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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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张爱玲和王安忆人们总将王安忆同张爱玲作比较。
两人同生长于上海,受这个繁华都市的影响;两人写作的内容、手法、风格等或多或少有着相似性;两人对于世俗的热爱,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剖析,对女性意识的自觉等,皆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
下文将以二人散文中关于上海的篇目为讨论对象,简单阐述二人的相近之处。
王安忆曾说过“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此处所言的旧上海,恰巧是张爱玲曾存在过且掀起轩然大波的上海,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交流下的上海。
旧上海的灵魂并不随着时尚的翻新而改变,依然留存在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
那么,可否这样理解,王安忆的笔其实也与时尚一样,和张爱玲同样包囊着旧上海的灵魂,只不过是以今日审美下的时尚代替了旧时尚。
王安忆所说的“旧上海的灵魂”是褒义之言,那是从近代开始,上海便形成的一种热闹的“江湖气”(王安忆《上海的女性》)。
那是一辈辈传承下来,埋藏在上海人骨血中的因子。
张爱玲虽不善交际,却也用着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文字证明上海女人在“守”上的“硬”(《上海的女性》)。
张爱玲以“我”的经历为主体,写到“旧上海”的公寓生活,即其《公寓生活记趣》。
其中提及了上海的气候特点,上海的声音,上海生活的家长里短,以及上海的人情等等。
文章凭借“我”对周遭的敏感,描摹了公寓生活的细枝末节。
而王安忆在《上海是一部喜剧》中,将上海搬到了舞台上,让上海出演一部喜剧。
文中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文化,表达了对服装的见解,更提及了上海方言,三者结合后再提及人的本体,这样戏谑、碎片化的描绘,正是王安忆热爱的上海。
在比较北京与上海时,王安忆也说到上海是“人间烟火”,是“针眼里有洞天”。
二者其实是对新旧时代上海的精彩描绘,其内里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时代带来的科技的变化,生活的便捷。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研究作者:夏晨阳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 2018年第3期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研究夏晨阳(湖南省长沙市南雅中学高1612班湖南长沙410000)【摘要】张爱玲与王安忆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名奇女子,她们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本文比较这两名作家的创作,希望能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都市小说【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8)03-175-01一、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名传奇女子,她们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爱玲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王安忆风靡于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中,虽然这两人的创作相隔了几十年,但是她们的小说具有共同的灵魂。
1995年,王安忆出版了《长恨歌》,很多人认为这是模仿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也被人称为“张爱玲第二”,但是王安忆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之后,她又发表了《世俗的张爱玲》、《我不像张爱玲》等文章,表示自己与张爱玲的差别。
不管怎么样,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文学创作都是我国的艺术瑰宝。
比较这两人的文学创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二、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一)写作主题比较纵观张爱玲都市小说的创作主题,基本集中在对病态人生人性的描写抨击和追根溯源。
她在小说中竭力挖掘表现病态人生人性的种种肮脏和丑陋,借以宣泄对冷酷自私的生活环境的不满。
一个暴虐成性的父母,一个冷漠自私的母亲,一个残忍恶毒的后妈,几乎是张爱玲都市小说中相当固定的人物原型。
而王安忆在都市小说中的创作主题则显得明媚的多,很多小说都是歌颂对人间真情的追求。
比如她的第一篇取材自都市生活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的烦恼》,描绘了一个都市底层女青年勇于追求爱情的故事,这样的主题具有积极向上的色彩。
(二)人物形象的比较文学创作离不开人物形象。
可以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创作的质量。
从女性本位角度论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异同作者:韩梅梅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4期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两人都以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为书写空间,描绘了一个个平凡女性的悲喜命运,对女性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追寻,凸显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显然是对张爱玲这一书写传统的继承,但她又有自己的发展。
她在女性关怀方面更理性,也更现实。
关键词:女性本位张爱玲王安忆相似差异前言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两位非常有个性的女作家。
两人在各自所处的时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文学地位。
“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这样说过:‘实在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妇人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
所以妇人若能在男人的短处方面努力,比较容易收到效果’。
”这恐怕就是这两位出色的女作家成功的法宝了。
近年来,把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研究越来越多,尤其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以后。
不过,王安忆本人却不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有相似之处,甚至不承认张爱玲对她有多大影响。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两个人的比较研究,因为作品在面世以后往往会超越作者的本来意图生出连作者也浑然不觉的言外之意。
一、女性意识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创作相似之处两人在作品创作中是有着契合点的,尤其在对上海这座大都市以及上海女性的描写刻画方面。
张爱玲《传奇》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上海,仅有几篇发生在香港,不过也是上海人在香港,“芯子”仍然是上海的。
王安忆都市题材的小说也无一例外把上海作为书写大环境,塑造出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富萍、妹头、王琦瑶等等。
因此,评论界普遍认为,王安忆是传承了张爱玲的衣钵的。
著名学者王德威更是认为她是张爱玲之后海派小说的传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琐碎人生张、王两人都写上海,但却不是写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喧嚣和繁华,而是去关注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即小人物的“琐碎人生”。
第42卷第6期Voe.42No.6荷泽学院学报JouanaeooHeaeUnoeeasoiy2020年12月Dea.2020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悲剧叙事比较张木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公共教学部,福建福州350202)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书写风格最为相近的两个作家,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将自己对生命悲剧的体验诠释注入到平凡人物的写作中。
她们都以悲悯的情怀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或透过人性的灰暗,或通过个人追求与历史的错位书写女性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情感。
