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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分析r——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周春雷【摘要】违警罚法是中国近代首个通行于全国的治安法规,其绵延更选近一个世纪之久,为推进我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章将通过结合大量研究文献,在对违警与犯罪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眼于违警罚法的立法体系,尝试从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角度出发,对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进行分析研究.【期刊名称】《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1)002【总页数】3页(P89-91)【关键词】违警罚法;去刑法化;治安处罚【作者】周春雷【作者单位】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重庆40113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341906年出台的《违警罪章程》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治安处罚法规，违警罚法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治安法规，其应用历史长达一百多年。
从违警罚法出发，对我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进行探究，不仅可以了解整个违警罚法的立法过程，同时对于掌握当时中国治安处罚法规的内容，准确把握其去刑法化的历史进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对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进行初步探究。
一、关于违警和犯罪关系的研究现状清末为建立最高级别的警政机构即民政部，于1906年紧急草拟了《违警罪章程》，这也被看作是我国近代最初的治安处罚法规。
两年后政府重新制定并出台了《大清违警律》，标志着我国违警罚法立法进程的正式开始。
但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违警罚法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因此，虽然我国在1915年正式制定了《违警罚法》，并在1928年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但法规内容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变动和调整。
[1]八年后，民政部重新开始加大了对违警罚法的修订力度，并在1943年的重新修订版中对违警罚法的内容进行了相应补充，至此，我国违警罚法立法逐渐规范化。
在对违警罚法去刑法化的过程中，近代研究学者关于违警和犯罪关系的研究争论异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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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起生效，本次修改共涉及了刑法50个条款、49个问题，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加强了对民生的保护，加重了对一些严重侵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些犯罪行为的处罚，总体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
二、完善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调整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完善法定刑；将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至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司考深度解读2011-02-27 S.L.K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刑法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
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规定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我国修改刑法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_网易新闻中心2011-02-26 merry668899此次取消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作以下修改:刑法第八次修正九大亮点2010-09-10 酒泉刑法第八次修正九大亮点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首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
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2016年第2期法治研究《刑法修正案（九）》立法理念探寻与评析高铭暄 李彦峰**作者简介：高铭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彦峰，中北大学法学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① 丁祖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兼论增强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路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艾文波：《立法博弈必须保障民众话语权》，载《检察风云》2006年第14期。
摘 要：从犯罪圈变化的角度看，以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为主要问题导向、以刑法功能的积极发挥为基本价值指引是《刑法修正案（九）》的基本立法理念。
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呈降低趋势、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目的突出是刑法功能积极发挥的具体体现。
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主要问题导向具有价值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
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降低与我国当前社会状况相适应，但应当尊重我国二元体制存在的现实，保持适度。
理念更新与体系性配套是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降低在价值上能否得到认同、效果上可否达到预期的关键。
对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目的的突出应给予肯定评价，但必须使其受到法治原则的约束。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 立法理念 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 刑罚积极一般预防一、引言201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行了一次审议，并于11月在“全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结合相关意见，对一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再次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三次审议，结合相关意见，对二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于8月29日表决通过，决定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在本次刑法修改过程中，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热度不减，受益于全媒体时代的便利，无论个人抑或团体、行业，都得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基于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读后感
按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笔者对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量刑程序、案卷移送制度、审判程序、被告人地位、制度变革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跟踪考察，并作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
