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城市与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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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隔空对话张爱玲:上海应是知识分子的城市2009-09-2911:07对于一个作家,有很多通达的途径。
比如,王安忆,文学界将其称作是继张爱玲之后的又一海派文学传人;评论界则称其为很难定位的作家,因为她的风格总在变化;而在大众传媒喧嚣发达的年代,那些刚出道不久的记者,管她叫“文学界的王菲”,暗喻她对传媒的冷淡和在文学圈中的地位。
掀掉这种种王安忆认为“不要相信”的称呼,经过还原的王安忆,是当代著名作家、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协主席。
当然,她最新的头衔是剧作家——2004年,她以编剧的身份,将张爱玲的《金锁记》搬上了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2009年,香港春天舞台话剧社将她的同一剧本搬上香港舞台,由许鞍华导演、焦媛主演。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安忆在电话的那头无数次地重复说,许鞍华和焦媛太好了!记者手记按约定时间拨通王安忆家的电话,她竟然准时地坐在电话机旁,让我不无意外。
她的声音很亮,也很热情,谈话非常流畅。
她是如此坦然地面对一切,以至于她告诉我,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评价,比如说“王安忆一直在变化”、“王安忆很难定位”等等,至于那句被人们认为高抬了她的“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的又一海派文学传人”,她也只是淡然一笑,称她很感谢这句话帮她销书,但她和张爱玲的世俗是不同的。
这让我看到了一个大作家面对文学以及面对自己的自信,而这足以令我们重新审视文学,感受它别于庸常的高贵。
王安忆说,她很明白自己跟莫言他们相比,是那种没有很多生活经验的“书斋作家”,因而她才选择到复旦去做一个正式编制的教师,“高校是作家的最好归宿”,她说。
在学术性的反观和探讨文学史上伟大作品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她有了更为敏锐和清晰的理性洞察。
而这势必也是学生们的幸事,因为一个作家以个人的创作经验对作品的解析,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
关于《金锁记》焦媛的肢体和表演特别有激情,能将内心完全外化出来记者:张爱玲、王安忆、许鞍华再加上焦媛,该是怎样的一种时空对接,是什么机缘造就这次合作的呢?王安忆:2004年,我就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改编了这部戏,导演是黄蜀芹,票房也很不错,后来香港春天舞台的高志森来跟我谈,说他们也想排,导演要请许鞍华。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不同视角下的女性生活——论王安忆的《长恨歌》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选题背景:城市女性书写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够充分的地方,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女性书写出现了新局面,诞生了王安忆、卫慧、朱文颖等都市女性作家,其中王安忆无疑为代表,王安忆的《长恨歌》叙写了上海女人王琦瑶四十年的生命历程,变幻的命运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兴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时,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
”她多次叙述自己对上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上海是个奇特的地方,带有都市化倾向,它的领域性、本土性不强,比别的城市更符合国际潮流。
”《长恨歌》集合起王安忆以前所有对上海的经验与想象,用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经历,在叙述上海历史的同时,也叙述了都市与女性的关系。
在王安忆看来,女人与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城市和女人都没有历史,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人体力的弱势在这种人为地空间内转化成一种优势,女人和城市一样一下子可以跳到历史舞台上光艳夺目。
选题意义:本篇论文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主体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经历的分析和同时期作品的比较,展现女性与都市的关系。
一方面,对《长恨歌》这篇小说进行细致的分析,以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命运变幻体现出城市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特征和文学内涵,组成了一部上海的民间史。
同时,对同时期作品进行分析比较。
另一方面,在分析内容的基础上对思想意识进行升华,阐释都市中的女人们在城市世俗生存的缝隙中执着地守望着她们的情与爱,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做了新的理解和诠释。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本文以《长恨歌》为主体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比较王琦瑶一生的命运变化来体现都市的兴衰史。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
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
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
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
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
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
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
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
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
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
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
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
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
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
浅析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王安忆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不媚俗、不趋时, 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自信、骄傲的个性, 虽然不屑于跟随潮流但却又能合潮流之精华并且使自己超越潮流、进而引导潮流——这显然得益于她独到的眼光和准确的判断。
她创作力旺盛,而且不断尝试变更小说格局和叙述策略。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通过不断地努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对于这位多产且风格多变的作家来说,她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并称为“三恋”)无疑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因为在“三恋”里,王安忆以一种悲壮的笔调书写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将笔触伸向一个作为以往文学与道德禁区的幽深领域——女性欲望, 这在王安忆的创作中也是全新的内容。
