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霭龄与《妾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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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学清代诗文的特色。
(1)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即便曾一度仕清的诗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
(2)这两部分诗文以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
稍后的诗人及其他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悲,但也慨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篇什。
已呈式微之势的词则应时而复兴,倚声填词蔚然成风。
散文的内容偏重经世救国,崇实致用,在传记文里多用小说笔墨。
清初诗文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简述清初三大学者。
(1)顾炎武,他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
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四百多首诗,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
如《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
顾炎武的诗是诗人崇高的人格和深厚学力的表现,笔墨矜重,不假巧饰,其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杜甫,如《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2)黄宗羲,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扩大宋诗影响,推动浙派形成。
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云门游记》、《感旧》等,抒发亡国之痛和怀念殉难亲友,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屡屡表白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
(3)王夫之,学者称船山先生。
他生于“屈子之乡”,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如《绝句》,借舒草之心“不死”,喻坚韧不拔之志和恢复故国“春色”的理想。
王夫之自叹“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王船山公年谱》引王夫之自题墓碑词),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九首之一,以落花飘魂抒写胸中郁结的亡国之恨,含蓄蕴藉,深沉瑰奇。
丁家桐:寒門狂生——鄭板橋的青少年時代鄭板橋一、寒儒世家郑板桥的一生,和“落拓”有关。
早年生活,他就以“落拓”为题,叙述自己“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又说自己是“落拓扬州一敝裘”。
到了中年,境遇改善了,他的同学顾于观仍然称他“有才终落拓,下笔绝斑斓”。
还是一个“落拓”。
晚年辞官,朋友们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落拓,王文治云:“板桥道人老更狂,弃官落拓游淮阳”,后来的凌霞在《扬州八怪歌》中则以落拓概括板桥一生,说是“板桥落拓诗中豪,辞官卖画谋泉刀”。
不过,早年的落拓和晚年友人心目中的落拓涵义不完全相同。
晚年的落拓当指放浪不羁,而早年的落拓,明显地,是说的穷困潦倒。
板桥直率,他不象李复堂,总是说自己的祖先如何阔气。
郑李两人同时代、同乡里,后来回为县官,同有画名,两人的感情极好。
但是说到家庭,李则夸耀是“神仙宰相之家”,郑则自述“初极贫”,走的两个极端。
其实,兴化李府过去固然阔过,但是到李复堂的父辈,则早已衰落了。
兴化郑宅固然穷,但先祖拥有家奴契券,到了他的父辈,尚能糊口供子女读书,穷也未穷到“极”的程度。
兴化有三郑,一为糖郑,一为铁郑,看来都是手艺人;还有一郑,就是板桥郑。
板桥郑为读书人家,今日兴化“板桥故居”门外,依然可见“古板桥”一座。
遗憾的是,这座桥在清代后期已经“易板以砖”,现在则是易砖以水泥了。
板桥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曾祖新万,庠生;祖父清之,儒官;父亲立本,廪生。
“儒官”何官?李一氓收藏的一幅板桥手迹,自述上溯三代,说明祖父“未仕,未经受封”。
可见三代未仕。
庠生、廪生都是俗说的秀才,廪生还可以领点象征性的补贴,但不足以养家活口。
养家活口的来源一是靠产业,二是靠教书。
郑家的祖田有多少?板桥日后为官,在他认为属一生中“稍稍富贵”的时候说:“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百亩足矣,可见困顿的早年,家中的田产大大少于百亩。
家中的房屋也少,早年还没有奴仆。
《七歌》中写他幼年母亲汪氏有病,病中依然要为他喂奶,还要半夜扶病起床,一边咳嗽不止,一边哄他入睡。
香港精美散文赏析--生命与人生篇人性的层面越来越觉得人很难有完全好人与坏人之分。
好与坏都有层面性与阶段性。
所谓层面性,是指那一方面,或那一角度,其人是好还是坏。
持枪行劫者当然是社会不良分子,属坏人类。
但,他在家庭中可能是个孝顺父母、爱护妻儿的好丈夫,则又有其不可否定之长处。
于是,在治安层面上,此人罪无可恕。
在亲情层面上,却可推崇备至。
我见过不少善长仁翁,不停大做善事,社会上甚多公益设施善举,都全靠他们的慷慨才得以成立推行。
而且造福人群。
然这么个好人,可能对家人朋友,非但一毛不拔,且刻薄成性,辜恩负义。
这么说,此类大慈善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也只有拿层面性来将之划分。
同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对人对事之表现,拙劣粗鄙,人神共愤。
可是,在另一个阶段,他会有出乎意外的优异表现。
其中是否关乎个人的情绪起落,外在环境影响抑或对手吸引力大小等等,不得而知。
