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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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头号特工经典影片《德黑兰1943》,讲述了二战后期的一场传奇谍战。
德国纳粹准备伺机暗杀在德黑兰举行会晤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但是苏联特工从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那里得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最后制服杀手,成功解救了“三巨头”。
由阿兰·德龙扮演的苏联特工,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人。
这个特工原型之一,就是被称为苏联“头号特工”的格沃尔格·瓦尔塔尼扬。
2012年1月10日,87岁的格沃尔格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逝世。
在长达43年的谍报工作中,格沃尔格与妻子戈阿尔获取了政治、军事、经济与科技等各方面的绝密情报,有的甚至还需要300年才能解密。
据说他们提供的宝贵情报为苏联科技发展节省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
克里姆林宫称格沃尔格为“苏联最伟大的特工之一”。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更盛赞他是:“一个传奇的间谍,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杰出的人”。
16岁组建“轻骑兵”1924年,格沃尔格出生在俄罗斯顿河河畔的南部城市罗斯托夫,亚美尼亚族。
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特工。
1936年,格沃尔格一家迁往德黑兰,为了掩护身份,父亲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糖果点心厂,后来成为颇具威望的伊朗富商。
在父亲的影响下,1940年,年仅16岁的格沃尔格正式成为一名情报员。
同年2月,格沃尔格第一次见到苏联情报部门高层人物伊万·阿加扬茨。
根据阿加扬茨的指示,格沃尔格挑选了7名同龄人,组织了一队“轻骑兵”,任务是识别潜伏在德黑兰的德国间谍。
他们两人一组,骑着自行车,跟踪德国驻德黑兰情报人员,监视他们同什么人接触,到过什么地方等,方法简单却行之有效,1940年至1941年间,他和他的同伴成功挖出了约400名德国间谍。
1942年,格沃尔格加入德黑兰一家无线电俱乐部,这实际上是英国人在当地办的一所情报学校。
半年中,格沃尔格学习了招募方法、密码写信、单边联系方法、跟踪和反跟踪以及如何采取秘密行动等。
挫败“远跳行动”1943年9月的一天,纳粹军事情报机关负责人弗里德里奇·卡纳里斯收到了一份密电:11月29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秘密会晤。
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是一本钢琴乐谱,悲剧导演雅思卡送给著名剧作家德瑞曼的生日礼物.之所以称雅思卡是位悲剧导演,是因为他不但被迫害了七年之久,而且最终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并且这次自杀事件给予德瑞曼很重的打击,然而若没有卫斯勒的庇护,德瑞曼也很难成功。
所以影片结尾德瑞曼写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这本书也是送给卫斯勒的。
“这本小说,谨献给HGWXX/7,致上最深的感激。
”店员说:“是送给别人吗?要包起来吗?”卫斯勒终于有所颤抖地说:“不,不要了,这书送给我自己”。
因为卫斯勒就是好人,就是这本著作的主人公。
影片开场“1984年,东柏林全面封锁,人们受到‘斯塔亚’严密控制,也就是东德秘密警察,这是一个由10万专职人员,20万线民所组成的情报机构,他们确保了‘无产阶级专政’,其开宗明义的目标就是‘无所不知’。
”紧接着就引出卫斯勒就是一名秘密警察,他在波斯坦秘密警察学院的一堂课显出他严格,细心,缜密的性格特征,例如在审讯227号时,有位同学提出“为什么不让他睡觉,这很不人道。
”卫斯勒迅速在座位表上勾上那位同学。
在我看来,这应该不是什么好的预兆,他的那句话明显显示中他的性格弱点,所以他就不适合当一名合格的秘密警察。
卫斯勒标明这位同学的弱点,就为政府留下档案,这位同学的前途就与这些档案紧紧连在一起。
德国人总是以严谨的时间观念闻名于世,曾经有个故事:一位中国人去德国旅游,他问一名德国人走路去某某公园要多长时间?德国人说你先走两步,中国人照做。
然后德国人告诉他用多长时间。
知道为什么要先走两步么?原因在于每个人的一步的距离都不相同,只有了解一步的距离才能计算出时间,这就是德国人严谨的作风。
在影片中,秘密警察决定在德瑞曼家里安装窃听设备时,卫斯勒提前记录下德瑞曼的作息时间,德瑞曼与小孩子踢球的时间,德瑞曼必须回家的时间···在进入德瑞曼的公寓的时候,他告诉工作人员20分钟的工作时间。
话说苏联间谍佐尔格孙越博客 2015-10-27理查德•佐尔格(Рихард Зорге 1895-1944)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知名的间谍之一。
他的最大功绩,就是1941年5月获知法西斯德国,将于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其次是当年8月23日,获知日本不拟当年向苏联宣战,使得斯大林放心地从东线抽调11个步兵师到西线作战,遏制德军于莫斯科城下,保证了苏军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保卫战的胜利。
众多文献档案记载,1944年11月,佐尔格被捕后在东京死于绞刑,但苏俄研究机构和历史学家说,佐尔格之死缺乏证据。
不过,70年过去,却没有一个佐尔格仍活在世上的见证。
但根据佐尔格生前个性与成可断定,假如他活到战后,定是苏联对外侦察的中坚力量。
佐尔格在苏联外派间谍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不仅是苏共高层党员,更是唯一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保持私人联系的红色间谍。
据说,佐尔格与斯大林相识,且他还直接向斯大林递交过重要情报,苏共著名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托•库西宁(Отто Куусинен),不仅是佐尔格的密友,也是20世纪50年代苏共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的推动者。
佐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俄罗斯南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其父是德国工程师,其母是俄罗斯人。
佐尔格的祖父阿道夫•佐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秘书,也是德国左翼势利有影响力的人物。
就在佐尔格准备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从巴库返回了德国,住在柏林郊外的别墅里,那时佐尔格家境殷实,过着舒舒服服的上流社会日子,直到父亲去世,家中经济条件都很稳定。
但是,佐尔格却不适应普鲁士学校倡导的军事化管理制度,他是有个性的孩子,喜欢宽松和自由的环境,加之性格倔强,他经常顶撞老师,成了问题学生。
不过,他上中学之后,性格和喜好都有变化,他开始疯狂地爱上了德国古典文学和哲学,成天捧着歌德、席勒和康德的著作,沉醉其中,或许,佐尔格在其中洞悉了他的理想。
青年时代的佐尔格,思想一贯左倾。
1914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场上屡次负伤,战争的结局也令他失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却使他双眼为之一亮,他觉得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与他的思想极为合拍。
