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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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沫若译著简介郭沫若的译作覆盖面广,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马列著作与科技作品等不同体裁。
他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译作颇为丰富。
代表译作有歌德的《浮士德》(上卷1928年,下卷1947 年) 、《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 年)、雪莱《雪莱诗选》(1926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931 年)等。
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非常注意作品的时代性,总是选择与自身生活时代极为相似的作品作为折射。
郭沫若选译的原著大多深刻反映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对社会下层人物寄予了深厚同情的作品,借以揭露和控诉黑暗的旧制度和吃人的剥削社会;符合当时读者渴望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宣扬平等自由,号召反帝反封建,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也与他本人具有的反抗性浪漫主义精神紧相吻合。
加以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因此译来有如神助。
他的文学译品,尤其是译诗,大多具有很强的魅力,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中国翻译词典》257 页)。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宣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在郭沫若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选择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认为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很像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是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反对封建束缚和专制暴政、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
20 世纪20 年代前期,浪漫主义对我国文坛影响巨大。
郭沫若是受惠特曼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诗人,曾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
惠特曼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张扬,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都是和“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和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相适应的。
郭沫若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的译论自然也带有这一色彩。
然而,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这样一些消极因素。
浅谈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作者:曾祥芳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09年第02期摘要:郭沫若不仅是文学巨匠,也是翻译大师,在翻译界极富盛名。
诗歌翻译是郭沫若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的“风韵译”在诗歌翻译界独树一帜。
《英诗译稿》是郭沫若的最后一本译诗集,本文通过对它的译文分析,展示郭沫若风韵译的诗歌翻译思想。
关键词:郭沫若;诗歌翻译;风韵译郭沫若曾从日本友人山宫允先生处获赠一本《英诗详释》,这本诗集选录了英美诗人的60首短诗。
1969年郭沫若选译了其中的50首,即现在的《英诗译稿》。
自1947年完成《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以来,郭沫若已有二十多年没有比较集中地从事翻译工作了。
因此,《英诗译稿》是他建国后仅有的一本译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本。
当时正处于四人帮横行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他自己肩负重任,为新中国的建设马不停蹄,鞠躬尽瘁,然而还是未免与难。
他的两个儿子,七子民英(1967)和六子世英(1968)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身亡,其中的悲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然地转向了自己心爱的文学,转向浪漫主义诗歌,寄托自己的苦闷。
然而,《英诗译稿》可以说是无心偶成之大作,他生前并没有想过将其出版,直到去世之后才被发现,并由其女整理出版。
郭沫若翻译这本诗集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无论是文学造诣和翻译技巧都以达到炉火纯青,所以,这本译作最能体现郭沫若的译诗原则——“风韵译”的诗歌翻译理念。
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提出:“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
他认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
”(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
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思想强调:1、“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可以超过创作。
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体验的生活2、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强调“个人研究”在翻译中的作用,个人的研究有利于翻译工作,翻译作品也是要有翻译家自己的创作精神在里面的;3、“风韵译”,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4、“共鸣说”,诗是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译者和作者要“心声共鸣、心声交感、合二为一”;5、“生活体验论”,在下笔之前,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
6、“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郭沫若特别重视对雅的理解,雅不是指“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指译文的“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
原作是一件艺术品,译作也必须是一件艺术品。
尤金.奈达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功能对等的核心在于:从源语言的意义、风格以及读者反应出发,实现最高对等或者最低对等。
为使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
“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
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
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叶君健的主要翻译理论是“精品论”。
1、译者介入——“我们需要有个性的译作”。
翻译不能说是“复制”,而确有“再创造”的一面,因而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
郭沫若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
他的翻译活动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且一生都从事着翻译工作。
