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教育改革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
2012电子商务王浩鹏 2012334148 坐落于深圳改革特区的南方科技大学从筹备伊始，目标就定在要和香港科技大学一样，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为求一流大学的目标，南科大选择了体制创新，即学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同时聘请教授保证是亚洲一流，设置专业少而精、宁缺毋滥，使起点不输于香港科技大学。
我们情愿将南方科技大学看作是对教育界“天问”——“钱学森之问”的有力回复，甚至一不小心就可以解开。不论朱清时校长的南科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验最终能否成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本身都值得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关注和思考。一校之命运或可遗憾，但一国之命运则不能眼睁睁目睹其遗憾，那将是民族之悲哀。而论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就不得不面对关于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的确是最刺痛中国高等教育的利刃似的一句提问。在对这一伤口试图进行缝合之前，先让我们审视一下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现状及其背后所存有的问题。
钱学森直言不讳，他的创新精神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年轻时接受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那么今天，中国教育如何才能充盈创新意识与科学精神，培养出源源不绝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让“钱学森之问”迎刃而解呢？
从1999年，国家作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决策后，10年间，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亦有所改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使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偏低局面的逐步扭转，人才活力竞相迸发，为国家发展的迅猛时期培养了一大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才。
但高等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源于巨大的学生数量与极其有限的教学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大学走上规模飞速扩张的快车道的一面，是用相对较短的时间迅速提升了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激发了高校的办学活动主动性，但另一面它使得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中所存在或隐藏的弊端与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被极大程度地放大——诸如人才评价机制失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大学精神缺失、研究生泡沫化、大学行政化、学术腐败造假滋生蔓延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在国家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后，开始了科学技术和教育现代化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国家设立了“211工程”“985工程”，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采取了诸多刺激政策，开展各种人才工程。我们对大师、对杰出人才的渴求从未如此强烈过；然而，我们离世界一流的目标究竟是日益接近，还是渐行渐远？正如“钱学森之问”一样，这一直是个难以回答的疑问。至少，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几代学人中也未能产生世界级的优秀人才。
现在的大学机制虽然能迅速、专门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但是它违背了现代大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使得人才的培养只能满足于一时的需求，却无法让科学与学术得以独立地发展，更别说形成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
如今广受指责的大学“行政化”，外为政府之全盘掌控，内乃高校内部行政治校。所以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病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高校实体性地位的缺失，高等学校间公平竞争机制的缺失，高校自我行为目标的缺失，高等教育系统开放性机制的缺失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机制的缺失。简而言之，正是行政力量对大学的塑造与监管导致了如今大学培养人才能力的不尽如人意。而朱清时校长的大学改革中所强调的“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学术优先”的办学原则似乎正规避了中国当今高等院校制度的要害。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教育正从体制性、制度性改革层面，一点点解开对学生创新精神的束缚。从鼓励领军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战略布
局，到高考改革破冰再到以创新为目标的教育改革深化，创新二字，已经成为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目标。与之相伴的，还有更加艰难的教育观念的创新突破。科学领域人人平等，只有打破惯例和陈规，才能走出中国发展的教育瓶颈，才能从新一代中昂首走出新的钱学森。
这一轮的教育改革，显然是深层次、全方位的盘整，持之以恒，或将营造出钱老所希望的鼓励“独特、创新”能力的环境与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