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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关键词：典制体经世史学立分门通史摘要：唐杜佑《通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记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专著，它奠定了独立的制度撰述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对中国史学有重大影响：它确立了中国史书体裁中与纪传体、编年体相并列的典制体，开辟了史学撰述的新途径；它将史学与时政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经世史学之先行；而在史书的编制上，又始行立分门、主会通、重论议之编撰方法。
《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中心，兼记与此相关的言论。
其记述上起皇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部分领域延至德宗贞元年间。
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和论议。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章制度体通史的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撰述基础。
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将从新的史书体裁的确立、经世史学的建立、史书编撰方法的创新三个方面，浅谈《通典》一书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在史书体裁方面，中唐以前的史书，只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按年代记史实的编年体，如《左传》；一是以纪传写人物的纪传体，如《史记》。
而杜佑《通典》一书开创了第三种类型的史书撰述方法，即立分门叙制度的典制体，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对于典章制度的撰述，其实在《通典》产生以前的各类史书中，就早已出现。
尤其是在正史中：《史记》一书中已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后汉书》有礼仪、律历、天文、祭祀、百官、舆服六志……，《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等正史中也有大量分门别类的专述，其涉及领域一直处于因革损益的状态，其书志大多只涉及一代或数代的典章制度，属于典章制度的朝代史。
至《通典》成书，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边防、州郡九门。
每门又有细目。
凡涉及典章制度者。
皆贯穿古今以详言。
如食货门详言自上古迄唐的田制、赋税、钱币、漕运、盐铁、杂税、平准、历代盛衰的户口；职官门详言历代中央与对方的官制沿革；一百卷的礼门，详言历代礼之沿革者六十五卷、详言开元礼者三十五卷；选举、礼、乐、边防、州郡各门皆以分目详言。
通典的主要内容《通典》是唐代李昌符所编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涵盖了从上古时期到唐代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田赋制度、礼仪制度、经济贸易、地理天文、医药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
《通典》分为100卷，分别以天地、人、官、神、器、典、纪、史、表、图为十大类，每卷又分若干章节，详细记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制度等方面的事件和情况。
这些内容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详尽和深入的阐述和总结，堪称是古代中国知识的一个缩影和集大成者。
《通典》在作者创建之初，受到了唐玄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许多学士的参与和贡献，使得这部书成为了一部重要的文化瑰宝。
《通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发展的典范范本，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学术成就的重要载体，也是后世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主要依据之一。
《通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也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制度、风俗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对于今天的学者们，也可通过其体系结构、语言风格、知识的体系和运用等方面了解古代思想文化与学术成果的独特魅力。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尽管许多古代知识已经过时，但是《通典》所表达的的独特思想和文化价值却具有不变的人类精神内核。
《通典》通过其博大精深的内容，传递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传统，激发着人们对于生命的追求和社会的进步，深刻而且丰富地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精华。
总之，《通典》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它无疑是中国学者反思传统文化、挖掘文化深层结构和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通典》是唐代中后期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思想风貌。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为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一制度不单单限于贵族，使得人才可以更为广泛地涌现。
中国史学史一、名词解释：《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根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239件史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并于各篇之间略按时间先后编次创立了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三国志》西晋陈寿，65卷，上起东汉灵帝光和末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
