益类型的保护，罪名选取、罪名归类直至类型关联，继而构建整个分则体系。

类型化视野下，罪名的选取应当尽量体现类型属性，而犯罪类型的设置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量避免交叉与重叠，因为同一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类型，将对认定犯罪造成实际困难，影响定罪处罚的实质公正；另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可能全面、尽量减少遗漏，因为刑法上的漏洞越多将越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可能损害刑法的正义性。

[8]18-19立法者在设置犯罪类型及具体罪名时，应当充分考量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大小，危害轻重，还应兼顾现实生活中犯罪类型变迁，并结合具体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调整。

2．要素关联。

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型是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要素既是组成类型的基本构成，也是决定类型性质的关键所在。

因此，基于若干要素的全然消退、新的要素加入或居于重要地位，一种类型会交错地过渡到另一种类型。

[9]117刑法理论中的转化型犯罪、结果加重犯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介入新的要素，而使本犯的原有要素系统被打破，从而发生罪质上的重大变化，甚至过渡到新的犯罪类型。

如台湾地区新刑法329条规定的窃盗或抢夺，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而当场施以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即为转化型犯罪，大陆刑法第269条也类似设定了盗窃、诈骗、抢夺向抢劫的转化。

从中可以看出，因介入当场施以强暴胁迫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这一新的要素，打破窃盗或抢夺犯罪原有的构成要件结构，使类型性质与种类发生更替。

诚然，新要素的加入或是隐退，可能促成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要素的强调则可能衍生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等形态。

3．谱系构建。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尝试进行类型谱系的构建，着眼探究纵向序列及横向序列的内在关联，并据此形成一种类型的体系。

纵向维度上，上位类型母类型可以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进一步演绎分析，区分出下位类型子类型；下位类型子类型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阶层子类型的权衡比较，归纳、提炼出相互之间的共通要素，继而抽象出上位类型母类型，形成类型体系的纵向序列。

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探究作者：吕晓伟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15期摘要：刑事立法技术应当追求规范设计的科学性、规范内容的合理性和法律用语的规范性。

我国刑事立法技术在规范设计上，某些条文的设计不科学、规定不合理、用语不规范。

完善我国刑事立法技术，应注意提高刑事法律规范的表达技术，处理好立法简明与立法细密的关系并具有超前性。

关键词：刑事立法技术；法律用语；规范设计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5-0315-02一般来说，刑事立法技术指关于刑事法律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系统化以及法律条文的修辞、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的规则等[1]。

科学的刑事立法技术有利于国家刑罚权的准确适用，有助于优化刑事法律体系，避免法内的冲突与矛盾，也有助于刑事执法的统一。

长期以来，刑事立法技术在我国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切与重视，导致立法者的良好意图在某些情况下只能是一厢情愿。

我国刑事立法在技术上存在诸多问题，不仅难以保障立法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客观上也造成了整个刑事立法体系出现相互矛盾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笔者不揣浅陋，就我国刑事立法技术这一问题作以探究，以期抛砖引玉。

一、刑事立法技术的科学化诉求（一）规范设计的科学性刑法规范是通过刑法条文表现出来的，刑法规范的科学性，也就表现在刑法条文的严谨和协调上。

就具体条文来说，它应当具有严密性，没有给从中寻求否定该规定立法精神的人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就条文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应当是彼此协调的，而不是相互矛盾，顾此失彼的。

（二）规范内容的合理性刑法中无论是对犯罪的规定，还是对刑罚的规定，都应当具有价值合理性。

这种价值合理性不仅表现在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对之规定刑罚的必要性上，而且表现在对其所规定的刑罚是否适当方面。

刑法中对每一个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罚，在整个刑罚体系中应当是与该犯罪的危害性质及其程度最相适应的刑罚。

刑事法律适用问题探析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刑事法律适用问题备受关注。

在适用刑事法律过程中，往往涉及到罪名认定、刑事责任、刑罚量刑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析。

首先，刑罚量刑问题是刑事法律适用中的关键问题。

刑罚量刑的目的是惩罚罪犯、保护社会安全和振兴正义。

在刑罚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到被告人的过去犯罪记录、社会危害程度、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等因素。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刑罚量刑往往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有些地方或许会因为被告人的社会地位或财产状况而给予过重或过轻的刑罚，这都违背了刑罚量刑的原则。

因此，应该严格执行法定刑和等级刑的原则，确保刑罚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其次，罪名认定问题也是刑事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

罪名认定是刑事案件合法有效审判的前提条件，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然而，在实践中，罪名认定往往存在模糊和不准确的问题。

