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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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开题报告范文开题报告也叫课题研究方案,它主要说明这个课题应该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以及准备如何开展研究等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课题的论证和设计。
下面是整理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欢迎参考。
论文(设计)题目:近十年来网络流行语的语言学分析学生姓名:专业:汉语言文学指导教师:一、选题研究目的与意义六朝文学因为它华丽的藻饰,并且注重过度用典的特点,所以在近千年之中都没有受到文学家及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但是刘师培却另辟蹊径,对六朝文学推崇备至。
本文就是要试图以刘师培在北大授课时所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研究文本,从中探寻他对六朝文学推崇的原因,并且得出结论是因为六朝的文学更具有文学性和审美性,也就是说六朝的文学才是“美文”,更加接近于“纯文学”。
然后本文就着重探寻刘师培的“美文”观。
之所以要以《讲义》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刘师培的“美文”思想在这部作品中一览无遗。
其次,《讲义》在文学史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六朝文学研究的热潮,在其后,产生了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六朝文学研究的大家。
基于这两点,所以以《讲义》为课题研究对象。
这个课题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美文”,我们重提“美文”在现代社会中也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一方面各种媒体发展迅速,娱乐性成为了媒体的主要属性,文学也愈发偏重于娱乐一面而愈发抛弃文学作品本该具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得到了较快地发展,文学创作也是越来越倾向于商业化,这样就导致了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一种商品“生产”,从而导致了文学作品被大量地“生产”了出来,并且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能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畅销,于是经常在作品中加入某些低俗的,消极的东西,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作品粗制滥造,很难产生文学精品,更不用说能够流传于后世的经典之作。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我们重提“美文”,就是为了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作品质量的重视,期冀可以在这样一个对文学发展不利的社会情形下产生文学精品和能够流传于后世的经典作品。
左传【导读】《春秋》一书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
这种史书体裁是先秦时代编写国史的通行方式,据说春秋末年的著名思想家墨子就曾读过“百国《春秋》”。
西晋初年在战国时代古墓中所发现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的。
当时为什么要把编年体史书叫作“春秋”呢?据说,古人在一年四季中特别重视春、秋两季,就用春秋来概称年代,犹如后人用东西来概称世间万物一样。
据记载,当时各国的史书还有不同的名称,如晋国的史书名《乘》,楚国的史书名《祷杌》等等。
鲁国由于遵从周王室的旧制,所以它的史书是称为《春秋》。
在春秋中期,晋国的使者出使到鲁国,还见到过史官所保存的《春秋》,并感慨说:“我现在才知道鲁国先王周公的德行和周王之所以能得天下的道理了。
”孟子在谈到《春秋》这部书时说:“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仆杀害自己的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
孔子为之忧虑,就写作了《春秋》,希望以此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孔子在晚年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春秋》,他完全按自己的意思对史事、人物下断语:希望以此来确立是非、善恶的标准,并对学生们说:“后人能了解我的是依据这部《春秋》,要怪罪我的也是依据这部《春秋》。
”当时流行的纬书中还记载说,孔子曾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样的话。
到现在,由于历代战乱造成的散失和秦统一后的焚书,春秋以前的史书已没有几部留存到后世了。
所以这部《春秋》虽然残缺不全如“断烂朝报”,却也弥作珍贵了。
《春秋》这部书的记事,上起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迄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位国君在位时二百四十二年的各诸侯国史事。
这一历史时代也因为这部书的记载而被后人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这部书原先是写在竹简上的,再加上史官记事有一定的规则(古人称为“笔法”),所以它的文字极为简略,全书只有一万八千余字。
因此,后代学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领会其中的含义,并将它作为孔子寄托是非标准的“微言大义”来接受。
《春秋》《左传》关系研究摘要:《左传》的成书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春秋》,而是以《春秋》所记录的史实为纲,对鲁国隐公至哀公的历史有一个顺序上的把握,利用收集的材料对《春秋》进行补充阐释。
其目的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表明自己重视礼制、仁义、忠勇、勤政爱民等价值观与思想倾向,借此作为君主与臣子的行事标准和行为规范,并阐释礼乐道德的重要性。
关键词:经传关系;思想倾向;礼乐制度《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历来一直争论不休。
笔者认为二者的原始材料是有联系的,但是二者的成书目的、书写系统、价值倾向却又是相互独立。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春秋》记史,《左传》言志有很多学者认为《左传》的成书目的是为了解《春秋》,笔者的观点与此相异。
