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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辅助化疗在临床上的应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学者通过动物实验发现，术前给予环磷酰胺等药物能预防残存细胞的增殖、抑制肿瘤生长和延长存活。
1982年Frei提出新辅助化疗的概念，应对手术后病人尽早辅助化疗，在肿瘤诊断明确后给予化疗，即术前化疗，又称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新辅助化疗是各种恶性肿瘤治疗的新进展，1989 年sKarin等报道了初步的临床治疗效果，认为某些癌症患者在手术之前先给予化疗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和预后效果。
近年来，随着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的介入，新辅助化疗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成为各种恶性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辅助化疗被看作是肿瘤细胞减量治疗，即通过术前化疗减小肿瘤负荷，从而提高肿瘤的手术完全切除率，延长患者生存期。
一、定义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or primary chemotherapy，NC或PcT)是指在恶性肿瘤局部实施手术或放疗前应用的全身性化疗，在局部治疗前先以全身化疗为第一步治疗，局部治疗(手术或加放疗)后继之完成全程化疗而言。
二、发展用途新辅助化疗最初用于局部晚期乳腺癌手术切除困难者，其目的是通过化疗后肿瘤缩小使手术易于切除，尤其对一些不可切除的患者，经化疗后变为可切除。
其显著效果可以临床无远处转移的炎性乳腺癌(IBC)的疗效为例。
随着临床的广泛应用和研究的深入，新辅助化疗的用途也有了更多的内涵，如对肿块较大的可手术乳腺癌，通过化疗肿瘤缩小，降低临床分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保乳治疗的机会；人们也欲采用新辅助化疗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远期疗效。
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提高治愈率。
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很多年来已有人开展，尤其是骨肉瘤、睾丸肿瘤和卵巢癌几乎已经成为常规方法。
骨肉瘤尽管可以通过截肢局部切除，但多数学者均主张先做术前化疗，以后再手术，可使治愈率明显提高。
不能手术，甚至已有转移的睾丸和卵巢肿瘤在化疗和(或)放疗后手术业已证明可以提高治愈率。
辅助化疗的发展历程辅助化疗是指在肿瘤切除手术之后，通过给予化学药物治疗来消灭残留肿瘤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
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下面就是辅助化疗的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辅助化疗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医生Harvard Vandenberg在肺癌的治疗中提出，但当时的药物选择有限，疗效不稳定。
到了60年代，骨髓移植技术的出现为辅助化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通过将健康骨髓移植到肿瘤患者体内，可以减轻化疗的副作用，并提高治疗效果。
70年代，科学家们陆续开始研究新的化疗药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顺铂。
顺铂是一种铂类化合物，具有抗肿瘤的特性，对于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具有显著效果。
它的出现开创了辅助化疗的新纪元，为许多患者带来了希望。
80年代至90年代，辅助化疗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随着化学药物的不断研发和创新，辅助化疗的疗效逐渐提高。
多种化疗药物的组合应用，如FAC方案（5-氟尿嘧啶、阿霉素、环磷酰胺），CMF方案（环磷酰胺、甲氨喋呤、5-氟尿嘧啶）等在乳腺癌、卵巢癌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21世纪初，分子靶向治疗技术的出现 revolutionized了辅助化疗的领域。
通过针对肿瘤细胞内特定的分子靶点，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靶向治疗药物在辅助化疗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例如，转运激酶抑制剂Imatinib在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同时，与化疗药物相结合的治疗方案也更加多样化。
先进的手术技术、放射治疗技术和免疫治疗技术相互协作，形成了多学科研究的整体性治疗策略，使辅助化疗的应用更加精确、有效。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更好地了解肿瘤发生的机制和个体化的治疗需求。
精准医学逐渐成为辅助化疗的发展方向，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将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疗效和生活质量。
总结起来，辅助化疗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药物选择有限到多种化疗药物的组合应用，再到靶向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阶段。
2024胃癌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完全缓解的意义及治疗策略(全文)摘要新辅助治疗作为局部进展期胃癌综合治疗中的重要一环，已被各大指南所推荐。