有时，由于证据不充分或存在漏洞，导致罪名认定不准确。

这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也会影响到司法公正。

因此，在罪名认定中，应该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和确凿性的要求，确保罪名认定的准确和公正。

再次，刑事责任问题也是刑事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

刑事责任是指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认罪和辩护。

在刑事责任认定中，往往涉及到精神状况、自愿性和心理意识等方面的问题。

有时，一些被告人在面临审判时可能存在自愿认罪或不自愿认罪的问题。

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综合考虑被告人的案情、证据和辩护意见，确保刑事责任的认定真实准确。

同时，在对刑事责任进行认定时，应该注重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和合法权益。

最后，刑事法律适用中还涉及到行为准则和责任规范问题。

在刑事法律适用中，法律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制定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和责任规范。

这既是对罪犯的约束，也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

因此，在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据犯罪事实和证据，准确适用相关的行为准则和责任规范。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平稳发展。

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
谢维营
【期刊名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2(000)003
【摘要】我国刑法不少地方把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在语言表述上欠准确，因为它不能涵盖单位犯罪主体，带有某种人格歧视，而且用词不经济；在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使用汉字，违背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GB/T15835—1995国家标准；在定罪
标准方面，有的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有的必须“情节恶劣”，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在涉及财产数额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的规定“数额较大”，有的则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数额，说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够统一。

【总页数】4页(P39-42)
【作者】谢维营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上饶 334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4
【相关文献】
1.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J], 季福田
2.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J], 胡捷
3.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中刑事责任的实证分析——以我国的若干自然资源法为例 [J], 贾文锦;董玉明
4.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J], 申莉萍
5.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J], 申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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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刑事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近年来，一些新的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对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将围绕刑事法律适用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二、热点问题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与适用2017年11月4日，我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该修正案涉及诸多方面，如增设新罪名、调整刑罚等，对刑事法律适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1. 新罪名的设立与适用修正案新增了多项罪名，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

这些新罪名的设立，有利于打击新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然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如何准确把握新罪名的构成要件、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

2. 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实施修正案对部分罪名的刑罚进行了调整，如提高盗窃罪的量刑标准。

在适用修正案时，应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确保刑罚的公正、合理。

同时，要注意区分新旧法律的规定，避免出现重复处罚或遗漏处罚的情况。

三、热点问题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正案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如增设“自首情节”、“立功表现”等量刑情节。

这些规定有利于引导被告人悔罪、认罪，提高司法效率。

1. 自首情节的认定与适用自首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

在适用自首情节时，应严格把握自首的构成要件，确保公正、公平。

同时，要注意区分自首与坦白的区别，避免出现滥用自首情节的情况。

2. 立功表现的认定与适用立功表现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

在认定立功表现时，应充分考虑立功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确保立功情节的公正、合理。

此外，要注意立功与自首、坦白等情节的区分，避免出现重复评价的情况。

四、热点问题三：刑诉法修改与刑事法律适用2018年10月26日，我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内容提要】将科学性作为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确立，是基于《立法法》以及刑法自身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机能的要求。

其内在要求就是在创制刑事法规时需要价值取向富于科学性，使刑事法规能够全面系统并且理性地与社会现实需要保持协调。

科学性是刑法的生命，它主要体现出系统性、确定性、协调性三种特质。

【摘要题】刑事立法研究刑法在本质上是通过国家机器肯定一种感性害恶的存在，即刑罚是国家所加用刑法予以威吓的感性的害恶[1]，只是刑法的这种害恶是一种正当之恶。

也正因为此，在刑事法律规范创制时就必须将刑罚这种害恶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内，以免使刑罚成为一种真正的害恶，一种不必要的害恶，而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甚至有害社会。

因此，完备而又自足的刑法就成为人们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理念。

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粗糙和不足，因为它必须在基于过去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否则就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全部情况。

现代社会变化之疾之大使刑法即使经常修改也赶不上它的速度。

[2]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刑法理想的追求，我们应当在创制刑事法律规范时贯穿科学思想，尽可能使刑法的内容规范、体系具有科学性。

刑法不能缺少科学性，否则，刑法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到，其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机能也无从实现。

如果说自由与正义是刑法的灵魂，那么科学就是刑法的生命。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技术手段逐渐被应用于犯罪活动中，为适应这种犯罪状况之惩罚需要，刑法的创制也必须以科学性为原则。

《立法法》第6条明确地将科学性作为一项立法基本原则，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直接将作为一般立法活动基本原则的科学性简单归化为刑事立法的一项原则，有其特殊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分强调刑法的阶级性和工具职能，将刑法视为推行国家意志的暴力工具，工具性就成为刑法的根本特征，从而排斥了刑法的固有规律和属性，忽视了刑法本身的科学性和其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