总之,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某人转了性!”意思就是他忽然之间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
情况是变好的并不担保永远是君子,变坏的也未必从此就成了小人。
仍然是不同阶段内,各人都会有互异的表现而已。
我同意人很难有非黑即白之分。
然,与其说中间有很多不同深浅的灰色,倒不如说人的黑、白、灰,都因事件、环境、人物、甚至心情之不同而轮流出现。
所谓人夹人缘,无非是两个人在同一阶段内都表现优异,胸襟开朗,于是互相欣赏。
相反,总有人无端端初而口角,继而动武,浴血街头。
无他,就在那宗事件上,二者都不做君子,不肯承让一步,以求海阔天空,于是酿成嫌隙。
幸好,我正觉得全面性的好人总还比全面性的坏人多,不知是不是连侯赛因之流在现阶段,依然有他的族人支持,视为英雄,使我在啼笑皆非之余,只好往宽处想了。
【作家小传】梁凤仪,1970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获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76年任佳艺电视节目监制及编剧,1981年任新鸿基证券及银行集团公共关系及广告部经理,1986年起为《明报》撰写勤+缘专栏。
2020年度感动中国叶嘉莹先生事迹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
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
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
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
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
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
”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中国历史十大恩爱名人夫妻[范文]第一篇:中国历史十大恩爱名人夫妻[范文]中国历史十大恩爱名人夫妻第十名:沈从文和张兆和。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
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第九名:巴金与萧珊。
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
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
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
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忠贞和灼热。
28年的婚姻生活,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相互关怀。
萧珊曾对巴金说过这热烈的情话:你永远是我的神,跟我的心同在。
我的目光永远地跟随着你。
我的心里永远有你。
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
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而巴金的回应也同样让人震撼,他说过: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她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以后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第八名:萧红与萧军。
30年代,两位文学青年将“小小红军”拆开,各取名为萧红和萧军后,他们的悲欢离合,文学上的成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文革”后在国内外掀起的“萧红热”中,被称为“出土文物”的萧军常常是文坛的新闻人物……萧红在身怀六甲的情况下,被萧军解救并嫁给了萧军。
第七名:冰心与吴文藻。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一个是中国文坛最富生命力的女作家,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
1929年2月,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马上到上海拜见了冰心父母。
两位开明的老人非常尊重女儿的选择,也很喜欢吴文藻的博学和朴实,欣然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论红楼三才女的文学建构【土默热】《红楼梦》作者交待创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闺阁昭传”,书中故事的最精彩篇章,当然也是是描写“金陵十二钗”的内容。
全书重点描写了贵族家庭出身并互相之间联络有亲的十二个“异样女子”,她们在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中先后结成“海棠社”和“桃花社”两期诗社。
她们乃是“太虚幻境”“薄命司”的“一干冤孽”托生,注定了一生的悲剧命运,最后的下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作者以一支生花妙笔,把十二个女诗人描写的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其中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乃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三位才貌双全的姐妹,我们姑称之为“红楼三才女”。
《红楼梦》为什么要写“金陵十二钗”,又根据什么去写“红楼三才女”,乃是红学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文学的实质是人学,任何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
书中“金陵十二钗”特别是“红楼三才女”,是否是作者在真实生活和特定原型基础上进行审美建构的,其实是一个根本无须争论的文学基本问题。
