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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退化”观念在《檀香刑》中的深入索解每一次的家族创作，莫言一定都是痛苦的，因为他既对现实不满意，但在寻梦的过程中，最终让他在敬佩自己祖先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
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制度和压迫都像无形的大网，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紧紧地将人物锁在命运的定轨上，生存得麻木而愚昧。
所以，纵读莫言的全部家族小说，他的每一次寻梦无不是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热忱出发，而最终也无不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而离开。
这种以“种的退化”为由头的寻梦，经历了对个体原因、民族风物礼仪的徘徊与探求后，最终落脚在对民族生存环境的考察上，这是认识深化的过程。
一由人性进入历史――“种的退化”质疑《檀香刑》是莫言酝酿了长达五年之久而推出的一部新作。
作品既是一场历史的猫腔大戏，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的大戏，这部作品“原生态地显示了庙堂、民间和看客的生命形态”，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创写是“批判与赞美”并行的，究其原因是莫言进入历史的态度：同情式地审视历史。
所以我们看到犯了强奸罪的余大牙即余占鳌的叔叔，在被处斩前表现的顺从和勇敢，有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气概。
他们身上既有着源自原始的野性，又有着人类进步过程中自律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鲜明地体现在余大牙身上。
这种笔法也体现在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人的身上。
后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所以为人的真诚、可贵的一面，他们绝非生活中那一类势利、猥琐、龌龊或十恶不赦的小人，而是有着天然的缺点和后天的优点的普通人。
他们正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阴暗与光辉。
在《檀香刑》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曾经描写过的吃人和嗜血的主题全新意义的展开，这是一种极致境地中人性的异化，这种尖锐的表达是对人性的一种探索，更是作家思考民族、国家的大环境与个体生存之关系的重要视角。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兽性与残忍被披露得狰狞可怕，同时人的高贵与尊严也在这种境遇中完美地书写了自己。
但无论是刑法当中的施行者，还是受刑者，毫无疑问都是特定社会制度、社会背景下的牺牲品，尽管施行者对受刑者甚至怀着敬畏的心情，但在一种高压的政治环境里，面临着死亡与顺从的二难选择，这些施行者身上同样传达出一种无奈的悲哀。
【人文素养】莫言《枯河》赏析2018-01-10“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
这时太阳刚刚落下来，地平线下还残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
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
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鹅鸭全是哑巴。
月亮升着，太阳落着，星光熄灭着的时候，一个孩子从一扇半掩的柴门中钻出来，一钻出柴门，他立刻化成一个幽灵般的灰影子，轻轻地漂浮起来。
他沿着村后的河堤舒缓地漂动着，河堤下枯萎的衰草和焦黄的杨柳落叶喘息般地响着。
他走得很慢，在枯草折腰枯叶破裂的细微声响中，一跳一跳地上了河堤。
在河堤上，他蹲下来，笼罩着他的阴影比他的形体大得多。
直到明天早晨他像只青蛙一样蜷伏在河底的红薯蔓中长眠不醒时，村里的人们围成团看着他，多数人不知道他的岁数，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
而那时，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无法准确地回答乡亲们提出的关于孩子的问题。
他是个黑黑瘦瘦，嘴巴很大，鼻梁短促，目光弹性丰富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生病的男孩子。
他攀树的技能高超。
明天早晨，他要用屁股迎着初升的太阳，脸深深地埋在乌黑的瓜秧里。
一群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屁股。
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百姓们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
……他看到自己踏着冰冷的霜花，在河水中走来又走去，一群群的鳗鱼像粉条一样在水中滑来滑去。
他用力挤开鳗鱼，落在一间黑釉亮堂堂的房子里。
小北风从鼠洞里、烟筒里、墙缝里不客气地刮进来。
他愤怒地看着这个金色的世界，寒冬里的阳光透过窗纸射进来，照耀着炕上的一堆细沙土。
他湿漉漉地落在沙土上，身上滚满了细沙。
他努力哭着，为了人世的寒冷。
父亲说：“嚎，嚎，一生下来就穷嚎！”听了父亲的话，他更感到彻骨的寒冷，身体像吐丝的蚕一样，越缩越小，布满了皱纹。
……昨天下午那个时刻，他发着抖倚在自家的土墙上，看着父亲一步步走上来。
《红高粱》中“种的退化”“红高粱精神”：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
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
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
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
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
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种的退化”：《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是作家寄托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内心你情感。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莫言关于对象的“纯种”有着固执的爱。