琥珀屋,英文名称:The Amber Room1709年,当时的普鲁士国王为了效仿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奢华生活,命令普鲁士最有名的建筑师兴建“琥珀屋”,建成后光彩夺目、富丽堂皇,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琥珀屋”被冲进圣彼得堡的纳粹劫走,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一旷世宝藏突然从世人眼中失去了踪影。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7箱被拆整为零的“琥珀屋”,可能正沉在奥地利的一个湖底!“琥珀屋的传说”“琥珀屋”是普鲁士第一位国王腓特烈一世在哥尼斯堡的城堡里的书房,建于1711年,5年后,作为礼物送给了彼得大帝,成为与俄罗斯结为盟友的信物。
后来它被移建到皇家人所住的圣彼得堡郊外的夏宫内。
“琥珀屋”的装饰总面积达1800平方英尺,由一些精心加工的壁板构成,装饰用的琥珀总重量达6吨,但是琥珀却是世界上最轻的珠宝。
传说琥珀是美人鱼的眼泪,珍贵异常,每一颗都要历时千万年才能形成。
“琥珀屋”的壁板以精湛的意大利珠宝镶嵌工艺饰以钻石、祖母绿和红宝石。
这样一件旷世奇宝被人们称为世界第八奇迹,人们认为它具有魔力,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们都相信琥珀具有神奇的康复治疗功能,琥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北方的黄金”和“阳光石”。
二次大战中当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时,尽管苏方想用墙纸掩盖“琥珀屋”的真面目,但还是被纳粹士兵发现了,他们将琥珀屋拆卸,不久便用火车运回哥尼斯堡,也就是后来成为苏联领土的加里宁格勒,“琥珀屋”曾在哥尼斯堡博物馆的展厅里展出。
1945年哥尼斯堡准备投降前夕,德国人又一次将“琥珀屋”拆卸装箱,准备用船运回柏林。
从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在以后的50年里,寻找失踪的嵌满珠宝的“琥珀屋”壁板的行动使得“琥珀屋”成为战后最大的一个谜,但是苏联克格勃、东德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人的寻找一直都没有结果。
“琥珀屋的诅咒”据著名苏联考古学家的遣孀维拉,布鲁尤苏娃透露,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在1955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说过:“我不相信…琥珀屋‟永远消失了。
普京首次自述做间谍经历作者:来源:《新传奇》2017年第27期“我知道间谍是怎样的一些人,他们是具有独特品质、信念和性格的一批人,他们能够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亲人、爱人,远离故土,常年在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据报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4频道播出了一期有关“间谍”的节目。
节目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亲口承认,自己在东德工作期间就是一名“间谍”,他还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工作内容。
普京:我知道间谍是怎样一些人6月28日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局,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第一总局秘密情报局成立95周年。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4频道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
节目中重量级的采访嘉宾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这次采访中,普京首次公布了他1980年代末在东德工作时的真实身份:“我在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所有工作,不仅与收集对外情报有关,更确切地说与间谍活动相关。
我知道间谍是怎样的一些人,他们是具有独特品质、信念和性格的一批人,他们能够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亲人、爱人,远离故土,常年在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由于普京是情报人员出身,在他担任俄罗斯领导人期间一直都非常重视俄罗斯情报工作。
去年12月,前俄国家杜马主席谢尔盖·纳雷什金被任命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新掌门人。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俄2018年大选前的一个重要人事任命。
对于俄间谍,参加节目的一名至今尚未解密的俄罗斯间谍表示,苏联解体与西方国家有密切关系,根据他们当时掌握的情报,西方曾计划在苏联解体之后,进一步让俄罗斯分裂为若干个小国。
这名间谍表示,国家应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否则就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家。
那么,现在俄罗斯有多少间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表示:“这个信息自然是绝对保密的。
我可以这样回答您的问题,一方面我不想让任何人感到害怕,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让任何人失望。
我想说,他们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可以解决我们对外情报部门所面临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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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大 观 园
从德国学生、苏联间谍到美国公民,杰克·巴斯基在一生中都在不断地转换着角色。
自从他决心与苏联情报机关断绝来往,原本用于伪装的身份成为他终生的陪伴。
现年68岁的美国公民杰克·巴斯基,近20年生活在“黑暗”中。
如果不是在跟妻子争吵时道出实情,他怕是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年轻时的他曾在东德攻读博士学位,却放弃深造潜入美国。
在故乡有妻儿的他为了掩人耳目再度结婚。
在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同亲友断绝一切联系,甚至连他的母亲都至
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从事什么职业、究竟在不在人世。
而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培养的间谍的他在美国潜伏多年后,却试图说服自己,“这个国家并不像他们(苏联)描述的那样邪恶”。
“潜伏者”浮出水面真名叫阿尔布雷彻特·狄特里希的杰克在一部名为《深度潜伏》的回忆录,将他分裂的人生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你不知道我究竟承受着什么!我的压力有多大!我为这个家庭牺牲了什么!”“我其实是德国人!我还当过苏联间谍!为了跟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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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大 观 园。
《尘封档案》-----“洋飞贼”落网揭秘《尘封档案》-----“洋飞贼”落网揭秘德国商人住宅遭窃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江南冬天的雨一般不大,但雨点儿细小而密集,加上五六级西北风,天地间就像蒙上了一道薄薄的水帘,把一切景象都变得模模糊糊。