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吴蜀二主传名而记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
这种编撰手法在正史的撰述中为新创造。
《资治通鉴纲目》南宋朱熹根据《资治通鉴》的材料，撰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采用编年纪事，前面立纲，是史事的提纲；后面设目，是史事的详细叙述。
《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100卷，“商榷”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这里包含史书文字方面的考订和史书所记典制事迹方面的铨解与审核。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为清朝乾嘉三大考据家之一的赵翼所著。
共36卷。
此书的特点是于考史中重视历史评论，书中所提出的论题，对后人多有启发，是古代史的入门指导。
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为清朝乾嘉三大考据家钱大晰所著。
共100卷。
“考异”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
他对所涉及的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去全面详细的文字校勘，使许多矛盾地方进行了疏通辨析，为后世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正式本书价值所在崔述《考信录》考信录的作者是崔述，它是先秦故事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
对于先秦古史的解释，其程序是辨“伪书”进而辨“伪史”史才三长才：写史的表达能力，体裁体例的运用能力；学：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材料；识：对史事是非曲直的鉴别，认识和判断能力史德是指治史者的品德修养。
治史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观念，对史学研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史学除受才、学、识的影响外，还受史德的影响。
章学诚认为，刘知几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还没有穷尽治史的道理，具有史识，还要求了解“史德”。
“史德”的内容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
因为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同，对道德的要求也不同一样。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均田制作者：张升森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24期[摘要]均田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以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依据,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关键词]唐前期; 敦煌吐鲁番文书; 均田制[中图分类号]K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08-03均田制始于北魏,到了唐代,均田制更加完备和成熟,对这一田制记载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杜佑的《通典》。
杜佑,字君卿,唐代京兆万年人。
生于开元二十二年,卒于元和四年,享年78岁。
他出生官宦家庭,家族非常显赫。
他以门荫入仕,先后任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尚书左丞﹑吏部尚书,官至司徒平章事。
他积累了在地方从事吏民管理的经验,这大大扩展了他的知识面,再加上他本人虚心好学,最终写成了《通典》。
《通典》是我国古代现存的第一部典志体史书,形成了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的史书体裁。
《通典》分为8门,分别是食货典﹑选举典﹑官职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共计200卷。
《通典》把食货典放在首位,在食货典中又把田制列在首位。
他曾自述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易》称聚人曰财。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杜佑的经济思想,即从食货丰足达到教化目的,从教化目的达到国家有效治理。
杜佑充分认识到土地和土地占有状况是一个国家所以立国的根本所在,故在“田制上”中说: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谷则国运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国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
杜佑继承了贾谊﹑晁错等人的经济思想,把粮食生产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没有充足的粮食贮备,国家将处在危险的境地。
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虞万里一明清以来藏书家珍视宋本，偶得一帙，便什袭珍藏。
传至今日，已价值连城。
但所谓宋本，大多是南宋刻本，真正的北宋监本或坊本，早已稀若星凤，即在收藏丰富的著名图书馆，也是难得一睹。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唐代杜佑《通典》，则是确乎无疑的北宋刻本。
展卷摩挲，九百多年前的版刻风貌跃然纸上。
《通典》为唐杜佑纂辑。
佑（735～812）字君卿，京兆府万年（今陕西长安）人。
《元和姓纂》卷六载，佑乃关中名族，祖上自元魏、北周而下，累世官宦，显赫当时，故其初以门荫入仕，为郡县佐贰。
大历三年（768），入韦元甫幕。
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封岐国公。
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上表，并使人诣阙献《通典》二百卷。
《通典》以食货为首，依次分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全书计二百数十万字，征引唐以前典籍达二三百种。
二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原书200卷，现存179卷，缺21卷，据嘉靖刊朝鲜活字本补抄18卷，仅缺3卷。
今存44册。
版框高24.2厘米，宽16厘米，左右双栏，上下单栏，版心白口，不题书名，但上题册数，中记卷数，下标页数。
每半叶15行，行26～31字不等，注文为双行小字，行35～37字不等。
原书有少量版片系补刻，避宋讳阙笔至贞、徵、懲。
