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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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者:赵雪艳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1期【摘要】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亲亲相隐”伦理制度的考究,结合域外法律对亲属作证的特殊规定,把握该制度折射的价值理念,探究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能够为完善当代法制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并立足于我国“亲亲相隐”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借鉴比较国外立法状况的情形下,结合我国现实法制环境,合理地构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规则。
【关键词】亲属作证;特免权;亲亲相隐2012 年4 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做了较大的修正,其进步性与合理性得到了很多法律人士的肯定,但是对亲属作证问题止步不前,导致理论界对亲属作证豁免权的争论一直演战不休,未能尘埃落定。
文章通过对不同国家关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立法规定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并考察我国历史上“亲亲相隐”的传统特征,探寻亲属作证特免权存在的社会背景、理论依据和价值基础,分析亲属作证特免权的价值功能,从而合理地、科学地构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法律制度。
一、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内涵及主要特征亲属作证特免权,也有学者称之为作证豁免权、拒证权等,在德国称作“因个人原因的拒绝作证权”,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作“婚姻证言特权”,在意大利称之为“近亲属的回避权”。
在证据法上则是指在诉讼中,负有作证义务的证人基于特定身份或者某种法律关系而享有的就特定事项免于提供证据或阻止他人提供证据的权利。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其主要适用于夫妻之间的作证特免,又称婚姻特免权。
在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英美法系国家而言,其适用范围相对较广,不仅适用夫妻之间,而且适用于其他家庭成员。
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司法传统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以及我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的熏陶,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所指的亲属范围不仅包括配偶,还应包括其他的近亲属。
因此,亲属作证特免权须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权利法定。
凡规定有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国家都对该权利的范围、内容、程序等在法律上做出了明确规定,该特权主体只能够依据法律规定行使,不能有所越线,否则会受到刑事追究。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作为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手段,对于保证公正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更是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针对涉及亲属关系中的犯罪案件,法律为保障亲情关系,为证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设定的一项权利,通过限制特定亲属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出庭作证的方式,达到维护社会伦理和家庭和谐的目的。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
这一制度主要基于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对亲情关系的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亲属作证特免权主要适用于直系亲属和配偶等近亲属之间。
当案件涉及这些关系时,法律允许证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问题尽管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制度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其次,对特免权的滥用现象时有发生,部分证人或犯罪嫌疑人利用此制度逃避法律责任。
最后,在特定情况下,由于缺乏证据或证人不足,可能导致案件无法顺利推进。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 明确法律规定:应进一步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确保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
2. 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对特免权行使的监督机制,防止其被滥用或误用。
3. 引入替代证据制度:在证人或相关人员行使特免权时,允许通过其他替代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以确保案件的顺利进行。
4. 加强法律宣传与教育: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其正确行使权利。
五、结论总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维护社会伦理和家庭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证人特免权规则研究在法律体系中,证人证言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对于某些证人来说,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在法庭上作证。
为了保护这些证人的权益,许多国家设立了证人特免权规则。
本文将围绕证人特免权规则展开,探讨其定义、历史发展及现状,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
证人特免权规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法律规定证人不得被迫作证,否则将受到法律指控。
然而,这一规则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适用还是在英国普通法中确立了沉默权之后。
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也规定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特免权规则。
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法律中规定了这一规则,保护证人权益。
证人特免权规则是指特定情况下,证人可以不必出庭作证,或者不必披露某些可能会使其陷入不利境地的信息。
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通常包括: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以及一些特定的关系人,如律师、宗教人士等。