《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作者是清朝初期的大诗人兼戏剧家洪昇,“金陵十二钗”的生活原型就取自“蕉园诗社”十二个女诗人,她们先后结成的“蕉园五子社”和“蕉园七子社”就是书中“海棠社”和“桃花社”的故事来源。
特别是“红楼三才女”的生活原型,基本上是按照蕉园诗社中三位最有才华的女诗人林以宁、钱凤纶、顾启姬生活素材创作的,书中大观园的创作原型就是洪昇与三姐妹共同的故园——杭州“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西溪园林。
一.万花深处是侬家——宝姐姐的生活原型钱凤纶大观园中那位妩媚鲜艳、博学世故的“宝姐姐”薛宝钗,生活原型取自蕉园诗社的女才子钱凤纶。
钱凤纶字云仪,乃是清初著名官僚文人钱开宗与著名女诗人顾玉蕊之女,贡生黄弘修(字式序)之妻。
家庭诗礼传家学问渊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良好教育,确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宝姐姐”。
蕉园诗社的初期发起人乃是钱凤纶之母顾玉蕊,也就是《红楼梦》中薛姨妈的生活原型。
精读小说一、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二、茹志娟《百合花》三、白先勇《游园惊梦》四、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五、铁凝《哦,香雪》六、阿城《棋王》七、陈染<空的窗>八、《少女小渔》严歌苓九、<喜宴》王安忆十、《鞋》刘庆邦精读散文一、致傅聪-------傅雷二、黄鹂--------病期琐事----孙犁三、怀念萧珊-------巴金四、母亲的羽衣----张晓风五、捡麦穗----张洁六、《学圃记闲》---杨绛七、杂文二题-----邵燕祥八、秦腔--贾平凹九、巩乃斯的马-----周涛十、我与地坛-----史铁生精读诗歌一、望星空-----郭小川二、有赠-------曾卓三、麦坚利堡----罗门四、相信未来-----郭路生五、乡愁----余光中六、智慧之歌-----穆旦七、双桅船-----舒婷八、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九、麦地------海子精读戏剧一、茶馆---老舍二、关汉卿------田汉泛读小说一、广陵散---陈翔鹤二、将军族-陈映真三、陈焕生上城------高晓生四、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贤亮五、受戒---汪曾祺六、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七、残月---张承志八、亲亲土豆---迟子建九、马桥词典---韩少功十、送一个人上路---张学冬十一、拾婴记---苏童泛读散文一、髻--琦君二、缘续堂续笔.癞六伯三、记波外翁---台静农四、哭小弟--宗璞五、致西绪福斯---西西六、回看血泪相和流----柯灵七、童年二题---牛汉八、融入野地---张炜九、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泛读诗歌一、有的人----臧克家二、红玉米---痖弦三、重读圣经--绿源四、长恨歌---洛夫五、回答---北岛六、哎,大森林---公刘七、一个人老了---西川八、日记---王家新九、陈毅市长--沙叶新精读小说一、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
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郑霭龄与《妾的儿女》作者:王会刚来源:《博览群书》2019年第06期郑霭龄(Denise Chong),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加拿大著名华裔女作家。
成为作家之前,郑霭龄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她曾经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并在总理办公室当过一年的特别顾问。
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84年为止,她是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
目前专职从事写作,共出版了四部作品。
《妾的儿女》(The Concubine’s Children)为其处女作和成名作。
该书是郑霭龄用英语写作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以作者的外祖父母陈山和梅英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生活,以及自己的母亲阿杏在加拿大的成长为线索,串联起被留在中国的正室母子,以及阿杏两个姐姐的生活以及早期加拿大华人在唐人街的生活。
该书1994年在加拿大出版,获得了包括“温哥华市最佳图书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奖在内的众多文学奖项,现已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并且在美国、德国、荷兰等国都成为畅销书。
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它也被用作研究文学、女性和亚洲历史的资料和教材。
《排华法案》与唐人街《妾的儿女》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华人小说将加拿大唐人街表现为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族裔社区所进行的一次尝试。
唐人街是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
语言、习俗的不同,使得海外华工只能聚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对于很多中国移民来说,在一个周围皆为白人,充斥着不友好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居住在唐人街那几个拥挤、狭小的街区里,从不越雷池一步迈入白人的世界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街是早期移民的一道精神防线。
此外,唐人街还为华人提供各种方便和社交场所,华人可以在那里看医生,到庙里拜菩萨,很多商店还代顾客收发信件。
