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

中国古代经济史之研究一、引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历史悠久，经济体系独特，对世界经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探讨古代中国经济的特点、发展轨迹以及对今日中国经济的启示。

二、古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古代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包括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三大部分。

农业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础，手工业起到了补充和发展的作用，商业则是促进经济交易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1. 农业经济在古代，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种植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

古代农业在土地利用、农具技术和农民生产组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特点。

2. 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制陶、制瓷、织布、造纸等为主要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3. 商业经济商业在古代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代中国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了繁荣的市场经济。

三、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包括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唐宋时期等。

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特点和重要事件，影响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轨迹。

1. 商周时期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盛，社会分工开始明显。

2.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统一帝国的建立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沟通和统一了各地的经济活动。

3. 唐宋时期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贸易发展、手工业和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四、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学者们通过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整理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国古代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 考古发掘考古学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古发掘，可以了解古代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

2. 文献资料整理中国的古代文献资料丰富多样，包括历史书籍、经济文献和商业档案等，这些资料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评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活动的学科。

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方法和成果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评述。

一、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考古学、史料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交叉运用的方法。

1.考古学考古学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学科。

通过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资料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历程。

如2004年在郑州发现的商代文物“郑州商代遗址”，文物中标识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2.史料学史料学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主要通过对各类历史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来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情况。

如《资治通鉴》、《史记》等历代史书中都有大量的经济资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可以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经济史料。

3. 统计学统计学是一种比较科学和精确的研究方法，可以通过数量化的手段来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等。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也经常使用了统计学方法。

如1981年北京大学张守智教授基于《皇朝经世文编》、《统计通志》等史料，利用解析统计方法，对明清时期的经济人口进行测算，从而得出了一个清晰的人口发展和经济水平的统计数据。

二、主要成果目前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技、商业、交通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科技、商业、交通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如黄奇帆教授曾经对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有关农业技术的宝贵建议。

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商业的研究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经有大量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交通工具，进行国内外贸易，这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增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2. 经济结构的研究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历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古国，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

在古代，中国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导，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及其国际地位等方面的情况。

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轨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一、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导。

在农业生产中，灌溉革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始皇时期开始，中国开始修建大小水利，到隋唐时期，水利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大量的灌溉设施被兴建，使得古代中国农业生产迈入了比较高的阶段。

此外，古代中国还发明了犁、柿子、秤、轮车、马等工具和农作物杂交、施肥、灭虫等技术，这些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为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古代中国农业经济中，农业税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历史上诸多王朝如商、周、汉、唐、宋等，都施行了“役法”或“田赋”等发放禀赋的制度，使得社会上游牧民族和下层农民在农田开垦等方面充当了重要角色。

此外，农业也是古代中国财富的基础，它不断地为城市和商业提供商品。

例如唐代的长安、南京、杭州及宋代的开封等城市，在其鼎盛时期都是古代中国的商业重镇。

另外，中国古代的先民还发明了货币，用米麦和铜币作为支付手段，为中国古代的商业和交易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手工业经济是中国经济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现状下，手工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成了城市经济比较显著的表现。

中国手工业的发展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逐渐发展到东周、西周和东汉时期。

其间，中国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也有相应的文书资料和制度规范支持。

例如，《工商综論》是唐代张弘靖、东晋谢灵运、晋代郭璞、唐末欧阳修、宋代沈括等人论述手工业者集成的概述文献。

关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研究的综述――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1977―1996）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

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

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

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

代表人是经君健。

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

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

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

[1]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

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

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

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的论文报告一、引言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五、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一、引言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回顾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本文从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涵盖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经济史。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

其中，经济增长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着工商业的发展，而传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还探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通过这些研究，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变迁过程以及其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研究是研究中国向现代工业化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其时间跨度从清末到20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和军工企业。

此外，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还包括了工业化政策、工业部门的组织和管理、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多个方面。

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持续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太原铁路车辆厂、天津玻璃厂等。

四、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政策研究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所产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变迁过程。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八）农业经营方式、结构、规模与城乡关系问题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而且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局面。

29]因此，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研究的热点。

新中国农业经济史方面的论着较多。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已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林业》、《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当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当代中国的畜牧业》等书。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和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合编了《中国农村四十年》（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林业部编辑了《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渔业统计四十年》于1991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陈守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部全国性的新中国农业史专着：林毅夫撰写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王耕今、张宣三主编的《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则研究分析了1949年至1989年的农业积累问题。

陆学艺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记实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典型资料。