在这一规则下,证人不必担心因作证而受到惩罚或者其它不利后果,从而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虽然证人特免权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证人的权益,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首先,这一规则可能导致一些关键证据被隐瞒,从而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规则可能被滥用,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最后,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这一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存在差异,也可能导致国际司法协助出现问题。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证人特免权规则在保护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特免权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防止滥用。
同时,对于违反特免权规则的证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增强法官和检察官对特免权规则的认识和理解,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这一规则的运用。
3、建立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减轻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
这可以包括提供安全的作证环境、对证人及其家人进行保护等措施。
4、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浅析亲属作证制度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7-146-02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亲亲相隐原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经过中国近代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已经慢慢地为我国立法者所淡忘。
但是,同样是在封建时期甚至更早建立起亲属相隐制度的西方国家,它们却建立了类似于古代亲属相隐制度的近亲属免证特权制度。
关键词亲亲相隐免证权人权一、中国古代亲属作证制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不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亲属容隐制度或者说亲亲相隐原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之一。
一般认为,亲属容隐制的内容为:一定亲等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不得告发尊亲属;但是谋叛以上的国事重罪不得相隐。
不过在认识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白:中国古代的亲属和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亲属有所差别。
古代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的亲属是被忽略的,古人将母亲的亲属称作外亲,以别于本宗。
外亲和自己的关系极其疏薄,而且服制很轻,比如外祖父母的血亲关系和祖父母一样,但是服不过小功,仅仅等同于伯叔祖父母。
而且,受到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影响,一直以来,父权、夫权在古代中国居于家庭支配地位,正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我国的亲属容隐思想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论语子路》中有过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则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上述对话说的是: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是正直的表现;而孔子则认为父亲犯罪,儿子隐匿,正直就包含在其中了。
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直”是宗法伦理意义上的正直。
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要正直,不仅要讲实话,更重要的是看其所说的真话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
两汉至南北朝是亲属容隐制度的发展时期。
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建构思考——以证据法的“求真”
与“求善”为视角
于美溪
【期刊名称】《研究生法学》
【年(卷),期】2017(032)003
【摘要】《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权的同时,为被告人的特定亲属人员设置了例外。
但该条并非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确立,其实质是对被告人近亲属“强制出庭”的豁免。
虽然此项规定的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值得肯定,但“作证却免于出庭”的设计使其维护家庭关系的作用受限,并在实质上剥夺了被告人的当庭质证权,既不利于庭审实质化,也不利于准确判断证言的可信性。
要化解这种被动的局面,需要破除对该条的误读,以证据法“求真”与“求善”的双重价值导向为指导,探究该立法的实质和内在缺陷,从准确价值与和谐价值两个方面阐释构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我国亲属作证问题的立法规制提出设想。
【总页数】9页(P63-71)
【作者】于美溪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证据法学专业2015级,10008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5.13
【相关文献】
1.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在我国的建立 [J], 王红军
2.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J], 刘远熙
3.试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构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反思 [J], 孙崇瑾;
4.试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构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反思 [J], 孙崇瑾
5.强制作证的例外——试论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探讨 [J], 陈解;曾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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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研究关于亲属作证的问题,我国古代法律就有“亲属容隐”、“亲属隐匿”、“亲亲得相首匿”的相关规定,即亲属犯罪,一定范围的亲属有“隐匿不证”的权利甚至义务。
从现代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看,基本上都设立了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的制度,反映了刑法对人情、人性的照顾,体现了刑法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证人主体范围没有限制。
无论是否是被告人亲属,也无论与被告人关系如何亲疏远近,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除非该证人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因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