晚上11时许,一辆黑色老式“雪佛兰”轿车穿破雨帘,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甜爱路中段的一幢红瓦粉墙的洋房前面停下。
车里,坐着一对四十多岁的金发碧眼的西洋男女——德国商人斯蒂芬·海姆和夫人德拉。
斯蒂芬·海姆原是海军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上海定居,做西药经纪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斯蒂芬·海姆曾经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西药供应给新四军和解放区。
因此,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依然给斯蒂芬·海姆提供经商的机会,军管会卫生处负责人还曾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能设法从国外进口紧俏西药,为上海一些大医院解决缺少西药的燃眉之急。
斯蒂芬·海姆乐意这样做,今晚他就是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英国西药商人洽谈此事的。
轿车停下后,德拉推开车门,冒雨下车,掏出钥匙开家门。
就在她把钥匙插进锁眼的一瞬间,她无意间发现洋房窗口里闪现出一道微弱的亮光,稍显即逝!德拉一下子惊呆了,开了院门却不敢进去,退到车旁,压低了声音对丈夫说:“上帝啊!我们家有小偷啊!”斯蒂芬·海姆蹑足往院里走去,在经过开启了一半的院门时,顺手取下了上面的钥匙。
他走到洋房门前,把钥匙插进了锁眼,正准备扭动钥匙的时候,门突然自动打开了,一道耀眼的手电光从屋里直直地对准了他的脸部,晃得他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几乎是同时,一条黑影从屋里冲将出来,斯蒂芬·海姆被撞了个趔趄,他遂以德语大叫一声“小偷”,同时用戴着手套的右手去抓对方。
这一抓,揪住了对方的手腕,但随即就被用力挣脱了。
小偷拔腿就往外逃。
斯蒂芬·海姆差点被绊倒。
他边努力站稳,边大叫着“德拉,拦住他!”德拉生性胆小,绝对没有这个勇气,见小偷朝她这边奔过来,立刻下意识地钻进了汽车,还关上了车门。
《窃听风暴》与历史与真相的揭露《窃听风暴》是一部由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执导的电影,该片于2006年上映。
这部电影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窃听和监视普通市民的故事。
通过该片,人们可以看到窃听和监视行为在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并对真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窃听和监视活动在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的柏林墙将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时期,斯塔西这样的秘密警察机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通过窃听和监视普通市民的通讯活动,获取情报并镇压政治异议。
《窃听风暴》通过揭示斯塔西的操作方式和策略,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窃听来确保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
电影中的主人公们,无论是斯塔西的雇员还是被监视对象,都展现了窃听和监视行为对个人生活和思想自由的限制。
其次,通过《窃听风暴》,真相得以揭露。
电影中的情节紧凑且扣人心弦,追踪了一个窃听操作的过程。
观众可以看到,受害者对他们电话被窃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们的隐私权被侵犯,甚至可能被误解和逮捕。
而影片的主人公们则开始怀疑和调查窃听的真正目的和背后的权力机构。
最终,在主人公的努力下,真相大白,当局对窃听和监视行为负责。
这部电影以其刻画现实的方式揭示了当时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使观众更加了解这段历史。
然而,《窃听风暴》也引发了一些关于隐私权和监视行为的深思。
这部电影提醒我们,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通讯也可能被窃听和监视。
在当代世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安全威胁的增加,政府和情报机构的窃听行为依然存在。
许多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监视计划,引起了社会对个人隐私权的担忧。
《窃听风暴》激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情报机构的权力和监视行为的合法性。
总之,《窃听风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通过真实事件的改编,揭示了历史中窃听和监视的影响和真相。
这部电影警示我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隐私权和权力机构的关系仍然需要被审视。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作者:李皛来源:《现代世界警察》2021年第05期一、历史及基本情况德国是西方现代国内安全与情报体制的主要发源地。
早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政府成立了秘密警察机关“中央情报处”;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成立普鲁士内政部“内部安全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设立了“联邦公共秩序监察专员”协调联邦各州、邦的国内安全与情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秘密警察成为纳粹统治的帮凶,被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认定为犯罪集团。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在英美占领当局的操纵下,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即联邦德国宪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次年在科隆成立了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及各州宪法保卫局,负责国内安全与情报事务。
为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德国秘密警察划清界限,联邦德国及两德统一后的宪法保卫局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国内安全与情报机关受到更严格的制度限制。
根据其内部纪律及1972年《关于联邦与各州之间在宪法保护方面的合作及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法律》(简称《联邦宪法保护法》,以下使用简称)等法规,宪法保卫局没有执法权,不能对公民人身及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能命令警察或其他政府机构协助其采取此类措施。
被采取监控措施的激进政治团体必须经过批准和公示,未经严格司法程序授权不得对公民个人实施监控。
此外,与恢复联邦政体相适应,联邦宪法保卫局与各州宪法保卫局相互独立,由联邦内政部部长和总理府部长(相当于总理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合作。
但是,自成立以来,联邦及各州宪法保卫局始终受到留用纳粹分子、实施违法监控、迫害进步人士、滥用卧底等特种侦查手段、擅自与英美情报机关共享德國公民信息等频繁指控,对其政治声誉和合法性造成严重冲击。
联邦及各州宪法保卫局特别标榜其“捍卫宪法价值观”的作用,但具体业务与其他西方对内情报机关并无不同,主要包括调查、监控在德国活动的国内外激进政治势力和各种破坏分子以及外国间谍。