部分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在经过新辅助治疗后，可以达到病理完全缓解，从而获得相对较好的预后。
但局部病理学上的完全缓解是否都能转化成生存获益仍存争议；获得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是否等同于治愈、后续是否需要辅助治疗，这些均尚未明确。
因此，如何预测新辅助治疗后能够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以及甄别出真正治愈的患者是未来探索的方向。
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尽管接受了根治性手术和充分的淋巴结清扫，但其预后仍不尽如人意。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新辅助化疗可以降低肿瘤分期、提高R0切除率、降低复发和转移风险，从而改善患者生存[l-2]o因此，虽然在适应人群上有所差别，但新辅助化疗作为局部进展期胃癌综合治疗中的重要一环，已被各大指南所推荐；甚至有部分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在经过新辅助化疗后，可以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从而获得相对较好的预后。
但局部病理学上的完全缓解是否都能转化成生存获益，以及获得PCR的患者后续是否可以豁免辅助治疗，仍然存在争议。
本文从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新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结果及相关研究进展着手，探讨局部进展期胃癌新辅助治疗后获得PCR 的影响因素、预后价值及综合治疗策略，以期为新辅助治疗后获得PCR患者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一、胃癌新辅助治疗后PCR的现状及影响因素PCR是指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的胃癌切除标本中,大体观察未见明显肿瘤残留，且在原发肿瘤区域广泛取材，镜下未见肿瘤细胞残留。
对于pCR 的评判标准，有研究认为，原发灶完全缓解即可判断为pCR[3-4];也有研究认为，原发灶和淋巴结均完全缓解才能判断为pCR[5-6]o既往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治疗人群不同、治疗模式不同、治疗方案和周期不同，pCR 率差异较大（2.2%~26.8%）[7-14]o一项收集2004—2016年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ational Cancer Database,NCDB）资料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接受手术的胃癌患者PCR率只有2.2%[7]O 在FLOT4-AIO研究中，采用FLOT方案（氟尿嚅嚏+亚叶酸钙+奥沙利钳+多西他赛）的pCR率为16%,采用ECF（表柔比星+顺钳+氟尿嚅嚏）/ECX（表柔比星+顺钳+卡培他滨）方案的pCR率为6%[8]O在NeoFLOT 研究中，采用PLOT新辅助化疗方案治疗进展期胃癌的pCR率为20%[9]o 在AIO研究中，采用DCX方案（多西他赛+顺钳+卡培他滨）新辅助化疗方案的pCR率为13.7%[10]。
临床研究在肿瘤治疗中的新进展与前景近年来，肿瘤发病率逐渐上升，成为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的重要问题。
临床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并为肿瘤治疗带来了希望。
本文将介绍临床研究在肿瘤治疗中的新进展与前景，并探讨其对患者的影响。
一、个体化治疗的实现肿瘤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患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传统的治疗方法无法完全适应所有患者的需求。
临床研究的新进展使得个体化治疗成为可能。
通过研究人员对肿瘤组织进行基因分析，可以发现肿瘤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基因，从而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这种个体化治疗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果，还能减少患者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二、免疫治疗的突破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疗手段，已经在肿瘤治疗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临床研究表明，通过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有效增强人体对肿瘤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
目前，免疫治疗已经成功应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中，包括黑色素瘤、肺癌等。
未来，临床研究还将继续深入探索免疫治疗的新方法和新药物，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三、辅助治疗的有效性肿瘤治疗中，辅助治疗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
辅助治疗包括放疗、化疗等，可以在手术前或手术后使用，通过减轻肿瘤的负担，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存率。
临床研究发现，辅助治疗在某些肿瘤类型中具有显著的疗效，如乳腺癌、卵巢癌等。
未来，辅助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转化医学的应用转化医学是将临床研究的成果迅速转化为临床实践的一种新颖方法。