在《红高粱》中他对纯种的红高粱以及象征着“人”的纯种的呼唤更为急切。
他甚至不惜直接向历史和未来发言：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在这里，莫言所谓的“种的退化”就是人的异化，对未异化的自立自强的人的赞歌，可视作《红高粱》系列的总主题。
为了完成这一主题，莫言将家乡的典籍和非典籍的文化积淀作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后，用奇想构造了红高粱世界中的严酷的生存状态。
收稿日期：2011－11－17基金项目：海南省社科规划项目“1990年代小说中的性爱思潮研究”（HNSK09－62）；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文化寻根与两岸三地文学研究”（11BS201）作者简介：田文兵（1975－），男，湖北仙桃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①莫言：《我的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个人情感与民族叙事的融合———论莫言《丰乳肥臀》中情爱书写的文化隐喻田文兵（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21）摘要：《丰乳肥臀》中的情爱书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延续了莫言一贯坚守的彰显生命强力的理念，也以奇特的性爱描写隐喻中西混血文化软弱的特质。
莫言深入反思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不良后果，在性爱书写所隐喻的传统文化精神中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
关键词：《丰乳肥臀》；性爱书写；文化内涵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2－0115－05《丰乳肥臀》在1995年出版后，在社会和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莫言“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①但单从小说题目所传达出来的强烈的性意识，就让人们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
于是评论界出现了对这部小说截然不同的评价，有因历史叙事盛赞其为史诗者，也有认为其格调低下进行激烈批判者，甚至还有认为作品思想反动向上告状者。
本文在此无意于对此作出孰是孰非的评判，更无意于对这部作品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理性探究隐喻其中的丰富内涵，触摸作者在《丰乳肥臀》中彰显出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彰显生命主题的延续《丰乳肥臀》引起争议的结果是莫言迫于种种压力，主动写信给出版社要求禁印销毁，但他却非常看重这部作品，曾多次表示它在其创作生涯中有着的重要意义：“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
莫言的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人们在评论他时也往往更关注其作品的艺术形式。
然而在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之后，会发现其深处还隐含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就是他的写作所具有着的鲜明独特的民间特征。
不论艺术形式怎样多姿，如何创新，莫言始终对民间文化作出关注，他在故乡的土壤上不懈地挖掘，带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使得笔下的乡土小说表现出了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关怀。
关键词莫言民间文化传承与转化一、民间文化对作家的滋养一个地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它的民风民俗，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各个方面都有着它的体现。
莫言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高密东北乡的民风民俗自然成为他创作的重要色彩，他往往在作品中赋予这些生活经历以新的生命。
作家自己也说：“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
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很显然，。
家乡的民风民俗强烈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莫言1955 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直到二十多岁才离开故乡。
相信他已深切的感受了农村生活，而生活给与他的黑暗与苦难，换个角度说，则是对他文学创作的一种恩赐。
莫言成长在家乡的黑土地上“那片黑土地对庄稼刑》“猫腔”里的也与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猫腔”乃是一种地方小戏种，热情奔放、放任不羁是它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可以说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们把精神集于了此处。
主人公孙丙以“猫腔”这种比较张扬的方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生活中、在面对苦难时，他就用“猫腔”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二者合二为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猫腔”“之于孙丙实际上就是民风民俗之于普通大众。
总之，民风民俗、民间文化与作者之间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民间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滋养着作家，而且也反过来不断赋予自身以新的内容。