不过,由于德国历史国情导致的高度政治敏锐性,宪法保卫局极力强调自身组织的公开性,情报工作的合法性与可监督性,处处展示其受“民主政治”掌控、融入社会生活、服务大众福祉的形象,极力避免给人留下其他西方情报机关那种乖僻莫测的神秘主义和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印象。
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与线人今天(2010年2月28日)是农历虎年的元宵节,一个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
然而,在曾经(也许还包括现在)的岁月中有多少家庭是因为文章中相似的状况而家破人亡。
数日前本人在博讯网上看到此文后便稍加文字的修改,特地放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上传以表警示之意。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叫“隐形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
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
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
但是,这个更名没能使它活得更久。
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
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
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
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
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
普京特工生涯有谜团: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工作当克格勃特工时的普京。
(图片来源:广州日报)11月8日晚,一部名为《墙》的纪录片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播出。
俄罗斯现任总理普京在里面有一段30分钟的独家回忆,披露了他作为克格勃特工在德国“潜伏”的一些片断……普京从未失过手1985年,普京从克格勃直属的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受训结束后,被派到当时属于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市从事谍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在德累斯顿,普京一干就是6年。
普京在自己和一名德国特工之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程序。
在易北河边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该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
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或者将情报藏在水泥块里,等待普京来取。
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该特工需要紧急约见他,普京会在60分钟内准时抵达接头地点。
据普京当年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他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的事儿。
一些西德科学家经常向东德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扣留,并送到克格勃分部。
俄国媒体报道称,“据说,在德国执行克格勃任务时,普京从未失过手。
至于说成就……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我国成功地获得了欧洲战机的绝密技术资料。
”当然,“只要谍报人员在国外开展工作,肯定会被人盯梢。
”据普京本人透露,有一次,他正驾车准备和一个情报人员接头,发现被跟踪了。
普京将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使联邦德国的特工误以为是两个人在车上,以此蒙混过关。
普京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后,在调阅自己的档案时,他发现有心理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缺乏恐惧感”。
特工生涯,仍有谜团俄罗斯坊间曾有一段传闻称,柏林墙倒塌后,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东德游行抗议民众捣毁了东德国家安全机关后,聚集到普京所在的办公楼外,准备围攻。
当时,一名灰白头发的克格勃人员握着手枪说:“这是苏联领土,任何人过界,我都会开枪!”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普京。
《窃听风暴》作者:阿灿来源:《齐鲁周刊》2013年第29期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
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的东德为背景,讲述一名秘密警察被他所监听的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向往所打动,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
漫长的1984:东德窃听风暴1990年的1 月 16 日,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大院。
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16年后,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以1984年的东柏林为时代背景,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
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
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
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
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他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
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
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 600万。
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
无处不在的史塔西:“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
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
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也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
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
东德海外间谍最终命运如何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了德国。
作为冷战的必然产物,1949年德国被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敌对的国家。
一年后,东德仿效苏联克格勃组织,成立“史塔西”,来自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