如果《左传》的成书目的是为了解《春秋》,那么书中的内容应对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叙述,然而纵观全书,作者对事件的记述十分简洁,作者将叙事的重点由事件转到人物上,让人物成为道德的承担者,作者想以此来阐明整个社会主流价值,使君臣行事有套可参考的标准和规范。
因此我认为左传作者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事件本身和对历史的阐释,而是想借所述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事件的态度,体现自己的道德标准跟思想倾向,以史为线索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甚至确立新的社会价值,指导现实。
《左传》中的语言描写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对君臣话语的记录,而是通过记叙君臣政治日常和生活行为对礼乐道德进行维护,阐释君与否而导致国家兴衰的事实来为君臣进行警戒。
《左传》中提到关于“礼”次数非常多,这说明《左传》作者的重礼倾向。
虽说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君臣的行为准则还是礼,《左传》中多次提到君臣的礼制标准,详细的描述什么行为是符合礼制的,什么行为是不符合礼制的,按照礼制,这件事情应该如何进行。
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礼乐道德的维护与否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国家按礼行政就会兴盛,反之则会灭亡。
人们探讨国家、家族、个人的成败,也多以礼伦理道德为原点。
《左传》与《史记》的开题报告《左传》与《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两部重要作品,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丰富的历史资料被誉为经典之作。
本文将就《左传》与《史记》这两部史书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开篇的写作特点与历史价值。
一、《左传》的开篇《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史书,讲述了齐国在孔子之后的历史。
该书在开篇时采用了一个“大事不糜”的故事来形象地展示史书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这个故事讲述了著名的齐桓公为了防止历史被篡改而动用大军烧毁了一个历史资料库,从而引起了无尽的悲哀和遗憾。
《左传》的开篇不仅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历史写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重要性。
这种写作特点体现了《左传》作为一部客观、真实、准确记录历史的史书的特点。
二、《史记》的开篇《史记》是中国秦汉时期的一部史书,讲述了从黄帝到西汉武帝的历史。
该书在开篇时采用了一个“天人感应”的故事来开篇,讲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关系。
这种写作风格与《左传》不同,强调了历史与自然、宇宙的联系,通过揭示历史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图景。
《史记》的开篇体现了它对历史的博览群书和广泛研究的特点。
它不仅是一部排名之最的汇编性史书,更是一部启示性的哲学著作。
三、两部史书的历史价值《左传》和《史记》作为两部中国古代经典史书,都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素材。
它们不仅记录了古代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而且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特征。
通过对它们开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部史书不仅体现了不同的写作风格,而且强调了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
综上所述,《左传》与《史记》这两部史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杰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左传》是“十三经”之一,与《公羊传》、《榖梁传》一起被称为“春秋三传”。
由于和《榖梁》《公羊》在解经的方式、用语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导致关于《左传》是否为《春秋》解经之书的争论从汉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直到目前也没有定论。
由于关系到《左传》的定性问题,所以这一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汉代古文经学家刘歆多次争立《左传》为学官,极力拥护《左传》的经学地位;班固《汉书》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作了充分的说明,言:“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这一观点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一直争论不休。
直到晋代杜预以“集解”的方式为《左传》作注,在一定程度上以这样的方式宣告《左传》正统的经学地位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才稍有平息,但争端犹在。
从此说者,后代学者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
但是与以上古文经学者对立的今文经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中的很多认为《左传》仅仅只是一部史书,不是解释《春秋》的。
如东汉今文经博士范升、宋代大儒朱熹、南宋末学者黄震等皆持这一观点。
这一结论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唐宋以后的学者多从此说。
到了清代,今文经学派大兴,特别是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出现之后,《左传》非解经之说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今古文的概念渐渐淡化,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问题还经常被学者提及,关于它到底是不是解释《春秋》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如当代学者赵生群作《<春秋>经传研究》,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认为:“将《左传》与《春秋》细加对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结论(指今文经学者的观点。
