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第一章比较文学入门1、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线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

——陈惇刘象愚2、比较文学的特点？（1）跨越性：跨越语言、民族、文化、学科。

跨民族是最根本的，是判断比较文学的最基本的标准。

（2）比较性：约定俗成的专业学科的名称，具有特殊的学科意义。

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应把两种文学体系化、内在性的汇通作为比较文学衡量的标准。

（3）文学性：立足于文学之本；通过与其他文学的沟通和交流来探讨文学的共同规律；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重新审视文学本体，把文学放在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参照框架下来彰显文学特征。

（4）开放性（5）理论性3、比较文学的意义？（1）开拓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新视野：（2）促进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互识、互证、互补。

互识：对不同文学的认识、理解和欣赏，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

互证：中西各有自己的见解，寻求理解，必须对话，互相对比参照。

以不同文学为例证，寻求对某些共同问题相同和不同的解答，达到进一步的共识。

互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他者吸取营养，取长补短，谋求新发展。

多种文化的比照和对话，结果不是多种文化的融合，相反这种比照对话使各种文学的特点得到彰显，更显其真面目真价值。

（3）加深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第三章比较文学学派1、法国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1）主要观点：1)提倡影响研究的方法2)讲求事实，崇尚实证，重视考据3)不重视作品的美学欣赏和文学批评4)学科上囿于文学专业领域，地域则局限于欧洲5)提出“总体文学”一说（2）评价：优点：1)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2)严谨的定义，材料的确凿，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严密的方法体系。

3)影响研究仍是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缺点：1)狭隘、机械，过分拘泥于实证、考据，过分强调事实联系而相对忽视了作品内在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2)欧洲中心意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范围，使东西文学的比较显得不可能2、美国学派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1）主要观点：1)提倡平行研究的新方法2)提倡跨学科研究3)重视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4)反对“欧洲中心论”5)反对“总体文学”的提法（2）评价优点：1)美国学派突破了法国学派的机械保守的实证对比较文学的束缚，使比较文学获得了生机；2)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不仅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也使中西文学比较成为可能；3)美国学派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更接近“文学内核”。

“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作者：王向远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内容提要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提到的“创造性叛逆”一词，在译介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误读与误用，主要表现在把埃氏的“叛逆”论的语境由文学社会学置换为译介学；把“叛逆”的主体由读者置换为译者；把广义上的作为翻译书籍的“翻译”转换成狭义的翻译；把语言转换意义上的带有形容词性质的“背叛”理解为译者对原作的“背叛”；把读者通过阅读理解来延长作品生命力这种意义上的“创造性”理解为“背叛”的创造性，而对于埃氏关于“背叛”也不能“破坏”原作统一性的告诫则予以忽略。

“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论的引进援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在几个方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适用性做了挪用与转换，由此也带来了理论上的一些破绽与问题，客观上触动了忠实原文这一基本的翻译属性与翻译伦理。

“创造性叛逆”应该有其语境与限度，它只能用于对译介现象的客观描述，而不应成为译者的信条与指归。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译介学译文学翻译学〔中图分类号〕I0-03；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0-0062-08在中国传统翻译史及理论史上，翻译的基本属性是“案本”“求信”，近代严复提炼为“信达雅”三字，也是以“信”当头；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第一个关键词是“忠实”，只是对什么是“忠实”、如何忠实的理解各有不同而已。

然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忽然有了“创造性叛逆”论，与传统的翻译观针锋相对，令人耳目一新。

于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译介学”研究模式的兴起，“创造性叛逆”直接挑战传统翻译学，不仅成为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的关键词，甚至也成为翻译研究的关键词。

相关论文与著作层出不穷。

然而，“创造性叛逆”的原意与语境究竟是什么？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到底如何？“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援用有没有挪用、转换与错位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译文学”的角度加以回顾与检讨。

一、埃斯卡皮“创造性背叛”论的原意及对它的误解“创造性叛逆”（一译“创造性的背叛”），是法国文艺理论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

一、郭沫若译著简介郭沫若的译作覆盖面广，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马列著作与科技作品等不同体裁。

他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译作颇为丰富。

代表译作有歌德的《浮士德》(上卷1928年，下卷1947 年) 、《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 年）、雪莱《雪莱诗选》（1926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931 年）等。

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非常注意作品的时代性，总是选择与自身生活时代极为相似的作品作为折射。