她们的悲剧叙事为都市文学和女性写作带来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悲剧叙事;根源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03(2020)06-0095-04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张爱玲以特有的精致笔触描绘出上海这座城市的世俗之芯,勾画出普通人生的传奇。
五十年后,王安忆作为一个知青女作家,在出离与回归后,以一部《长恨歌》连接起了人们对张爱玲书写的久远记忆。
两位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的作品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气韵。
本文拟从悲剧叙事角度对两位作家的创作艺术进行剖析比较,从而加深读者对两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
受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着特殊的偏爱。
自称“俗人”的她,站在俗人的立场上从琐碎的日常中书写着普通人生的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
与传统悲剧在强烈的冲突中凸显力与崇高不同,她笔下的悲剧只存在于普通人的世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里。
她曾在《传奇》里说她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时代的波澜壮阔对普通人而言是遥远而短暂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只有俗世生活里那些平凡人的婚姻家庭、人情世故里的悲欢的曲折跌宕才是久远的,是“光阴都奈何不了的”,她将之称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一面”。
因为“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究竟不多”,因此那些小奸小坏的“不彻底的”普通人构成了她小说人物的全部。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
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
—————《长恨歌》《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它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
世钧的善良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
而中国近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也隐隐约约为故事刷上了一笔动乱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是乱世里那脆弱的爱情与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风格表露无疑,张爱玲略感伤感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长恨歌》是一出精致而破碎的上海旧梦。
王安忆以浮雕和工笔交错的手法,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由绚烂归于幻灭的人生沉浮。
作品主要围绕王琦瑶和她生命中不同阶段遇到的男性展开,包括帮助她选美的程先生,包养她的李主任,与她相爱却畏于人言的康明逊,还有为了怀旧而亲近她的老克腊,以及抢劫未遂而将她掐死的长脚。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接近纯粹的女性叙事的作品。
她的用心不在于构造故事,而是试图以明确的理念去掘尽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
她在王琦瑶身上寄放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人物命运历程中永恒流逝的时间,令通篇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和宿命感。
纯真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张爱玲和王安忆有一个共通之处:女主人公的人生总是从最纯真无暇的一段开始,无论日后的命运如何多桀,行为多么乖戾,心态如何卑劣,她们都曾经如春日的阳光般灿烂过。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都市女性,始终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
在她们的小说中,这些女性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回归家庭。
但是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关键词: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张爱玲王安忆【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728-2462(2009)01-0016-01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
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
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
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但事实上,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
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
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
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
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
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
流苏自己就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来赌一场并没把握的婚姻战。
要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也只能落入“情妇”的道路。
而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
“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
[文章编号]1671)8178(2006)03)0037)04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述视角比较罗毅霞(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湖北孝感432000)[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张爱玲和王安忆上海小说的不同叙述视角,并力图揭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视角[中图分类号]I 207.4[文献标识码]A¹唐文标5张爱玲早期作品长论6,转引自费勇5张爱玲传奇6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295页。
[收稿日期]2006-09-01[作者简介]罗毅霞(1970)),女,湖北汉川人,文学硕士,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上海是张爱玲的书写对象,上海也给了张爱玲写作的文学想象和生活经验。
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出生在上海,2岁时搬到天津,后又到过北京。
8岁那年随家搬到上海,除去在香港3年的大学生活,游走他乡之前,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上海。
/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上海人0¹。
她对上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喜欢吃冰淇淋,看热场电影。
冰淇淋本身就是西方传入的一种冷饮。
可见张爱玲天生就是一个在城市文明襁褓里长大的彻头彻尾的现代女性。
当然这只是张爱玲身上的一部分,她从小还受到过深厚的中国传统与古典文学的浸润。
张爱玲巧妙、天成地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融于一炉,形成一个独特唯一的张爱玲。
她觉得也唯有在上海,才能恢复她成为特别人的自信和勇气。
她喜欢大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贴心贴肺,肌肤相亲的。
上海的公寓、洋房、电车的哐当、小贩的吆喝、通俗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沦陷中的孤岛,却养育了一朵奇花)))张爱玲的新传奇。
张爱玲在光怪陆离的世俗生活中,在充溢着享乐空气,近乎腐烂的上海繁华都会里读出/诗意0和/哲理0,从物欲横流中拣出/人的成分0。
她觉得上海是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奇异的智慧0的产物,是古中国的废墟上的一朵奇葩。