王安忆这样说:“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
三四流作家在写, 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 所以干脆不写了;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 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
而且我认为, 如果写人不写其性, 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 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三恋”最早发表的是《荒山之恋》, 其次是《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
从作品可以看出, 这三篇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写出来的。
从内容上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小城之恋》主要描写物质本能的性爱,并且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源自于生命力被压抑后的畸形爆发,因而他们的性爱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的折磨;相对而言,《荒山之恋》则加入了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性的东西, 作家在描述两人相遇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分割的各自成长故事, 这既为两人的生活处境、性格作了交代, 同时也为他们之间的性爱关系笼罩了一层悲凉的命运色彩;到了《锦绣谷之恋》就转为写精神恋。
当代文学: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作品解析前言当代中国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她们通过自身经历和洞察力,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种种困境和触动人心的故事。
本文将介绍几位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解析。
1. 张爱玲:《红楼梦与西游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笔触和精湛的文字而闻名。
她被誉为“现代诗之艳妇、小说之巧手”。
其中,《红楼梦与西游记》是她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通过比较红楼梦和西游记两部经典文学作品,探讨了女性在传统价值观与现实声音之间所面临的抉择与冲突。
2. 王安忆:《长恨歌》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讽刺和幽默见长。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一部代表作品,该小说以故宫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女主角从农村出走来到京城谋生存的故事。
通过女性角色的生活经历,王安忆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和不公平待遇。
3. 韩少功:《红高粱家族》韩少功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满了浓厚的历史和现实主义色彩。
《红高粱家族》是韩少功的一部代表作品,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家庭三代人的传奇命运,展现了女性在中国大时代背景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小说中,女性面对战争、革命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时展现出勇气和智慧。
4. 莫言:《丰乳肥臀》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作家之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描绘了中国乡村社会中女性们坚毅与柔情并存的形象。
《丰乳肥臀》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通过一个女性角色的命运,展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并对女性身份与家庭责任做出了让人深思的探讨。
结论中国当代女性作家通过她们独特的文学创作为读者提供了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触动。
她们以细腻入微、饱含情感的笔触描绘女性在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复杂真实的世界。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启发读者对于女性权益和社会进步等问题进行思考。
注:以上是根据主题所编写的文章内容,如有引用其他来源或类似内容是纯属巧合。
王安忆: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上海女性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
男女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
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
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
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
因此,说上海话的女人就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是和男人说得上话来,说的不是你我衷肠,而是天下道理。
不知道的人还说上海女性婉约,那也是指的吴越风气,上海女性是吴越中最硬的来的。
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
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
你绝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
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的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
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味和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
爬上哪一座房子的楼顶平台,看这城市,城市的粗粝便尽收你眼,那水泥的密密匝匝的匣子,蜂巢蚁穴似的,竟是有些狰狞的表情。
而在那水泥狭缝般的楼底街道上蠕动的、如蚁的人生,你要他们有什么样的诗情?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
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
由于目标一致,他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地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休。
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
这地方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子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蜷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
双方势均力敌,一样地无倚无赖,白手起家,谁也让不得谁。
要说男女平等,这才是,同一地平线上,一人半边天。