郭沫若选译的原著大多深刻反映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对社会下层人物寄予了深厚同情的作品，借以揭露和控诉黑暗的旧制度和吃人的剥削社会；符合当时读者渴望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宣扬平等自由，号召反帝反封建，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也与他本人具有的反抗性浪漫主义精神紧相吻合。

加以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因此译来有如神助。

他的文学译品，尤其是译诗，大多具有很强的魅力，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中国翻译词典》257 页)。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宣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在郭沫若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选择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认为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很像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是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反对封建束缚和专制暴政、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

20 世纪20 年代前期，浪漫主义对我国文坛影响巨大。

郭沫若是受惠特曼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诗人，曾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

惠特曼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张扬，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都是和“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和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相适应的。

郭沫若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的译论自然也带有这一色彩。

然而，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这样一些消极因素。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中南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课程考试复习试题及参考答案比较文学一、选择题１、下面关于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描述中，哪一项是不正确的？（）Ａ所谓“跨越性”，就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总是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

Ｂ所谓“跨越性”，亦指它的研究往往跨越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

Ｃ所谓“跨越性”，通常也指它的研究往往跨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

Ｄ所谓“跨越性”，亦指跨越文学的范围，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２、下面关于比较文学课程性质的说明哪一项是正确的？（）Ａ比较文学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课程一样，都是对作品的文本进行直接的思想、艺术的研究。

Ｂ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课程最为接近，因为他们都必须涉及外国的文学。

Ｃ在中文的各门课程中，与比较文学最为接近的课程是文艺理论，但它们也有不同之处。

Ｄ比较文学是文艺理论课程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一门理论课程。

３、下面关于“框范影响”的叙述中，哪一项是正确的？（）Ａ所谓“框范影响”，就是指艺术作品的基本框架对另一个国家文学作品的影响。

Ｂ所谓“框范影响”，就是指艺术作品的结构对另一个国家作品的影响。

Ｃ所谓“框范影响”，就是指艺术作品的整体性的环境范围对另一个国家文学作品的影响。

Ｄ所谓“框范影响”，就是指一国的文学作品对另一国的文学作品具有示范作用。

４、下面关于“接受研究”的描述中，哪一项是不正确的？（）Ａ接受研究属于渊源学研究，因为它着重对接受的一方进行研究。

Ｂ接受研究就是在誉舆学研究中，着重研究接受方接受的特点以及产生变异的原因。

Ｃ通过接受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国的文学传统和时代氛围等制约着他国文学对其的影响。

Ｄ接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结合接受研究的誉舆学研究，才是完整的誉舆学研究。

５．下面关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神话、故事往往有很多相似的原因的陈述中，不正确的一项是（）A 一部分传说或故事之所以相似，是由于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B 此外，在人类早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的人们往往面对着共同的问题，有共同的困惑和幻想。

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摘要】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本文旨在用若干个实例透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翻译，其切入点是在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视角下“译者的叛逆”。

本篇论文的实例以中国的四字成语翻译为主，以其他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为辅，对译者为什么要这么译、为什么不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不忠漏译误译一、引言《生死疲劳》是我国当代“乡土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让莫言登上了写手们的最高荣誉殿堂——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习语在《生死疲劳》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译者在翻译时候，多数采纳了以译者为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翻译观。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最早源自于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他说过“如果愿意承认翻译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背离，那么那个使人恼火的翻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艾斯卡皮，2002）”。

文学翻译其中的奥秘深不可测，“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文学翻译中的“不忠”尤其具有研究价值”（谢天振，宋炳辉，2008：45）。

二、以实例分析《生死疲劳》里习语的漏译及误译案例一：源文本：又一想，被斗争被清算被扫地出门被砸了狗头的地主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千百万数，难道这些人都做了恶事遭此报应不成？（莫言，2012：36）目标文本：…whose “dog heads”were beaten bloody，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hem，and I wondered…？（Goldblatt，2008：29）分析：中文写作中，通常会用排比或者重复的修辞手法来加强语句气势，划横线的句子即是体现此功效，强调被批斗枪毙的地主阶级比比皆是。

更深层次地，笔者读出了西门闹怒气填胸，感叹世道变态扭曲的强烈情感，以及西门驴对其妻子和儿女的怜悯和歉意。

译文中，译者漏译了“村村皆有，屯屯不虚，普天之下”，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千百万数”译成“thousands and thousands”，不作强调。

有关比较文学论文摘要：术语是其中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

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其关键术语翻译对变异学理论在跨语际语境中的接受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一、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萌发期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

