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六朝科学技术成就概述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位于东晋末年（公元420年）至隋朝初年（公元589年）之间。
在这个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在农业、工艺制造、医学和文学等领域。
在农业方面，六朝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农业技术创新。
通过改进灌溉系统和土地开垦技术，提高了农田水利设施的效率，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农民们还掌握了一些新的农作物种植技术，引进了一些外来植物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工艺制造方面，六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创新。
陶瓷制造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陶器和瓷器。
特别是南朝的建康窑和北朝的定窑，分别代表了南北两朝时期的陶瓷制作水平。
纺织、铁器和造船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制造出了更先进和高质量的产品。
在医学方面，六朝时期取得了一些医学科学上的成就。
著名的医学家扁鹊在这个时期出现，并发表了许多医学著作。
他提出了很多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后来的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医学院校，培养出了大量的医学人才，促进了医学的进步。
在文学方面，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文学家和作品。
六朝时期的文学以诗词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朝的乐府诗和北朝的绝句。
乐府诗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诗歌形式，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和生活体验。
绝句是一种短小精致的诗歌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悟。
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从农业到工艺制造，再到医学和文学，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这些成就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后世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Ｒｅｌｉｃ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南方文物２００７・３考古学视野下的六朝都城研究———读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刘建国（江苏省镇江博物馆江苏省镇江古城考古所）六朝都城制度在我国古都建制史上起到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它又是南北文化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交流和结合。
因此，六朝都城研究在我国古都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较长时期以来，六朝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和薄弱，尤其是六朝都城考古开展得较为迟缓和滞后，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坐失了许多难得的机遇。
而这一状况在近些年中有了较大的改观，南京的考古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历史的使命感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之中，抢救了许多重要的文物遗迹，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为六朝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在此条件之下，已分别有多位学者的专著问世，六朝都城研究开始呈现出一个繁荣的新气象。
而其中，贺云翱著述的《六朝瓦当和六朝都城》一书尤为引人注目，它以其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的“三新”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六朝都城的江南特色建国以前对六朝都城的研究当以朱偰先生在１９３６年著印的《金陵古迹图考》为代表，书中所绘《六朝都城及宫城位置图》将都城平面定格为长方形。
这种把六朝都城推定为方整格局的影响较大，在现代不少学者的著作里也都见有大致与之相近的表述，这似乎已成为六朝都城形制的一种认识上的定势。
而贺云翱对此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六朝都城一方面继承了中原都城文化的若干内容，但同时自身也具有某些浓郁的江南特色。
他对此作了深入的诠释：“六朝立国江南，在都城规制上深受江南自然环境和筑城传统的制约，其特征就是重视山水资源的利用”。
“目的是把山水优势作为城市重要的防御要素纳入到城市结构之中，在平面布局上不求类同于中原都城的方整规范”。
具体来说，“其都城格局受到东面的青溪、西面的运渎、北面和西北面的潮沟、南面的秦淮河以及北部的北湖（一称后湖、玄武湖）等人工及自然河流湖泊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从东吴的建业到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的中心区从未离开过由这几条河湖围合的空间。
现代城市研究2014.02文章编号：1009-6000(2014)02-0064-08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编号：51178096）：基于空间历史信息系统（SHIS）的城市形态变迁研究。
作者简介：陈饶，女，博士研究生，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男，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城市与建筑遗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摘要：通过整理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信息，从中提取重要的历史要素，并纳入到现代城市空间系统中，以此来指导城市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当涂城市历史价值较高，历史遗留较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保护过程中不应侧重历史古迹的保存，而应侧重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要明确保护方法需建立在发展思路的基础上，以保护带发展，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制定保护计划和保护策略。
