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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
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
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
第42卷第6期Voe.42No.6荷泽学院学报JouanaeooHeaeUnoeeasoiy2020年12月Dea.2020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张木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公共教学部，福建福州350202）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书写风格最为相近的两个作家，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将自己对生命悲剧的体验诠释注入到平凡人物的写作中。
她们都以悲悯的情怀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或透过人性的灰暗，或通过个人追求与历史的错位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感。
她们的悲剧叙事为都市文学和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悲剧叙事；根源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03（2020）06-0095-04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以特有的精致笔触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之芯,勾画出普通人生的传奇。
五十年后，王安忆作为一个知青女作家，在出离与回归后，以一部《长恨歌》连接起了人们对张爱玲书写的久远记忆。
两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的作品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气韵。
本文拟从悲剧叙事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进行剖析比较，从而加深读者对两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
受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着特殊的偏爱。
自称“俗人”的她,站在俗人的立场上从琐碎的日常中书写着普通人生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
与传统悲剧在强烈的冲突中凸显力与崇高不同，她笔下的悲剧只存在于普通人的世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里。
她曾在《传奇》里说她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时代的波澜壮阔对普通人而言是遥远而短暂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只有俗世生活里那些平凡人的婚姻家庭、人情世故里的悲欢的曲折跌宕才是久远的，是“光阴都奈何不了的”，她将之称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因为“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究竟不多”，因此那些小奸小坏的“不彻底的”普通人构成了她小说人物的全部。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传奇性展示与神话式阐释--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比较
傅建安
【期刊名称】《华文文学》
【年(卷),期】2005(000)001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两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们都从都市市民最具特征的家常事落笔,大多以都市中的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对都市人性作了传奇性与神话式的细心的探索与刻画.张爱玲的小说多从感性体验出发,通过回归传奇式世俗世界的方式表达自己惶惑、虚无的人生感受,她以冷漠的态度站在人生戏剧的边缘,似乎成为人生戏剧的鉴赏者.王安忆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概括,通过回归神话、回归原始的方式找寻生活的本质,并对现实人生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她被誉为精神之塔的营造者.
【总页数】8页(P27-33,44)
【作者】傅建安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湖南,益阳,41304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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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
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
—————《长恨歌》《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它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
世钧的善良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
而中国近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也隐隐约约为故事刷上了一笔动乱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是乱世里那脆弱的爱情与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风格表露无疑，张爱玲略感伤感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长恨歌》是一出精致而破碎的上海旧梦。
王安忆以浮雕和工笔交错的手法，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由绚烂归于幻灭的人生沉浮。
作品主要围绕王琦瑶和她生命中不同阶段遇到的男性展开，包括帮助她选美的程先生，包养她的李主任，与她相爱却畏于人言的康明逊，还有为了怀旧而亲近她的老克腊，以及抢劫未遂而将她掐死的长脚。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接近纯粹的女性叙事的作品。
她的用心不在于构造故事，而是试图以明确的理念去掘尽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
她在王琦瑶身上寄放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人物命运历程中永恒流逝的时间，令通篇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和宿命感。
纯真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张爱玲和王安忆有一个共通之处：女主人公的人生总是从最纯真无暇的一段开始，无论日后的命运如何多桀，行为多么乖戾，心态如何卑劣，她们都曾经如春日的阳光般灿烂过。
历史沧桑中的海上繁华梦——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都市民
间书写比较
甘晓燕
【期刊名称】《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年(卷),期】2007(000)007
【摘要】张爱玲与王安忆二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迥然不同,但她们却一致取笔于上海都市民间生活,展示上海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呈现给读者的是城市民间故事,创作中张爱玲更为注重个体生命体验,关注的是一个个瞬间上海,而王安忆更为关注的是上海的历史,是历史中的人物,在传承中较张爱玲有了超越.本文就是试图从其内在的精神联系和逻辑发展中发掘她们的似与不似之处.
