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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史记》包罗广泛，体大思精。
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事，也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
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当作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
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而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他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
略述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写作经过太史公自序曰：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汉兴而读《春秋》者遍天下。
其后继者，司马迁、班固父子为之记，此皆信而有证，事丰言伟，人所传记。
至迁之著《史记》，…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自序如是，则迁之志可知矣。
汉武帝末年，有一次司马迁奉命出使云南。
一日，到了滇池，忽然觉得头痛欲裂，眼睛也睁不开。
他感到十分害怕，因为这种情况在当地的土人看来是神灵附体，特来祸害外地人的，于是就请求让他离开这里。
但滇王并不答应，硬要他留下。
无奈，他只好让两个从人代替自己入滇，自己乘船返回。
可是船行到湖中时，突然狂风暴起，船翻人亡，他也葬身鱼腹。
两个从人很快被鱼腹中的水鬼捉住，背到岸上，扔给官兵，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腐烂，辨认不清了。
《史记》前六书分别为：“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书”。
后四书分别为：“礼书”“乐书”“天官书”“封禅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
司马迁生平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写作《史记》。
关于这部书的具体内容，《史记》的作者曾说过：“太史公患无其本，故论，纪、传、世家，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的这段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史记》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历史，阐述史实。
这个体裁是“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
这一名称出现在西汉武帝刘彻以前。
但是，关于什么是“史”，至今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太史就是掌管占卜之事的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此语可能系对太史、少史的旧称。
而据东汉桓谭《新论·辨惑》说，古代没有“史”这个称呼，《春秋》“称曰书”。
在这些说法中，古代太史与“史官”含义相近。
所以，太史应该是主管史事的官员。
而他也许兼任史官。
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确，我们赞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更欣赏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
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
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
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
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
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
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
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
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
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著名的也是最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著作，司马迁倾其一生，最终完成了这部经典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这其中也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为后人所知。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简介，希望大家喜欢!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司马迁子承父业，父亲司马谈在临死之前将家族的使命和自己的遗愿都托付给司马迁，希望司马迁能够接着编写自己的论著。
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早年间游历山水，了解风土人情，搜集古事旧闻的司马迁为编写《史记》积累的大量的素材。
公元前104年的时候，司马迁就着手开始编写《史记》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公元前98年的时候，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被匈奴俘虏做了战俘，汉武帝对此非常的生气。
但是司马迁却没有逢迎汉武帝的意思，司马迁为李陵解释求情，认为李陵是一个孝敬爱国的人，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心中一定还想着他日能够重新回朝。
但是汉武帝却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司马迁被捕入狱之后遭受到了酷刑拷打。
李陵投降匈奴的罪名被“坐实”之后，司马迁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受到了宫刑的处罚。
在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重大的创伤之后，司马迁忍辱负重，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写《史记》之上，完成《史记》也成为了司马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这部传世的巨著，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也被人们所传诵。
司马迁究竟有没有女儿在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司马迁有没有儿子，但是司马迁女儿却是有明确记载的。
而且司马迁的女儿还嫁了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司马迁女儿姓名不可靠，也就只能称之为“司马迁之女”了。
司马迁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敞，这个杨敞是谁的呢?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死后幼子汉昭帝即位，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霍光，杨敞原先就是霍光身边的人。
但是后来杨敞行事小心谨慎，又非常有才能，霍光非常赏识他，后来杨敞官职丞相，一时位极人臣。
杨敞和司马迁智能表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杨忠，另一个叫杨恽。
相传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之后就是藏在女儿处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的外孙杨恽。
司马迁简介司马迁与《史记》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政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
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
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
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
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
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
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
司马迁史记三个故事〔5篇〕司马迁与《史记》篇一司马迁与《史记》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防止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荣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唐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
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那么头抢地，视徒隶那么心惕息。
〞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