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

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上海，这个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会，以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就是其中的两位。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坛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共同选择书写上海的故事，为传承中的上海叙写别样的传奇。

共同的地域文化、深厚的地域情结使得二者在创作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可比性。

本文试图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从上海的变迁、上海主题的创作情结、上海女性的宿命与守望等方面具体分析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于上海都市书写的异同，从而勾勒出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上海在自身解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出上海这座大都市半个世纪左右的风雨历程。

一、上海的变迁：张爱玲的上海到王安忆的上海。

（一）张爱玲———上海的亲历者张爱玲这位天才奇女子出生于上海，除了在香港三年的大学生活外，直到游走他乡前，她一直生活在上海。

她所写的庸人琐事都聚焦在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时也写香港，但香港仅仅是张爱玲演绎上海人生传奇的另一空间而已。

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人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给予了张爱玲想象的空间和自由飞翔的感觉，这里没有束缚，没有条条框框，而是她成功的沃土。

上海之于张爱玲，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土生土长的身份使张爱玲很有优越感，对于上海大都市的叙述，张爱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她的上海是融进她心里的。

她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

她与上海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上海的公寓、小贩的吆喝声、电车的哐当声、街头小报都是她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她是非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的。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述的是发生在上海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的故事。

1920 年出生的她作为亲历者，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情感，将心底里的上海向读者缓缓道来。

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上海，虽没过多笔墨直面书写，却处处渗透着那个年代上海的独特色彩，无论是像神仙洞府的白公馆还是咿咿哑哑的胡琴，都是张爱玲的记忆。

“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女性不老是一种长久以来流传的神话，它刻画了一种完美的美丽和永恒的青春。

然而，这个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两部代表作，都以女性不老为背景，但通过“神话解构”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神话背后的现实面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经典之作，被视为一部揭示岁月流转中人们所经历的变化的小说。

女主角苏妲己被描绘得美丽动人，但同时历经岁月的摧残，逐渐失去了青春。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不老神话的衰弱和脆弱。

苏妲己的美貌被视为一种资本，但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侵袭。

她渐渐发觉自己不能再依靠外貌来获得所需的关注和喜爱，她变得焦虑和无助，最终选择了自杀。

小说通过苏妲己的遭遇，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女性不老神话的虚幻和不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封建时代的妃子为背景，描述了女性在宫廷中的命运。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丰满鲜活，但她们始终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牢笼里。

虽然她们通过各种手段保养外貌，努力保持青春容颜，但她们仍然无法逃离宫廷的囚禁和种种压迫。

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权力斗争、勾心斗角和自我牺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越来越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与理想，而只能深陷在宫廷悬殊的地位和社会约束中。

两部小说共同揭示了女性不老神话的现实面貌，表达了对这一神话的批判。

女性不老被视为一种良好的品质和价值，但在现实中，它却是短暂而虚假的。

这种神话剥夺了女性真正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游戏中。

同时，作者通过描写女性的苦难和无力感，也呈现了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与智慧。

对于读者而言，这两部小说是一次深入思考女性不老神话的机会。

尽管这个神话一直存在，并在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质是虚构和不可持续的。

传奇性展示与神话式阐释--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比较
傅建安
【期刊名称】《华文文学》
【年(卷),期】2005(000)001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两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们都从都市市民最具特征的家常事落笔,大多以都市中的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对都市人性作了传奇性与神话式的细心的探索与刻画.张爱玲的小说多从感性体验出发,通过回归传奇式世俗世界的方式表达自己惶惑、虚无的人生感受,她以冷漠的态度站在人生戏剧的边缘,似乎成为人生戏剧的鉴赏者.王安忆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概括,通过回归神话、回归原始的方式找寻生活的本质,并对现实人生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她被誉为精神之塔的营造者.
【总页数】8页(P27-33,44)
【作者】傅建安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湖南,益阳,41304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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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比较鉴赏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半生缘》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

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

—————《长恨歌》《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

它从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睽隔中的阴差阳错。

世钧的善良与软弱，曼桢的痴情与不幸，曼璐的自私，祝鸿才的无耻，在小说中无不栩栩如生。

而中国近代社会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也隐隐约约为故事刷上了一笔动乱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是乱世里那脆弱的爱情与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风格表露无疑，张爱玲略感伤感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经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长恨歌》是一出精致而破碎的上海旧梦。

王安忆以浮雕和工笔交错的手法，描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由绚烂归于幻灭的人生沉浮。

作品主要围绕王琦瑶和她生命中不同阶段遇到的男性展开，包括帮助她选美的程先生，包养她的李主任，与她相爱却畏于人言的康明逊，还有为了怀旧而亲近她的老克腊，以及抢劫未遂而将她掐死的长脚。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接近纯粹的女性叙事的作品。