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于198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背景作为写作背景,围绕着一个家族展开的故事。
与之相似,《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创作于194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同样以上海为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要题材。
本文将以《长恨歌》为主线,从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写作手法等方面来探讨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首先,王安忆和张爱玲在文学风格上有诸多不同。
王安忆的文风清新明快,语言简洁而有力,善于运用描述细节,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上海民国时期历史、风情和人物的描绘,有着浓郁的民国氛围。
而张爱玲的文风则更为缥缈抒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文笔细腻,充满诗意。
她在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常常使用流畅的笔触和深邃的意象,使得作品更富有韵律感和情感张力。
其次,王安忆和张爱玲在人物角色刻画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王安忆的人物形象多样化,鲜活生动,深入描绘每个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使得读者能够更为贴近并理解他们的情感和行为。
她在《长恨歌》中通过塑造周跃进、钱小红、李思远等一系列形象鲜明的角色,展示了家族命运的起伏沉浮,以及上海社会的历史变迁。
而张爱玲则更为注重人物内心的独白和情感的揭示,常常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情绪。
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通过虞云杰和杨绛的对话,巧妙地展现了婚姻中的亲情和喜怒哀乐。
最后,王安忆与张爱玲在写作手法上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两位女作家都擅长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活动。
他们都注重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使得作品的布局更加严谨有序,情节的推进更具有层次感和节奏感。
此外,两位作家都有着对女性心理和婚姻关系的独到洞察力,能够准确地刻画女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境遇和思想变化。
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情感世界的探索,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多元,具有广泛的触动力。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刻画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收稿日期]2002-05-17[作者简介]周 红(1974-),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第5期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l .52002年10月Songliao Journal(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Oct.,2002张爱玲王安忆创作比较一隅周 红(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盐城224000)[摘 要] 张爱玲的创作是执着于故事本身的。
为了达到故事性,张爱玲采取了传统故事的表现手法,并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段的一些精华,着力表现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形象,同时采用了以实写虚的富于生命力的语言,给人一种生命的质感。
与张爱玲恋恋于故事不同,王安忆把讲故事放在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作者极力消解故事性,力图通过理念构建一种/神话0。
她以理性思索和文化审视为基石,用玄想性的语言代替风俗化的语言,形成与张爱玲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 张爱玲;王安忆;环境;人物;语言[中图分类号] I1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2)05-0021-03张安玲和王安忆,两个女子,两个作家,她们的小说都以都市为背景,都以都市中的女性作为她们的描写对象。
作为传统/故事0型和当代/讲故事0型的两种代表,她们的作品可以说各显风采。
本文拟就她们小说中所构拟的环境、塑造的人物、叙事的语言三方面做一比较分析。
一、特殊环境与文化环境茅盾在5关于艺术的技巧6中曾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
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0对环境表现力的不同理解促使两位作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张爱玲选取的环境是特殊的环境,王安忆选取的是文化环境。
为了达到环境的特殊性首先张爱玲选取的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如客厅、卧室、舞场等(5封锁6更是选择了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对隔绝的车厢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然后作者采用暗喻,象征意象等各种手段从而使物色带情,景随情变,与人物性格融为一体,成为人物心理、情绪对象化的环境,从而使经常发生的自然景象被赋予了特殊的非常意义,自然环境的描绘在小说中并不是以一种形态出现,而是富于转换和流动,呈现出一种鲜活的生命景观。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
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
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
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
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
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
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
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
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
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
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
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
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
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
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比较[精选5篇]第一篇: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比较分析题(50分)①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相比较,基本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以《长恨歌》为例简要说明。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同样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灵气,也深谙海派的精髓,同为女性,深知女人的处境,对女性生命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作品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
有人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传人,是张派作品的延续。
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
她们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
但是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二者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二者作品却各有各的特点,生活的顿悟、情感的理解和城市的印象各有不同。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也描写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但是感觉却更象我们已经看惯的电影,是一种油画式的,遥远的、朦胧的梦的追忆与感伤,远不及张爱玲笔下的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真实。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城市的精华,是的城市记忆。