笔者按)并不符合事实.而恰恰相反,《左传》实为解经之作。
”而年轻学者罗军凤却以为《左传》的性质还是应该偏重于“史”的方向。
对于这个选题,一方面基于笔者在平时阅读相关理论文献,学术史以及《左传》原文所感受到的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站在笔者对《左传》已经经学浓厚的兴趣上,同时在平时阅读过程中,我也比较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并且有意识的摘录了一些读书笔记,为本选题能够顺利完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一、历代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释经意的意思,即我们常说“依经作传”。
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自刘歆争立其经学博士地位以来,历代都有争论,尤其在汉代争论尤为激烈。
(一)两汉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西汉宣帝之后,《公羊》和《榖梁》都被朝廷立为官学,设博士,而《左传》没有获此殊荣。
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一些经学家极力主张将《左传》也列为博士。
哀帝时,刘歆与当时朝廷所设的五经博士就《左传》是否应该设博士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废先帝所立”,左将军公孙禄斥其“颠倒五经,变乱家法。
”面对强烈的反对声,刘歆自身也遭到了谪贬“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注释:[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408页.]直到西汉后期王莽把持朝政以后,《左传》才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而被立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由于尚书令韩歆关于《左传》应该立为博士的提议,《左传》是否解经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当时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据《后汉书》记载,博士范升持相反的意见:“《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
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2](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64页.]公羊派学者李育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提出了异议,“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3](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759页.]虽然如此,《左传》还是在陈元等人的极力争取下被立为官学,但是由于继承者寥寥无几,到《左传》博士李封死后,《左传》的官学地位也就渐渐淡化。
(二)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性质的主要观点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仍在延续。
晋代杜预通过为《左传》作注的方式,详细的讲解《左传》是如何传《春秋》的。
春秋晋国历史文学研究——以《左传》为中心的开
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左传》是我国春秋时期史书中的经典之作,其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其中,尤以晋国的历史故事为最为丰富,成为读者们探究春秋晋国历史的重要资源。
二、研究意义
本文将以《左传》为中心,探究晋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国际关系等方面,深入了解晋国作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
同时,通过对《左传》的文学魅力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历史文学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深入了解《左传》和晋国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
2. 历史学研究法:借助历史学方法,对春秋晋国进行深入研究,探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3. 文学批评法:通过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左传》的文学特征、艺术价值和表现手法,探究其在春秋文学中的地位。
四、预期成果
本文的研究成果将会对春秋晋国历史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研究、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将为大众深入了解和认识春秋时期晋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点提供一定的参考。
《春秋》、《左传》关系探析作者:熊秀蓉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6期摘要:《春秋》对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二者基本重合。
《左传》解释《春秋》,其经、传的对应关系有三种:无经有传、有经无传、经传皆有。
本文本着经、传决不能割裂的原则,就其有经无传之关系进行简要分析,为以后更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春秋;左传;有经无传《春秋》本是当时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对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先秦至汉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三传”除了本身是部史书外,也部是非常重要的解经之作。
《公羊传》、《谷梁传》致力于在《春秋》的字句之间探求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左传》不仅补充了大量的《春秋》史实,还有大量的文字是直接阐发经义的。
“三传”之中,最为后人所推崇的是《左氏春秋》。