关键词：历史地图；历史环境；保护规划；当涂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guide the city heritage conservation work with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xtraction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lement with the modern city spatial system. Dangtu has a high historical value, low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d is relatively slow. It is better to focus on the protection of city historic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tes. The clear conservation metho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drive development by protection, create the protection planning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from macroscopic, meso, micro level.Key words: historical city maps; historical environment;conservation plan; Dangtu基于历史地图的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研究——以当涂老城为例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ｐ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ｏｗｎ ｏｆ Ｄａｎｇｔｕ陈饶 董卫ＣＨＥＮ Ｒａｏ ＤＯＮＧ Ｗｅｉ１ 研究背景与意义我国遗产保护工作较西方国家起步晚，尤其是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是从早期的对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的保护逐步演变而来。
【doc】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2012年1月第1期南京晓庄学院JOURNALOFNANJINGXIAOZHUANGUNIVERSITY Jan.2012NO.1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建初寺的地点考证为例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建初寺是江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其所在地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由于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的发掘与重建以及建设"佛都文化"的需要,建初寺的问题被再次推向公众.该文立足史料学,对建初寺的地点进行了考证,推断其在今南京市中华路与长乐路交界处附近,并分析了宋元以后南京地方志及明清私人撰述中出现谬误的原因,再次强调建康城研究中史料辨析的重要性.关键词:六朝;建康城;建初寺;史料学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902(2012)Ol一0024一o4 一,问题的提起在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的发掘以及随之而来的"佛都文化"建设中,部分考古工作者及文化产业研究者依据明人葛寅亮所撰《金陵梵刹志》等史料, 将大报恩寺的历史追溯到了孙吴时期的建初寺.建初寺是江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佛寺,建于孙吴赤乌十年(247),距今已有1760余年.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考古发掘工作的意义以及"佛都"的文化内涵无疑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然而,美好的愿望与历史事实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不仅如此,即使在不同意见中,对建初寺的地点考证历来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些将之考订在古秦淮河南岸的凤凰台,即今集庆路南花露岗一带,如南宋周应合主纂《景定建康志》,元代张铉主纂《至正金陵新志》等;有些将之考订为明大报恩寺的前身,即今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的晨光厂一带,如明人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等;有些将之考订在今建邺路南绒庄街与评事街之间,如清人陈作霖撰《运渎桥道小志》等;有些则调和两种观点,认为建邺路南绒庄街与评事街之间的六朝佛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建初寺遗址,但又不排除建初寺塔基地宫遗物仍有在花露岗发现的可能性.上述种种观点的形成,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对文献史料的运用和理解出现了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过分相信宋元以后的南京地方志以及明清学者的私人撰述,而忽略了六朝以及距之不远的唐代文献.笔者在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研究以及六朝建康城的复原研究中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J,认为宋元以后的南京地方志书虽有部分内容来自编纂者的考订,但主体部分并没有超出六朝正史,僧传及唐代编撰的《建康实录》,且因时代久远,其具体的古迹推定难免出现谬误;而明清学者的撰述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性质上来说均属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六朝及唐代编撰的史料不同,使用时必须加以甄别.对六朝建康城研究中史料学的这一基本观点,当然也适用于建初寺地点的考证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蒋少华君,在撰写学位论文《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时, 收稿日期:201I—l0一l5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作者简介: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洋史学),主要从事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24—亦为建初寺的地点问题所困惑,笔者在评阅其论文时,仔细搜索与建初寺相关的六朝及唐代文献,答辩时指出其致困的原因依然在于史料运用的不审.蒋君欣然接受笔者的意见,并在论文的修订版中加了说明J.今将当初所指撰成小文,以建初寺地点的考证为线索,再次强调重视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二,建初寺地点的考证建初寺的缘起,可见成书于萧梁时期释慧皎所撰《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康僧会传》载,月氏人支谦先于东汉末年避乱吴地,为孙权所礼遇,拜为博士,并使辅导东宫太子.