王安忆的城市非关风云,王安忆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由城市这一语词在人们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所想到的时尚与新潮,她关注的是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
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
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于姗一、爱情中的女性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际遇,审视反思女性的命运转折,是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与王安忆共同的写作特点之一。
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家的回归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
这是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的一个著名观点。
的确,女性在出生伊始,并不知道以后的自己会是怎样的角色,也没有上帝指明她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之路,唯有她自己在生命的不断寻求探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
在历经曲折之后,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追寻与回归,思考与抉择,成为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位女作家笔下共同的故事题材,只是她们笔下的女性们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婚姻生活,张爱玲始终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揭示了男权制话语社会里女性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
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们在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振聋发聩的口号鼓动下,纷纷出走,然而,时代并没有在经济、社会、婚姻等方面提供给妇女们足够自由独立的土壤,封建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嫁个好男人、找个好归宿、做个好太太成为都市女性人生的终极目标,所谓的学历、丁作只是一份昂贵的嫁妆,换取婚姻的砝码而已。
要么回归,要么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她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
于是,《倾城之恋》里便出现了一个在不愿意守寡亦不甘心堕落的心态下,最终攀附了一个有经济保障男人的白流苏。
其实,在张爱玲笔下,像白流苏这样缺乏自主意识、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和感情上依附男人的女子们还有很多。
无论新派女性还是旧派女子,她们挣扎、堕落、迷茫、不甘,而最终逃不过甘居于男性脚下的命运,有的也曾有过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最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的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题目: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背景与意义: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两人共同的特
点是将女性视角融入到作品中,描写了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心理。
在二十
世纪初期,女性地位和权利受到了限制,而张爱玲和王安忆通过自己的
文学作品表达了女性的思想和情感。
比较两人的文学作品,可以深入了
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现状和变迁,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两位女性
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
研究问题和方法:
本次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中,探讨两位作
家的文学风格、主题和思想内涵的异同点。
通过对两位作家主要作品的
分析、对比和评价,深化对两位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把握。
具体方法是:首先详细研究两位作家的生平、创作背景和文学思想
等方面资料,然后选取其代表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阅读和分析,包括小说
的结构、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
并将两位作家的主题、表达方式、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分析两位女性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点和解读方式
的异同。
预期结果与局限:
本次研究结果,预计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性作
家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女性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自我完成的空间与度的表达将有所助益。
同时,也可以为期望
寻找更具有自身风格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启示。
本次研究的局限在于时间和空间有限,难以涵盖两位作家所有的作品,只能精选代表性较强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对比,并且可能会因为个人认识不足或解释不到位而出现偏差。
从日常生活叙事比较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题目:从日常生活叙事比较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以日常生活为素材,通过细腻刻画的笔触,将生活中的琐碎和复杂转化为艺术作品。
本篇论文将比较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着重从叙事角度探讨她们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叙事一、引言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以日常生活为素材,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生活中的细节和情感,表现出她们独特的叙事艺术风格。
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生活的本真面貌,同时也感受到作家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本篇论文将比较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着重从叙事角度探讨她们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
二、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张爱玲的小说以“情感”为主题,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刻画出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困境。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优美含蓄,情感深邃,常常将情感与理性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女性在感情选择上的犹豫和无奈。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日常生活成为她塑造角色性格和情感的主要素材。
她通过叙述平凡的场景和生活细节,展现出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情感状态。
例如在《金锁记》中,她通过描写主人公金锁和樊哥在外滩的一次晚宴上的互动,展现出金锁独特的个性和她与樊哥复杂的情感关系。
另外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小说家通过对白玫瑰和红玫瑰之间复杂的交往关系的细腻刻画,展现了女性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挣扎和矛盾,表达出作者对于女性困境的深刻关注和思考。
三、王安忆的小说叙事王安忆的小说中,日常生活也是她的重要素材之一,小说家熟练运用生动的场景和善于刻画人物的技巧,描绘出特别的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家庭生活。