因而,研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有经无传的现象在《左传》中十分常见,本文采取分类研究的方法,就其经传对应关系作简要分析。
《左传》与《春秋》所载条目,并非完全对应。
经常出现经有传无、传有经无的情况,从内容上看,以下四类基本上是有经无传的:第一,四时的记载;第二,自然现象与灾害;第三婚丧、卒葬、朝觐、改元等礼制的记载;第四,关于征伐、会、盟、内乱等的相关记载。
这些无传的条目,一般都是内容简单,没有特殊情况和意义的。
第一,清楚明确的四时记载。
《春秋》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突出“四时”的框架,这与《春秋》的记事方式——“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是分不开的,但《传》一般是不加以详述的。
例如,文公四年《经》云:“四年春,公至自齐。
”,文公五年《经》云:“夏,公孙敖如晋。
”《传》都没有记载。
以及此后的“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等,有些条目,《左传》除了复叙经文外不做任何解释,还有些条目《左传》中直接没有记载,“这类见于《春秋》而《左传》未提及者的条目约五十有六。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东汉时班固《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
《史记》称它为《左氏春秋》,原本是一本独立的著作,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他和《公羊传》,《梁传》一起称为春秋的传,统称“春秋三传《左传》与《春秋》记事断限不同,《左传》所记内容、范围远超过《春秋》,今《左传》之所以与《春秋》有密切联系,主要是与刘歆的重新整理有关。
从历史编撰来看,《春秋》记事非常简单,是编年体的雏形,《左传》对主要历史事件比叙述历史活动的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的印象,从编撰技术上看,《左传》编年较《春秋》编年成熟且完备。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汉书》改通史为断代史。
班固改通史为断代史,重新编写西汉史,为史家提供了一个兴衰过程清晰,起讫分明的例证,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
《汉书》进一步确立了本纪的正统地位,班固从正统论出发,规定只有正统帝王才能列入本纪中《汉书》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史记以世家反映先秦至汉初的政治体制,所记诸侯传国者,是分封的产物。
秦行郡县制,不设诸侯,汉设部分诸侯,经过削藩,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因此将世家单列已无意义,班固把有关人物归入列传。
与当时政体一致。
《汉书》整齐列传的编次与命名。
史记各传次序间杂,而汉书按时间顺序编次,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有体现了正统精神。
《汉书》改书为志,扩大典志史的记载范围,更全面的反映的社会内容。
通过合并变通及增加,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编成十志,其中刑法、地理、艺文,五行为其首创。
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缺点纪传体优点:1、便于记载多方面的历史事迹。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外史事可包罗万象。
2、便于记载不能按年编排的历史,如经济以及其他方面不知时间的事件等。
3、便于广泛地记载历史人物。
纪传体缺点:1、不能集中叙述历史事件的全部情况。
刘知几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2、不易表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3、易于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
《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左传》及其与《春秋》的关系李晓杰《春秋》和《左传》都是我国学术史中的名著,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就试着梳理这⼀复杂的问题,⾸先我们从书名说起。
“春秋”的释义关于“春秋”的释义,学术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第⼀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年四季的简称,也就是选取春、秋⼆季来代表⼀年之四季。
这是杜预的观点。
第⼆种观点认为“春秋”是赏罚的制度,叫做“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也是赏罚各取⼀个字,变成“春秋”。
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有褒贬的意思,也是跟赏罚有点近似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春秋”是跟孔⼦修《春秋》的时间有关,孔⼦于鲁哀公⼗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书成。
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
就是说正好孔⼦修《春秋》的时候⽤了这么⼀年的时间,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较⼀下上述四种提法,现在的学者⼤部分认为第⼀种说法⽐较切合实际。
《春秋》的主要内容如果⼤家对中国古代典籍⽐较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春秋》是被称为第⼀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我们在这⼉定义它为编年体历史著作可能会有⼀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春秋》在儒家四书五经⾥是列⼊经部的。
所谓编年体就是如果我们叙述历史事件,它是按年叙述的,然后同⼀件事情发⽣在不同的年份,它会把它拆开,放到不同年份去讲。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线索是按照历史时间来⾛,但是有⼀个缺点,同样的事件它可能会被割裂,所以就在编年体之后⼜出现了纪传体。
⼤家⽐较熟悉的纪传体就是《史记》,它通过本纪、列传等形式来反映⼀些事件。
其实纪传体也有⼀个问题,就是为了照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会在不同地⽅重复某⼀事情,所以后来⼜有学者结合上述形式创⽴了纪事本末体。
最著名的纪事本末体著述是《通鉴纪事本末》,把《通鉴》按年排的事件重新做了编排,所以说它的⼯作⾮常简单,虽然简单但依然有它的⽣命⼒。