他不仅留下了大量译作,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虽然并没有引起国际翻译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他提出的一些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在翻译实践中所起到的指导作用不可低估,对翻译实践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通过归纳和总结的方法系统地分析郭沫若提出的翻译理论以及进行的翻译实践,着重分析雪莱Ode to the West Wind的郭译本。
关键词:郭沫若翻译理论翻译实践西风颂
郭沫若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因此它的翻译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翻译理论方面,本文试从译者伦理观、翻译动机论、翻译创作论三个方面对他的翻译思想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译者伦理观
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一文中,郭沫若认为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这样的译法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
这说明他强调翻译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从事翻译工作要有严肃的态度。
译者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
读者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备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多培养直接读外籍的人材;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二、翻译动机论
郭沫若认为,文学研究不论研究作家或研究作品,都属于研究者的个人自由;而文学的介绍,当然比个人介绍多出三个因子来:文学作品,介绍家和读者。
介绍者是三个因子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对文学作品有选择之权,对读者有指导之责。
郭沫若还就介绍家即翻译家的态度论述了翻译的动机。
他认为如果翻译家对于自己要译的作品能涌起创造的精神、有精深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能充分理解作品的表现和内涵,能把自己的创作精神融入原作中并进行移译,那么他的译品必然会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必然能产生极大的效果。
三、翻译创作论
(1)郭沫若指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此,文学翻译须寓有创作精神,除了强调翻译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工作,郭沫若还指出,翻译外国文学必须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著的时代背景要有深入的了解。
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的发挥不是完全主观随意的,而是受到原文和原作者的限制制约,是在从属状态下的创造。
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同的翻译家译同一部作品,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而译作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了译者发挥创造性的能力。
(2)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郭沫若主张意译和“风韵译”。
所谓“风韵译”也可以叫做“气韵译”,即指翻译时不仅不能背离原文的意义,而且“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
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
“风韵译”诗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它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优势来阐述文学翻译的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艺术追求的精辟概括。
在翻译实践方面,以《西风颂》为译本进行简单的分析。
郭沫若在翻译雪莱的《西风颂》时采取的是新体诗的形式。
新体诗与旧体诗相比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二是摒弃了中国传统诗歌严格的格式、韵律、平仄、对仗等要求,而采取西方诗歌的分体形式。
分体形式被随后的新诗人们相继模仿,逐步成为中国新体诗区别于旧体诗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主要形式特点。
在音律方面,原诗严谨整齐的押韵形式没有移植到译文中。
郭译《西风颂》违背了原始的押韵规律,那么原诗在音律上锁表达的听觉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但是诗人根据汉语的自身特点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汉语的声调能表达丰富的情感。
《康熙字典》前面的《分四声法·等韵》中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等都暗示了汉语声调所具有的的不同感情色彩: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分别利于表达高昂明丽、强烈、婉转和急促的不同类型的情感。
﹝1﹞如第一节中有几“ang”音的韵脚,“床”“样”“羊”“香”让人联想到西峰四处飞扬,呼啸遍野的情景,与原诗的半元音﹝w﹞和摩擦音﹝s﹞﹝f﹞的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形式方面,虽然保留了原诗的分行形式,但是也没有严格按照原诗的每节四个三行诗节和一个英雄双行体的结构结构形式进行排版,也没有完全遵照原诗跨行和跨节的手法。
郭沫若主张“诗歌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郭沫若注重的是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写诗是为了表达情感。
而对于诗歌的形式,郭沫若认为:“诗之本质绝不在韵脚的有无,无韵者可以为诗,而有韵者不必尽是诗”,可见他并没有把严谨的结构形式看作诗歌存在的基础。
郭沫若在翻译《雪莱的诗》的时候有这样的体会:“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
”﹝2﹞要达到这种和作者合而为一的境界,必须做到充分理解原作的内容,彻底地领悟作者的思想情感。
郭在翻译时较多地注重的是这种事实质的内容,而较少地注重其外在的形式。
正如他自己所说:“诗的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
内在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
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
内在的韵律是‘情绪的自然消涨。
……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
”﹝3﹞在内容上,郭对原诗的串行现象进行了调整,把原诗的意象重新整合,创造性地重新分行。
“从译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创作气息……”﹝4﹞译诗与原诗虽然没有在分行上完全齐整地对应,但是译诗基本没有损害原诗的内容与意象。
译者在充分理解原诗的基础上,经过自己主观的整合,重新呈现出原作的面貌,实在领会原诗思想内涵的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发挥。
郭译《西风颂》在内容上做到了忠实于原作,在形式上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行了创新,总体上表达出了原诗的主旨,传达了原诗的神韵和原作者的思想情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篇相当成功的译作。
总之,郭沫若作为20世纪的一位翻译家和大文豪,他的翻译活动不仅对当时,甚至对中国文学和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相信,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会在整个翻译界占一隅之地。
参考文献
﹝1﹞江枫译《雪莱抒情诗抄》(第二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2﹞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引》,原载《创作季刊》第1卷第4期,1923
﹝3﹞郭沫若《郭沫若创作论·论诗三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王鹏飞,李文《论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社科纵横,2009年3月,第2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