她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虽然性格差异很大,但又常常有着生活中不能分离的联系,讲述的是寻找自己在自己生活和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故事。
通常王安忆的小说叙述比较直白,但是非常丰富。
■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
一、引 言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
[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
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
[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
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4]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
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
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
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5]
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
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
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
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状况。
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入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
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以平实的格调,注重描写女性主义生活场景中女性外在生存价值与内心体验,自觉致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力的争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2009年第2期
■ 廉亚健(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反讽作为一种文学技巧,主要分为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结构反讽三种类型。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借助反讽手法悉心雕凿的艺术精品,她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创作了六部反讽艺术的精品。
它对于反讽的使用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一、运用反讽表现主题;二、运用反讽刻画人物;三、运用反讽推动情节发展和组织语言;四、运用反讽构架故事框架。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言语反讽;情景反讽;结构反讽
引 言
反讽既指语言的修辞技巧,也指隐含在人物、情节或主题中与正面描述意义相左的暗示或对照技巧、组织结构方法。
文学、修辞学通常把反讽分为三大类:言语反讽(verbal irony)、结构反讽(Structural irony)和情景反讽(situational irony)。
奥斯汀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以高度的艺术自觉创作了六部反讽艺术的精品。
其中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本文试图分析该作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及其运用和功能。
一、运用反讽表现主题
从宏观上看,《傲慢与偏见》的主题是资产阶级的婚姻——资产阶级的小姐怎样嫁给上流社会有钱的公子。
整部小说都贯穿着婚姻与财产、地位密不可分的主题。
《傲慢与偏见》开篇第一句话便宣称:“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了”,[1](P.1)这里强调了只有经济基础的单身汉才是年轻女性择偶的首选。
显然作者直接用言语反讽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是有钱人的婚姻问题。
作者以经济的笔墨,首先用班纳特先生的那位表侄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小姐的婚姻“证明”了这一真理。
这种“证明”实际上是揭穿了这一婚姻的实质:赤裸裸的金钱婚姻。
事实上作者所颂扬的伊丽莎白与达西,吉英与彬格莱之所以成为理想婚姻的典范,都是因为他们属于有产业的单身汉。
“这样的单身汉 ……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1](P.2)。
这个开头影射了贝奈特太太想方设法把五个女儿嫁给有钱人的初衷,更具体地说,不是有产业的单身汉必须要娶位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总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
作者运用言语反讽凸现小说主题,把婚姻和财产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婚姻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实质。
二、运用反讽刻画人物
《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多为“漫画人物”,当然也有“素描人物”存在。
不管是漫画人物,还是素描人物,奥斯汀在塑造人物时都采用了反讽的手法,字面反讽、结构反讽与戏剧反讽交替应用,刻画了人物的鲜明个性。
班纳特太太是气质缺陷、肤浅势力的典型代表。
作者将她描述为:“一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
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架不住。
她平生最大的事,就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平生最大的慰藉,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 [1](P.15)为了说明班纳特太太的这一个性,作者采用了大量的讽刺描述。
例如,在丽迪雅与韦翰私奔后,班纳特太太担心女儿的下落又为女儿没有新嫁衣而烦恼。
两种感情交织,轮番的受折磨“简一读完丽迪雅不久就要结婚那句话,她顿时心花怒放……她前些时候是那样烦忧惊恐,坐立不安,现在却是这样大喜过望,激动不已。
只要听说女儿即将结婚,她就心满意足了。
她并没有因为担心女儿得不到幸福而感到不安,也没有因为想起她行为不端而觉得丢脸。
”“我的心肝宝贝丽迪雅! 她要结婚了! 她才十六岁就要结婚了……不过还有衣服、结婚礼服呢……莉齐,乖孩子,快下楼去,问问你爸爸愿给她多少陪嫁。
等一等,等一等,还是我自己去吧……” [1](P.207)这一段活灵活现的描述,使班纳特太太喜怒无常的形象跃然纸上。
《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牧师被讥讽为 “糊涂,满脑子错觉和自相矛盾”的典型。
作者对他的嘲讽毫不留情。
一方面,他对“恩主”凯瑟琳夫人唯唯诺诺、自卑自贱。
且看在罗辛斯庄园打牌的那一幕:“……她老人家凯瑟琳夫人每说一句话,柯林斯先生就附和一声;他每赢一
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及其运用
取,表达女性生存的韧性,赞赏其蓬勃的生命力,以热切亲近的目光倾心关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女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内涵。
她们的作品对于丰富小说与女性写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张爱玲与王安忆对女性主义生存状态的刻画展示着女性生活的精髓,“这种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的描绘渗透了作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观照,也使得上海这个都市更富有迷人的风情”。
[6]
[参考文献]
[1] 宋家宏.走进荒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 仵埂.城市与女性写作——以张爱玲王安忆为例[J].小说评论,2008,(03).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 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5] 王安忆.上海和小说[A].寻找上海[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1.
[6] 谢怡.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书写比较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7,(03).
[作者简介]白宝善(1964— ),男,陕西延安人,本科,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应用写作。
文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