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椅耕读文化的传承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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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耕读文化第一节中国传统耕读文化的内涵、作用和影响1、耕读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的发展是从农业文明的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孔子儒家的“仁爱”哲学为核心的既耕又读的耕读模式。
耕读文化的“耕”为我们所说的生存之本,而“读”是迁升之路,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表现之一。
关于耕读文化的概念,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霍志玮在其《耕读文化依旧灿烂》中指出:耕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内核的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亦所谓忠臣孝子,读书耕田者也。
中国的耕读文化发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内可以概括为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感受深入自然、既耕又读的情境。
①因此,我们以为,所谓耕读文化,即是在既从事农业劳动(或者本人并没有或实际没有多少参与劳作)又读书或教学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有关耕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总和,耕读是一种生存状态,又是一种生存方式。
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中国耕读文化它产生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汉魏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
我们研究其实质,中国耕读文化就是产生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半耕半读”的形式,将山水田园与既耕又读相辅相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文化模式。
古代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这种以这种半耕半读为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从而铸就了一种耕读文化。
古代的的耕读文化,表达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生活理想。
耕读文化是中国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古代特殊的农耕时代的文化结果。
耕作可以致富,读书可耀族,是中国古代农耕时代一种十分普遍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
2、耕读文化的起源我国古代的耕读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Inheritance of Farming-reading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Gaoyi Village in HunanHE Hui ⁃min(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Abstract :Gaoyi ancient village is a typical ancient village with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The farming and reading culturewas formed by the northerners who moved to the south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culture.The inheritance of farming -reading culture in Gaoyi are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ifestyle of farming and business ,the pursuit of pursuing an official career by readingbooks ,and the pursuit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eclusion.The thought of farming-reading culture has its unique charm and valu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spiritual home in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Key words :farming-reading culture ;national regions ;Gaoyi village ;cultural inheritance耕读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承———以湖南高椅村为例何慧敏(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地处湘西民族地区的湖南高椅古村,是典型的具有耕读文化传统的古村落。
第五章耕读文化第一节中国传统耕读文化的内涵、作用和影响1、耕读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的发展是从农业文明的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孔子儒家的“仁爱”哲学为核心的既耕又读的耕读模式。
耕读文化的“耕”为我们所说的生存之本,而“读”是迁升之路,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表现之一。
关于耕读文化的概念,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霍志玮在其《耕读文化依旧灿烂》中指出:耕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内核的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亦所谓忠臣孝子,读书耕田者也。
中国的耕读文化发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内可以概括为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感受深入自然、既耕又读的情境。
①因此,我们以为,所谓耕读文化,即是在既从事农业劳动(或者本人并没有或实际没有多少参与劳作)又读书或教学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有关耕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总和,耕读是一种生存状态,又是一种生存方式。
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中国耕读文化它产生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汉魏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
我们研究其实质,中国耕读文化就是产生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半耕半读”的形式,将山水田园与既耕又读相辅相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文化模式。
古代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这种以这种半耕半读为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从而铸就了一种耕读文化。
古代的的耕读文化,表达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生活理想。
耕读文化是中国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古代特殊的农耕时代的文化结果。
耕作可以致富,读书可耀族,是中国古代农耕时代一种十分普遍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
2、耕读文化的起源我国古代的耕读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②”这话的意思是:人从事于学道,不谋求食品。
耕读作业,也会有挨饿的时候;学习,就会得到荣华富贵升①霍志玮:《耕读文化依旧灿烂》,河南图书馆学刊,2008年6月。
②《论语·卫灵公》。
官发财。
据各方证实,这就是文字记载的所谓“耕读”的最早的源头。
在儒家学者看来,“学而优则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只耕作不读书,无法走向功成名就的仕途。
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有过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观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
孟子在《梁惠王上》也有过相关论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耕读文化”的文本阐释。
“耕”指务农,“读”为读书和入仕。
“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趋向,意味着高尚与超脱,是古代知识分子陶冶情操、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寄托。
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耕读文化中的耕与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二者之间发生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