陈吉元等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区域农村经济研究方面近年出版了：山东省农科院编写的《山东农业发展历程与新趋势》（山东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洪惠良等编写的《绍兴农业发展史略》（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省农村厅编写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河北省农调队编写的《河北农村四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书。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一、研究内容的扩展自1977年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内容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广泛涉及到中外经济关系、经济制度改革、企业经济史、会计史、银行史、交通史等方面。

这些研究内容的拓宽反映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显示了研究者对发展趋势的关注和追求。

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者在研究内容扩展的同时，也在方法方面进行了创新。

例如，以社会历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新方法，透过经济学意义的表面现象，社会历史学可以揭示更深入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动。

此外，另一项创新性的方法是考虑了中国特色，例如研究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方式，同时揭示了不同的时期，中国企业业主和经理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历史视角的纠正伴随着研究内容扩展和研究方法创新的是历史视角的纠正。

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被混淆或者误解，而伴随着资料公开和研究深入，一些历史观点和评价被更加客观、清晰地呈现。

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严重减缓，这一时期给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在更多地被视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时期。

四、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并不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也日益加深。

例如，战争是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研究者从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经济史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五、研究成果的显著提升随着现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选择困境、老板行为激励机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转变、会计实务和统计制度的演变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评价。

此外，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案例分析：一、以铁路为例，怎么看待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经济史中的铁路发展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缩影。

关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研究的综述——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1977—1996）中国古代经济史一、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商品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历史演变过程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和繁荣。

从古代的物物交换、封建社会的领主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历经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化过程。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货币的作用逐渐被放大，产生了分工和劳动力市场，这些都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市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应用市场研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供需理论、定价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等。

市场研究的应用范围广泛，如市场细分、竞争分析、消费者研究、品牌定位等，这些都为企业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网络经济对传统市场的冲击和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经济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

网络经济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传统市场造成了冲击。

在网络经济的背景下，传统市场需要加强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调整市场定位和推广策略，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四、农村集市的发展与生产组织农村集市作为传统的货物流通中心和农民生计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经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村集市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系统的重构和商业网络的构建是核心要素，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和商业结构的完善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动力。

五、传统商业的变迁与现代化转型传统商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着变革，商业网络的扩张和经营方式的创新成为推动商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商业现代化的变革中，推行市场经济政策、重视创新和绩效管理等措施对提高商业效益产生了深远影响。

案例一：阿里巴巴的发展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其发展历程体现了电商行业的崛起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

阿里巴巴采取的是以“信用体系”为核心的运营模式，通过物流和支付系统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实现了交易链条的完整性，从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并成为国内外知名企业。

（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

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

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

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

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

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

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

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

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

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

”（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

一、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自太史公作《货殖传》和《平准书》，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本世纪初由一批接受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

但迄至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学科基本上停留在资料收集整理和若干专题研究的阶段。

“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潜积力量。

在“文革”后的“科学的春天”，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也勃发出来，经济史一度被视为新时期整个史学发展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社科规划中的史学部分，均把有关经济史课题放在重要位置。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兴趣向文化史社会史转移，但经济史研究仍在发展。

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有所扩大。

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部分的研究力量；后者发展为现在的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和历史所也有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

一些地方的社科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也成立了经济史的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

老一辈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又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富于开拓精神的研究骨干。

在经济史研究者迫切要求加强联系和交流的情况下，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建立了经济史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

专业学术刊物《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分别于1986年和1982年创刊，为经济史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学科的繁荣发展。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一、1978年以来学科发展的简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它要求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唯上、不唯书，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借鉴和比较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纵观近现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一不对经济史有浓厚的举和扎实的功底。

马克思的《资本论》建立在对英国经济史深入探索的基础之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建立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

到目前为止，以严中平先生为代表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已经从科研单位到高校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硕果累累的专业队伍。

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则起步迟缓，力量薄弱得多。

除了“文革”以前寥若晨星的个别著作以外，由国家予以关注、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始于七十年代中叶以后。

当时国务院采纳了于光远等同志的建议，由齐燕铭同志直接领导，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筹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由赵效民同志负责。

这就是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前身。

此后，在十余年的时间中，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了对新中国的前身——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的研究。

抢救了一批历史文献资料，形成了一批学术资料书籍和学术专著。

其中专著如《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中国土地改革史》、《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等。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大量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丁•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其中主要成果有：较早出版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陆续出版的马洪、邓力群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各个经济部门卷，中国土地改革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史、农业合作化史等经济史专题著作；较为详尽的有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下限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孙健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三、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再认识新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革”前已经展开的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

鉴于“文革”期间封建主义的泛滥，“文革”刚刚结束史学界就揭起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关于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即由此而继起。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来又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给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和城市化的道路，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渐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特点及其近代化道路的再认识。