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于198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背景作为写作背景,围绕着一个家族展开的故事。
与之相似,《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创作于194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同样以上海为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要题材。
本文将以《长恨歌》为主线,从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写作手法等方面来探讨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首先,王安忆和张爱玲在文学风格上有诸多不同。
王安忆的文风清新明快,语言简洁而有力,善于运用描述细节,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上海民国时期历史、风情和人物的描绘,有着浓郁的民国氛围。
而张爱玲的文风则更为缥缈抒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文笔细腻,充满诗意。
她在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常常使用流畅的笔触和深邃的意象,使得作品更富有韵律感和情感张力。
其次,王安忆和张爱玲在人物角色刻画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王安忆的人物形象多样化,鲜活生动,深入描绘每个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使得读者能够更为贴近并理解他们的情感和行为。
她在《长恨歌》中通过塑造周跃进、钱小红、李思远等一系列形象鲜明的角色,展示了家族命运的起伏沉浮,以及上海社会的历史变迁。
而张爱玲则更为注重人物内心的独白和情感的揭示,常常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情绪。
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通过虞云杰和杨绛的对话,巧妙地展现了婚姻中的亲情和喜怒哀乐。
最后,王安忆与张爱玲在写作手法上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两位女作家都擅长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活动。
他们都注重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使得作品的布局更加严谨有序,情节的推进更具有层次感和节奏感。
此外,两位作家都有着对女性心理和婚姻关系的独到洞察力,能够准确地刻画女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境遇和思想变化。
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情感世界的探索,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多元,具有广泛的触动力。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刻画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从《张看》上海民俗引言:“上海是雌的。
”记得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在小说里曾这样写到。
所以上海成了产出女作家最多的地方。
女作家们也总喜欢着笔于上海,王安忆、陈丹燕、程乃珊……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大上海繁华下暗藏着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记录下来。
张爱玲无疑是这些才女中最杰出的一位,她的小说虽为杜撰,却又实实在在是旧上海民俗生活的写照。
1942年到1948年,张爱玲住在静安寺区的爱丁堡公寓(现常德公寓),确切的地址是南京西路192号公寓6楼5室。
爱丁堡公寓的小阳台是她窥伺世间百态的窗口:看着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慢腾腾驶到终点站,看着对面房产大王程霖生破产、程公馆和里边的古玩字画被四明银行没收,看着下午四点的阳光斜斜地射进起士林咖啡馆的玻璃窗,犹豫着要不要走点远路,还是仍旧到铜仁路口的CPC去喝下午茶……从静安寺到石门路的南京西路这段则是她频繁活动的地带,一杯咖啡下去,一个人物就跳了出来。
其中1943-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段,是她创作的巅峰时期。
1943年,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文坛震动。
从此一鸣惊人,文章一发不可收。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趁热打铁般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如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年轻的时候》、《花凋》、《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烬余录》、《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公寓生活记趣》、《私语》、《谈音乐》等等。
1944年8月和11月,她分别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就非凡,轰动整个文坛。
1945年2月,张爱玲与苏青这两位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接受记者采访,就“女人、家庭、婚姻”等问题展开的对谈,仿佛成了她最后辉煌,这一年也成了一个分水岭。
印象上海——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生命体验印象上海——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生命体验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通过女性主人公林丹的经历,深刻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女性生活的变迁。
小说中的城市与女性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彰显出独特的印象上海。
首先,《长恨歌》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巨变。
在小说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正处于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林丹的家庭因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父亲的失势而从小楼迁到了阿里汇美式公寓,她的成长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上海社会的动荡与变迁。
二室一厅、共用厕所、人拥挤的生活环境呈现出该区域高密度的居住状况。
与此同时,小说中也描绘了上海的繁华与热闹,比如南京路和外滩的繁忙景象,也反映了城市化带来的进步与活力。
上海这座特殊的都市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林丹命运中的转折点和她内心世界的折射。
其次,《长恨歌》反映了女性生命体验在城市变化中所受到的各种冲击与影响。
小说中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妇女,如林丹的母亲和姥姥等;另一类是事业女性,如林丹和她的朋友们。
对于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之间扮演着连接的角色。
她们的生活以家庭为基础,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在她们身上深深地烙印着。
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家庭妇女的角色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更多的家庭妇女开始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实现自身的独立与价值。