【总页数】2页(P70-71)
【作者】甘晓燕
【作者单位】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旅游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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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寻找”中的主体:重探王安忆《海上繁华梦》 [J], 徐德明;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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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的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题目：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背景与意义：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两人共同的特
点是将女性视角融入到作品中，描写了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心理。
在二十
世纪初期，女性地位和权利受到了限制，而张爱玲和王安忆通过自己的
文学作品表达了女性的思想和情感。
比较两人的文学作品，可以深入了
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现状和变迁，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位女性
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
研究问题和方法：
本次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中，探讨两位作
家的文学风格、主题和思想内涵的异同点。
通过对两位作家主要作品的
分析、对比和评价，深化对两位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把握。
具体方法是：首先详细研究两位作家的生平、创作背景和文学思想
等方面资料，然后选取其代表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阅读和分析，包括小说
的结构、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
并将两位作家的主题、表达方式、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两位女性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
的异同。
预期结果与局限：
本次研究结果，预计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性作
家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女性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自我完成的空间与度的表达将有所助益。
同时，也可以为期望
寻找更具有自身风格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本次研究的局限在于时间和空间有限，难以涵盖两位作家所有的作品，只能精选代表性较强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对比，并且可能会因为个人认识不足或解释不到位而出现偏差。
ANHUIWENXUE“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任伊凡一、导言王晓明在《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中指出，张爱玲在今日大陆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特别在于“近代依赖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
因为，她用“琐碎平常的诗意”，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
然而对于这种“姿态”，王晓明认为“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模仿者”，但这些模仿者只可以学她兴致盎然“咀嚼生活”的笔调，却学不到她“无以名状的悲凉”。
笔者看来，王晓明对张爱玲的“背向历史的姿态”，可谓是站在文学史高度上的精辟总结,然而对于某些定义似乎下得有些笼统。
首先，上文提到的易模仿的“琐碎平凡叙述”，张爱玲并非是先河。
因为这种笔法是依托“女性主题”的创作自然生成的，凡是以女性为核心叙事的作品，都少不了“咀嚼生活”的色彩。
若一定要为这种形式在近代小说中追溯一个源头，那也应该是《红楼梦》。
所以，“女性”是这类手法的原因，是形式之表；而那种流淌在文字间的悲凉与在这悲情的基调下闪烁和跳跃着的女性强大的生命张力才是其难以模仿的精髓所在。
这一点上，王晓明看到了悲，却忽视了张力。
其次，与张爱玲同为海派作家的王安忆无疑是一位表里皆备的“守望者”。
她对张爱玲创作灵魂的呼应，体现在了关于老上海的传奇书写、关于女性境遇的关注以及对于在“倾城”神话对照下的世俗世界的探究上。
从这一点看，王晓明的“学不到”概论，未必没有人打破。
下面，笔者将从“倾城”神话入手，依照《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文本，谈一谈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倾城神话”解构，以映照二者一脉相承的创作灵魂和表里统一的叙事手法。
二、切入源头———“倾城”神话的溯源水晶先生曾深度透视《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他认为“白流苏在意象的升华下，完全变成了古代庙堂中的美人，可以和飞燕、合德、太真、小恋等后妃并列”。
诚然，“倾城”神话的确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故事，各色倾国倾城的佳人，多形成一种“红颜祸水”的模式，留给我们的是对其命运的无限感慨。
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形象
徐亚丽
【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13)004
【摘要】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形象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两者都在物化、世俗化和都市时代背景下对女性进行了人文关怀.张爱玲笔下展现了一个有颓废气息的上海,王安忆展现的却是有怀旧气息的上海;在塑造上海形象的方法上,张爱玲多用象征主义的隐喻性语言来表达,而王安忆则善于用“皴法”叙写.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经验、文学理念和宗教等的不同,造成她们作品中上海形象的不同.
【总页数】7页(P30-35,39)
【作者】徐亚丽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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