吴地初染佛法,然因风化未全,移居交趾的西域人康僧会乃杖锡东游,于孙权赤乌十年(247)"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欲使道振江左.孙权见识过舍利的威力后,"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l4 建初寺的地点,其实通过六朝和唐代文献即可明确,无须借助宋元以后的南京地方志书及明清私人撰述.《高僧传》卷一《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称: "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 这则故事还见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条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传》称:"和尚胡名尸黎蜜,西域人……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道迈,丞相王公一见奇之, 以为吾之徒也."两书同载一事,《高僧传》中的帛尸梨蜜与《高坐别传》中的尸黎蜜为同一僧人.然《高僧传》中称其"止建初寺",而《高坐别传》中称其"止于大市中"."建初寺"与"大市中"字形迥异,因此可以排除因传抄致误的可能,合理的解释是 "建初寺"与"大市中"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所指为同一地点.南宋周应合主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镇市》古市条引《宫苑记》云:"吴大帝立大市, 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宫苑记》今不存,唐人许嵩撰述《建康实录》时已加引用,可见是唐初及唐以前的典籍,甚至有可能是六朝晚期典籍, 因此其记载的可信度较高.加之上引《高僧传》和《高坐别传》的互证,可以明确建初寺位于孙吴时期的"大市中"."大市"的地点,《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称: "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其语颇有疑义, 小市仅"十余所",而大市却有"百余",殊不合情理.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卷十一《食货十一?杂税》中,点校者依据《隋书?食货志》,《册府元龟? 邦计部?关市》,《通典》王吴本L8J,将原文"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误改成"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不得不说这是中华版《通典》的一大疏漏.据北宋版《通典》,"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不误J,六朝建康城大市只有一所,而小市有十余所.因此,大市的位置确定了,建初寺的地点也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大市在淮水北.这里的"淮水"是指流经建康城南的秦淮水,即今内秦淮河.《建康实录》卷五《中宗元皇帝》太兴三年(320)秋七月条许嵩案云:"中宗初,郄琊国人置怀德县,在宫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东,后移于宫城西北三里耆园寺西."?.. 建康城的复原虽然还存在着多种意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建康城中轴线的御道,白宫城正门大司马门至秦淮水北岸的朱雀航长七里,自都城正门宣阳门至朱雀航长五里,朱雀航位于今中华门内镇淮桥北.因此,侨置于宫城南七里,建初寺前路之东的邶琊国怀德县位于朱雀航附近.今内秦淮河经常年淤积宽度已不足20米,但六朝隋唐时期的秦淮河河面宽广,建在河面上的朱雀航"长九十步"_l,合今制在140米左右,因此,秦淮河的北岸应该在今马道街,璇子巷,颜料坊一线,近年来颜料坊地块的田野考古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市沿秦淮河北岸而设,在建初寺之前,因此,建初寺在大市北,又在距宫城七里的侨怀德县西,综合这些因素,建初寺的地点应该在今中华路与长乐路交界处的中华中学与第一医院附近.三,宋元以来建初寺地点叙述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上所述,建初寺地点的确认,在六朝及唐代史料的范围内就可基本解决,原本并不是什么过于复杂的程序.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多种不同意见呢? 原因就出在宋元方志及明清私人撰述上. 最早出现问题的是南宋张敦颐撰《六朝事迹编类》.在《编类》卷十一《寺院门》建初寺条中,张敦颐称"旧传在城南二百余步"Ll.其实从《编类》 "旧传"这一表述方法上就可以看出,张敦颐自己对建初寺所在地点的记述也是没有信心的. 然而,张敦颐这句没有信心的转述,却给后人考证建初寺的地点带来了麻烦.《六朝事迹编类》称旧传在城南二百余步,《建康实录》称建初寺在宫城一25—南七里,方位是对的,但里数出现了问题.蒋少华君推测是参照物出现了误差,认为《编类》所谓的"城南"是南宋建康府城之南,并试图用唐宋步尺的差异来说明并解决这一矛盾,但缺乏实据.少华君认为南宋建康府城的南界已经达到明城墙的位置,即南唐金陵城和两宋建康府城的南门,亦即明清聚宝门,今中华门一线.若以此为起点往南二百余步,那正好到了今长干桥南的大报恩寺遗址一带,这不仅给大报恩寺缘起于建初寺之说提供了依据,与自说相矛盾,而且也违背了建初寺在秦淮水北大市近侧这一基本原则.即使要以南宋建康府城为基准,那么也应该以建康府衙署所在的子城作为基准,这一地点位于今内桥北侧,往南二百余步断到不了今中华路与长乐路交界处.《景定建康志》对建初寺的记述造成的麻烦更大.在该书卷四十六《祠祀志三?寺院》保宁禅寺条中称,建初寺"宋更寺名日祗园,齐更名日白塔". 清人孙文川早就对之做过考辨,称:"《高僧传》历载晋,宋,齐,梁诸僧止建初寺者,是此寺在六朝从未改名."蒋少华君遍检《高僧传》,《建康实录》,《唐高僧传》等六朝及唐代编撰的史料,未见有祗园寺, 推测或许是祗洹寺之误.祗洹寺曾是刘宋时厨宾僧人求那跋摩居止的寺院,跋摩圆寂后,"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阁昆之.……仍于其处起立白塔"[14].或许正是"起立白塔"这句话,《景定志》将之理解成了"齐更名日白塔".白塔寺为齐太祖萧道成于宋升明二年(478)所建,位于建康城西南三井里的凤凰台.唐释道世撰集《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第三十六?感应缘》云:"晋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晋升平中,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至宋升明中,齐太祖起造."白塔寺为萧道成起造,萧梁时仍在,位于今集庆路南,凤游寺与鸣羊街之间的花露岗一带,与建康大市与建初寺相距千米以上.《景定建康志》中建初寺"宋更寺名日祗园,齐更名日白塔"这一句无稽之谈,对后世的南京地方志如《至正金陵新志》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事实上,据成书于萧梁的《高僧传》及成书于唐初的《续高僧传》可知,建初寺在六朝乃至唐初一直存在,期间并无改名之举,因此,建初寺不在花露岗一带. 除《景定建康志》的误言外,《隋书?食货志》, 《册府元龟》中将建康"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抄刻成"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的错误,也给建初寺地点的考证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它使后人误认为建康大市众多,故在考订建初寺地点一26一时便可各取所需.