原本每册首页藏书印除日本收藏所钤“秘阁图书之章”、“宫内省图书印”外，下有“经筵”篆文朱文方印一枚，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册尾部钤“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正书朱文长方印一枚，此印是确定本书年代的基点，也是引出宋刻和高丽刻本分歧的焦点。
这是一部稀世瑰宝，但考定其为北宋刊本，则是中日学者经历一个世纪的努力才最终确定的。
十九世纪以还，日本学者或据宋讳指为北宋本，或据纸质定为宋末麻沙刻本。
1885年，森立之引述小岛学古意见，谓钤有同一印章的诸古本均是朝鲜覆宋本。
论《通典》食货典摘要：杜佑作《通典》，划分为九个分典：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
其中以食货为第一，突出了“食”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键字：杜佑、食货、经济、基础、制度、思想杜佑将食货志放在第一位，原因在他的《通典》自序中有说明，摘录如下：“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
设职官在乎审官才。
审官才在乎精选举。
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1]杜佑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他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
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无从谈起。
1.出自杜佑《通典》自序2.出自《周易*系辞》3.引自《汉书*食货志上》4.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中国自古以来讲究“民以食为天”，《周易*系辞》有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2]数千年来广为各家经典所引用，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
”。
《汉书·食货志上》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食谓衣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具，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3]孔子也说：“既富而教”。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战国时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4】因此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可以说是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
1.《史通》与刘知几《史通》：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唐代刘知几著。
《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撰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
《史通》的主要内容有：①注意过去史著的体例得失；②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的弊端；③大力反对史家把迷信与史实相混淆；④批评六朝以后的文人修史。
但《史通》一书也被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虽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阴影，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失之片面。
刘知几：字子玄，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
其中，“才”指的是掌握文献的能力；“学”指的是编撰能力；“识”指的是胆识与品德，要“直书为贵”。
《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
2.《通典》与杜佑《通典》：它是我国留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唐代杜佑撰。
编撰背景：①正史制的编撰有利有弊；②唐朝时就有典书；③唐大一统的格局由繁荣走向衰落。
内容特点：《食货》为首，《田制》为先；原始述终；备载议论；重视礼制。
评价：新的史书体例；重视经济；礼多冗杂。
杜佑：字君卿，唐代的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史学家。
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经、史及汉魏六朝的重要言论，参考《大唐开元礼》，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分门别类，撰成《通典》。
3.《通志》与郑樵《通志》：宋代郑樵撰，所叙时间，大抵本记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
从《汉书》以后，企图打通王朝的界限，像《史记》那样，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的，寥寥可数，《通志》便是现存的一部。
评价：①《通史》“二十略”给史学家提出了若干新课题；②虽卷帙浩繁，但除“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所创新。
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史学巨著。
郑樵：字渔仲，他学识渊博，对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等各方面均有研究。
从《通典》的体例与内容论杜佑的国家治理思想从《通典》的体例与内容论杜佑的国家治理思想部同类）以“礼”书为首，续以“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
《汉书》“志”部以“律历志”为首，后续“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和“艺文”等志。
《后汉书》“志”部与《汉书》一般，起于“律历志”，后续序列与《汉书》有所不同，列有“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和“舆服”等志。
《晋书》“志”部以“天文志”为首，“地理志”次之，其后依次为“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和“刑法”等志。
《宋书》“志”部的节目排列依次为“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和“百官”等志。
《南齐书》的“志”部序列几乎与《宋书》相同，分别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和“五行”等志。
