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一、问题提出背景
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
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
“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
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
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
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
这导致国家治理的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保证选拔最优秀、最可靠、最完美的“德才兼备”者当政。
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
这种思路将“出相、入将”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体现，科学和科学家没有社会地位，科学发现与发明没有厚重的社会土壤。
尤其是宋代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消除各种欲望，服从集权制度下“三纲五常”制度，杜绝非分之想和奇巧之念，从礼仪乃至从法律的层面禁锢创新意识和行为，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力。
西方的文化观念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为善。
对公共权力也多持否定性倾向，认为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恶”，用好了能以“恶”制“恶”，用不好就更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所以，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使哪怕是“坏人”也无法“作恶”。
这是“法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政治设计思路形成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治国方案。
这种治理方案注重民主和科学，注重人的价值最大体现，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受到极大的重视，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尊重。
(三)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特征。
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价值至上，关注的是人和社会，肯定人的至上价值不是以否定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为前提，形成了“重文轻理”、“重政治轻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
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把人的兴趣和精力引向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己任。
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没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豪感，相反，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巨大发明的科学家大多困窘潦倒，结局可悲。
北宋时期的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所著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他却连遭儒学大师朱熹强烈的人身攻击，其科学巨著也被贬斥为是乱说。
追其根源，这可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关，使得我们的民族对科学缺乏一种自发的兴趣，使我们对于科学总是有一些隔阂。
三、问题给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人为本，重视国民科学素养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
国民科学素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产物，亦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思想行为教育和统治的沉淀。
我国家庭与社会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实用和功利，忽视国民科学素养的培养。
他们衡量教育孩子的标准是用有用和无用来划分。
能帮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是钱、权、名，或曰“成功”的有用。
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大学联考制度时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
”近年来，迫于就业的压力，一些大学和大学生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
长此以往，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很难提高，很难造就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转变用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来塑造人才的格局，改革用人和容人机制，创造各类人才应运而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
探求培养科学素养及新知识能力的机制，重视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使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二)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迷信权威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专制主义色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衡量标准，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家长、师长、长官的绝对权威，要求一致性，反对多样性，忽视独立人格，打压个性化需求。
受这样文化的长期熏陶，个人的利益和需要不被重视，从小就被要求听话，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
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凡听话的就顺达，不听话的就被纠正。
这种削足适履的育人和容人方式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鲜活多彩的个性，在思维领域也会形成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
我们常常习惯于引证权威和书本的观点，执着于执行领导、专家或是书本的方案和意见，导致思维僵硬固化，失去灵性和创意，注重继承和模仿，缺少原创动力。
长此以往，抑制了人们探索性智慧和好奇心，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潜能。
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新性的人才，首要的思维品质就是批判性。
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品质，一个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创造力的，是不会取得抑或是取得大的创新性的工作业绩的。
因此，必须打破“迷信权威”的局面，营造“批判探究”的氛围，消除人们的从众心理、惰性心理，培育大胆质疑、谨慎求证、勇于创新和探索的品格。
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弘扬创造性教育，重视人的个体发展对社会的创造作用，挖掘无穷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成就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式创新。
(三)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
而掌握新技术一靠重视人才，二靠资金投入。
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重视人才和对教育的高投入。
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也远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2011 年11 月，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透露，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
这样的收入现状体现不出科技人才的价值，科技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处于较尴尬境地。
我国缺乏尊重科技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撑，大量的人才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流向公务员阶层。
另一方面是引进人才问题。
中国引进人才往往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有些单位引进人才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当作为政绩为自己贴金，向上交差，人才引进之后就完事大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
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
而中国高校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成批量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 30%。
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有知识、见识和胆识的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
同时也要有开放吸收人才的眼光和气魄，面向全球 70 亿人中的人才开放吸收，给他们发挥个人潜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真正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在开放的心态中成就中国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