莫言就是高密东北乡民风民俗的纪录人，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化相融合反而会出现崭新的灿烂。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民间文化这样的滋养，才使得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有别于沈从文的湘西、也有别于鲁迅批判小说中的的种子来说是贫瘠的，对感情的种子来说是肥沃的。
从小说《牛》看莫言的历史视角从小说《牛》看莫言的历史视角-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一.引言中篇小说《牛》中，莫言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或借人物之口质疑新社会较之旧社会是否具有优越性，或描述从村到公社的领导阶级的丑陋，或通过反讽嘲弄官僚阶层夸大历史功绩。
小说《牛》所描述的世界不并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意义。
莫言从自我的经验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革时期的历史图景，带有他个人鲜明的主观倾向。
他在瑞典的演讲中曾说：“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莫言从个人出发的历史叙述，没有宏大概括的叙事，深切地表现了人在文革时期的真实状态。
也是因为此，莫言的小说给人以历史真实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曾对莫言的创作作出“高度评价”，但莫言对于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新历史主义是不认同的。
然而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
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行一种综合性解读，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纵观莫言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将人物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人物们的生活与政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
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不仅是人物们的生命遭际，还有政治对于人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下将从人的生活、政治状况、牛的形象解析三方面剖析莫言表现历史观的历史视角。
二.人的生活与正统的红色小说一味鼓吹新社会的优越性不同，莫言的小说总是将历史的阴暗丑陋面撕开，用事实说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情况下，历史的巨变期、转型期也就是动荡期，充满希望却充斥着灾难和痛苦。
新旧制度、新旧阶级和新旧观念有着异常尖锐的冲突。
历史进步的快速性、自觉性和片面性、幼稚型、野蛮性及破坏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长江丛刊》2019.089《红高粱》中“种”的退化与民族生命力的复归■董 玲 薛玫妍/江南大学摘 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一首野性的生命之歌，小说以一泻千里的气势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富有野性的物种和人的精魂。
在把笔触伸向历史的过程中，莫言看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人种的退化问题。
面对“种”的退化，莫言在小说中寄予了对于民族生命力复归的渴望。
关键词：《红高粱》 物种退化 民族生命力《红高粱》中对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的叙述混杂而有序，作家机智巧妙地虚化和布局，对先辈们所生活的世界进行了描摹，对自然界物种、自然哺育的人类和健拔高迈的精神进行了层层深入和细化书写。
一、野性的物种和强悍的人种《红高粱》中对野性的“种”的书写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对东北乡自然生物浓墨重彩的渲染，是写“物种之野”。
在众多的景物描写和环境营造中，高粱无疑是莫言倾注最多的笔墨极力状写的。
那一片茂腾腾的高粱是一片野高粱，无人播种无人看管，却野蛮吸收着天地日月之精华深深扎根于广袤的黑土地上，以高昂的生命姿态繁衍着，这是野性的源泉和力量。
莫言饱含着激情用移情的手法写着高粱的故事，也是在挖掘高密东北乡沃土的精魂。
第二类型是对高密东北乡刚烈人物的集中塑造，是写“人种之刚”。
莫言笔下的人物多是粗俗朴实得像红高粱一样的农民或土匪，我的爷爷土匪头子余占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他原本是东北乡打棺抬轿的佼佼者，有着强健的体魄和壮实的身材，在抬着奶奶的花轿时令奶奶春心萌动、神魂颠倒；遭遇土匪拦截时，他挺身而出救了奶奶和一群抬轿人；奶奶厌恶所嫁的单廷秀这个麻风病人，爷爷就像清除垃圾一样杀了单家父子，进而又与奶奶野合、姘居；后来爷爷落草为寇，面对亲叔叔余大牙强奸民女，他大义灭亲，但在余大牙死后仍不忘为他披麻戴孝，逢年过节祭扫坟墓。
从余占鳌全部性格里升腾起来的，是一股背离世俗的阳刚之气。
由貌及神、由表及里、从外在形体到内在性格，余占鳌这一形象都是莫言精心刻画的，是最具特色的草莽英雄形象。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①；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②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的“最佳例子”，“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③。
在詹姆森看来，小说是民族历史的隐喻，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是深刻的，因此他把鲁迅小说作为“民族寓言”的标本。
“种的退化”是莫言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分析这个主题能更深刻体会莫言小说的内涵，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在一定意义上，莫言“种的退化”观念也是民族历史的隐喻。
一、“种的退化”的历史内涵邓晓芒认为莫言的历史观有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批判④；张清华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⑤；毕光明认为莫言的创作“在强烈的个性中寓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⑥。