”“耕为衣食之本源,读乃圣贤之根柢”。
耕是农民的生活之本,也是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读是耕的价值取向,是农家子弟仕进的唯一出路。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农家子弟的最高理想和宗族荣誉。
3、耕读文化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发展,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标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而感到荣耀。
我们知道,南北朝之后,特别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张履祥在《训子语》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可以知道前人逐渐认识到重视既耕又读这种文化模式。
刘邦的故乡是丰县、沛县,隶属楚国,其实刘邦就生在半耕半读家庭,当时耕读及其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十分盛行。
刘邦的父亲和兄长也都是种地能手,也是一个农业专家。
但是他父亲又让子弟读书,刘邦曾和其兄弟一起就读私塾,他的四弟刘交是当时著名文学家,《史记》里是这样介绍刘邦的,说刘邦读书成绩优秀,是半耕半读考取的官吏。
刘邦作为亭长,其家庭仍未离开农耕,《史记》中有一段话介绍说,刘邦的夫人吕后也善于耕田锄草。
汉文帝是刘邦的继位人,也曾经发布诏令:“农,天下之本也。
”他宣布要亲自耕种。
又下诏谕:“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
①”并形成制度,贯彻执行。
汉代的皇帝从刘邦开始,就十分重视要求皇子勤学读书。
而汉①《汉书·文帝纪》十三年诏。
武帝可以说是一个既重视农耕又重视读书教育的皇帝,提倡儒家教育。
同时又在上林苑试种从国外引进的农作物品种,成功推广。
由于汉武帝耕读并重,使汉代耕读人家培养了人才。
从春秋时期以来的漫长时期,耕读文化在不断的繁荣发展,但是耕读文化在唐宋时期更为成熟。
耕读文化可以说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模式。
陶潜作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卧起弄书琴,园菜有余滋。
”详实介绍自己从事耕读的非凡乐趣。
古代耕读教育培养出来更多的是知书达理的农民,而有文化有、有知识的农民和农业生产则是农耕生产进步和农村经济昌盛的基础。
到了唐朝,伟大诗人白居易作《朱陈村五言》一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
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
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
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
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
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
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
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
”可见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朱陈村村民读书只是为了“徒学见是非,祗自取辛勤”。
历代圣明的帝王都是重视农业与农耕教育。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非常重视农耕,贾思勰出身在既耕又读之家,撰写了著名的《齐民要术》。
明代的徐光启也出身在半耕半读之家,他把长期的农业经验整理为《农政全书》。
清朝康熙皇帝也一个农学家,他自己在中南海丰泽园种了一块地,成功培育了一个水稻新品种,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也是重视耕读。
可见,耕读文化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
4、耕读文化的作用及影响中国传统耕读文化对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提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天也”。
《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过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
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
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它国家少有的。
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
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史,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
”48 岁时写成了《补农书》。
尤其是在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
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边耕边读,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创作,造就了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及田园诗的辉煌。
晋代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很不平静。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多用《老子》、《庄子》的典故。
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受此影响,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耕读文化的精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深远。
此外,耕读文化也促进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农家寒门士子跻身于社会上层。
科举时代,“耕读传家”对农家具有巨大吸引力,“耕”是生存之本,“读”是进身之阶,是乡民攀登社会阶梯的唯一途径。
著名古村落研究、保护专家陈志华教授对此深有体会:“看到古村落的义塾和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槅扇窗上精细的‘琴棋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能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
在已逝去的年代里,耕读不仅仅是属于文化层面的田园牧歌,它是家族的头等大事,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涵。
他们晴耕雨读、春耕冬读,秀者抱经、朴者负耒,众多寒门细族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
耕读文化思想是历代以来家族管理的基本文化理念,耕读文化在许多大家族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家族经营中的耕读文化思想反映出中国历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家教思想的光辉,至今都值得世人的尊重。
农业是这些家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依靠。
耕读文化思想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以农为本”,“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而是在近代开放的大环境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传统耕读文化近代化,并用它来作为持家兴族强国的根本之道。
耕读社会、宗族社会是中国农村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
从文化功能和价值角度来看,在耕读社会、宗族社会时期,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反映了耕读文化、宗族文化,耕读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国农村封建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
耕读文化思想对国家、对家族的影响意义深远,许多执政者以耕读文化理念为导向治家处事,家族成员之间,和睦共处,和谐共生,久盛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耕读文化思想的积极影响,因此耕读文化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二、中原耕读文化的南迁与本土原生文化的融合区域传统耕读文化的异常变化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直接关。
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沿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唐中叶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分布在黄河流域,呈现出“南轻北重”的格局。
东汉末年到三国末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南方,黄河流域人口比例由80%下降至约60%。
从西晋到南宋,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三次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经济文化的重心相应地完成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耕读文化也开始由中原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