因为那里还保留着他们所熟悉的人与故国习俗,所以在里面,他们便可以抬起头大声说话、谈笑;也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稍微感到一点自在、自由和自信。
唐人街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受到包括中国文化和移民们所在国对华政策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性在养家糊口中的主导作用,所以早期的华工基本都是男性,很自然的唐人街的居民也以男性为主。
一个以男性为主,几乎没有女性的族裔社区是无法正常存在、发展的。
另外,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女性被排斥,不允许进入加拿大;反异族通婚法,以及其他一些排斥移民的法令造成唐人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成了一个奇特的单身汉社会。
早期温哥华唐人街的男女比例为10:1,唐人街上到处可见“坐在路边的单身汉”。
这个单身汉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女性劳动力的短缺,这甚至演变成一场“危机”:所有唐人街上的酒楼都无法招到女服务员。
因而,郑霭龄的外祖母——梅英作为酒店的服务员就成了炙手可热之人。
街上几家中餐馆之间相互竞争不仅仰仗饭菜质量和用餐环境,更要倚重女服务员的资质。
在单身汉们看来,女服务员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振奋剂”。
饭馆的服务员都要年轻漂亮,因为“服务员越漂亮,生意就越好”。
加拿大排华法案的出台使得温哥华唐人街的各家酒店竞相争夺女服务员。
为此,北京茶楼的老板愿意借钱给梅英的丈夫陈山,以支付她到加拿大的旅费。
而女服务员的待遇也远远高于男性移民:“一名女服务员可以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她的工资可以差不多达到每星期25加元。
相比之下,一名男劳力一个星期的工资不会超过15加元,经常会低到8加元。
”在加拿大关上向中国移民敞开的大门之后,唐人街任何一个女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会有男人或者男孩向她求婚。
所以很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女人不愿意继续在外抛头露面,不再当服务员,导致女服务员的工资暴涨,“到了每周38加元的天价”。
唐人街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导致唐人街的出生率一直很低,无法维持族裔社区的正常发展。
由于排华法案的影响,华人移民的妻子很难移民加拿大与丈夫团聚。
等到妻子飘洋过海到北美与丈夫团聚时,她们的年龄都已太大,无法生育了。
因而唐人街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无法扩大,反而慢慢萎缩。
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恶化:“唐人街就像不断倾倒的茶壶一样,非但没有变满,流出的反而越来越多。
”二战结束之后,一些上了年纪的移民便选择叶落归根,买了单程票返回中国,唐人街的居民数量大幅减少。
尽管1947年加拿大废除了《排华法案》,但是举措伊始,唐人街人数减少的趋势并未扭转。
法案废除的第一年,仅有21名中国移民获准来到加拿大,第二年也只有区区33名。
唐人街的出生率依然很低。
后来的几年中,作为担保人的父亲也更愿意把儿子而非女儿带过来,这样更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衡,使得单身汉社会愈加明显,进而限制了唐人街的发展,促其继续走向衰亡。
20世纪60年代,唐人街已经濒临消失。
这首先源于缺少新的人口流入。
这一時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加拿大移民当局在审查移民来源国时,更愿意接受欧洲人而非亚洲人。
缺少了新的移民补充,商业活动匮乏;没有了商业活动的唐人街日渐衰落,许多房屋被遗弃,进而被政府宣布报废,禁止居住。
其次,加拿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进一步挤压华人的生存空间。
唐人街地方狭小,居住空间紧张。
一家老小吃住全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很多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洗手间。
人多必然导致卫生状况不好,因而唐人街看起来到处脏乱不堪,与贫民窟没有区别。
各城市以城市改造的名义拆除旧城区,使得唐人街的居民胆战心惊,生活在恐慌之中,“不知道哪天他们的家就会被政府拆除”。
在多伦多,为建设新的市政府大楼,三分之二的唐人街被夷为平地;温哥华市政府为了建设公共住房,推倒了唐人街旁边一块相当于15个街区大小的地方。
此外,温哥华市政府还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压缩唐人街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市议会出台了一些卫生条例,禁止在街头从事商业活动——装在笼子里嘎嘎乱叫的鸡不见了,以前挂在街摊上供客人仔细挑选的烤鸭和叉烧不见了”,“外婆以前挣钱和消遣的小赌场也不见了。
最后一家小赌场很久以前就被市警察局查封了”。
唐人街商业经济的发展曾给中国移民带来了巨大利益,能够解决一些华人的失业问题,从而保证了族裔社区的稳定发展。
可以说,商业的存在与发展成了维系唐人街社区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然而随着移民生存空间的缩小,人口的持续流失,商业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整个唐人街族裔社区走向衰亡。
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唐人街定会消失,正如作者所言,“现在再去唐人街,我都不禁觉得四周的墙越来越向我凑近,觉得我正在穿过母亲过去生活留下的残垣断壁。
”种族歧视与二代移民成长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贫穷与战祸迫使无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移民加拿大。
为求更好的生活,许多人,其中主要是男性,远渡重洋,涌向北美大陆。