虽然人们研究了莫言小说的历史内涵，但是正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最后几段是“难破译的密码”一样⑦，莫言的“种的退化”观念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红高粱家族》的开头与结尾是理解“种的退化”的关键，先看结尾：“我痛恨杂种高粱。
……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世界里去。
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努力找到它。
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
”⑧莫言强调“纯种红高粱”是“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显然莫言把“杂种高梁”和“纯种红高粱”当作民族历史的隐喻，但是这样的“纯种红高粱”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早已成为“家族的亡灵”了。
再看开头：“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⑨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根本无法与“家族的亡灵”相比肩，“种的退化”似乎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丰富、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
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108是必然在达到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刻矛盾。
人类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些优良的素质。
”⑩在莫言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种的退化”过程；这是一个悖论。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揭示了原始人思维的基本特征 ，他明确反对人类思维永远是和处处是同一类型的观点，批判了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以机械的进化论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民族世界”的概念，他进而分析了各“民族本性”，在维柯看来，“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 。
维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族本性”的退化，却揭示了民族本性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反思华夏民族从唐朝开始衰弱的历史，就不难理解维柯的观点了。
“种的退化”是一个人类学命题，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种的退化”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或存在过。
梁启超在《论尚武》中认为中国人尽失强悍之本性并且还传染给了入主中原的蛮族，这成为近代国人柔弱的原因，他认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是国人患病之根源，解救中国人孱弱的药方就是“养尚武之精神”，他提出应培养国人的“心力”、“胆力”、“体力” 。
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批判国民性格退化了“兽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堕落到只剩下“驯顺”和“家畜性” 。
费正清分析了中国历史的强弱变化，他认为宋、明两朝丧失了正统华夏民族的开创精神，他说：“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 这的确是一个另人困惑的问题。
宋明两朝与汉唐“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华夏民族的整体性格前后有着天渊之别。
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指出：“宋代以后，全民族的开拓活动明显减缓；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优越；习俗趋向于稳定化、定型化。
这种物质生产环境的相对优越也逐渐减弱了民族的冒险趣味和进取开拓精神” 。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不肖子孙丧失了我们祖先的某些优良品质，民族本性在某些方面退化了。
如果以进化论和线性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确实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此莫言“种的退化”观念是基于历史辩证法得出的结论。
二、“种的退化”的文学表达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对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作了比较，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从历史事件出发来发掘其形式和意义，而小说家从试图表达的价值理念出发可以选择或者创造事件 。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文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切分的产物，“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statements）” ；他强调了历史观（价值理念）对历史叙事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是同他对文学叙事中历史观（价值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两种话语之间事实上共性多于差异”，其区别在于基本指涉物的不同。
莫言也强调了文学叙事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