如清人孙文川认为:"至今聚宝门外西街有大市桥,其地正与城内建初寺址相对. 孙吴时本无城也."_l这是长期以来部分学者将建初寺地点考订在今雨花路西侧,越城遗址附近的依据.又如,清人陈作霖云:"其与鸽子桥错综而立者为羊市桥,一名大市桥,吴时贸易之区也,古建初寺在其地."I陈作霖在自撰的《运渎桥道小志》的 "运渎桥道图"中还标注出了建初寺,地点在今建邺路南评事街与绒庄街之间_1].这又成为部分学者将建初寺地点考订在今建邺路南评事街与绒庄街之间的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蒋少华君将1990年发掘的建邺路南评事街与绒庄街之间的六朝佛教遗址推定为刘宋大明中路太后所建大庄严寺遗址?,此说似可成立.可见,在考证建初寺地点时,无视各种文献的传承关系,不仔细分析各种文献(尤其是后出文献)的致误原因,即不重视史料批判,按需所取,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违背事实.建初寺地点的考证如此,建康城的研究,推而广之,所有的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四,大报恩寺的缘起与建初寺无关金陵大报恩寺遗址的发掘与重建目前被视为南京市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项目,在遗址发掘与重建规划的论证中,报恩寺缘起于江东最早的佛寺建初寺一说再次浮出水面,其意图不言自明. 如上所说,六朝史料明言孙吴大市近侧的建初寺在秦淮水北,而报恩寺在秦淮水南,报恩寺的缘起与建初寺无关已无需赘言.然而,论者认定大报恩寺源自建初寺亦自有其依据,这一依据就是明人葛寅亮的《金陵梵刹志》.《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南京寺院可谓详矣,是当今学者考证南京明代寺院具体地点的重要依据. 然而,书中对明代各寺院的历史考证或语焉不详,或不乏谬误,大报恩寺即是其中的一条.《梵刹志》卷三十一《聚宝山报恩寺》载:"在都城外南城地,离聚宝门一里许,即古长干里.吴赤乌间康僧会致舍利,吴大帝神其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实江南塔寺之始."?这里,葛寅亮将明代报恩寺的历史追溯到了孙吴时期的建初寺.六朝史籍中并未记载孙权在建立建初寺时同时建造了阿育王塔,葛寅亮将建初寺与阿育王塔并提,可能是其致误的根本原因,因为大报恩寺这个地点最早就是六朝的阿育王寺.六朝阿育王寺的历史因六朝正史及佛教文献的记载传承比较清晰.《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扶南国条在记载天监三年(504)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后追述称:"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琳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 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帝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帝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在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前,这一处寺院的名号并不清晰. 《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载天监元年 (502)"立长干寺",作者许嵩注引《寺记》云:"寺在秣陵县东长干里,内有阿育王舍利塔,梁朝改为阿育王寺."L2《实录》为编年体,称"天监元年"是梁武改造该寺的起始年,《梁书》所谓天监三年,则恐是改造完毕的年份,两者并不矛盾.唐初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载:"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未统江南,是称吴国,于长干旧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构也.……吴平之后,诸僧颇依故处而居,起塔三层.……至东晋咸安二年,简文立塔三层,孝武上金相轮露盘."l2所言与《梁书》,《寺记》同.新近从长干寺地官发掘出土的《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亦称: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所, 中夏得一十九所,"金陵长干寺塔即第二所也.东晋出现,梁武帝再营."综合以上六朝,唐宋的有序记载,可知六朝阿育王寺位于今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晨光厂内,因六朝时地名长干里,故寺塔均以地名相称,为长干寺,长干寺塔,梁武帝改造后寺称阿育王寺,塔称阿育王塔.据唐宋文献记载,隋平陈时,长干寺遭毁.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李德裕赴任浙江西道观察使,润州刺史,发掘了江宁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将地宫出土舍利和禅众寺出土舍利的一部分携归浙西治所, 即今镇江北固山南麓建石塔瘗埋.石塔约毁于唐僖宗乾符年间(874_888),北宋熙宁二年(1069)塔基遗物被重新发现,由焦巽出资,自熙宁九年(1076)至元丰元年(1078)铸造九级铁塔重瘗唐代遗物. 1960年发掘时,在地官发现宋代制作的长方形大石函,内有小石函两个.瘗藏禅众寺舍利的小石函内有银椁和金棺,瘗藏长干寺舍利的小石函内也有银椁,金棺,金棺中再置小金棺.大石函周围还放置着一批唐代石刻,内有李德裕于唐文宗大和三年 (829)撰述的《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等碑刻.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初年,金陵士女在滑州助教王文的倡导下,集资再建长干寺庙宇及高达二百尺的九层八角砖塔,重新瘗埋旧长干寺塔舍利2.稍后的天禧年间(1017—1021)寺改名天禧寺,明永乐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宏伟的大报恩寺. 近年由南京市博物馆主持发掘的大报恩寺遗址,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完工的长干寺塔地宫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六朝的长干寺和阿育王寺,然与建初寺无关.北宋长干寺塔地宫的发掘意义再大,金陵大报恩寺的重建工作再重要,也要以不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在"佛都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应该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参考文献:[1]该六朝佛寺的发掘情况及相关判断,见蒋赞初《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 2期.[2]张学锋:《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遗存的性质》(《文物》 2006年第4期),《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2006年第2期;又见《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第276—292页,学苑出版社2o09年版).[3][18]蒋少华:《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修订本第71页.