二是证人只有作证的义务,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比如父母、子女、配偶等,也应当就自己所掌握的近亲属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如实作证,而不能拒绝作证。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亲属(尤其是近亲属),证明(尤其是自愿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却很少发生。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对证人不加限制的作证义务制度,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项制度设计的宗旨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究竟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差,无视法律规定逃避作证义务,还是制度本身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一项法律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必然有损法律的权威,应当得到修正和完善。
本文从对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观点和理由的评述、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立法、司法状况的研究分析,论述在我国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就该制度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有所裨益。
一、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主要观点评述(一)学界主要观点概述。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坚决反对设立该制度,称之为“反对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体现了刑法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竭力主张设立该制度,称之为“赞成说”。
论亲属特免权1 亲属特免权的立法现状及不足亲属特免权又称亲属豁免权、亲属拒证权,目前,王剑虹博士在《亲属举证特权研究》中,对亲属特免权有较为全面的描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可以概括为:具有证人资格的人由于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含潜在的被告与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行为的权利。
”在参考阅读众多学说理论的基础之上,本课题将亲属特免权基本概括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特定关系的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拒绝作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的证言的一项特有权利。
1.1 权利主体范围过窄法律创设亲属特免权制度,是从社会伦理道德出发,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与此同时,社会的稳定是基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建立起来的,亲属特免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近亲属拒绝提供不利于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证言的权利,这对亲属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进而对家庭的稳固和谐起到了维护的作用。
在此基础之上,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我国现有的有关近亲属范围的规定有些狭窄,这与设立亲属特免权制度的最初目的是非常不符合的。
1.2 未明确授权我国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在普通证人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到庭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使用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证人到庭提供证据,据《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当近亲属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强迫其到庭提供证据时,有权拒绝出庭,由此可知,法律并未免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只是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给予近亲属可以拒绝当庭提供证据的权利,但是法院对于证人到庭提供证据还是乐见其成的。
对亲属证人也不例外,但是有了该条规定,只是为亲属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理由。
从根本上来看,法律在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时由一种强硬的手段转换成了一种较为软性的手段,法律对近亲属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是一种“软性要求”。
可以说这只是对公权力强制性的略微限制。
1.3 适用阶段单一《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规定不能强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提供证据,而不是免除了近亲属本身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亲属特免权只是免除了近亲属在庭审环节的出庭作证义务,除了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外,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等其他各个环节要求其作证时,近亲属是不能援引该条文拒绝的,还必须认真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
我国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研究
作者:彭梅
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01期
摘要]:在“尊重、保障人权”法治理念推动下,我国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往的刑事诉讼法做了很多更人性化或者说更符合伦理道德的修改,其中一个亮点则非“亲属证人免证权”莫属。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新刑诉法关于亲属证人免证权相关条款,以探究该制度的实质及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出庭作证豁免免证权
其实,亲属证人免证权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全新制度,早在汉朝开始,我国古代就一直实行“亲亲相隐”制度。
只是到了近现代,我国受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惩治犯罪等思想影响,加之义务本位的倾向,我们才抛弃了该项制度。
所以,我们并不是创建了亲属免证权,而是继承发展了该传统法律制度。
一、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免证权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公民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人民法院通知其出庭作证时,若该证人拒不出庭,又提不出正当理由的,除非该证人系被告人的父母、配偶或子女,否则人民法院有权强制其出庭。