通过将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可以加速新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过程，提高肿瘤治疗的效果。
临床研究目前正致力于推动转化医学的应用，在肿瘤治疗中取得更大的突破。
转化医学的发展将使肿瘤治疗更加精准、个性化，并最终实现肿瘤的有效控制。
总结起来，临床研究在肿瘤治疗中的新进展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个体化治疗的实现、免疫治疗的突破、辅助治疗的有效性以及转化医学的应用都为肿瘤治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2023妇科肿瘤新辅助化疗在实体瘤的治疗中，化疗旨在对肿瘤进行全身控制，手术和放疗则是局部控制。
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chemotherapy,NACT）也叫先期化疗，是指在根治性治疗（手术、放疗等）之前进行的化疗；而辅助化疗（adjuvantchemotherapy）则是指根治性治疗之后的化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NACT作为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广泛用于多种早期和晚期实体肿瘤的治疗。
术前NACT的潜在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可降低局部晚期或晚期肿瘤的期别，使不能手术的肿瘤变成可以手术的肿瘤，并提高RO切除率。
（2）可消除血液中潜在的微转移和隐匿的远处转移病灶。
（3）可缩小手术范围，减少手术侵袭性，增加保留器官的可能性。
（4）可在患者体内评价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病理完全缓解可预测预后和指导后续治疗的指标。
（5）可减少肿瘤复发的病理危险因素，减少患者对辅助放疗或化疗的需求，且术前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较好，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此外，在放疗前的NACT 可能获得更好的化疗反应性，因为放疗会损伤肿瘤血供以及免疫细胞浸润。
鉴于以上种种NACT的潜在优势及其在乳腺癌、胰腺癌等肿瘤中的广泛应用，NACT在妇科肿瘤治疗中显然有用武之地，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用好”它，使其成为临床医师手中〃好用〃的武器。
在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最常用的NACT药物是笆类（顺粕/卡笆）和紫杉醇，主要用于局部晚期和晚期肿瘤的先期治疗、早期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和等待手术时机，如何使患者受益、哪些患者能够受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NACT用于局部晚期和晚期妇科恶性肿瘤在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中，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最为困难，其发病率虽然低于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但晚期肿瘤的治疗负担却高于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且卵巢癌的治疗更依赖化疗，而子宫颈癌则更依赖放疗。
因此，NACT在治疗晚期卵巢癌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研究。
肿瘤治疗的发展与现状过去几十年，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使得许多癌症患者有了更好的生存机会和生活质量。
本文将探讨肿瘤治疗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现状。
1.手术治疗手术是肿瘤治疗的传统方法之一，通过切除肿瘤组织来治疗病患。
随着外科技术的进步和精确性的提高，手术治疗变得更加有效和安全。
新的手术辅助设备，如机器人手术和显微镜，也为医生提供了更好的操作工具。
然而，手术治疗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治愈晚期或转移性肿瘤。
2.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利用高能辐射杀死肿瘤细胞或阻止其生长。
放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手术或化疗联合使用。
随着放射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能够更准确地定位和瞄准肿瘤区域，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同时，新型放射技术如质子放射治疗也逐渐被应用于一些特定类型的肿瘤治疗，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和有效的治疗选择。
3.化学治疗化学治疗通过使用抗癌药物来杀死癌细胞或阻断其生长。
化疗可以根据肿瘤类型和患者个体特征定制，以提高疗效和减少副作用。
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新的药物，并研发了针对肿瘤细胞特异靶向的治疗方法，如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这些新型治疗方法通过精确作用于癌细胞，以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4.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的一大突破。
它通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细胞。
免疫治疗可以分为非特异性和特异性两种方式。
非特异性免疫治疗通过增强整体免疫功能来提高机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如使用白细胞介素和干扰素。