在小说中,林丹的母亲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这使得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她对女儿的未来也更加注重独立能力的培养。
相比之下,事业女性则追求着自由和独立,她们在城市中孤独地追求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林丹便是这样一位事业女性,她为了事业的成功在丈夫之外有了其他的男性伴侣,这折射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变化的不同理解。
此外,《长恨歌》也深入揭示了女性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在上世纪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到限制。
女性“上海叙事”的审美取向——以张爱玲\王安忆为例作者:伯灵高丹来源:《商情》2011年第01期[摘要]:上海题材小说中,男性作家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主流叙事方式抓住了历史变迁中“大上海”的时代特征,但在把握城市大背景的同时,却忽略了对绵延不断的上海日常城市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审视,而以张爱玲、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上海叙事就恰恰弥补了这种不足。
[关键词]:女性上海边缘化视角细节20世纪以来,文学视野中开始更多地出现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涌现出了以茅盾、施蛰存、白先勇、张爱玲、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
与男性作家不同,张爱玲、王安忆上海题材小说的写作背景总是独立于时代之外,历史政治只是隐约的背景,把上海的种种历史变迁都停留在日常状态,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仿佛处于整个时代历史之外。
张爱玲和王安忆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女性的坚韧与美好,女性的忍耐和从容使城市保持着安宁,使它永远存在发展。
在细节处,城市显示出女性的魅力,女性天生的敏感和细腻与日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
一、边缘化叙事视角开启并超越了上海叙事的历史传统在上海作家群中,茅盾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即以都市中阶级的对峙、人与人的斗争作为主线来表现一个亢奋、变化的贫富悬殊的上海。
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注重描写由西方殖民给上海带来的既有异域情调又有都市特质,而且能够集中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外在特质文化,但他们是以单身男子的城市漂泊者眼光来看上海的,通过快速跳荡的节奏、剧烈夸张的动作、歇斯底里的狂欢、来去匆匆的聚散,描摹着都市的膨胀与爆炸给现代都市人带来的“都市病”。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在文本叙述中都有意回避了主流意识的历史事件,大时代的变迁只是她们建构小说的背景材料。
张爱玲的笔下是一群没有远大人生理想的市民,他们对于国家命运和社会政治没有太多的关注,政治观念淡漠,生活态度扎实,既没有太高的升华,也没有特别的沦落。
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都市意识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都市意识王安忆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性作家,她对于女性话语的关注和探索一直是她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
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和表达,展现了女性在都市环境中崛起和追求自我意识的历程。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都市意识。
首先,通过对女性角色不同人生阶段的描写,王安忆成功地展现了女性在都市环境中摆脱束缚、追求独立意识的过程。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包括大娘、秦涛、邢丽华、底迦等。
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但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觉醒并追求自我。
大娘是一个一直处于婚姻纠纷中的妇女,但她通过对婚姻的反思和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最终走向了成功和独立。
秦涛则是一个在职场中奋斗的女性,她因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敢坚持,最终实现了个人价值。
邢丽华则是一个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挣扎的女性,她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抗争,最终实现了事业和家庭的和谐。
底迦则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出路的女性,她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坚定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这些女性角色的不同经历和各自的努力,都展示了女性在都市环境中逐渐觉醒并追求独立意识的过程。
其次,小说中对于女性的身体与性别的描述也强调了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长恨歌》中,女性的身体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作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写,表达了女性在都市环境中对自身身份和地位的追求。
通过女性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挑战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定义。
例如,在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流产、生育、疾病、生理期等问题都被细致地描写,这些描写不仅带来了女性身体的痛苦和矛盾,更凸显了女性对于生命权利和个人身体权益的认识和追求。
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述,王安忆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呼唤尊重女性身体和自我感受的社会环境。
最后,王安忆在小说中通过对女性语言和行为形态的呈现,强调了女性的都市意识。
在《长恨歌》中,女性角色的言谈举止常常带有独立自主而又自信的意味。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近年来,中国作家王安忆以其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对女性题材的独到见解备受关注。
她的作品《长恨歌》以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一段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故事。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长恨歌》中的上海情结与女性意识。
《长恨歌》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上海作为一个兼具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城市,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带来了新的变革。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中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人情世故和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