她的用心不在于构造故事，而是试图以明确的理念去掘尽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

她在王琦瑶身上寄放了对时间本质的追问，在人物命运历程中永恒流逝的时间，令通篇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和宿命感。

纯真对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张爱玲和王安忆有一个共通之处：女主人公的人生总是从最纯真无暇的一段开始，无论日后的命运如何多桀，行为多么乖戾，心态如何卑劣，她们都曾经如春日的阳光般灿烂过。

历史沧桑中的海上繁华梦——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上海都市民
间书写比较
甘晓燕
【期刊名称】《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年(卷),期】2007(000)007
【摘要】张爱玲与王安忆二人的生活经历和个性迥然不同,但她们却一致取笔于上海都市民间生活,展示上海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呈现给读者的是城市民间故事,创作中张爱玲更为注重个体生命体验,关注的是一个个瞬间上海,而王安忆更为关注的是上海的历史,是历史中的人物,在传承中较张爱玲有了超越.本文就是试图从其内在的精神联系和逻辑发展中发掘她们的似与不似之处.
【总页数】2页(P70-71)
【作者】甘晓燕
【作者单位】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旅游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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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WENXUE“女性不老的神话”———从“神话解构”谈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任伊凡一、导言王晓明在《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中指出，张爱玲在今日大陆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特别在于“近代依赖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

因为，她用“琐碎平常的诗意”，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

然而对于这种“姿态”，王晓明认为“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模仿者”，但这些模仿者只可以学她兴致盎然“咀嚼生活”的笔调，却学不到她“无以名状的悲凉”。

笔者看来，王晓明对张爱玲的“背向历史的姿态”，可谓是站在文学史高度上的精辟总结,然而对于某些定义似乎下得有些笼统。

首先，上文提到的易模仿的“琐碎平凡叙述”，张爱玲并非是先河。

因为这种笔法是依托“女性主题”的创作自然生成的，凡是以女性为核心叙事的作品，都少不了“咀嚼生活”的色彩。

若一定要为这种形式在近代小说中追溯一个源头，那也应该是《红楼梦》。

所以，“女性”是这类手法的原因，是形式之表；而那种流淌在文字间的悲凉与在这悲情的基调下闪烁和跳跃着的女性强大的生命张力才是其难以模仿的精髓所在。

这一点上，王晓明看到了悲，却忽视了张力。

其次，与张爱玲同为海派作家的王安忆无疑是一位表里皆备的“守望者”。

她对张爱玲创作灵魂的呼应，体现在了关于老上海的传奇书写、关于女性境遇的关注以及对于在“倾城”神话对照下的世俗世界的探究上。

从这一点看，王晓明的“学不到”概论，未必没有人打破。

下面，笔者将从“倾城”神话入手，依照《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文本，谈一谈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倾城神话”解构，以映照二者一脉相承的创作灵魂和表里统一的叙事手法。

二、切入源头———“倾城”神话的溯源水晶先生曾深度透视《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他认为“白流苏在意象的升华下，完全变成了古代庙堂中的美人，可以和飞燕、合德、太真、小恋等后妃并列”。

诚然，“倾城”神话的确是文学中经久不衰的故事，各色倾国倾城的佳人，多形成一种“红颜祸水”的模式，留给我们的是对其命运的无限感慨。

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于姗一、爱情中的女性关注都市女性的生存际遇，审视反思女性的命运转折，是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与王安忆共同的写作特点之一。

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家的回归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

这是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的一个著名观点。

的确，女性在出生伊始，并不知道以后的自己会是怎样的角色，也没有上帝指明她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之路，唯有她自己在生命的不断寻求探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

在历经曲折之后，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追寻与回归，思考与抉择，成为张爱玲与王安忆两位女作家笔下共同的故事题材，只是她们笔下的女性们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婚姻生活，张爱玲始终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揭示了男权制话语社会里女性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

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们在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振聋发聩的口号鼓动下，纷纷出走，然而，时代并没有在经济、社会、婚姻等方面提供给妇女们足够自由独立的土壤，封建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女人们，她们的命运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嫁个好男人、找个好归宿、做个好太太成为都市女性人生的终极目标，所谓的学历、丁作只是一份昂贵的嫁妆，换取婚姻的砝码而已。

要么回归，要么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她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

于是，《倾城之恋》里便出现了一个在不愿意守寡亦不甘心堕落的心态下，最终攀附了一个有经济保障男人的白流苏。

其实，在张爱玲笔下，像白流苏这样缺乏自主意识、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和感情上依附男人的女子们还有很多。