透过实践中的问题，越过对制度缺陷和不足的关注，笔者发现了制约制度发展变化的理论问题，总结了制度变迁的规律，通过概念化的努力，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
例如，通过对刑事和解现象的观察，笔者提出了“对抗性司法”与“合作性司法”的概念，并将“合作性司法”区分为“公力合作模式”与“私力合作模式”；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运行状况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先刑后民”“刑民分离”与“先民后刑”这三种带有理论模型性质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通过观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量刑程序的变革发展，笔者将刑事审判区分为三种类型：“定罪裁判”“量刑裁判”和“程序性裁判”；通过研究“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刑事速裁程序，笔者发现了“控辩协商”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刑事诉讼全流程简化”的思路；通过全面观察我国刑事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的运行状况，笔者提出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诉讼模式；通过回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演变，笔者提出了“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命题……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模式，笔者还提出了“立法推动主义”与“司法推动主义”这两种模式；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笔者也对其成因进行了概念化和理论化尝试。
关于法典化的相关论述
法典化是指将某一领域的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理、编纂和整合，形成一部统一、完整、系统性的法典的过程。
法典化的目标是提高法律的明确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以便于法律的适用和解释。
法典化的优点之一是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
通过将相关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法典，人们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和查找相关法律规定，减少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法典化还可以促进法律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通过对法律规范进行统一编纂，可以避免法律之间的冲突和不一致，确保法律的平等适用。
此外，法典化还有助于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法典化过程中，可以对现有法律进行审查和修订，删除过时的规定，纳入新的法律原则和规范，推动法律的现代化和适应性。
然而，法典化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法典化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可能导致法律的滞后性。
此外，法典化过程中可能涉及到政治和利益的考量，导致一些争议性问题的处理不够妥善。
总的来说，法典化是一种重要的法律编纂方式，它可以提高法律的明确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促进法律的适用和解释。
然而，在实施法典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法典的质量和有效性。
警惕法治化进程中的唯立法主义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治化进程在我国不断推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唯立法主义的倾向也屡屡出现。
唯立法主义是一种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作用和权威，忽视法律本身存在的历史、社会、人性等多重因素的思想。
在警惕法治化进程中唯立法主义倾向的同时，应该加强法律意识的教育，提高司法公正性与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一、唯立法主义倾向的不良影响唯立法主义强调的是法律规则的权威和严肃性，但忽略了法律本身存在的多重因素，如历史、社会、人性等方面，这种思想在法治化进程中容易导致以下影响：1.局限性。
法律规则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情况分析和特殊因素的考虑，导致裁判结果的片面性和不公正性。
2.机械性。
对规则的机械遵从，导致裁判结果的缺乏灵活性和可塑性。
3.忽视人性。
法律只是人类行为规范的一种方式，而唯立法主义倾向忽视了人的因素，将法律推向了一种机器的运作方式。
二、警惕唯立法主义倾向需坚守法律的本源法律不仅是行为规范，还是历史、文化、社会和人性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
警惕唯立法主义倾向需要坚守法律的本源，尊重历史、文化、社会和人性等方面的多元性，强化法律的公正性和人性化：1.坚守法律的公正性。
法律是平等、公正、透明的，应该在审判中充分考虑人性与特殊情况，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变的需要。
2.尊重人权。
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权，而不是剥夺人权。
因此，唯立法主义的倾向会忽视人权的重要性，警惕唯立法主义倾向需要加强司法公正性与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3.坚持法律多元化。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在保持法律的本质不变的同时，坚持法律多元化，进一步促进法律的发展和进步。
三、加强法律意识的教育，提高法治化进程的质量警惕唯立法主义倾向需要从教育入手，加强法律意识的教育，提高法治化进程的质量。
首先应该建立法治教育体系，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守法意识和法律意识。
其次，应加强对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在审判中更好地坚守法律的源头，避免唯立法主义的倾向。
单行综合性刑事立法研究论纲——以寻求弄法与刑事诉讼法
最佳结合点为视角
阮堂辉
【期刊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028)005
【摘要】随着新型犯罪的不断出现,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典在指引功能发挥和犯罪处理方面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各种犯罪事实难以认定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与单一法典化的缺陷和弊端不无关系.为此,必须依据各类新型复杂犯罪,通过单行综合刑事立法方法,细化刑事实体规范,把刑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对个罪或类罪的认定.
【总页数】5页(P87-91)
【作者】阮堂辉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4
【相关文献】
1.刑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论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的期待与言说[J], 陈海平
2.寻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调研报告[J], 赵宏伟
3.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纲--与理论界商谈“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属性” [J], 边慧亮
4.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论纲——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为样本的分析[J], 张元鹏;李寿荣