对于王安忆来说,上海是她的家乡,她对上海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在小说中,她用独特的文笔描绘了上海的景色、街道和背后的历史文化。
她的笔触细腻而感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华和变迁。
上海的情结成为了王安忆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她对于个人和社会记忆的一种表达。
与上海情结相伴而来的是女性意识的抒发。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城市,女性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封建社会的束缚,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和自我解放。
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丰富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小说中的女主角李秋水是一个出色的上海女孩,她勇敢地面对困境,积极地寻求自身的价值。
她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爱情的追求。
王安忆在她身上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她们虽然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却充满了现代感和独立意识。
与李秋水相对照的是她的母亲华月。
华月是一个传统的上海女性,她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
她在小说中展现了女性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转变和矛盾。
王安忆透过华月,传达了对于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思考。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探讨了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困境。
她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等问题。
浅析王安忆“三恋”中的女性意识摘要:王安忆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的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在她创作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中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恋爱轨迹及爱情悲剧的发展,表现出女性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的心路历程,展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关键词:三恋;爱情悲剧;女性意识一、《小城之恋》-大胆的“性欲之恋”《小城之恋》写的是蒙昧压抑中的两性关系,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封闭的小城,这个环境就给男女主人公畸形爱恋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他们小的时候就在一起,在一个剧团里跳舞,女孩跳小战士舞,男孩则跳儿童团舞,文章开头便交代出了人物关系以及主人公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预示了二人关系的发展。
作品一开始展现的是两个人单纯的感情,他们每天在一起练舞,体验着舞蹈带来的快感。
但随着男女主人公身体的发育,作品便营造出一种令人苦闷压抑的氛围。
如作品中描写女孩子畸形的身体,男孩不再发育实则是在为后期两人畸形的“恋爱”做铺垫。
作品中的女主公没有独立的女性意识,她不懂爱是什么也不知道爱是什么,只知道依附于男性所带来的肉体的快感。
她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所谓的羞耻心,她甚至走进了男厕所都没有一点羞愧之情。
作品中对她的畸形的身体不断地进行渲染和描写,实则是通过描写女主公如同行尸走肉的生活,来进一步表现她的堕落及对待爱情的麻木不仁。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主要表现在她在与男主人公发生多次关系后开始思考他们的畸形关系,甚至想到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屈辱。
这是这个女人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第一步。
那么她的女性意识发展到最高潮也就是在她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她决定不再依附这个男人,她的人格尊严也开始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她不但不恨这个男人也不去抱怨生活,而且她用她的母爱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小城之恋》描写的是男女之间最低层次的性爱之恋,虽然男子抛弃了怀孕的女主人公,故事以悲剧的性爱之恋结尾。
世俗的张爱玲和王安忆
人们总将王安忆同张爱玲作比较。
两人同生长于上海,受这个繁华都市的影响;两人写作的内容、手法、风格等或多或少有着相似性;两人对于世俗的热爱,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剖析,对女性意识的自觉等,皆能从字里行间找到蛛丝马迹。
下文将以二人散文中关于上海的篇目为讨论对象,简单阐述二人的相近之处。
王安忆曾说过“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此处所言的旧上海,恰巧是张爱玲曾存在过且掀起轩然大波的上海,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交流下的上海。
旧上海的灵魂并不随着时尚的翻新而改变,依然留存在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
那么,可否这样理解,王安忆的笔其实也与时尚一样,和张爱玲同样包囊着旧上海的灵魂,只不过是以今日审美下的时尚代替了旧时尚。
王安忆所说的“旧上海的灵魂”是褒义之言,那是从近代开始,上海便形成的一种热闹的“江湖气”(王安忆《上海的女性》)。
那是一辈辈传承下来,埋藏在上海人骨血中的因子。
张爱玲虽不善交际,却也用着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文字证明上海女人在“守”上的“硬”(《上海的女性》)。
张爱玲以“我”的经历为主体,写到“旧上海”的公寓生活,即其《公寓生活记趣》。
其中提及了上海的气候特点,上海的声音,上海生活的家长里短,以及上海的人情等等。
文章凭借“我”对周遭的敏感,描摹了公寓生活的细枝末节。
而王安忆在《上海是一部喜剧》中,将上海搬到了舞台上,让上海出演一部喜剧。
文中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文化,表达了对服装的见解,更提及了上海方言,
三者结合后再提及人的本体,这样戏谑、碎片化的描绘,正是王安忆热爱的上海。
在比较北京与上海时,王安忆也说到上海是“人间烟火”,是“针眼里有洞天”。
二者其实是对新旧时代上海的精彩描绘,其内里的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唯一的不同大概是时代带来的科技的变化,生活的便捷。
张爱玲多以自身感受为切入口,而王安忆总是建构一个阔大的时空概念,用各种细小的事物、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填充进这个框架之中,展现给人们一个有骨架,更有血有肉的时代。
二者的时代都贴近人们的日常,不论是以个人为出发点,还是以时代大背景为出发点,皆将隐藏在文本后面的热爱生活的自己暴露了出来,这样世俗的她们,是与世俗的我们所相似的。
她们再传奇的人生也难以掩盖她们是尘世之中的人,是为生计、为理想、为爱挣扎努力的,有着强烈自由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