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

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

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

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

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

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

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

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

从郭沫若文学作品看西方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异　一、相关概念：1．浪漫主义 Romanticism起源：浪漫主义属于唯心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

发展：浪漫主义的理论策源地在德国，但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却是英、法两国。

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和史达尔夫人开始引介德国的浪漫主义理论。

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

这一时期法国文坛相对沉寂，但也有拉马丁和维尼等才华横溢的诗人。

此外，意大利的白尔谢、曼佐尼以及德国的霍夫曼等人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浪漫派作家。

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梅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

1848年以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基本结束，但是浪漫主义思潮却并没有销声匿迹，一直持续发展到今天。

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点：(1).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文学突破描绘现实的范围。

(2).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或者从迷恋旧制度的立场，抨击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的罪恶现象。

(3).酷爱描写中世纪以往的历史，从司各特开始，到雨果、大仲马等浪漫派小说家，大多以历史题材为描写对象。

(4).偏重于描写自然风光，厌恶资本主义的文明和现实，标举卢梭“回归自然”的主张。

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1).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

(2).浪漫派对各种艺术形式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以及诗体长篇小说的创造。

(3).浪漫主义文学惯用对比和夸张，重视丑的美学价值，大力提倡想象。

(4).忧郁感伤的情调为浪漫派作家所爱好。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摘要：传统的翻译翻译学研究中，”信、达、雅”被公认为是翻译的标准，即忠实于原文,译文通顺,文字典美,其中,”信”即”忠实”为翻译的核心。

”忠实”意味着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作的风格。

但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文化。

由于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风格差异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文学翻译的绝对忠实是达不到的。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重点从传统的翻译标准和文学翻译的特点着手，适当加以例子说明，探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的原因及其应用价值。

最后得出总结，即文学翻译中恰当的创造性叛逆不但不是对忠实原则的违背，反而是对其的完善和补充，并且赋予原作品新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翻译标准信达雅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一直是传统翻译界的标准。

西方提出”忠实”要比中国早两千多年。

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就提到了”忠实的译者”,而中国则是在唐朝由佛经翻译大师玄奘提出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

自1 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以来，引起了几代人不断地思索和探讨。

对这三字原则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如”百年战争”，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首推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提到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

东晋时的道安发扬蹈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力主矜慎，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六朝的鸠摩罗什提出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

至此、直译、意译和新译三大流派已见雏形。

1 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善译”的观点，标志着近代翻译标准已初见端倪。

1 898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倡”信达雅”。

至此,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自成体系的翻译标准得以确立。

从运动事件词汇化视角看汉学家白亚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笑”为例
王和
【期刊名称】《语言与翻译》
【年(卷),期】2024()2
【摘要】本文基于Talmy的运动事件词汇化理论,以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及白亚仁的英译本中“笑”为例,旨在探索汉学家白亚仁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些变异的产生原因。

研究发现,汉英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并非译者为了追求创新而对原文进行改动,而是基于汉语和英语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的差异,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词化并入类型后,时而选取包含不同语义成分的动词以成功进行跨语言转换。

在白亚仁译文中,再词汇化后的动词“笑”具有更广泛的语义包容度,且其不同的语义成分展现出融入动词的不同潜力。

【总页数】5页(P46-50)
【作者】王和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从解释学视角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2.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广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3.操控理论视角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解读
——以英汉商业广告翻译为例4.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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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思考戎林海戎佩珏摘要：文章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在含义及其表现形式，指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对翻译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文章进一步指出对待创造性叛逆必须持科学辩证的态度，切不可将“创造性叛逆”与错译、讹译和滥译相提并论。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表现形式—%引言自从谢天振教授在其《译介学》中引进并介绍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以来，国内翻译界如沐春风,专题研讨的论文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见解独立、真知灼见的论文&但也毋庸讳言,不少论文观点雷同，人云亦云;有的是《译介学》中讨论创造性叛逆章节的浓缩或介绍，有的是在“创造性叛逆”头上戴上一顶新帽子,冠以“描述翻译学”、“阐释学”、“目的论”以及“译者诗学”或“某某视野下的……”等等;更有甚者，有的作者恐怕连《译介学》也没有通读过一遍（更不要说读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了），因此论文发表时连“创造性叛逆”的英文也不知该如何说①；此外,学界在如何认识创造性叛逆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创造性叛逆”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二、创造性与叛逆性什么是创造性？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创造性”有两个含义,一指“努力创新的思想和表现”，二指“属于创新的性质”&就“创造性叛逆”而言,笔者认为,这里的创造性显然应取第二义，因为它是修饰中心词“叛逆”的一个修饰词，用以揭示和表明这种“叛逆”的本质属性。