《魏书》的“志”部较为特别，首创了记录佛道的宗教志，其排列顺序为“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和“释老”等志。
《隋书》“志”部首发“礼仪”，后续于“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和“經籍”等志。
综上所述，《通典》之前的史籍在“志”部多以“礼”“律历”为首，迥异于《通典》以“食货”居首的作法，甚至其余诸条次序和内容亦与《通典》的安排存在着显著差异。
另外，前文提到郑鹤声先生认为《通典》实以刘秩《政典》为蓝本，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在体例安排上得于验证呢？在《旧唐书·杜佑传》中记载“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8}《新唐书·杜佑传》载“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
{9}由此观之，《政典》的体例安排效法《周礼》，依“六官”分门别类，同样有别于《通典》的体例编排。
总之，杜佑在《通典》的门类编排上表现出与前代史书明显的不同。
<<通典.食货典.田制>>的史学价值及今释唐代杜佑的<<通典>>作为记载典章制度的重要通史著作,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影响.<<通典>>仿效纪转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作为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开创了典志体史书的规模体式,提出编纂典志书籍的原则方法.它开创了新史体--典志体,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通典>>治史以经世,紧密联系现实,其内容顺序的编排是按其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的程度来安排的,尤其把食货列入第一位,也说明了作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理解.<<通典>>叙述的各种制度和史事,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讲到唐朝,原原本本,详详细细,有条有理,"以类相从',便于考察,为后世提供了系统的研究材料.<<通典.食货典.田制>>详细记述了北魏均田制的产生及其具体内容.从北魏到唐朝都实行过均田制,这一田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者除了记载均田制的法令外,还收录了法令实施情况的材料,为我们研究北魏的均田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均田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无主荒地多,流亡农民也多,离开了这一特定条件,均田制就不能施行.从<<通典.食货典.田制>>这篇文章的记载中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北魏均田制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从中更为我们提供详尽地均田制的史料,更好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均田制的全貌.1: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北魏的均田制是远而继承中国秦汉早已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近而因袭西晋的占田制精神.从均田制实施的内容中我们能了解到:从官吏品级或身份等级而授田,农民依男丁和女丁的劳动力而授田,这明显出于是封建的形式上不平等的法权性质以及等级构造性质!在均田诏令中的"均给天下民田''显然是封建皇帝以最高所有者的"尊容'而虚构法律.因为这"特权法律'',显现出官吏和农民在授田数量和性质上的很大差异.官吏的田地称"永赐',"横赐',不但数量大,而且具有"悉从货易''的合法权利.农民所有的土地,除了一些占有性质外,仅有使用权,限制其人身的自由.法令规定,刺史.太守的田(公职田)要"更代相付'',农民的露田还授,世业田仅在有限范围法令内才可以买卖和过渡!这有利地说明土地的所有权,一方面排他性地掌握在封建专制国家或皇帝手中,另一方面封建国家又依名分来分割土地的等级占有!2:在均田制下的贵族官僚的永业田是根据名分而获得的占有权.农民对永业田也有占有权,露田仅有使用权而已,因为人老未死时,就得还田了.法律上虽然规定永业田种桑麻,但露田不足时,"以其家桑田为正田''.永业田也不一定尽种桑榆,也可种谷物,两者的区分并不稳定.法令中的桑田或永业田只应是维持农民最低生活的份地,而露田的收获则相应缴给封建国家."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剥削者和农民使用的土地是分别排列的,均田制下的租调也是通过"正田分''和非"正田分''来区别,基本上为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形态.3;实际上北魏时期的均田制与三长制,租调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家族长通过血缘关系来奴役家族中的直接生产者,"三长''检查户口,征收租调,确保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北魏的均田令中说:"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其目的在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便通过人生不完全的占有,来榨取剩余劳动.自北魏开创的均田制在中国田制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北魏政府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东汉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形式,遏制豪强地主的势力发展,扩大了赋税来源,"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来促使人皆力勤,岁数丰收.利用政府手中的荒田,使劳动力和田业充分结合,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实行的计力授田方法(男子年15以上授田40亩,妇人20亩),较科学地分配田地,提高生产!稳定土地的所有权,"事久难明,悉属今主''即承认现实土地所有权,从而平定长期以来的土地争讼.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北魏孝文帝改革着重推行的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无主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开垦出大片荒地,不断增加粮食产量,积极推动北方经济恢复与发展.