这些讨论，大体可以八十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集中讨论上述问题的文章较多，而“文革”前延续下来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仍占重要地位。

后一阶段传统的重大问题讨论趋于沉寂，商品经济、传统市场等问题成为主要讨论题目。

同时，专门的讨论文章减少，人们主要通过对专题史、区域史、部门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发表自己对重大问题的意见。

下面，我们对主要问题的讨论作一些介绍，并试图对讨论中的主要思路和理论派别，大体疏理出一个脉络来。

（一）古史分期讨论和对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1．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新态势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文革”前被誉为中国古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

它是以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理论为基础的。

“文革”前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隋唐以前时期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经过“文革”期间的沉寂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

古史分期的焦点是确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二'二、研究成果与动态举要（一）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研究土地制度问题在“文革”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心、讨论的。

“文革”后有关研究和讨论继续深入，出现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四五本问世。

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主编的作为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两晋以前）（中国社会科学90）该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深入的力作。

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84）则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和阻碍由浅化到深化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作了鸟瞰式的描述，妙论纷呈。

断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也很活跃，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88），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92）、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93），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以上这些著作都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予以论述的。

对于具体的田制讨论较多的有三代的井田制、春秋的爰田制、战国的授田制、秦汉的名田制和租佃制的形成、曹魏及各代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宋代契约租佃关系的确立以及明清封建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变化等。

其中关于井田制和均田制的专著已有徐喜辰《井田制探索》（吉林人民82）、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92）等多种问世。

重点论述租佃制的专著则有乌廷玉的《中国租佃关系通史》（吉林文史92）和以乾隆刑科题本为主要依据的周远廉的《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86）。

总的趋向是由一般性论述进而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具体剖析。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例如云梦秦简的发现，更新了人们对商鞅变法后土地制度的认识，敦煌文书的系统整理，使均田制的历史面貌更显清晰，民间文书则为明清土地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研究成果与动态举要（一）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研究土地制度问题在“文革”前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讨论的热点。

“文革”后有关研究和讨论继续深入，出现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四五本问世。

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主编的作为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两晋以前）（中国社会科学90）该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深入的力作。

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84）则以土地私有制逐步排除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的干预和阻碍由浅化到深化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作了鸟瞰式的描述，妙论纷呈。

断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也很活跃，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88），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92）、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93），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以上这些著作都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予以论述的。

对于具体的田制讨论较多的有三代的井田制、春秋的爰田制、战国的授田制、秦汉的名田制和租佃制的形成、曹魏及各代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宋代契约租佃关系的确立以及明清封建土地关系和租佃关系的变化等。

其中关于井田制和均田制的专著已有徐喜辰《井田制探索》（吉林人民82）、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92）等多种问世。

重点论述租佃制的专著则有乌廷玉的《中国租佃关系通史》（吉林文史92）和以乾隆刑科题本为主要依据的周远廉的《清代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86）。

总的发展趋向是由一般性论述进而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制度的具体剖析。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例如云梦秦简的发现，更新了人们对商鞅变法后土地制度的认识，敦煌文书的系统整理，使均田制的历史面貌更显清晰，民间文书则为明清土地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五(一)四、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以上的简要综述虽然还很不全面，但从中已经可能看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园地是万紫千红、欣欣向荣的。

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得力于思想理论的更新，现实需要的推动，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以及各学科的交流、协同和融汇等。

这些因素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形成了学科发展的生长点。

回顾这一历程，给人以启迪。

中国经济史的继续发展仍然需要动力，需要形成新的生长点。

关于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尤其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严中平和吴承明更有精辟的论述。

在这里，我们综合各家之言，参以己意，对若干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关于学科的任务经济史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结合上，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关联中阐述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

但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科应负担起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为现实服务，另方面为理论建设服务。

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史学科一根扁担要挑两头。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

人们总是从他们所处时代出现的问题、提出的需要出发，并从他们所处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水准去重新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新的意蕴，并从中获得行动的启示。

正是“文革”中封建主义泛滥，促使“文革”后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反思。

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种种要求，则是经济史许多新领域、新课题得以开拓的原因。

因此，经济史研究要面向现实，为现实服务。

这不但是现实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史学科社会价值之体现、生命力之源泉。

所谓为现实服务，并非要扮演现实政策铨释者角色，并非要拿历史与现实作不恰当的比附，而是要通过诚实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为现实提供可靠的借鉴。

滑这种独立性，也就没有科学性可言。

经济史研究不可能也不需要事事人人直接为现实服务，但研究者胸中总应装着现实，为学为文要有时代感。

当前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两张皮，应该加强两方面的对话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