什么是叛逆性？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叛逆”就是“背叛”,就是“背离”,换句话说,就是“不忠实、不忠诚”。

因而，我们可以将“创造性叛逆”理解为“有创新在内的背离”，或“为了创新而进行的背叛”，或“不忠的（翻译）行为导致了出新出彩”。

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对矛盾$它们互为因果。

没有叛逆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也没有叛逆$叛逆为创造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创造为叛逆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创造的结果就是叛逆的-•!35翻译研究追求与最终目的。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译者具有有限的创造性已经是今天译界普遍认同的问题。

但对于创造性及创造性限度产生的根源这一问题,似乎还有待于做出更为科学缜密的解释。

笔者尝试从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两方面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讨论。

一符号、语言符号和文学语言符号符号学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不同符号系统的符号世界。

如果不做深奥的辨析,符号总是某种实在的东西,可用它代表另一种东西,可以说是他物的替代,不过这种替代呈现出多种形式,有隐有显,有繁有简。

比如,公路上的红灯代表不可通行的含义;古时的虎符代表调动军队的权利。

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替代物,所指才是真义所在。

(赵毅衡,2004:10)符号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符号必须有一种物质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符号载体本身的信息;(3)符号过程应包括发出者和接收者,即一种主客关系;(4)符号必须传递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体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具有符号的一般性质,而且以其稳定性、通用性、演化性、兼容性、第一性、依赖性等一系列特点,构成符号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分支。

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都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

(赵毅衡,2004:9)大部分规模较大的符号体系,是建筑在语言这一初始体系之上的二度体系。

(赵毅衡,2004:10) 语言符号具有三大关键性特征:(1)任意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约定俗成的;(2)强制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一旦被某个语言集体所接受,它在共时体系中就具有普遍的约束性;(3)线性特征:语言符号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联在一起出现,犹如链条中的环节一样。

我们可以注意到,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特征完全可以被视为符号特征。

创造性的叛逆或文化阻碍？【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误读现象，指出了文化误读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误读有无意的误读与蓄意的误读，因此本文指出，文化误读既有可能是创造性的叛逆也有可能是文化的阻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看到文化误读的积极影响，也要认识到其断章取义的害处，要尽量减少其带来的弊端，创造出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作品。

【关键词】翻译；文化误读；创造性叛逆；文化阻碍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因此，在不同的语言文字间进行的翻译活动必然会产生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对话，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字转化，而更是包含着跨文化和多文化性的文化转化过程。

文化误读便产生于这双重转化的过程中。

因此，翻译中难免出现误译。

如何评价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及误译现象？文化误读及误译究竟是创造性的叛逆还是对文化的阻碍？一、文化误读存在的合理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系统的特质，当他与另一种文化系统相遇时，不可避免地都是从自身系统的特定视界（horizon）出发去理解对方的，而这个特定视界永远不可能与对方完全吻合，只能是交互作用的结果，即伽达默尔所说的两种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作为这种融合，一种文化在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实际生发出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变异。

国内学者也有对文化误读的评述。

乐黛云教授曾从文化的宏观角度对误读做过如下界定：“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

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

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

” [1]正基于此，跨文化交流中就存在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性。

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分为无意的误读和蓄意的误读两种形式。

无意的文化误读通常是译者自身的限制，对两种文化的掌握程度，语言文化功底较浅或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等因素造成的。

作者： 王苗苗[1];曹顺庆[2]
作者机构： [1]华北电力大学外语学院;[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出版物刊名： 当代文坛
页码： 183-186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6期
主题词：�寒夜》;变异学;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
摘要：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语言变异的视角出发,以巴金小说《寒夜》中英对照版本为例,探视其语言文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用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突出表现的几个具体分析手段——译者的个性化翻译,译者的误译与漏译,译者的节译、编译、转译与改编来浅析《寒夜》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并探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

从解释学视角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孙艺楠
【期刊名称】《科技信息》
【年(卷),期】2011(000)019
【摘要】"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的提出,将翻译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所描述的理解过程真实地再现了翻译中的理解过程,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从解释学视角下,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做了粗略的探讨,以希望对翻译研究的从事者有所裨益.
【总页数】2页(P170,127)
【作者】孙艺楠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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