均田制的实施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也促进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从根本上巩固了北魏统治,极大地推动北方内迁各族改变原先落后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农民的转化,推动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现.均田制从北魏施行开始,先后为北齐,北周,隋,唐朝所沿用,施行长达300多年,这一制度的选择推行为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出现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译文: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年间,频繁地发生洪涝和干旱.神瑞二年(公元415年),粮食欠收,因连年的霜冻,干旱,首都附近的人民好多都饿死了.明元帝选择极为贫困的鲜卑人允许他们到山东定,相,冀三州就食.敕令有司"劝课农桑''说:"在<<左传>>中有记载:人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使人陷于贫困中.大凡普通百姓不畜养牲畜的,祭祀时就没有牲畜供祭祀;不耕种粮食,祭祀的食物就不会丰盛;不种植桑树的,不织布的人,就穿不上帛衣;不进行纺织的人,丧葬之时就不会有粗麻布做成的丧服!教导人们精心在山地,平泽耕作,种植九谷.按这样做使得人们都勤劳耕作,每年生产丰收,牲畜兴旺.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元年三月,下诏书说:"去年耕牛得疫病死去了一大半,现在春耕不久就要兴起,人们必须尽力于农业生产!有耕牛的人要比平常的岁月更加勤劳,没有耕牛的人更要充分利用剩余时间细心从事耕作.一个成年男子治理40亩田地,未成年的男子治理20亩田地,不要使人们有剩余的精力,土地仍有剩余可利用的价值(要求人们务必充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此时李安世上奏议对皇帝说:" 我听说丈量土地,划分田野,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城邑附近的肥沃土地与乡村的荒地相互交错,这是达到治理的基础.田赋的建立,兴起,由来已久;耕地与休闲不耕之地的数目,应当制定一个限度!要使得土地不荒废功效,人群中没有无业的流民.强大而有权势的家族,不独占肥沃的土地;无权势的孤寒低微之人,也拥有几顷几亩分到的土地.我私下里见到州郡的人们,有的人因为歉收而流浪迁徙,舍弃卖掉田地房屋,漂泊地居住在异地他乡,这类是牵涉到数代!确立三长制后,流浪在外的人们才开始返回故乡.房舍田园荒芜,更换交替的生长着桑树,榆树,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久,很容易产生冒认房舍田园产权,疆域内的地方毫族,肆强凌弱,侵占田地,冒认魏晋时代与己同姓人为自己的祖先,把产权追溯到曹魏,晋代!年代稍微久远的,乡间老人所迷惑.虽然有好多人的证明,却都不能拿来作为证据,各自依附于他们交好的亲戚,互相都有各自的道理和不足之处.仅仅具备物证,人证,判决的人尚且疑惑,争执的诉讼被推延很久,拖延多年的诉讼仍未得到判决.良田被丢弃而不开垦,柔韧的桑叶直到枯萎却不采摘,想要让每户人家丰收,每年存很多粮食，每个人都有供给积蓄的费用，这样做能办到吗？我认为虽然现在的桑榆，庐井难以恢复到原先的状况，应当改为平均计量．测量这些土地疆界，使分配的土地有一定的标准．劳动力和分配的土地相当．地位低微的人得到生活所需的资财．豪门大族没有占据肥沃．多余的田地．大公无私的恩泽，就同样散布到万民之中，就像是高大山丘的一样，可使得家家户户都会有剩余的积蓄．对于所争执的土地，应该规定一个年限加以判决．事件经历久远难以明确主人的田地，都归属于现在的田地主人．从此以后虚假狡诈的人断绝（占据田地）非分的希望和企图，安分守己的农民免于被侵凌掠夺田地．孝文帝采纳了李安世的意见．均田制就产生于这个时候．孝文帝太和九年（４８５年）下诏令平均分配给天下人田地：男子１５岁以上的，授给露田（不栽种树木的无主荒地）４０亩，女子授露田２０亩，奴婢按照正丁一样授田．耕牛一头授田３０亩，每户人家被限制最多拥有４头耕牛，所授之田大多加倍，以备休耕，耕种一年需要二年贫瘠的土地再加倍授予，供休耕及还田，受田时的增减变化的需要．人们到了负担租调力役的年龄就授予土地；老年即免除赋税、劳役，到人死以后就要归还田地；有奴婢和耕牛即可授田，而无奴婢.耕牛即须还田。
种植桑，榆，枣等果树的土地作为人户世业的土地，只领种，不还受。
桑田虽不在授田，还田之内，但要计算在加倍授予的露田份内。
分配的桑田即使有余，不得用来充当露田的数目；桑田不足的可以用加倍授予的露田充数！原来没有桑田，现在由国家授予桑田的人，男子一人授田20亩，督促种植其他的作物。
种植50株桑树，5株枣树，3株榆树。
没有被授予桑田的人，男子被授予1亩地，依照法令督促种植其它的果树和多种植桑树，榆树的不加以禁止约束。
应当归还政府的田地不得种植桑树，枣树，榆树与其它果树，种植的就按违令罪论处，违令者罚还其土地，分与他人。
桑田作为人户世业的土地，人死以后不还授，每户占有的桑田数按现有人口计算。
有充足桑田的人不再授予也不用归还，桑田不足的，按法令受田种植树木。
桑田有多余的人可以出售多余的桑田，桑田不足的人们也可以购买桑田，不得出卖自己份内的土地，亦不得自己有了足够土地后再买土地。
适合种麻织布的地区，男子到负担租调力役的年龄。
每个应授田的男子另外可以领种麻田10亩，每个女子可以领种麻田5亩。
奴婢按照正丁一样授予麻田。
麻田要按照法令归还国家，不能成为“永业”。
对于家庭中有老弱病残的人,没有授予土地的,年龄在11岁以上和带有残疾的人都授予正丁男所受田数的一半.年龄超过70岁的人不用归还所授予的田地.寡妇不改嫁的,即使免除了负担租调的力役也同样授予妇田.归还授予的田地,以正月作为固定的时间.假如方才授予田地就死去的人和买卖耕牛的人,都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归还授予的土地.地广人稀的地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由官府雇人开垦荒地来耕种.以后有人来定居这些地区的,依照法令授予他们田地.对于所处偏僻荒远的地区,成长为壮年的人授予田地却不原外迁去边远地区的人,则把他们家中的桑田定名为正分田,田地不足的,政府不再授给倍田,还缺少的田地,家庭内部成员另外减少原定的份额,以补新增丁口的份田.不适宜种桑树的地区,都依据这条法令来实施授田.田地不足又不愿外迁的人,听凭他们到其他有空闲荒地的地方去垦植,不限制他们去异地的州郡,但不得逃避赋役.土地充足地区的人们不得无故而迁移.有新的人来定居的,3个人就授给1亩地用来作为家庭的住所,奴婢5个人1亩地作为居所.每个人所受的份田,不论是正份还是加倍授予的倍田,都不得夹隔他人的份田.对新增人口授予的土地,应从最近的土地中授予.假如同时授予田地,依据先授予贫困的人后授予富人田地的原则.对于加倍授予的田地,仿效这条法令作为依据.贬职或调往外地的人,没有子孙或家中户口断绝,荒废的家宅和桑树,榆树,都充入公田.以此来供给政府授予的土地.分授土地的次序,按亲疏远近而定;没有转授期间,也可以借给其亲戚经营.治理人民的官员,在任职地方随地给公田.规定刺使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6顷.官吏调任或免职,所授之田交给接任之官,私自买卖所授之田的官员按法律治罪.职分田就产生于这个时候!考察历史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