[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中华书局1992年版.[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晋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中华书局1992年版.[6](宋)刘义庆撰,徐震塄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年版.[7](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版. 《景定建康志》所引《宫苑记》又引自《旧志》,即之前的建康地方志.[8]《通典》王吴本指明人王德溢,吴鹏校刻本,该本刻于嘉靖年间,于古本窜易尤多.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之"点校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版.[9]北宋版《通典》,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长泽规矩也, 尾崎康所编影印本传世,汲古书院1981年版. [10](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五,中华书局 1986年版.[11](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七,中华书局 1986年版.[12](宋)张敦颐撰,王能伟点校:《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一, 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下转第39页)一27—空虚的问题.又如谢安:"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日: '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巧妙地帮助了自己的同乡. 一些中下层商人也使用各种手段来增加销售. 有的以美女做酒店招待,以增加酒的销量,如"阮公 (籍)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L1有的使用谣言进行营销:"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死人之具及诸棺椁, (崔)涵谓日:'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禳.'人问其故,涵日:'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日:'尔虽柏棺,桑木为攘.'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ll钊有的重视商业信息,通过掌握商业信息来获取商业财富.如北魏洛阳大商人"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能,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上述商业技巧有的以商业诚信进行指导, 有的则违背了商业诚信.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业是处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商业,它充满了矛盾.它的环境是矛盾的,分裂各方时常攻战征伐,人为阻断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行业本身组成复杂,各种身份的商人竞相逐利. 它的发展后果也是矛盾的,分裂反而使各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对商人的控制更加软弱,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业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也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参考文献:[1]杨街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2][7儿13][17]杨街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城西》.[3][10儿16]杨街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 --(城东》,卷三《城南》.:《太平御览》卷一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李防年版.[5]《南史》卷二十三《王琨传》.[6]《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8][15]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9]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11]《宋书》卷五十二《袁豹传》.[12]《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14]《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责任编辑:胡晓明)(上接第27页)[13](清)刘世珩撰:《南朝寺考》"吴建初"寺条,见《中国佛教史志汇刊》第1辑第2册,台北文明书局1980年版. 清人孙文川撰《金陵六朝古寺考》,惜未刊而卒,刘世珩收得孙氏遗稿,并以视陈作霖,陈氏见而好之,遂为补辑,改名《南朝佛寺志》.刘氏见陈本谬误甚多,便重加校录,定名《南朝寺考》.刘氏《南朝寺考》将孙氏原稿与陈氏补辑分开,各归其位,今人因此可知孙文川原案.)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宋京师祗 [14](梁洹寺求那跋摩》,中华书局1992年版.[15][16](清)刘世珩撰:《南朝寺考》"吴建初寺"条,台北文明书局1980年版.[17](清)陈作霖撰,王明发点校:《运渎桥道小志》,见《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19](明)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一,198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金山江天寺影印本影印. [2O]《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扶南国"条,中华书局1973 年版.[21](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22](唐)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应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23](宋)法主承天院主持圆觉大师赐紫德明撰:《金陵长千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见南京市博物馆编长干寺发掘特别展资料《圣塔佛光》.[24]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25]见(宋)法主承天院主持圆觉大师赐紫德明撰:《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见南京市博物馆编长干寺发掘特别展资料《圣塔佛光》.(责任编辑:胡晓明)一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