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精神与鲁迅文学批评

过客精神与鲁迅文学批评“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

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

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

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

”“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

我还是走好罢……”——《野草·过客》《野草》著名的“过客”形象可以说是鲁迅生命哲学的重要象征，也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的重要表征。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从中生发出这样的观念：鲁迅的文学批评观念从属于鲁迅文学观，同时这两者更是鲁迅的生命哲学——“过客”精神的具体表现。

过客精神体现的正是一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识。

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存在都是中间物，而一旦处于这样的地位，个人精神的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灵来选择前进的道路。

鲁迅通过“过客”的选择为我们昭示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坚守，虽然“鲁迅的全部叙述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灭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的权威地位。

但是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恰恰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

”1早在20年代，鲁迅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2。

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

3极度的悲观与轻率的乐观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对历史沉重感体验的那样深切。

鲁迅一直对“为何没有天才诞生”之类的宏论不以为然，并认为“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4到了三十年代他还大声疾呼“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

5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国民党以镇压当时自己的同盟者共产党的方式建立了1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见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2003年版，198页。

2《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致欧阳山、草明》，《鲁迅全集》第13卷。

4《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4卷。

5《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5卷。

一党专政的政权，并大力推行文化统制的政策。

在这种情形下，当时的文化艺术界也形成了三股力量，即拥护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士、拥护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右翼文化势力以及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为其特征的中间派，这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与联合形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最主要的风景。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左翼文化的旗手的鲁迅，一个“横站的士兵”，其批评笔迹渗透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内部，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对当时的各种文化现象都作了严肃的揭剖。

其中和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论战、与第三种人的论战以及与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者的论战最具代表性。

鲁迅既反对“革命文学者”们的急进“革命的罗曼蒂克”文学主张，也反对“第三种人”对左翼的批评，指出他们所谓的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超越阶级的文学并不存在，而“民族主义文学”更是显露出彻底的反动本质。

在这种态度基础上，鲁迅提倡一种脚踏实地的文学作风。

即在阶级论上就是正视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并加以揭露和表现，并且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表达了相当的自信：“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1在现代中国文化人中，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有鲁迅那样强烈的不妥协的奋身孤往的批判精神。

而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可以说就成为国人“做戏的虚无党”气质的最深刻的批判。

鲁迅“对动辄宣布自己真理在握的人总保持高度戒备，因为他认定那不是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人能做和应该做的，‘并非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得天眼通’，‘为天人师’，而是平凡诚实地‘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自然无伪地表达‘心声内耀’，‘心声洋溢’，‘才像人国’，否则就是‘无声的中国’，或表面扰攘，学术言论一派繁荣，实则仍旧凄如荒原的寂寞境。

”2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五四时期，鲁迅就以其深刻、丰厚的文学创作填补了因现代化转型的先天不足而造成颇显荒芜的现代文坛，并且深感于“独有叫喊于生人中……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3的孤独。

鲁迅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既无大艺术的产生”，4“没有冲破一切传统1《〈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

2郜元宝《阿乎呜呼兮呜呼呜呼!——浅谈“鲁迅的遗产”》，《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3《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4《〈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

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新文艺的”。

1这里不但表明了鲁迅对于大无畏的战斗兴奋的渴望，而同时也更多的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坛寂寞的思考：现代中国需要文学，更加需要“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2的新文学。

而要建设这种新文学，鲁迅一直认为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需要一种踏实的工作，因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3这里，“过客”精神成为鲁迅文学策略的最佳注脚，不论前面是“坟”还是遍生“野百合，野蔷薇”之地，“过客”只是执著地向前进，“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将“夜色”甩在后面。

因为真正的生活只有靠自己去体验。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4所以面对文坛寂寞的现实，以及直面“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的大问题，鲁迅看重的更是具体的实绩。

“浇灌佳花、扶助新人，鲁迅文学批评中大半是为文学新人呐喊助威的，最有光彩的笔墨也是大多为提携和介绍青年作家的作品。

”5正是从这些看起来也许是显得不够成熟但是足够真诚的作品上，鲁迅感到了中国文艺甚至是民族精神改进的希望与自信。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

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

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6要用切实的创作实绩打退那些有害的批评的质疑声，鲁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即“大胆地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的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

”7鲁迅相信批评的力量，“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8，并且认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1《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

2《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

3《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4卷。

4《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

5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4页。

6《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

7《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

8《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5卷。

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1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鲁迅的文学批评“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

”2作为一种卓越的批评技法，形象化的说理和精巧的修辞在鲁迅的批评文字特别是序跋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曾对绍介文字保持相当的警觉，以为“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

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3正是有着这样的警觉和责任感，使得鲁迅的评论多以具体对象的素质与实际水平为条件，“鲁迅的序跋总是融合着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和生活现象的哲学沉思，作家已不满足于只是一般地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意蕴，还让读者一起去体察往往被忽略的部分，引导读者进入角色，更深刻地体会作品及其含蕴的人情事理，从而唤起彼此间的理解和沟通。

”4在《柔石作〈二月〉小引》中，谈到小说的社会背景，鲁迅文字用富于诗意的文字写道：“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

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而分析该小说的主人翁时，这段文字则更加精彩：“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

”其他的像这样文字还有很多，比如：“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5“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1《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

2《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

3《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

4姜振昌：《中国现代杂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96页。

5《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6卷。

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1等等。

很明显，这样的文字比起那些专门做社会剖析的抽象的甚至很枯燥的纯理论来就形象得多，而这正是鲁迅的这些序跋文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至文”的重要原因。

鲁迅说过，“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2所以为青年进步作家总结创作，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鲁迅的批评文字多处体现了对后起者的殷切期许和宽容。

例如，在《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里，对小说有这样的评价：“在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有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

”这样的评论属于那个独一无二的鲁迅，更是来自其“过客”精神。

从上面的叙述之中，“过客”精神在鲁迅的评论文字中的图景逐渐变得清晰：鲁迅的文学批评是从属于他的改革国民性的理想的大系统之下的，就是希望作家能够敢讲真话，能将自己的“白心”放在大众的面前，正视自己的内心，执著于现在，用自己的切实地繁荣中国的文艺事业，因为“革命无止境”，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为了其得到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人心精神能动性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