特异性免疫治疗通过培养人工T细胞或利用免疫检点抑制剂来增强免疫系统对癌症细胞的识别和攻击能力。
5.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根据肿瘤细胞的遗传变异或异常信号通路来选择特定的药物进行治疗。
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靶向药物可选择性地攻击癌细胞，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并具有更好的疗效。
许多成功的靶向药物已经在临床上使用，如激酶抑制剂和抗血管生成药物等。
总的来说，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肿瘤患者能够获得更加个体化和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肿瘤新辅助化疗未来发展方向
肿瘤内科学50年来在药物研制中的发展都是集中在细胞毒性攻击性的药物。
虽然继蒽环类（阿霉素、表阿霉素）、铂类（顺铂、卡铂）之后又有很多强有力的化疗药物如泰素、泰索帝、开普拓、草酸铂、健择等问世并在各个不同的癌肿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其性质仍然属于不能分辨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的药物，临床应用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分子靶向治疗（Moleculartargetedtherapy）已经不再是一个新名词。
科学家们在不断探索癌症的分子生物学发病机理时，就意识到如果能够针对癌症的特异性分子变化给予有力的打击，将会大大改善治疗效果，引发抗癌治疗理念的变革。
最近几年，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实践已表明了分子靶向治疗理论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把癌症的治疗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分子靶向治疗之所以受到密切关注，并引起研究者不断探究的兴趣，是因为它以肿瘤细胞的特性改变为作用靶点，在发挥更强的抗肿瘤活性的同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毒副作用。
这种有的放矢的治疗方法为肿瘤治疗指明了新的方向。
根据药物的作用靶点和性质，可将主要分子靶向治疗的药物分为以下几类：
小分子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吉非替尼（Gefitinib，Iressa, 易瑞沙）；埃罗替尼（Erlotinib, Tarceva）；抗EGFR的单抗，如西妥昔单抗（Cetuximab, Erbitux）；抗HER-2的单抗，如赫赛汀（Trastuzumab, Herceptin）；Bcr-Abl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伊马替尼（Imatinib）；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如Bevacizumab（阿瓦斯汀Avastin），恩度；抗CD20的单抗，如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在研RAS抑制剂安卓健（Antroquinonol）；IGFR－1激酶抑制剂，如NVP－AEW541； mTOR 激酶抑制剂，如CCI－779；泛素－蛋白酶体抑制剂，如硼替佐米（Bortezomib，万珂）；其他，如Aurora激酶抑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抑制剂等。
西妥昔单抗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准上市的特异性针对EGFR的IgG1单克隆
抗体，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联合放、化疗，它在EGFR表达阳性的恶性肿瘤中均能发挥出色的抗肿瘤活性，显著增强化疗或放疗的疗效。
而小分子化合物，如Iressa和Tarceva 均无与化、放疗的相加或协同作用。
正因为西妥昔单抗在多项临床研究中的良好疗效，FDA于2004年2月批准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用于EGFR表达阳性、伊立替康治疗失败或耐药的复发或转移性结直肠癌，或单药治疗用于不能耐受化疗者。
此外晚期头颈部鳞癌也是常见的EGFR阳性的恶性肿瘤，西妥昔单抗在其治疗中亦表现出较佳的抗肿瘤作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51：337-345，2004）报道了Cunningham等组织的一项关键性随机对照研究―BOND研究（Bowel Oncology with cetuximab antibody study），在伊立替康治疗失败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比较了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或只用
西妥昔单抗的疗效。
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单药组，两组的疾病控制率（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病情稳定[SD]）分别为55.5%和32.4%（P<0.001），总缓解率分别为22.9%和10.8%，中位至疾病进展时间（TTP）也是联合组更长，分别为4.1个月和1.5个月（P<0.001）。
本项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是西妥昔单抗可能逆转化疗的耐药。
分层研究显示无论以往的化疗方案如何（如是否用过奥沙利铂），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组的缓解率和TTP均显著优于单药组，这提示西妥昔单抗联合伊立替康的治疗可作为伊立替康治疗失败后的首选方案。
单药西妥昔单抗也表现出一定的活性，而且副反应轻微，不失为不能耐受化疗者的选择。