无论新派女性还是旧派女子，她们挣扎、堕落、迷茫、不甘，而最终逃不过甘居于男性脚下的命运，有的也曾有过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最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

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从《长恨歌》看王安忆与张爱玲《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于198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背景作为写作背景，围绕着一个家族展开的故事。

与之相似，《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创作于1944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同样以上海为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要题材。

本文将以《长恨歌》为主线，从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写作手法等方面来探讨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首先，王安忆和张爱玲在文学风格上有诸多不同。

王安忆的文风清新明快，语言简洁而有力，善于运用描述细节，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上海民国时期历史、风情和人物的描绘，有着浓郁的民国氛围。

而张爱玲的文风则更为缥缈抒情，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文笔细腻，充满诗意。

她在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常常使用流畅的笔触和深邃的意象，使得作品更富有韵律感和情感张力。

其次，王安忆和张爱玲在人物角色刻画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王安忆的人物形象多样化，鲜活生动，深入描绘每个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使得读者能够更为贴近并理解他们的情感和行为。

她在《长恨歌》中通过塑造周跃进、钱小红、李思远等一系列形象鲜明的角色，展示了家族命运的起伏沉浮，以及上海社会的历史变迁。

而张爱玲则更为注重人物内心的独白和情感的揭示，常常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情绪。

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通过虞云杰和杨绛的对话，巧妙地展现了婚姻中的亲情和喜怒哀乐。

最后，王安忆与张爱玲在写作手法上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两位女作家都擅长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活动。

他们都注重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使得作品的布局更加严谨有序，情节的推进更具有层次感和节奏感。

此外，两位作家都有着对女性心理和婚姻关系的独到洞察力，能够准确地刻画女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境遇和思想变化。

她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情感世界的探索，使得作品更加丰富多元，具有广泛的触动力。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长恨歌》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文学风格、人物角色刻画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收稿日期]2002-05-17[作者简介]周 红(1974-),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第5期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l .52002年10月Songliao Journal(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Oct.,2002张爱玲王安忆创作比较一隅周 红(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盐城224000)[摘 要] 张爱玲的创作是执着于故事本身的。

为了达到故事性,张爱玲采取了传统故事的表现手法,并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段的一些精华,着力表现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形象,同时采用了以实写虚的富于生命力的语言,给人一种生命的质感。

与张爱玲恋恋于故事不同,王安忆把讲故事放在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作者极力消解故事性,力图通过理念构建一种/神话0。

她以理性思索和文化审视为基石,用玄想性的语言代替风俗化的语言,形成与张爱玲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 张爱玲;王安忆;环境;人物;语言[中图分类号] I1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2)05-0021-03张安玲和王安忆,两个女子,两个作家,她们的小说都以都市为背景,都以都市中的女性作为她们的描写对象。

作为传统/故事0型和当代/讲故事0型的两种代表,她们的作品可以说各显风采。

本文拟就她们小说中所构拟的环境、塑造的人物、叙事的语言三方面做一比较分析。

一、特殊环境与文化环境茅盾在5关于艺术的技巧6中曾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

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0对环境表现力的不同理解促使两位作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张爱玲选取的环境是特殊的环境,王安忆选取的是文化环境。

为了达到环境的特殊性首先张爱玲选取的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如客厅、卧室、舞场等(5封锁6更是选择了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对隔绝的车厢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然后作者采用暗喻,象征意象等各种手段从而使物色带情,景随情变,与人物性格融为一体,成为人物心理、情绪对象化的环境,从而使经常发生的自然景象被赋予了特殊的非常意义,自然环境的描绘在小说中并不是以一种形态出现,而是富于转换和流动,呈现出一种鲜活的生命景观。

282从《传奇》到《长恨歌》——简析张爱玲、王安忆笔下上海女性的形象特点宋 丹 西北师范大学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作家，由于她们笔下的上海世界有很高的契合度，尤其是对于上海女性的青睐，使她们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

而她们所塑造的上海女性的形象特点也成为研究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的敦实桥梁。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女性；形象特点张爱玲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崭露头角之后，便在孤岛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时期是张爱玲创作的高产期，作品数量多，质量也好。

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传奇》小说集则代表她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和张爱玲创作所在的时代隔了四十年之久，但是她们的都市小说却经常被比较。

王安忆于1995年出版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这是她都市小说的代表之作，也是她以一个积极融入上海的“外来者”书写上海世界的精心之作。

张爱玲和王安忆作为上海的女性书写者，凭借各自的生活经历以及敏感的女性感觉真切地体悟着上海的城与人，以写实的笔触真实地书写了上海的城市风貌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值得提及的是，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是她们站在独特的视角之下，理性地面对客观现实，并以个人化的女性体验而塑造的具有深刻意义和内涵的群体形象。