5.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现代化之管见——以二十余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之流变为视角 [J], 孙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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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卷第 6 期2023 年 11 月Vol.45 No.6Nov. 2023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刑事立法活性化：现象阐述、理论证立与展开路径石佳宇（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2）摘要：刑事立法活性化是当下各国刑事立法的重要趋势之一，这种趋势以犯罪化、处罚重刑化、处罚早期化为特征并在德、日等国家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晚近以大量刑法修正的方式对此趋势进行了回应。
活性化趋势有其理论正当性，因为其并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不会消解法益的概念，也不会不合理地限制公民自由。
未来中国的刑事立法应继续对某些法益合理地实行早期化保护，同时要限制重刑化，以确保这一趋势在中国继续顺利展开。
关键词：刑事立法活性化；谦抑性；法益概念；立法方向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001-5744（2023）06-0154-08一 概念的提出与明确“活性化”一词原意是指使得事物灵活而不僵化的过程［1］，将这一词语最早用于对刑事立法趋势描述的学者是日本刑法学家井田良教授［2］，随着井田良教授对于这一概念的提出，日本学者也开始研究这一立法趋势。
然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各个学者对于刑事立法这一趋势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征是莫衷一是的。
比如井田良教授就认为刑事立法活性化具体包括五个特征：犯罪化、处罚早期化、重刑化、法益概念抽象化、法原理多元化［3］；山口厚教授则认为刑事立法的这一趋势只包括三个特征：国际化、严刑化、处罚早期化［4］；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各国刑事立法出现的这一趋势，其表现分为四点：犯罪化、重刑化、处罚早期化、法典语言通俗化与概括化［5］；陈家林教授则认为，以日本为代表的各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趋势的具体特征包括以下三点：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处罚的重刑化［6］。
第29卷第1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 o l .29N o.12009年1月 Journal of South 2Central U niversity fo r N ati onalities (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Jan .2009α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刘之雄(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 要: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及此后采取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基本上实现了刑法立法的单一法典化。
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及修订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
应当根据立法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各自的优势,构筑一个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相互配合的刑事法体系,使刑事法律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关键词:立法模式;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中图分类号:D 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09)0120108204 一、历史回顾:从分散立法到单一法典化建国后我国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的历程。
建国之初,由于进行系统化的刑事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国家颁布了一些单行刑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加上一些附属刑法规范和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刑事制裁的批示、通令,以及当时的刑事政策,构成了一个有欠系统和规范的刑法体系,起着临时刑法的作用。
此后,由于“反右”斗争和十年动乱,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国家的刑事法制建设处于停滞甚至倒退局面。
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的法制建设重新启动,至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终于诞生,标志着刑法在规范形式上的统一和刑事法制正规化建设的初步实现。
但1979年刑法典颁布之时,正值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激剧变革之中,社会生活和社会治安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刑法典很快便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为了缓解刑法同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生活脱节的矛盾,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23个单行刑法文件,对刑法典进行补充和修改,并在其他部门法中增设附属刑法规范。
但这种零散的修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刑法典滞后的问题,而且也造成了刑法立法的混乱。
鉴此,我国于1997年对刑法进行了系统修订,废止了之前所制定的各项单行刑法,将各种刑事责任实体规范全部纳入刑法典,形成了以刑法典为单一形式的大一统的刑法格局,也标志着新中国刑法法典化的最终完成。
为了维持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格局,此后对刑法的补充、修订基本上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进行的①。
修正案在立法技术上是通过修改法典的某一条款或者增删条款的方式对刑法典予以修订,因而属于刑法典框架体系内的修订,从逻辑上说,修正案属于刑法典的组成部分,以此来保证刑法从形式到内容的协调统一。
上述刑法的法典化过程以及学者和相关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作出的巨大努力,使我国的刑法形成了一个内容较为完整、形式统一的规范体系,克服了刑法因立法上的过度分散导致的混乱、重叠和冲突,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社会文化背景看,刑法的这一法典化过程也顺应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法治化思潮和法制建设中学界对形式理性的呼唤。
按照西方传统的法治思想,法治意味着法的统治和最高权威。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治还意味着一种科学精神和形式理性,大陆法系近代以降的法典编纂运动,试图制定内容完备、形式统一、逻辑自足的大一统的完美法典的追求,正是其在社会领域追求科学精神与形式理性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近代以来的法律传统深受大陆法系影响,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试图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需求,使得西方传统的法律文化又重新恢复了对我国的影响力。
无需讳言,当代中国刑事立法的单一法典化努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大陆法系传统的法治思想和形式理性精神影响的结果。
801α收稿日期:2008-04-19作者简介:刘之雄(1959-),男,湖北省天门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刑法学。
①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的决定》。
二、现实挑战:单一法典化模式的局限性在始终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生活面前,法典不可能是一个完备而封闭的体系。
刑事立法同样不能不回应社会关系和犯罪情势的变化对刑法提出的新要求。
纵观国外刑事立法,即使是有着法典化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刑法典完全囊括了全部犯罪,总有部分刑罚规范以特别法的形式出现。
在法学领域, 19世纪末逐步兴起的自由法运动在高扬法律的实践理性的同时,也破除了法典万能的神话。
受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法学领域开展的法学方法论反思则更加突出了法律的实践智慧。