再回过头来看《春秋》,有学者做了统计,《春秋》的字数是16572字,涉及的年份是242年,始于鲁隐公元年,⽌于鲁哀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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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与《公羊传》、《榖梁传》一起被称为“春秋三传”。
由于和《榖梁》《公羊》在解经的方式、用语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导致关于《左传》是否为《春秋》解经之书的争论从汉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直到目前也没有定论。
由于关系到《左传》的定性问题,所以这一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汉代古文经学家刘歆多次争立《左传》为学官,极力拥护《左传》的经学地位;班固《汉书》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作了充分的说明,言:“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这一观点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一直争论不休。
直到晋代杜预以“集解”的方式为《左传》作注,在一定程度上以这样的方式宣告《左传》正统的经学地位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才稍有平息,但争端犹在。
从此说者,后代学者如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
但是与以上古文经学者对立的今文经学者也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中的很多认为《左传》仅仅只是一部史书,不是解释《春秋》的。
如东汉今文经博士范升、宋代大儒朱熹、南宋末学者黄震等皆持这一观点。
这一结论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唐宋以后的学者多从此说。
到了清代,今文经学派大兴,特别是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出现之后,《左传》非解经之说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今古文的概念渐渐淡化,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问题还经常被学者提及,关于它到底是不是解释《春秋》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如当代学者赵生群作《<春秋>经传研究》,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认为:“将《左传》与《春秋》细加对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结论(指今文经学者的观点。
笔者按)并不符合事实.而恰恰相反,《左传》实为解经之作。
”而年轻学者罗军凤却以为《左传》的性质还是应该偏重于“史”的方向。
对于这个选题,一方面基于笔者在平时阅读相关理论文献,学术史以及《左传》原文所感受到的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站在笔者对《左传》已经经学浓厚的兴趣上,同时在平时阅读过程中,我也比较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并且有意识的摘录了一些读书笔记,为本选题能够顺利完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于这个选题,笔者本着“借鉴学习为主”的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历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论述。
以《左传》
原文作为基础,不偏听偏信,尊重客观事实,认真阅读,详细考证,力求做到每句引文都能保证出处,每个论断都有相应的论证。
这一方面对于本人谨慎严谨的研究态度的形成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本课题能够顺利完成并通过答辩。
关于本选题的意义,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笔者提高古典文献的查阅和阅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学术论文的撰写,这对于笔者来说是极佳的锻炼机会,也是对一年多来古典文献学理论学习的一次实践性的考查。
其次通过笔者此次的研究比对,充分搜罗古往今来学者对于“《左传》是否解经”这一问题的争论,为今后有志于在这一方面有所发展的朋友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研究主要是结合《春秋经》和《左传》文本本身,并参考《公羊传》和《榖梁传》这两本公认的解经之作。
对《左传》是否为解释《春秋经》这一问题作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考证。
笔者希望借此题广泛搜罗历史上对于此问题的争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为进一步研究《左传》打下基础,并希望能为这一争论提供一定的支撑依据。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1、通读《左传》以及《公羊传》、《榖梁传》,熟悉理解主要内容。
2、参看历代目录书、石经录本等古文献材料,对《左传》的学术源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3、搜罗历代学者对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这一问题的探讨,尽量做到材料的完备。
尽力做到能找到单行本的文献不翻阅《四库全书》;能在《四库全书》中找到的足本文献,不参阅类书等工具书。
4、通过原文搜罗支持笔者观点的证据,整理各种材料,着手撰写文章。
四、参考文献
1、(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4、(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5、(清)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近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8、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四川.巴蜀书社.
9、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0、罗军凤《清代春秋左转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