史塔西曾是华约集团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散布数以万计谍报人员,其中主要布置在西德,还有大量安插在英美等国,为东德窃取了大量政治经济科技情报。
1989年11月,从柏林墙倒下那天起,斯塔西开始着手销毁文件,因为文件太多,以致碎纸机都超负荷运转,工作人员不得不亲自用手撕毁文件。
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成立专门机构,曾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进行复原与整理,但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完成,截至2008年由于每年耗资达100万欧元,这项工作暂时停止。
虽然斯塔西的档案连同电脑保存的文件被销毁了,但美英间谍机构不甘罢休,一直处心积虑想挖出潜伏国内多年的“鼹鼠”,增强自己的反间谍能力。
美国中情局曾设法窃取了史塔西一套间谍代码,但是久久未能破解间谍代号背后的真实人物。
这项解密工程被称为“皇冠上的珍珠”,美英情报机构许以重金,希望刺激谍报精英们能够摘取,但遗憾的是,那些顶尖谍报专家穷其毕生精力和心血,十多年未能解得其谜。
1995年,德国解密机构一个叫斯蒂凡K的年轻人,他得知一个传闻,前东德国防军司令部藏有上千张斯塔西电脑磁盘,据说这是当年以防万一文件丢失的备份文件。
德国联邦反情报局,曾将部分磁盘弄给电脑专家进行破译,然而五年也没有弄出动静,又把磁盘原封不动送回去了。
斯蒂凡K于是开始申请破译,他发现联邦电脑专家犯下一个致命错误,是用西方的电脑密码来破译电脑磁盘,于是他尝试不同的途径来破译。
1998年圣诞节那天,斯蒂凡K终于找到了“皇冠上的珍珠”。
随后,他很快破解了斯塔西18万份绝密数字编码情报,这些情报如果与中情局窃走的间谍代码对照,就能知道真正的间谍身份,使潜伏在西方国家的东德间谍原形毕露。
【大历史】东德民间珍宝被充公的内幕拘捕艺术品收藏家,拍卖其藏品以筹集外汇,曾是东德政权鲜为人知的“生财之道”。
和许多掩藏在柏林墙后的秘密一样,直到两德统一,此中内情才大白于天下。
<无稽罪名招来“抄家”>1981年12月8日黎明,东德艺术收藏家维尔纳·施瓦兹家被莫名宣称他几十年来拖欠国家税款150万东德马克。
此后数天,他家的金币、宝石和1967件古董及艺术品陆续被政府充公,自身也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罚款10万马克。
住在东柏林的医生彼得·加尔克也有过同样的。
“他们把糖倒出锡罐,把花从花瓶里扔掉,连旅游纪念品和小礼物都不放过,连一把椅子都没留下。
”她的妻子回忆道。
<大批珍宝被廉价外销>前柏林市长古达特曾出示过一份长达100页的文件,在柏林墙建成的1961年前后,西德设立了6000万马克的基金,被用来通过丹麦、荷兰、比利时的博物馆,秘密收购东德的文化资产。
东德统一社会党遗留的档案显示,1973年至1985年间,超过200名东德公民的收藏品被充公,进而遭转手出售。
古达特认为,受牵连者的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个数字。
在西方收藏家圈子里,可以花很少的钱从柏林墙对面得到艺术品是公开的秘密。
<西方客户大发不义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柏林附近的小镇Muhlenbeck,每天都会有大批西方的客人参观K&A公司的一个特殊收藏品展区,挑选保存在明亮橱窗里的明码标价的瓷器、珠宝和金币。
有亲历者回忆道,“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整个东德都是可以出售的”。
据悉,K&A公司的老板哥罗德科夫斯基据称与时任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关系密切。
那时东德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而哥氏曾通过大量出售文化艺术品,获得了东德当时迫切需要的外汇。
(凤凰网历史)。
前东德情报机构被撕碎的16000袋绝密文件将修复
春风;麦吉尔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
【年(卷),期】2009(000)023
【摘要】@@@@在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前夕,前东德情报机构"斯塔西"官员将大量绝密文件撕成6亿多块碎纸片后丢进16000个垃圾袋.
【总页数】2页(P58-59)
【作者】春风;麦吉尔
【作者单位】(Missing);(Missing)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前东德女子运动员服禁药致变性 [J], 楼栋
2.冷战前沿的哨兵——前东德米格21MF战斗机 [J], 廖庆辉
3.前东德情报机构被撕碎的16000袋绝密文件将修复 [J], 春风;麦吉尔
4.白鹤滩和乌东德库区蓄水前形变分析 [J], 田晓; 许明元; 张品; 苏广利; 王家庆; 郑洪艳
5.德公布数千份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档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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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撕碎的罪恶之书【“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埃利希·米尔克末任斯塔西部长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
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
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
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
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
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
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
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
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
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
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
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
从垃圾堆里“捡”情报的间谍
焦方金
【期刊名称】《当代军事文摘》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这是发生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未统一之前的间谋奇闻。
当时,美军在联邦德国有一个导弹军火库。
这个军火库里存放着"鹰"式和"尼克"式两种导弹。
这两种导弹的秘密一直是民主德国情报部门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这个军火库里,有一位名叫阿哈姆·施纳德尔的联邦德国籍司炉工。
因为女儿的缘故,阿哈姆·施纳德尔取得了美军的信任。
【总页数】1页(P)
【作者】焦方金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E87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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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谍档案(一)──美国间谍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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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
灭!”】
——埃利希·米尔克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
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德语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缩写为STASI。
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195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
然而当1989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
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40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
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
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
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
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
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
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10页纸。
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2.5%的破碎档案,相当于90万张纸的内容。
他们需要靠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15欧元的人力成本。
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
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商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10年,花费600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80%以上。
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
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
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
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
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回到上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
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
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
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
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一向组织汇报。
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600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1800万人。
通过广泛、
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
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
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
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
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IM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
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
——《1984》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
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
二十年来,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
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
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
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
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
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
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
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
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
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
引起轩然大波。
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
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
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
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
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60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
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
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
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
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
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前东欧秘密警察组织
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STASI
雇员总数91,000
占人口比重1:180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理事会Sigurimi
雇员总数10,000
占人口比重1:300
波兰人民共和国
公共安全部/安全服务处UB/SB
雇员总数87,000
占人口比重1:350
苏联
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雇员总数290,000
占人口比重1:600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UDBA
雇员总数15,000
占人口比重1:1400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Securitate
雇员总数13,000
占人口比重1: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