有关在与化疗同用的一线治疗中的作用，2004年10月的ESMO年会上，VanCutsem报道了一项国际性Ⅱ期临床试验，评价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OX-4（奥沙利铂/5-FU/叶酸）的作用和安全性：在42例EGFR阳性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总缓解率为81%，98%的患者病情得到控制，仅有1例发生肿瘤进展；9例（21%）患者还在化疗后接受了手术切除。
加用西妥昔单抗并没有增加FOLFOX-4方案的副作用，研究中3/4度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腹泻26%，痤疮样皮疹21%，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4%。
关于联合放疗，Bonner等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2004年年会上发表了一项比较单纯放疗或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EGFR阳性的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的随机Ⅲ期临床试验，共有424例患者参加。
结果显示，西妥昔单抗联合放疗组的一年和二年局部控制率均优于单纯放疗组，分别是69%比59%和56%比48%。
联合治疗的优势在主要终点指标中位生存期上反映得更明显：54个月比28个月。
多靶点联合阻断的发展方向
人类与严重威胁健康和生命的肿瘤，做着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医生们为了扭转肿瘤的耐药，试图找出一种能抑制P-糖蛋白的调节剂，但无一成功。
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临床前的人造模型都试图针对单一因素来解决多药耐药的问题。
而临床产生耐药的现实模式毫无例外地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阻断一个环节是不可能影响其耐药的发生，因此也难以成功。
我们今天的分子靶向治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除了伊马替尼高度针对引起CML的Bcr-Abl基因改变从而疗效异常显著外，大部分靶向药物的有效率基本都在10%左右。
其原因正是因为大多数实体肿瘤都是多靶点多环节的调控过程。
仅以结肠癌为例，且不说众所周知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EGFR-1）的调控，研究人员还发现很多其它因子，如HER-2受体表达，蛋白酶激活的受体-2，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和相应受体表达，Src非受体酪氨酸激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过表达，转化生长因子-崾芴澹琋AG-1（一种转化生长因子-as（CD95，APO-1）受体（一种诱导细胞凋亡的跨膜细胞表面受体）和A3腺苷受体等[2~6]。
它们不是直接参与肿瘤的生长就是间接影响细胞周期或其它生物过程。
应该认识到，细胞中信号转导机构是一个复合的、多因素交叉对话的蛋白网络系统。
它能通过有效的联络将上游的发起性因子信息转化成下游的效应性结果。
因此，只是看到单一因素的过表达就一定有肿瘤生长的功能性作用，显然是不全面的。
同样，阻断一个受体就能阻断任何信息传导也是不客观的。
靶向治疗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肿瘤的靶向治疗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过去很多不能治疗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如，由于对HER-2表达的深入认识和相应药物赫赛汀（Herceptin）的使用，使约四分之一的顽固乳腺癌病人得到挽救和生命延长。
又如，由于对胃肠间质
肉瘤（GIST）支配性基因C-Kit的认识和相应靶向药物伊马替尼的应用，使这一放化疗高度抗拒的肿瘤获得60%的缓解率和80%的临床受益率。
这些都是肿瘤治疗中划时代的进步。
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不甚了解。
如同样是EGFR阻断剂的单克隆抗体Cetuximab 和小分子化合物Gefitinib和Tarceva在与化疗药物联合使用时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前者在结肠癌和头颈部肿瘤中与化疗药表现出协同作用，甚至能逆转化疗的耐药；而后者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完全不能增加当前最好的化疗药物（如GC和TCb）的疗效，国际上四个大型Ⅲ期随机临床研究均以失望结果而告终。
而同样是小分子化合物的ZD6474与多西紫衫醇联合在二线治疗晚期NSCLC中就具有协同作用。
对于同一种药在治疗同一种病，如Gefinitib（易瑞沙）在非小细胞肺癌的ISEL研究中，对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疗效就完全不同。
对于女性和男性、吸烟与非吸烟者，腺癌和非腺癌的疗效也有所不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自2002年初参加国际慈善供药（EAP）研究项目使用易瑞沙（阿斯利康公司生产）至今已有三年了。
根据我们的EAP研究资料统计，截止到2004年12月的91例晚（IV）期患者随访结果，作为三线和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为26.4%，稳定率为27.5%，加在一起的临床受益率为53.9%。
与我国的临床注册研究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经我们随访12个月的54例病人，中位生存期为11.7个月，1年存活率为48%。
这都是目前国际上少有的效果，中国其他单位的研究也证实了易瑞沙可能对亚洲人有独特的疗效。
此外，对EGFR有突变的NSCLC，无论是Gefinitib 还是Tarceva都有较好的疗效，也表现出与化疗有相加或协同作用。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还需进一步做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