立法模式的选择也应当因应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
所以近代以来有着法典化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刑法典之外,根据立法的实际需要制定一些特别刑法。
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在刑法典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单行刑法,如《轻犯罪法》、《关于决斗罪的法律》、《关于处罚导致航空危险的行为等的法律》、《爆炸物取缔罚则》、《关于处罚暴力行为等的法律》、《关于处罚以人质进行强要行为等的法律》、《大麻取缔法》等等[1]。
就我国而言,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空间还很大。
从刑法典系统修订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更新变化,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某些领域的犯罪现象(如金融犯罪、计算机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等)日趋突出和复杂化,大大增加了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难度与复杂性,刑事法领域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某些犯罪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领域,因而表现形式十分复杂,行为类型众多,需要通过专门的刑事立法对其作详尽、周到的系统化规定。
以金融领域的犯罪为例,由于金融业务涉及货币、外汇、证券、期货、保险等多个方面,而金融秩序又事关国计民生,使得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危害性突出。
尽管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专辟两节(第四节、第五节)共31条集中规定金融犯罪,也难以规定周详,即使经过刑法修正案的补充修改,也显得差强人意。
可以预言,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金融手段、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领域的危害行为方式会进一步多样化,现行的刑法规定会遭遇更大的挑战。
在刑法典的框架内通过修正案予以弥补的方式将很难适应维护金融秩序的需要。
二是某些犯罪涉及复杂的高科技领域因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社会反制难度大,需要进行综合的刑事对策设计。
以计算机犯罪为例,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两种犯罪,但计算机领域需要纳入刑事裁制范围的危害行为远不止这两种行为。
例如,非法占用他人计算机存储容量的行为,窃用计算机时间的行为,在网络上向不特定的他人提供犯罪工具的行为等,就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并且可以预见今后将大量存在[2]。
更突出的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手段实施其他犯罪。
由于虚拟的数字网络化环境与现实的世界迥然有异,犯罪的方式也有别于传统犯罪,这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侦查、证据的收集、犯罪控制与预防以及刑事空间管辖效力和国际司法合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是某些犯罪社会危害十分突出,社会反制难度高,需要采取特殊的刑事对策。
如黑社会组织犯罪,由于其高度组织化,并往往寻求保护伞,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不仅社会危害性突出,而且侦查、司法难度大,有必要在侦查手段、证明责任的分配、证人的保护等方面作特别规定,同时也需要对犯罪人在刑罚制度(如缓刑、减刑、假释、累犯等)和刑罚措施上进行综合的刑事政策设计。
面对上述挑战,如果选择刑法典的立法模式,不仅难以做出有力的回应,而且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首先,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在内容上难以反映某些犯罪领域的复杂性。
从立法技术上看,要把像金融领域的犯罪、计算机犯罪这类十分复杂,且新型危害行为难以预料的犯罪全部规定在刑法典中,是不现实的。
而刑法典应当比特别刑法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如果对这类犯罪选择法典立法模式,则必然造成两难局面:要么是刑法不能适时地适应社会发展与犯罪情势的变化对立法的要求,因而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要么是刑法典适时修订而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
显然,这两种局面都有欠合理。
虽然通过刑法修正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但正如下文所要指出的那样,刑法修正案的弥补作用是有限的。
其次,法典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对特定的犯罪类型作有针对性的刑法制度设计。
对于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类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犯罪形式,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刑事政策,其中在刑罚制度(如缓刑、减刑、假释等)、追诉时效、空间效力等方面有必要作特别规定。
但是,按照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分则条文只规定具体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他原理、原则性的问题和制度性的问题由总则规定。
如此,由刑法典对这类犯罪作有针对性的规定,就存在相当的困难,并可能造成刑法典立法体例上的混乱。
再次,法典化的立法模式不能对某些复杂的犯罪领域实行刑事一体化的法制构建。
对诸如黑社会组织901第29卷 刘之雄: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犯罪等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犯罪类型,其刑事对策的特别设计不仅涉及刑法,也涉及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执行法,如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证明责任的特殊分配、特别的侦查措施、证人的特别保护措施、特别的刑罚执行措施等。
这些内容既不适合在刑法典中规定,也不便在刑事诉讼法典与监狱法中规定,而需要通过单行刑事立法作综合性、系统化的规定。
最后,法典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反映对某些复杂的犯罪领域进行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诉求。
刑罚是防卫社会的最后法律手段,但并非最重要的手段。
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是我们遏制违法犯罪的最基本政策,对某些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类型,综合治理的有关措施也有必要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譬如,对于反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立法,除刑事法内容之外,还有必要涉及金融、财政、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
显然,这些内容不可能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只能作为相关内容规定在单行刑事法中。
总之,新的社会治安形势和某些犯罪的发展趋势表明,从刑事实体规范、刑事程序规范和刑罚执行规范诸方面有针对性地增设特别规定的必要性日益显现,使得追求形式上的统一与科学化的单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针对某些领域日益复杂的犯罪现象,国内学界对单一法典化立法的局限性已有所反思,并对某些类型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定特别刑法的必要性展开了初步探索,内容涉及金融犯罪等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环境犯罪等领域。
但总体上看,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亟待深入。
三、应然选择:刑法典与特别刑事立法相结合如果把法律的制定和应用看作是一种实践智慧,那么立法模式的选择就必须适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际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