”目前,在许多现代法治国家,属免证权则是指证人虽具备作证条件,但因其与被告人有亲属、婚姻关系,除其自愿放弃,该证人享有拒绝陈述事实、提供证据等权利。
所以,我国新出台的亲属证人免出庭作证条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属证人拒证权,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条款的出台与之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亲属证人免证权的意义
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设立亲属证人免证权,在惩治犯罪同时,保障人权,顺应人性善的一面,对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体现法律的人性化,提高法律的威信
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维护社会安定,使老百姓免于承受犯罪分子的迫害固然很重要,但若仅是一味的强调该目的,而忽略人性,强迫罪犯的亲属割舍亲情,抛开家人对自己的信任,大义灭亲揭发亲人的罪行,虽然罪犯受到其应有的惩罚,但也会使亲属证人承受良心谴责,亲人的不理解及失去亲人信赖的痛苦。
因此,通过设立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在追求法律公平正义的同时,捍卫人们人性本能,保持人们对亲情的信赖,让老百姓认识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提高其在人们心中的威信,达到让人真正地信法、服法、守法的司法目的。
(二)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和谐
在国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到宪法时,查清案件事实、惩治犯罪就已不再是刑诉法所追求的唯一司法目的。
所以,在努力与犯罪分子做斗争时,我们还要兼顾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
因为,一旦人们失去对亲人的信赖,和睦的家庭关系也将随之破坏,而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和谐也将遭到冲击,所以,给予亲属证人免于作证的权利,可以使亲属证人免于承受必须在亲情与法律之间抉择挣扎的痛苦,体现法律以人为本的精神,维持人们对亲情、人性本善的信仰,这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一大动力。
(三)增加亲属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亲情是最难以割舍的一种情感,亲属之间那种信赖、相互扶持的情感也很难被打破,如果用法律强制打破,不仅可能会让人们感觉法律上无情的东西,也可能会迫使被告人的亲属为了让亲人免受惩罚而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虚假证词,这样一来,亲属证人的证词不但不能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惩戒,甚至还可能有脱罪的可能。
而若是赋予亲属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那他们在自愿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可靠性就会更大些,这对司法机关进行证据审查、追查事实真相顺利进行的好处不言而喻。
三、亲属证人免证制度不足与完善
我国之所以建立亲属免证权、重启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也是基于价值权衡的考虑。
随着我国法治进一步发展,当发现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限制公权力、维护亲情伦理与追求惩治犯罪的目标价值相冲突时,国家就要在其中寻找一个点,即达到一种和谐的衡平,于是设立了亲属免证权制度。
(一)亲属证人免证制度的缺陷
众所周知,社会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法律制度也是如此,并不是我们设想如何理想的制度就可以建构如何完美的制度,我国在构建亲属免证权时也要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我国所建立亲属免证权制度,虽对保障人权、强化法律威信、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与域外一些现代法治国家亲属免证权制度相比,我国该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亲属证人仍需作证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关于亲属证人免证权的规定是:证人虽具备作证条件,但因其与被告人有亲属、婚姻关系,除其自愿放弃,该证人享有拒绝陈述事实、提供证据等权利;而我国的规定是:公民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在人民法院通知其出庭作证时,若该证人拒不出庭,又提不出正当理由的,除非该证人系被告人的父母、配偶或子女,否则人民法院有权强制其出庭。
由此看出,我国仅是不再强制被告人亲属出庭作证,并没有免除亲属证人作证的义务,所以,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维护人类对亲情伦理道德的要求。
2.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权
既然说我国的亲属证人免证权并没有免除亲属证人免证权的义务,那就代表亲属证人还需在庭外进行作证,如此一来,可能给被告人带来双重不利。
一方面,这样做免除了公诉机关接受被告人对其亲属证人提供的证词的对质义务,而此时,若是检察机关对亲属证人提供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出示,而出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这对被告人来说,只能是百害无一利;另一方面,当亲属证人在庭外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陈述时,公诉人员、审判人员若是以法律规定不得强制亲属证人出庭作证而拒绝被告人就亲属证人的证词对质的请求时,对被告人来说非常不公平。
因此,新刑诉中的“亲属证人免证权”规定的缺陷,不仅达不到和谐、维护亲情伦常的目的,反而会加深亲属之间的误解与仇视,甚至将亲属之间的亲密、信赖的关系迫坏殆尽。
(二)亲属证人免证制度完善建议
虽然不能否定我国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持亲属间信赖相扶的关系,而建立的“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初衷,但该制度需要完善的紧迫性不容忽视。
1.完整实行“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
所谓完整实行是指完全免除亲属证人的作证义务,即亲属证人虽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但其可基于“亲属证人免证权”制度而拒绝作出任何证词,当然,若是亲属证人愿意放弃该权利,则其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这样,可以从案件侦查开始就避免侦查机关强迫亲属证人作证,使得亲属证人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免证权,充分保护亲属证人不愿违背良心、伦理道德陈述被告人罪行的意愿,这样才能切实的维护社会和谐,维护亲属间亲密与信赖。
2.辅以“特殊条款”予以规制
虽然亲属证人免证权是我国价值衡量的结果,但并不是说维护亲属之间亲情与信赖就是终极目标,笔者认为,保障社会大众生命安全不受非法侵害,维护社会和谐的价值应受到优先考虑。
所以,当被告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甚至是世界安全时,且能够揭发案情的人大多是其亲属,如果此时还一味强调亲属之间相互的信任,而罔顾大多数人的生命,那无疑是本末倒置了,故在切实施行亲属证人免证权的同时,也需以“特殊条款”加以规制,避免放纵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如恐怖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