结了婚的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盼着自己能靠淘金多挣些钱,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没结婚的更是希望这一趟远行能让自己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娶妻生子,安稳地生活。
移民之初,很多华人,如同书中作者的外祖父母陈山和梅英一样,“都觉得在加拿大只是暂时生活一段时间”,“加拿大只不过是被迫无奈的临时落脚点”,他们终究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祖国。
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在国内安居乐业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与国内恶劣的形势相比,尽管在加拿大生活一样艰难,还要忍受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毕竟可以维持生活,还能节省下一小部分钱寄给祖国的亲人。
因而,越来越多的移民放弃了回国定居的打算,选择在加拿大定居,娶妻生子。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回到故国的可能性不大,很多华人家长依然选择让孩子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避免成为彻头彻尾的加拿大人。
所以生活在加拿大的二代移民于英文学校学习英文之余,他们的父母还往往选择把他们送到中文学校接受中文教育。
出于这种理念,陈山把留在加拿大的女儿阿杏送到温哥华最好的三所中文学校之一的文疆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这所学校由温哥华的黄氏宗亲会赞助,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上课,而高年级则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上课。
此外,每周六还会举办“演讲日”活动。
不仅如此,陈山还亲自指导阿杏的中文学习,为她讲解中国字的协调和韵律,要求她用中文给祖国的亲人写信。
华人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强调对子女的教育。
在子女教育方面,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可与华人父母们相比。
不论华人父母的职业如何,经济好坏,他们都愿意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子女,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
因此,尽管经济贫困,陈山仍然不忘叮嘱留在国内的女儿要用功读书:“要是不好好读书,你们俩就永远都是苦农民”;即便自己居无定所,陈山依然没有停止对阿杏的经济资助:他每个月都亲自到文疆中文学校去给女儿交上三元的学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孩子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之根。
然而很多二代移民因在东西方两种教育体系下成长,在两种文化中摇摆不定,他们常常感到困惑不已,不知道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此外,家庭环境也影响了二代移民的成长。
由于加拿大白人对于华人的种族及就业歧视,很多华人家庭生活动荡,为了生存四处奔波,经常居无定所。
很多二代移民自幼便生活在恐惧之中。
为求经济萧条之时不至失业,梅英只能带着阿杏在加拿大不同的唐人街社区中随着工作的流动而迁移,导致阿杏经常中断学习。
由于唐人街狭小的地域限制,华裔孩子们放学后很少能像白人孩子那样在社区里自由玩耍,特别是女孩子。
她们被关在家里,帮母亲处理各种繁重的家务,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没有大人的陪伴,不能随便在外抛头露面。
因此,阿杏渴望自由的生活,渴望自己能够摆脱大人的管教,但却很少如愿。
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中,由于小孩子很少,父母都很溺爱孩子。
但是梅英不同,她坚持中国的传统观念,限制阿杏的自由,甚至对阿杏进行体罚,还让她跪下来认错,以显示自己的权威,教出听话的孩子。
尽管中国父母苦心积虑地从家庭、学校两方面向孩子灌输中国文化以及传统观念,但无法阻止西方文化,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西方文化塑造着他们的思想,改造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及衣着打扮。
二代移民最根本的变化体现为思想和观念的改变。
父母所赋予的传统中国哲学和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年轻的华人不像以前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而是倾向于西式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
女儿们也不甘心被关在家里,而是走向社会,自由地结交朋友,自由恋爱结婚,不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
梅英对女儿阿杏的管教很严,不允许阿杏交男朋友,因为她想亲自给女儿挑选丈夫。
为避免阿杏未经允许私自结交男朋友,梅英甚至禁止阿杏跟任何男孩交往。
阿杏17岁的时,梅英不断地把阿杏介绍给从加拿大甚至美国各地唐人街来“淘妻”的男孩,但梅英的绝对控制欲却遭到了女儿阿杏的挑战。
最终,阿杏没有遵从母亲的期望,甚至也没有理会母亲500加元彩礼的要求,自己选择了一位二代移民结婚。
对于背井离乡到加拿大谋生的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职业选择极其有限。
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排华法案和白人社会的歧视与偏见,许多华人被迫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如餐饮和洗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