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
”《红高粱家族》对“种的退化”的表现更多是理论化，《食草家族》则是以形象化的方109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
不过，《食草家族》同莫言的另一部小说《酒国》的命运如出一辙：它们几乎完全被评论家们所忽视。
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莫言在叙事艺术上表现最好的，它们完全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类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阅读《酒国》就似进入了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叙述的迷宫 ；阅读《食草家族》就似进入了卡夫卡的《城堡》：人类的困境。
《食草家族》叙述的同样是家族故事，小说第六梦《马驹横穿沼泽》叙述了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小男孩和小马驹，小男孩和小马驹幻化的草香在高密东北乡的洼地里生儿育女，开创了食草家族的历史，小说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了食草家族的命运：“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这几句近似谶语的话也是“难以破解的密码”，却是整部小说的关键点，它揭示了食草家族由于近亲繁殖所引起的“种的退化”的必然命运。
小说的前五梦叙述的是食草家族的子孙们的淫逸和仇杀的荒唐生活，在第一梦《红蝗》中，我们可以看到“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麀、兄弟阋墙、妇姑勃谿”，四老爷与九老爷同时迷恋小媳妇以至兄弟反目，上演了一幕幕“兄弟们吃饭时都用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紧紧攥着上着顶门火的手枪”的荒唐景象，四老爷与九老爷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活着的人也是如此，“我”如同行尸走肉，满脑子的私心邪念；教授与女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情求欢；黑衣女人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离奇自杀。
这是一个淫逸的世界，理智在这里找不到位置，人类跳进欲望（尤其是性欲）的红色沼泽，抛弃了道德劝诫，废弃了酷刑峻法。
维柯认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后只剩下淫逸，莫言在《红蝗》中替维柯作了形象的说明；在莫言看来，“淫逸”可能就是“种的退化”的最终结果。
除了淫逸，还有仇杀；《复仇记》和《二姑随后就到》叙述的是家族内部的复仇故事，大毛和二毛因母亲被强奸、父亲被枪毙而残酷复仇，天和地因母亲被家族抛弃而疯狂屠杀；这是一个仇恨的世界，人性失去了位置，血缘亲情阻止不了血海泛滥。
小说第二梦《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与其说是赌博不如说是性爱游戏。
在第三梦《生蹼的祖先们》中皮团长成为拯救家族的希望，他以铁腕手段阉割生蹼者、火烧淫逸者，但最终也挽救不了家族的命运，侵略者造就了家族的恶梦。
《食草家族》就这样演绎了一段家族的血泪史，家族成员深陷淫逸与仇杀而无法自拔。
《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表现了“种的退化”观念，但叙事重点完全不同：前者是隐性的，它以祖辈生命力的昂扬反衬后辈的孱弱；后者却以显性的方式直接表现后辈们完全失去了食草家族原始祖先的美丽与神奇，把后辈们的淫逸与仇杀作为叙述重点，强调后辈们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阉割。
然而，《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都显示了一种倾向，也可以说是表达了莫言的一个愿望：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以求得家族（民族）现代困境的解脱。
《生死疲劳》表现了莫言思考“种的退化”的一贯性，小说叙述了西门闹六世轮回的生命过程，在他作为驴、牛、猪、狗、猴存在的过程中，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与投胎重新做人时的大头千岁命悬一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
”一方面，动物显示的这种昂扬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野精神”，与民族生命力的110衰退和现代人精神的萎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维”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驯化的思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野性的思维”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仍然保存着并且在继续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死疲劳》对于《野性的思维》是一个反讽：人类已经完全退化了野性的精神，甚至连最基本的欲望（性欲）都被“历史场”消耗殆尽（从洪泰岳对西门白氏的态度可窥一斑。
洪泰岳屈服于阶级的负担，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欲望）。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野精神”与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呼唤的“红高粱”精神是一致的，莫言对这种“野精神”也是极度崇拜，正如对猪王十六的一段礼赞：“我就是生命力，是热情，是自由，是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命奇观”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源于莫言的思想矛盾：对杂交繁殖的失望和近亲繁殖的绝望。
如《丰乳肥臀》中的杂种形象：上官金童，表现了莫言对杂种的失望。
上官金童是上官鲁氏与瑞典传教士马洛亚所生，他是“中西杂交”的产物，但是“马洛亚下的龙种，收获的竟是一只跳蚤” 。
上官金童也体现了莫言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上官金童对母乳的依恋，可以说是隐喻着国人对柔性文化的依赖。