而她们笔下的上海女性所共有的形象特点也成为读者所瞩目的焦点。

一、韧性上海的女性骨子里是有股韧劲的，否则她们就应付不了这座城的人和事，更无法在这个城市立足。

无论是为人处世或是追求生活，上海女性都有种夹缝里求生存的韧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在她身上所凸显的上海女性的硬性与韧劲。

这种韧性也集中表现在她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追求上。

她出身在普通的市民之家，因为哥嫂贪财，将她嫁给骨痨病人，打破了她少女时期对于纯洁爱情的幻想。

委屈的婚姻和她在姜家不如意的生活，并没有磨灭七巧内心对爱情的追寻，反而更为执着。

七巧的恋爱对象是身体健康的小叔子，面对恋爱对象，七巧也会表现出身不由己，为了和姜季泽独处，她会用尽办法“赶走”季泽的夫人。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

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

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

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

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

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

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

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

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

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

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

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

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

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

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上海都市书写的比较——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张爱玲和王安忆对上海都市书写的比较——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为例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和王安忆被誉为两位杰出的女性作家。

她们的作品独具个性，塑造了许多精彩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探讨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比较和探讨张爱玲与王安忆对上海都市书写的不同观点和风格，以《倾城之恋》和《长恨歌》这两部代表作为例。

首先，从角度的选择上，张爱玲与王安忆有所差异。

《倾城之恋》一书主要聚焦于上海的社交圈和情感纠葛。

张爱玲以上海滩为背景，通过叙述沈从文与王菲冷暖人生，揭示了上海社会的浮华和虚荣。

小说中表达了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竞争压力和道德沦丧等问题，反映了人情冷暖和人性的复杂。

而《长恨歌》以旧上海的艺术界为背景，在历史长河中揭示了旧上海曾经辉煌的一面。

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富有的家族的兴衰史，反映了上海文化界的昌盛和衰败。

其次，两位作家在对上海古建筑的描绘上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张爱玲对于上海古建筑的描写更加注重细节和情感的表达。

她通过写实而精细的笔触描绘了沈从文和王菲相识相知的场景，以及他们在上海各处角落相约相会的情景。

而王安忆则更注重展示古建筑与人的关系。

她描写了江南弄堂里破旧但有着历史记忆的老洋房，描述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奋斗的历程。

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成功地营造了一个浓厚的上海情感氛围。

另外，两位女作家对于上海社会的描绘也有所不同。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提到了传统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上海社交场所的虚荣。

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追求物质和地位，懂得利用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王安忆则更多地关注上海社会的变迁和女性地位的提升。

她在《长恨歌》中刻画了许多有思想、有追求的女性形象，呼吁社会对女性权益的重视和尊重。

最后，从叙事视角上来看，两位作家也有各自的特点。

张爱玲擅长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能深入人物内心，展示情感的纠葛。

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比较[精选5篇]第一篇：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比较分析题（50分）①王安忆小说与张爱玲小说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二者相比较，基本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以《长恨歌》为例简要说明。

王安忆与张爱玲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同样生长在上海，深得上海的灵气，也深谙海派的精髓，同为女性，深知女人的处境，对女性生命都有独到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作品的魅力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

有人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传人，是张派作品的延续。

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

她们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

但是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二者虽同为女性，同样生长在上海，但二者作品却各有各的特点，生活的顿悟、情感的理解和城市的印象各有不同。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也描写了三十年代的上海，但是感觉却更象我们已经看惯的电影，是一种油画式的，遥远的、朦胧的梦的追忆与感伤，远不及张爱玲笔下的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真实。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城市的精华，是的城市记忆。

王安忆的城市非关风云，王安忆的城市也不是我们由城市这一语词在人们接触它的第一时间所想到的时尚与新潮，她关注的是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东西。

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

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世俗的王安忆--兼与张爱玲的比较
邓如冰
【期刊名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04(033)006
【摘要】本文从王安忆所提到的"世俗的张爱玲"的观点出发,指出王安忆本人的作品也具有"世俗"的特征,并在对两位作家的比较中,着重剖析王安忆的"世俗"特征的表现形式、深层意义和形成原因.本文认为,王安忆的"世俗"表现为喜对家常生活形态的描绘,其深层原因是因为她拥有与张爱玲不同的世界观,她喜欢市井之趣,尊重市民精神,并能够从平常人生中找寻到生命的力量,这使她建构了一个与张爱玲的文本表面相似、内核却截然不同的审美世界.
【总页数】6页(P96-101)
【作者】邓如冰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北京,10002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6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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